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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2日星期二

綦彦臣:共识与评估弹性的关系

耘余闲墨(9)


共识基于评估,评估越准确,共识的范围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人类任何一个微小的知识进步都是评估的结果,也可以说,没有评估就没有人类文明。共识与评估的关系如此并未能阻止评估出现问题(明显局限与巨大谬误等)。有过一段时间,大约是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的两三年,「北京共识」几乎是全球政治学界的流行概念。正像现在受到广泛质疑的「金砖国家」概念一样,它是由著名投行高盛公司的人士提出的。提出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是高盛的资深顾问,时在二〇〇四年五月八日,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Beijing Consensus」文章。那时,他兼职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共识」这个概念未产生持续影响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与「中国模式」相重叠,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反对物「华盛顿共识」并未像它期望的那样大败。还有,无论「中国模式」还是「北京共识」,都被北京(及全中国的)严重雾霾给否定了。至今,「北京共识」已经是人类知识史上最严重的评估失误行为之一。它的对应物「华盛顿共识」虽未取得无可比拟的殊荣,但作为对里根经济学的扩充还是有持续影响力的。现在调门很高的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也是参照里根经济学的,尽管前者说既参照亦超越后者。现实中的评估失误会带来很多灾难性的后果以致使事后的共识无法达成。比如说,职称(衔级)评定是准确的评估行为,但其行为态度不严肃,当中职业道德缺失是普遍化的,所以,大学教授不受社会广泛尊重,而将军实则酒囊饭袋。再比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量不达预期的四分之一,且是施工在先、评估在后,它不仅陷入争议,而且预期将会对中国水生态产生灾难性后果。这两个例子,一个较为隐性(大学教授名头与将军衔阶仍还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可),一个较为显性(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等人长期不懈揭露南水北调工程弊端,可参见《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第十二期王文《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失败:一年调水量只达标百分之二十三》),但两者与「北京共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是中国整体暨广义上评估失败的反映,也是中国社会关乎国家政权政治目标而无法建立共识的根本原因。

在另一端,评估本身作为一个知识性的技术手段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因此,人类知识积累模式是试错型的。作为非常宏大的评估体系,许多大预言(包括天国到来、末日审判)并未发生。由此,就带来一个计量化思考方向——能否发现具有参照意义的评估弹性?我做过一个样本分析,不但发现评估弹性有之,而且能得出准确数据。样本是一桩资产转移案例(评估师被起诉),其中卖方报价(A)、评估确价(B)、仲裁或判决定价(C)形成可计量数据链。依此,评估弹性等于(A-B)比上(B -C),结果为百分之二百五十八点三三。从纯学术角度讲,以这个弹性系数来看中国现实,那么,大学教授实质也就助教的水平(可能比不上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上将军衔实质上也就刚够大校资质(可能勉强相当于美军上尉),凡此等等。作为可引为微观样本的个体经历,也可以反证这个最晚(二〇一六年一月初,《争鸣》杂志我的文章《「主流经济学家」胡吹「新供给」》)计量化经济学研究结果:大约在二十年前,我在国有银行体系参加职称英语考试,分数是倒第一(七十余分),而许多连二十六个字母顺序都排不出的参试者或是九十分以上或是满分;对我这个时有专业文章翻译(英译汉)发表的人无疑是个讽刺,但真实原因是我没空顾及考前已经公开的试题,而其他人都请学校英语教师做好了标准答案;学校英语教师拿不准的,就有人请教我,我以查工具书结合自己翻译经验的方式给请教者解答了难题;给他人解难而使我对试题有了一些印象,如果无此环节,估计我连七十余分也拿不到;最终,那些考了九十余分或满分的人当中一部分依职数比例得到了经济师(Economist)职称。这是个非常微观的例子,但它说明了政权体系的评估分支或者需要精确评估的事务都是虚假的。解决问题或曰根本改革,只有一条出路:本质性制度重置,替代现行评估弹性过高的政治制度体系,在「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选择后者。

民主政治、多党制之类的政治提法虽为「北京共识」所力斥,但都可以非常现实地解决评估本身的局限与谬误。只要民主存在,哪怕质量不如欧美,它总还能对评估体系做出强烈反应。拉美左翼政权不可谓没有民主因素,像罗塞夫总统她还很受中国异议人士尊敬,但是,由于民主作为再评估体系(相当于再保险)在起作用,拉美左翼失败了,包括罗塞夫总统在内的不少顶尖级权位者正在面临去位的压力。拉美左翼政治的全面失败又一次侧面上说明「华盛顿共识」不可能被「北京共识」替代,也从逻辑层面支持了我从职称英语考试到最终计量化评估弹性的「小逻辑」的正确性。之于我利用的个案(纸媒公开报道资讯),案主觉得非常之冤,而其中不能言明又众人皆知的是中国评估行业就靠造假吃饭。被逮住的肯定觉得比未被逮住的「冤」,道理形同暗娼可以骂小姐(半公开从业的妓女)是「婊子」一样。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成王败寇仍是硬道理,以贼身而王者非止一人。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对诸如「两个一百年」、「中国梦」之类政治口号几无共识可言。更通俗地说,只有远离「两个一百年」,普通人才能过今后好大危机时期的一两年;只有弃绝「中国梦」,普通人才有可能有自己今晚、明晚的安稳梦。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清晨,初稿;同日下午,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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