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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夕岸:社交网络在弥合分歧,还是加深极化?

今的政治极化现象,完全可以在信息流动充分的前提下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非坐井观天,从而心胸狭隘,恰恰是游历四方后,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个解释政治观点分歧最经典的预设是,交流的对方被洗脑了。在近日的帝吧争议中,有一种来自大陆的声音是:大陆的墙是物理层面的,台湾的墙是存在湾湾青年的心里的。犹记得当年陆港冲突的时候,类似的论调也出现过。抛开这个话语本身蕴含的政治立场不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人们认为交流可以促进分歧的弥合,共识的出现。所以,如果双方青年可以围坐一桌彻夜长谈,他们之前的种种误解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这样的预设不只是盛行于中国互联网,在党派政治高度极化的美国,畅销书宣传的理论是"互联网在制造过滤器泡沫(filter bubble)",让人只盯着喜欢的内容看。即使是很多研究者也深信,之所以如今的政治分歧如此明显,是因为互联网崛起后,尤其是社交媒体算法变得越发个性化后,人们选择性接受信息变得更普通了。
相比于一对多的传统媒体时期,在高度定制化的信息环境下,确实有更多用户可以只看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Himelboim, McCreery, & Smith, 2013)。然而,政治观点的分歧甚至极化,真的都是交流不畅导致的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研究方法,测量手段各异,其实学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分歧。而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已经被动摇了。

比较早的证据出现在发表于2009年的两项研究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的Garrett在对2004年美国大选前的选举调查数据做分析后发现,美国人虽然确实更喜欢看与自己立场相符的信息,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减少对意见相左信息的关注(Garrett, 2009a)。发现这一点后,作者又进行了另一项使用在线跟踪技术的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了相似的结论,受众其实并不太会主动回避观点不一致的信息(Garrett, 2009b)。


那么,会不会是这两项研究的数据比较老,那时选择性接收信息的情况还不够普遍呢?更新的实验研究,再次出现了和Garrett研究一模一样的结果:与中立的消息相比,人们并未主动回避价值立场相左的信源。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更进一步模拟了很多用户多任务处理的环境。结果十分有趣:在被要求边看新闻边做一项信息收集工作的时候,人们的选择性接收行为居然完全消失了(Jang, 2014)。考虑到如今相当比例的互联网用户都是多线程工作的,实际的选择性接收现象,可能没有之前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严重。
即使选择性接收是个不争的事实,它也不等同于人们信息来源单一。所有人对信息都有着天然的筛选行为,这就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一样,更频繁地从事某种行为,并不表示个体会系统性地拒绝另一些行为。
分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反之,信息充分后,也不意味着分歧和极化就会自动消失。早在20多年前,政治学者Zaller (1992) 就指出,很多政治观点成型于媒体信息极大丰富之前,所以新信息的引入对这些既有观点影响甚微。2014年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对四百多位政治活跃分子的深度访谈显示,他们并非不清楚对立政治观点的存在。意见相左的信息,完全没有改变他们的价值立场(Dvir-Gvirsman, 2014)。研究者用一个简明扼要的论文标题,总结出了他的结论:"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不在乎。"

退一步说,即使交流在一段时间内是融洽的,也并不表示这种关系会天长地久。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已经存在的关系,还会因为新的危机出现而瓦解。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很多参与者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合而被迫相互拉黑。这种现象并不是孤例。两位以色列学者的问卷研究(John & Dvir-Gvirsman, 2015)发现,在2014年的以色列和加沙冲突中,样本中高达16%的用户都在脸书上与之前的好友"友尽"。这种断绝关系的行为,在意识形态更极端,政治表达更活跃的用户中尤其普遍。另外,相比于只加了家人闺蜜等少数好友的用户,维持了大量弱关系的用户更容易在冲突中解除大量好友关系。也就是说,虽然社交网站提供了拓展友谊的契机,这种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更容易因为突发事故而再次破裂。


我们无法否认线上分歧有一部分来自于交流的缺乏,然而以上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解读分歧的可能性。如今的政治极化现象,完全可以在信息流动充分的前提下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非坐井观天,从而心胸狭隘,恰恰是游历四方后,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也许正是因为信息渠道的多元,这些人得以形成相对清晰的立场,成熟的判断,导致他们主动去斩断不必要的联系,重塑了自己的社交关系和信息获取习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交流是无法出现共识的,它只会使双方已经固化的分歧暴露得更加彻底(相关问题还可参考政见《人能够被说服吗》一和二)。
所以,如果交流无法打破隔阂,解决分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以海德格尔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哲人们对交流从不抱有希望,他们要么推崇静思默想,要么强调从分歧本身得到快乐(Peters, 1999)。然而在这幅"不完美的图像"面前,社科学者往往不满足于得出一个诗意的结论。研究者需要继续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交流没有用,那也许应该从别的因素着手,解释人们观点固化的原因。比如,是不是社会化的形塑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即使出现新的信息,也不足以动摇人们的政治立场?二是如果有些分歧不可避免,也许应该寻找在何种条件下,交流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弭分歧。这种条件既可以是微观个体的,也可以是宏观社会的。
具体到中国的互联网场域,我们的问题可以是:在已经显现出的分歧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政治封闭,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有多少仅仅反映了一个多元社会应有的常态?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信息环境,才可以让所处其中的我们,专注于真正的民主辩论,而不用担心下一代一出生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精心剪裁过的世界?


参考文献:
Dvir-Gvirsman, S. (2014). It's not that we don't know, It's that we don't care: Explaining why selective exposure polarizes attitud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7(1), 74–97. http://doi.org/10.1080/15205436.2013.816738
Garrett, R. K. (2009a).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inforcement seeking: Reframing the selective exposure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4), 676-699.
Garrett, R. K. (2009b). Echo chambers online?: Politically motivated selective exposure among Internet news us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2), 265-285.
Himelboim, I., McCreery, S., & Smith, M. (2013). Birds of a feather tweet together: Integrating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es to examine cross‐ideology exposure on Twitter.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2), 40-60.
Jang, S. M. (2014). Challenges to selective exposure: Selective seeking and avoidance in a multitasking media environmen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7(5), 665-688.
John, N. A., & Dvir-Gvirsman, S. (2015). "I Don't Like You Any More": Facebook unfriending by Israelis during the Israel–Gaza conflict of 2014.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6), 953-974.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aller, J.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首发于政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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