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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8日星期一

邵燕祥:肃反时期的爱情

邵燕祥与夫人谢文秀
作者:邵燕祥
来源:读与评

办公室里的恋爱

她叫谢文秀。一九五三年她十九岁,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前毕业,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张家口集训一段,等中央台机构调整有了眉目,才来北京,时间已是秋冬之际。

那时候我将去煤都抚顺驻点采访,行前正办交接,在团支部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从谢文秀手里接收她的组织关系。只看了她一眼,就记住了她矜持的眼神,脸色显得苍白,一件瘦瘦的毛蓝布外衣,罩着溜肩膀,很纤弱的样子,她把介绍信给我,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转身就走了。许多年后,谈起第一印象为什么这样深,我说,从我上大学,进机关,几年间,女同学女同事,你是第一个比我小的!小一岁也是小嘛。知道她分到工业组当编辑,我每想,不知哪篇稿子会落到她手中,她又会怎么看,有几次试探地打听工业组的分工,好像我的稿子她都没经手。事后自然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在工业建设的现场跑了一年多以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也被分配到工业组,听到这个任命,怦然心动了一下。沉闷的机关生活,单调的发稿业务,加上每周两个半天的枯燥的学习,真不如在外面采访活动远甚。但在这个陌生的办公室全新的环境里,左边不到两米远处,就是她的办公桌,而我管不住我的第六感觉,暗里关注着她的一蹙眉,一微笑,一插话。她的话很少,开会的时候话更少,只有她见到了原先的女同学,像黄亚男什么的,话才多起来,讲的是上海话。我很失落,进不了她的沪语文化圈。现在人说磨合,来形容人际关系,未免太"工业化"了。人之相知,更不用说年轻人,在敏感的年龄,人人都"心有灵犀",再说,我虽不是个惯会献殷勤的人,但私心藏着一句"甘隶妆台伺眼波"(清人龚自珍句)的境界,如果没有组长、组员这个无形的屏障,感情的表达也许会自由得多,通畅得多,可是若不是有幸置身一个组里,能这么朝夕相处么。

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时我们机关的集体宿舍一般只给每人一张床,没有桌椅,更没有放书架的地方。晚上下了班,有家的回家了,办公室清静得很。我已经弄不清是因为她差不多每晚都在办公室度过,我也愿意留下来,不再满街游荡,还是因为我要在办公室读读写写,她也有意无意总是留在她那离我一两米的办公桌前台灯下,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看小说。总之我们很默契,在往往是一支又一支《小夜曲》声中,谁也不说什么,沉默中传递着温馨的消息:我们各自都还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寂寞,共度这寸金的时光!

天天在一起,还需要约会吗?第一次,是在五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怯怯地向她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去看苏联美术展览去吧?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这个可贵的机缘,我永远感激那次美展上展出名画的列宾、希施金、列维丹们,哪怕还有后来的格拉西莫夫!

然后,我们在星期天,也常常是相守在一起了。隔壁的农业组、财经组,以至整个楼层,只有我们这一间热热闹闹,黄亚男,好像还有彭紫荪,都来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天之不足,我们唱过去的歌,我从她们那儿学会了不知谁作曲的李白《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

也就在那个夏天,我写过几首关于黄河的诗,有一首呼唤"拚命地歌唱,拚命地爱!"诗评家如果知人论世,当不会把它归入"假大空"的系列中去。尽管在诗里的规定情景,"拚命地"唱的是豪迈的壮歌,而不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我到工业组,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我和文秀在工作关系之外,只是心底萌生了交朋友的隐秘意愿,远远没有更深的倾诉和表白,但已经被人们视为正在恋爱了。我知道,私下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怕人说的,我听过人们议论某些人的家事和"私情",听着都觉得不堪;还幸亏我们的感情由浅入深,一直到结婚,建立家庭,合乎人们的道德预期。如果有一对男女青年,经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之后,在爱情和婚姻上各自做出另外的选择,那将承担的议论就会更沉重。

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异性间是没有友情可言的,男女的接触总是指向所谓"男女关系"。人们的窥视欲因而格外发育,加上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在街头巷尾,难免张家长李家短;在一向以"反对自由主义"(例如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相标榜的机关团体,并不例外,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以至工间操这点空隙,也要用小市民式的飞短流长来填充。何况还有毛泽东的话垫底: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呢。

我的肃反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却是从肃反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的重大关口切入的。

一九五零年代初已经有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发的是机关团体内部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我所在的广播局大约从这年七月份开始按照上级布置开展运动。我们第三支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这样的小组全国各地各级机关团体都成立了,受命于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上一竿子插到底,政治上雷厉风行,层层抓"反动小集团"的高潮一下子全面铺开,遍地开花。

在人民日报紧接着刊发三次加了"按语"的"材料",把胡风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从宗派情绪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之际,正热中于写政治诗的我,受到"为政治服务"的激情怂恿,急匆匆写了《就在同一个时间》,用形象的描写把已经落难的胡风和他的友人狠狠地"妖魔化",用他们的"鬼蜮"行径来证明肃反的必要性,呼唤人们在各个角落搜索暗中活动的"反动小集团"!此诗6月10日写成,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在第三版上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肃反的长文作补白。很长一个时期,我为当时刊落了一句诗而遗憾,却根本没有反省它在这个自然也是"扩大化"了的运动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到重工业部去旁听例会,在院子里就看到动员肃反的黑板报上全文转抄了我这首已不仅是"帮闲"的"诗"。这样为政治运动呐喊助威、剑拔弩张的东西,对于当时的绝非暗藏的反革命但列为肃反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如会场上的口号一样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吧。

我们的五人小组,由广播局党组成员、主管编委顾文华牵头,参加者是工农财三个业务组的组长或副组长(我,苑子熙,刘彬),加上支部书记何光。

有了领导机构,就要在管辖范围里排队,谁有可能是暗藏的什么什么呢?当然要找在"旧社会"里有复杂经历的人。一下就选定了农业组里的张耀康和胡曙。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张是浙江人,抗日战争后期进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经济系,毕业时已临近国民党垮台,在家乡附近做过一段江山县税务稽征处长,一九四九年后上了上海老报人顾执中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结业后分配来电台。胡曙为福建人,著名侨商、"虎牌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同乡,少年十二三岁时参加过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多时因局势恶化,由党决定切断组织联系,后来他辗转赴沪在胡文虎系的店里,从学徒而职员,解放后胡家撤离大陆,他上学读书,也是一九五三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电台来。

按照过去审干的标准,干部历史有"清白"与"清楚"之分。清白,就是没有政治历史"污点";清楚则是虽有或大或小的政治历史问题以至"污点",但交代清楚了。张耀康上过国民党政校,跟上共产党党校当然不同,不过他在参加工作和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时已经交代清楚,当时也经查证,做了"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胡曙当然不同于"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那么简单,但如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总不能凭空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问题。可是运动来了,在运动初期,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总比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为先,五人小组里大家心照不宣,既然他们历史复杂些,那就再过滤一下吧;何况这次运动是要抓"暗藏",能够"暗藏"至今的,总有更多障眼法,不那么一眼看得出来吧。

我自知年轻,缺乏阅历,但凭我的直觉,这两个人尽管与年轻人在待人接物上有所不同,如张总是谦恭多礼,胡则显得城府较深,但这能成为怀疑的依据吗?这话我没说出来。许多年后,听说康生自诩从一个人的眼神就能发现他(或她)是特务,我如轻信自己的直觉,就判断其并非好人,这思想方法不是一个道道吗?不管怎样,大家都怕被反映为右倾,即使走过场,也得走了再说。顾文华有足够的政治生活包括审干、被审干的经验,他不说过头话,按部就班,上传下达,其实心里有底——这从他后来一到运动就称病回避,尽可能不参与整人,可见一斑。这次他没有退避三舍,但在他掌握下,第三支部对张、胡二人的审查,虽也开了几次会,由同事们纷纷提问,有时虚张声势地喝唬几声,却一直没有升温到非把他们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可的程度。

恋人受到揭发被审查

运动进行中,机关党委接到了外单位转来对谢文秀的揭发材料。是她分到新华社的同学的交代,那同学在运动初期遭遇审查,可能是说了点什么,由此"顺藤摸瓜"(这是政治运动中借鉴侦察刑事案件的做法,一句耳熟能详的经验),力求"扩大战果",于是追查到来京一年多的时间里,曾经跟哪些同学联系过,见过面,几个人喝过一次咖啡之类,年轻人哪经过这种阵仗,可不是一五一十地写成流水账。接着,就是每一次都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听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在场的还有什么人,一笔一笔,都得搜索枯肠,不厌其详地交代出来。

这里面涉及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还是在校期间,因为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其实长辈都已经过世,在家乡土改工作队的勒令下,他不得不代表他的地主家庭回乡挨斗,他多少说起过这件事,这自然是个攻坚的缺口;他本人在运动中遇到什么,是另一回事,而凡与他哪怕只有一面之雅的人,也得缕述有关的经过,检讨自己有没有"丧失立场"的思想反应,等等。

我作为五人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材料,也看了谢文秀奉命写的材料。对照起来,若合符契,可证都是实话实说。而她对所谓反动言论只是听人说说罢了,并没有特别在意,这跟她一直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情况,参照看来也是一致的。同时,支部还对谢文秀一两年来接触过的其它人(主要是来京后有过些往来的老同学包括中学时的同学,以及在张家口一起集训的新同事)进行了走访或书面调查,没有发现其它问题。

尚未到运动后期,五人小组也无权宣布对谢的审查结束。但至少在我,认为这一页已经掀过去了。谢文秀当然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就是那个替已故家长在土改中挨斗的人,光是向别人说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也不能算是反革命活动吧。这几个同学校友,更谈不上是什么小集团。我当时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在常识以下,没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不过,专业的党务工作者未必这样看。他们理所当然是一批党性最强的人,能够时时处处坚持党的原则。

党委副书记顾湘是一位"老延安",老大姐,四十多岁若在在今天还算"中青年",而在当时革命队伍的年龄构成中,"三八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论革命资历仅次于"红军干部"、"长征干部",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形势下由解放区农村"进城干部"的中坚力量,自然而然也赢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尊敬。

我从1949年一到电台,就认识顾湘了,她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老同志之一,我入党时得到过她衷心的祝贺。那时候电台人少,没有谁不认识谁。顾湘显然在解放区做过群众工作(政治术语叫群运,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例如青救会、妇救会等必须深入到陌生的群众中去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年轻人眼中,自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她也的确关心我们,愿意接近我们——并无功利目的,也不是着眼于"做"我们的"工作"。

在南河沿宿舍住邻居的时候,夏夜纳凉,她深情地向我们述说在太行的生活,还哼唱当地的民歌;她的丈夫张晋德,一九四零年代参与过秧歌剧——新歌剧《赤叶河》的作曲,五十年代初是中央台的文艺科长,热爱音乐,亲自到新疆采录老歌手演唱的《十二木卡姆》……我听高而公含糊地说起过,在解放区某次运动里,由于顾湘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被捆到树上暴打,我虽不懂事,但也知道,像这样的伤心事,是不能去触人家伤疤的,因此也从来没问过。至于是哪次运动,起初我猜想可能是"三查三整",后来想,当时她们已在太行山下漳河边上磁县地界的电台,原班人马一九四九年一起进城,至今都在台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发现顾湘跟谁有什么过结儿,看样子不像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而是更久以前,也许是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吧,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往事了……

话扯远了。我只是说,在平时,顾湘从来没向我摆过"原则面孔"。而在肃反高潮中的某一天,在昏暗的走廊里碰上,她忽然回身叫住我:"小谢正受审查,你可不能跟审查对象谈恋爱哦!"这个提醒来得突然,我一时语塞,顾湘就走过去了。

顾湘身受过被审查时的捆打,她是饱经政治风浪的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我在这样的运动中"犯错误";而她在局党委的工作岗位上,必定听到了关于我"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的举报——某个人或某些人甚或某级组织的"情况反映","民不举,官不究",既然有了举报,就不能装聋作哑,而要有所表态。积半个世纪的政治经验,于今回想起来,顾湘这几句话,是"打招呼",但未必是组织决定要她出面作此警告,若是那样,她满可以正经叫我到党委办公室,郑重其事谈一次话,不会是偶然路遇的规劝了。

但我当时少年气盛,不以为然,心想恋爱是我个人的事,我对谢文秀的了解,使我相信她不会干"反革命"活动,更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觉得顾湘的话是多馀的,我才不怕呢,"我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反正由于我们支部肃反主持者顾文华的清醒和稳健,对谢文秀的所谓审查适可而止,随之我的"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一说也就不了了之。但在五十年沧桑过后,我深感误解了顾湘的苦心。

她在党委,谁的档案不能看,她固然知道我从小"跟着共产党走",可以信任,就说谢文秀,也从未隐瞒家庭出身,她父亲纵然是银行经理襄理一流,却从不参与政治活动,更没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也顺利过关;无论按照当时或今天的逻辑,谢文秀都不具备从事"暗藏的反革命活动"的作案动机——这是今天我们用办案的法律用语来追述旧事,以顾湘的水平,当时无疑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她大概相信事情会像延安整风审干那样,经过审查啦,甄别啦,一切会水落石出,而她希望像我这样一路顺风的年轻人,能一避运动的锋芒,检点言行,免得横生枝节,吃眼前亏。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到专家楼宿舍去看望"文革"期间再次饱受批斗以至皮肉之苦的顾湘(她在北京广播学院任党委书记,"文革"中一般是学校比机关冲击得凶),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这么好的一个人已经不在,愿她安息。

第三支部的肃反过关了

第三支部的肃反运动是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谢文秀固然没问题,张耀康、胡曙也都悄然解脱。在整个广播局好像也没有抓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记得听说对外部有一位从日本归来不久的刘姓侨胞被抓,但过几个月也放回来了)。机关肃反在形成高潮后不久,就赶上下达了政策界限,习惯上叫"杠杠",规定得清清楚楚;例如曾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任职的,只有省市县的政府、党部这个垂直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直到"反动党团"即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区队负责人(大体相当于共产党、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其它在旧机关中任职人员,如未查出当时的政治性恶行,又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则只属于政治历史问题(自然还有严重与一般之别),跟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后的定性标准差不多。但几乎是重又把历史问题翻腾一遍,在我们支部,似未大伤感情,在其它单位(更不用说在政策水平较低的基层)就难说了。

一些"肃反对象"芥蒂于怀,两年后在号召"大鸣大放"时一吐积郁,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划了右派。在现代法治社会,"一罪不二罚"。但在那时,一旦有所谓前科,那么一来什么运动,都要把历史冷饭热炒一过。天津极年轻的诗人侯红鹅(后在唐山林西矿劳改,便更名林希,八十年代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受到冲击,因为他与诗人阿垅(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九六七年瘐死狱中)有一些文学交往,被反胡风的"按语"点到,自然在劫难逃,而到了后来反右时,又加扣一顶右派帽子,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划右派的依据,就有一条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大讲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那里有正式公布的挖出多少暗藏反革命的数字,我记不清了;同时还有一个数字,是说在"肃反对象"中还有多少人,最后查明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查清了他们的历史问题,使他们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云云,这自然也是运动的成绩了。后来打成右派的,多半是这一部分本应对党感恩戴德,却忘恩负义,居然对党心怀不满,反咬一口的人。其后若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成为"老运动员"的,不是罪有应得吗?

我们的肃反正值一九五三年春斯大林死后两年间,苏联正在努力平反过去肃反中造成的冤案。我们在电台内也能感受到这方面的潮汛。

因苏联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处决了她任《莫斯科新闻》主编的俄籍丈夫;受此案牵连,一九四九年初,在尚未进城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组工作的美国同志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也被中共中央派师哲诱捕,关起来了。一九五五年,李敦白重新出现在西长安街3号电台院内,他原先的中国妻子,一位英语播音员,不久前刚刚改嫁。温文尔雅,戴一副金边眼镜,操一口四声分明、相当纯熟的汉语的李敦白,仍然回到英语组当定稿人;其后,他跟局总编室秘书、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姑娘、中共党员王玉琳结婚了。

其后不久,俄语组来了一位从苏联释放回归的苏子元。与习见的关东大汉不同,这位曾经在三十年代活跃于黑龙江边境林海雪原的老同志,显得瘦小,并无军人的威武之姿,但他当时却是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参加抗日联军的成员,并为远东的苏联红军情报机关工作,一心只是为了抗日,同时完成中共、苏共两党布置的任务。后因寡不敌众,他那支抗日联军避入苏联境内,谁知都被捕缴械,沦为肃反对象,有的劳改,有的流放。十多年后,赫鲁晓夫当政,平反冤案,他才得被遣返中国。他来到俄语组,也是做定稿工作。

在这两位共产党人饱经沧桑的眼中,中国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该是似曾相识吧。他们两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运动,直到十年后的"文革",才又卷入中国的"是非"。

作者附笔:

马尔克斯曾写有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然则这篇纪实文字,写的就是"肃反时期的爱情"了。一晃整整六十年过去,我和谢文秀两人之间的遇合,放到大历史背景下来看,不过是人海一浮沤;而我们与周围人众之间,则深感如鲁迅之曾慨叹,"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当年跟文秀初次约会,同去苏联展览馆看苏联画展,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上旬的某个星期天;而过不几天的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惊动全国的毛泽东命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量级"按语"。五月中旬则开始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抓捕,开启了当代大规模文字狱的历史。并进而发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后来每见在胡风案件中受难的诗友,总会心怀惶愧地想起,当他们身陷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时,我不但曾经落井下石,而且正初尝恋爱的滋味(尽管由于插入了肃反一杠子,甜味也夹杂了苦味)。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我沦为新一轮运动的打击对象,这时才仿佛看到了自身遭到的报应:这回轮到我了。……这也许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好走极端的社会中,人人或都有分的人生况味吧。

——微信 华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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