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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張瀞文:辜老風采永記在心,蔡英文學到兩岸談判錙銖必較的一課

1993年4月27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取自網路)
1993年4月27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取自網路)
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蔡英文最難忘的是辜老的談判風采。
事隔這麼多年,一提起辜老,蔡英文謙虛地說「在辜汪會晤這一路上,我真的從辜老身上學到很多。」
高手過招,幕前的針鋒相對,招招精彩,幕後看不見的角力更是暗潮洶湧。
主戲的部分,「辜汪會晤」、「辜江高峰會談」,你來我往,大家各自宣讀自己的劇本,各唱各的調。我方主角辜振甫,在什麼場合要講什麼話,都是原先就準備好的,有媒體發問,就由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的許惠祐發言,其他人不能隨便對外發言,所有人都是按照寫好的劇本演出。
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上海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取自網路)
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上海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中新網)
「當主角辜振甫在講,我們就像戲裡的配角一樣,在旁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如果有什麼臨時的事情,我們就隨時予以協助,」吳榮義說。「中國代表說他們的,我們就說我們的,大家各唱各的調,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的立場就是要『平等』、要『對等』。」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當時吳榮義清楚感受到,我們的立場還是很清楚的,所以「民主化」、「中華民國」等在江澤民、汪道涵面前都有提到,也都還敢當著汪、江等面前講。但是代表團也有最壞的打算,就是「萬一中國逼我們講什麼或是我們要講,對方卻不准我們講,那我們就退場。」吳榮義說。
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夠SOP,雖然幕僚們已經很盡力地想要讓整齣戲「照著劇本演」。

被邀賞畫,辜老從畫風到作品倒背如流

在出發前,政府各部門所組成的幕僚小組,在沙盤推演的時候,會一再確認,每一次辜老對外發言,目標是什麼?表達什麼?時間要多久?「我們每一個環節都會去推,我們的作戰計畫書有厚厚的一整本。」劉德勳說。
比如說從台灣啟程,幕僚規定所有的人一定要從辦公室出發。
從辦公室出發途中,遇到媒體要不要表達什麼立場?還是到機場再表達?這些都在沙推的範圍內。最後幕僚們決定讓辜老在機場正式說明我方的立場,不僅表達給國內聽,也要表達給對方知道,因此機場記者會的場地、動線規畫、辜老要講什麼,幕僚早就都已經先準備好。
到了中國,整個活動開始進行,白天主角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幕僚們晚上開會檢討當天的狀況,並推估明天可能的變化,「所以每天結束都會開會,大家晚上都還要戰戰兢兢一起沙盤推演,就怕出狀況。」劉德勳回憶。
只是劇本寫得再好,還是有例外的時候。
上海博物館。(取自鳳凰藝術)
上海博物館。(取自鳳凰藝術)
辜汪正式會晤後,代表團應邀參訪剛開館不久的「上海博物館」,一行人參訪完博物館,辜老接受媒體採訪,發表完參訪感想後,館方突然很熱情地說:「我們還有一個地下室的展場想請辜老去看一下。」
這是預期之外的行程,由於沒有媒體跟隨,一行人就下樓參觀了。
同行的劉德勳回想當時的場景,上海博物館地下室有一個大場子,擺了一個大石桌,辜老跟夫人站在前面,其他團員站在辜老身後,館長就站在辜老身旁,這時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拿出了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一九九八年,上海博物館新館開幕不久,馬承源館長開心的拿了兩樣「鎮館之寶」想要在台灣來的代表團面前好好地炫耀一番,讓大家見識一下「祖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水準」,這個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其中之一就是元朝畫家王冕的畫(王冕的墨梅圖是上海博物館蒐藏珍品)。
墨梅圖。(取自藝術迷網http://fansart.com/article_1831/momeitu_wangmian.html)
墨梅圖。(取自藝術迷網)
當館長說出,「鎮館之寶」是「王冕的畫」時,同行的幕僚們心想:「完了,沒有沙推到,我們只知道王冕畫荷花的故事……。」沒想到當館長把畫打開,只說了一句「王冕的畫」,辜老就接話了。
辜老不疾不徐地說:「王冕的畫,畫風的特質是……。」一下子把王冕這個人、畫風、特色、有哪些重要作品一口氣全部講完,馬承源館長沒得表演,只好悻悻然說了一句「把畫捲起來」,馬承源館長的舉動,讓在場全部的人當場傻眼。
考題還不只這一道,收起了王冕的畫,館長馬上又拿出第二個鎮館之寶-犀牛角杯,馬承源開始介紹:「這世界上只有四個犀牛角杯,全世界只有四個,上海博物館蒐藏其中一個,相當的珍貴,」館長一邊說,一邊打開盒子,端出犀牛角杯。
這時候辜老說話了。辜老跟站在身邊的夫人講:「我們家那個櫃子裡的犀牛角杯也應該要保養一下了!」聽到這裡,代表團成員個個面面相覷、目瞪口呆,原來辜老的家裡也有一個舉世珍藏的犀牛角杯。
雙方的較勁無所不在。
辜老精研王冕的畫或是他家裡也有一個犀牛角杯,在兩岸高度政治、高度敏感的互動裡,並不是表示辜老家裡多有錢,這其中凸顯的一個觀念是,「對方的東西還放在博物館裡,我們則是融入到生活裡,進入到社會家庭中,那種文化層次就有差異了。」劉德勳分析。

被要求作詩,辜老兩三下落筆完成

之後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學的參訪行程,代表團又再度遇到狀況之外的考題。
北京大學有個嚴復銅像,由於嚴復就是辜老夫人的祖父,所以代表團一定要前往致意,辜家也因此買了數量龐大的一套書要送給北京大學。
當時幕僚們事先寫好的劇本是:「一行人抵達北京大學會有媒體採訪,還要接受贈禮,接下來到嚴復銅像前面致意,媒體會問夫人,也會問辜老,接下來就是合影、繞校區等等。」
沒想到一行人走到嚴復銅像前面時,卻看見銅像前有一個大桌子,上面鋪了毛筆、硯台,這是劇本沒有的。幕僚們心想:「那是要簽名嗎?對方根本沒有提到,
沙盤推演也沒有這一段啊?」這時有人開口問:「是要簽名嗎?」北京大學的人說:「不是,依例到嚴復銅像這邊是要寫詩的。」
幕僚們一聽心裡「七上八下」,大家想:「這下慘了,沒有沙推到,又是臨時考題,總不能說請給我們五分鐘,讓我們想一下。」沒想到辜老一聽就哈哈哈笑了幾聲,隨手拿了毛筆蘸了墨,僅花一、兩分鐘就開始落筆,洋洋灑灑如行雲流水般,兩、三下完成了一首詩,對照辜老的「一派自若」,旁邊的幕僚們都緊張得快說不出話來。
「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的很多場合,都不是沙盤推演可能預料得到的,有很多臨場應變的場合,如果沒有辜老高度智慧來化解,很難進行得這麼順利。」幕僚們回憶。
兩岸之間的交往,檯面上、檯面下可說是處處交鋒,同行的蔡英文近身觀察辜老,不只在談笑間用兵,還會唱京劇,「他可以用中國人熟悉的方式,去表達跟他們不一樣的意見,這是談判最高招,已達藝術境界。」蔡英文說。辜汪會晤一路下來,看著辜老面對江澤民、汪道涵時不卑不亢的態度,及有為有守的應對進退,蔡英文心中深感學到了寶貴的一課。
至於怎麼樣才能夠達到談判的最高招「用對方熟悉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意見?」這麼多年之後,蔡英文終於了解,那是「人生閱歷」的累積,「辜老在兩岸談判的高超手腕,就是人生經驗閱歷豐富的最極致表現。」蔡英文說。
哲人日已遠,辜老的談判風采,永存在蔡英文心中。

兩岸之間,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從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晤,相距五年六個月,其間兩岸制度化的協商中斷了三年多,充分顯現兩岸互動上要建立起互信,是一樁最艱難的事。
新加坡辜汪會談之後,我方原本希望兩岸、兩會制度化的協商、交流能夠順遂地往下走,但是,兩岸關係之路崎嶇難行,就連原先以為可以順利進行的事務性協商,也一直顛簸不斷。
新加坡辜汪會談中,海基、海協兩會雙方同意,之後可以就三個議題開始協商,這三個議題分別是: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以及漁事糾紛(指兩岸漁船對撞事件等等(,這三個議題並不涉及政治層面,是海基會副秘書長層級的交流,但是等到兩會開始針對此三個議題進行協商,問題就一個個跑出來了。
「每一個議題裡面,對方總會把幾項當作是一個政治性議題,然後雙方協商就陷入膠著狀態。」劉德勳說。
那陣子有很多中國的客機飛到台灣來,劫機犯該怎麼處理,成為兩會第一個要協商的議題。
當時我方的原則是:「採用國際標準」,就是依各國處理劫機犯的通用程序處理,當被劫持的飛機一下到我方的機場,我方的檢察官就會帶著航警人員上飛機,接著把全部的人帶下來,飛機先回去,劫機犯則留下來做後續處理,進入司法程序,換句話說,國際標準不會原機遣返。
這時候,海協會就會要求我方「劫機事件應該將劫機犯原機遣返」。而海協會所謂的「原機遣返」就是把嫌疑犯上手銬之後,當場交還給他們,讓飛機、機組員、旅客與嫌疑犯搭乘原機,回到原先的航線、航程,就是原機遣返。
但國際標準中並沒有「原機遣返」,「因為原機遣返風險很高,是很危險的。」劉德勳分析。
怎麼說很危險?因為劫機事件,短時間內沒辦法確定有沒有共犯,如果貿然「原機遣返」,風險太高,所以一般按照國際慣例,一定是把飛機留在降落地,我方開始進行司法程序,絕不可能原機遣返。
當時兩會有關劫機犯協商的過程中,條文裡就寫著,劫機犯在司法程序中,經雙方協議,飛機先遣返,人員留下來繼續做後續的司法處理。
基於安全,按照國際慣例,我方協商代表提出這樣的做法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是海協會協商代表卻說:「不行。」
為什麼要用「司法程序」,難道不能改為「內部程序」嗎?海協會協商代表不停地質問。我方負責談判代表也提出質疑:「司法程序是公認的,那內部程序是什麼?」
「內部程序」過於模糊,我方無法接受,「司法程序」對方也認為「司法」兩字太過於敏感,就因為條文當中要用「司法程序」或「內部程序」,讓幾乎已經達成共識的劫機犯遣返協議再度陷入膠著。
劫機犯遣返之外,偷渡犯遣返雙方的協商過程也碰到障礙。
偷渡犯遣返,海基、陸委兩會緊抓的大原則是,本國人如果偷渡回來台灣,也就是說台商如果偷渡回台灣,是不遣返給中國的,也就是所謂的「己方人民不遣返」,這是海基、陸委兩會掌握偷渡犯遣返的一個大原則。
在這個大原則下,我方協商的條文上就寫:「己方人民不遣返。」但是這樣寫,海協會就不同意了,為什麼會不同意?因為海協會負責協商談判的人員認為,這樣的用詞有瑕疵,「在談判桌上,他們就質疑為什麼條文是寫『己方人民』而不是『己方居民』不遣返?」劉德勳說。
到底「己方人民」跟「己方居民」有什麼不一樣,不是才差一個字嗎?為什麼雙方要對此僵持不下?
「因為一字之差,差別真的很大。」熟悉兩岸法政事務的劉德勳說。
他說明,首先,如果是「居民」,在法律上,一個人可能有很多居所,比如一個台商,他可能戶籍地設在台中,公司在台北,公司又派他到上海,所以他在台中、台北、上海都有居所,這時我方可以說,他當然是台灣的居民,他的原住所在台灣。
但是,從對方的角度來看,對方也可以說,這個台商在上海也設了居所,所以也是上海居民,這時候對方就可以抓著「己方居民」這條寫下來的共識,來跟我們要人,「居民」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如果是「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因為人民就跟護照一樣,分得很清楚。
「人民」跟「居民」看似差別不大,實際上卻是天差地遠,也因為協商的過程中,類似「人民」跟「居民」的爭議持續不斷,兩岸事務性協商進展也相當緩慢。從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漁事糾紛這三個議題,兩會一直在談,但始終沒辦法簽定,後來因為一九九五年中國提出「江八點」,而我方拒絕接受中方提議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議題談判,中共乃藉由李前總統的康乃爾之旅以及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中斷兩岸事務協商,並接二連三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導致兩岸之間變得緊張,整個事務性協商也告停頓。
兩岸互動充滿了敏感且複雜的氛圍,始終要在確保立場和維持往來之間尋求可能的機會與空間,親身參與兩岸事務多年的蔡英文深刻理解,兩岸之間任何一個字、一句話、甚至一個動作都具有高度敏感性。
這也造成她之後不管在任何職位上,每次只要講到兩岸的東西,都會如此「錙銖必較」,甚至還被稱為「蔡更正」。因為她知道,兩岸之間,差一個字,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處理兩岸的任何事情,沒有犯錯的空間,因為一犯就是大錯,所以真的非得小心翼翼不可。
*本文選自商業周刊出版《蔡英文:從談判桌到總統府》,作者為張瀞文,台灣彰化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一九九○年代末期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曾以醫療崩壞專題「十八位名醫最沈痛的控訴-別把人命省掉了」入圍吳舜文新聞獎,食安專題「一桶油,怎麼騙台灣七年?」入圍現代財經新聞報導獎,探討台灣空氣污染PM2.5專題「要命的空氣」入圍曾虛白新聞奬以及卓越新聞獎。「十八位名醫最沈痛的控訴」專題獲得財經新聞報導獎雜誌類佳作。(本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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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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