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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李直:供給側改革、SDR扭轉中國經濟?

截图:湛江市长多次亲吻发改委批文

中國大陸現在流行的熱詞是「供給側改革」。

有人把現時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類同於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供給經濟學,這種類同有無道理,應該是仁智互見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卻不容否定,那就是不論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還是本世紀當下的中國,都面臨著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問題。幾年前的4萬億,今年以來的屢次降低存貸利率以及準備金利率等財政金融手段,都沒能解決日益扭曲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由是,在為經濟求解過程中轉向供給側改革,是大陸嘗試解決經濟結構問題的最新努力。
用財政手段調整需求側,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好戲。這是因為通過財政手段調控需求側的管理模式,與計畫經濟的管理模式邊界模糊,政府自身做出調整的幅度最小。實際上,舉凡中國經濟結構扭曲之處,舉凡中國產業結構重疊、產能過剩之處,無不是政府調控的傑作。
此說被具象化的典型圖景,就是前年廣為大陸媒體刊載的廣東湛江市市長,在北京國家發改委大門外親吻鋼鐵項目批文的照片。但是,其實就在距湛江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一個在建的大型鋼鐵項目還未建成即成過剩……中國的現實是,僅僅河北省鋼鐵集團一家,其產量即可登頂世界鋼鐵量產之巔。這也正是北京市、河北及其周邊省市毒霾繚繞不散的基本原因。
對於政府來說,相比供給側改革,需求側的調控實施得力、見效快速。此外,其中不為人所公開道的關鍵還在於,調控需求側,可為設租和尋租留有更隱蔽、更大的空間。這一點,僅從國家發改委成為反腐運動中落馬官員層級最高、數量最多的政府機構就可證實。因此,在抱薪救火的需求側調控失敗之後,中國政府轉身面向供給側改革,其首要必做之事,不是向市場、向市長乃至向企業發號施令,而是先行改革政府自身供給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市場化的要求來調整政府機構、改變政府職能和規範政府行為。
供給經濟學的要義在於「小政府、大社會」,在於少干預、多減稅。這樣的要義在中國大陸會否發生橘南枳北的問題,實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按現在中共有關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的資源獲取優勢和市場壟斷地位的政策,由此通過國有企業的經濟活動來控制初始資源分配,以求達到供需平衡的目的,那麼,所謂供給側改革不過是在蘇聯、在東歐、在中國大陸已經徹底失敗了的計畫經濟2.0升級版而已。
如果說以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供給側改革是加速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的話,現行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的政策無異為這個改革踩下煞車,甚或是從已有的市場化改革階段大步後退。從大陸現有輿論看,藉供給側改革這個外殼,說市場化改革的有之,言計畫經濟的也有之。
以現有中國大陸已達至的發展階段,要完全退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是斷然不可能之事。但是,一腳油門一腳煞車的政策信號,無疑會為經濟增長的現實與前景平添混亂。在大陸,計畫經濟之不可能,就在於中國經濟增長已捆綁於整個世界經濟,斷開這種聯繫,中國經濟必毫無前途而言。
8月,IMF發布的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初評報告稱,IMF理事會將在11月最終決定人民幣能否納入SDR。從現有資訊看,美日等國均已為人民幣納入SDR開了綠燈。人民幣納入SDR,從中國國內多方態勢而言,不啻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化之途上築起一面止退的大壩。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原载《世界日报》

丁一夫:西藏问题将进入“软实力”较量的时代

图:《西藏:尚未终结的故事》(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一书作者Lezlee Brown Halper(左)和Stefan Halper


西藏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西藏的命运,藏人的处境,在拷问着全世界的良心。这和达赖喇嘛及追随他的十几万流亡藏人是分不开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西藏问题"从来没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最近二十多年更是国际间政治博弈的热点,也是学术和出版界的热门话题,每年都有新书出版,有些是西藏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有些是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著作使得迷雾笼罩下的西藏问题来龙去脉渐渐清晰起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西藏:尚未终结的故事》(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新书。
一个有关美国的故事
这本书讲述了从二战结束到基辛格和尼克松促成中美建交这二十多年里,藏人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的生存而作出努力的经过,但是这本书和其他西藏当代史(如戈斯坦的西藏历史第二、第三卷,又如藏人学者次仁夏加的《龙在雪域》等)不一样,与其说讲的是西藏的故事,不如说讲了美国的故事。此书主要叙述的是美国的西藏政策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此书的两位作者,Lezlee Brown Halper是一位藏学学者,曾在南亚广泛旅行写作;Stefan Halper则曾经是美国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在尼克松、福特和里根总统时期服务于白宫,是老布什总统竞选时的国家政策顾问,他担任国防部和司法部的高级顾问直至2001年。现在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是涉及日本、台湾、中国、南韩等议题的美国政策专家。
由于两位作者的特殊经历和知识背景,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内部人",此书差不多是在讲述Stefan Halper的前任们做过的事。作者熟悉美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和运作规则,理解美国政府内部一般是怎样产生一项政策决定的。当他们将其书之于笔下的时候,他们知道内部资料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所以此书利用了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有很多内容是以前从来没有见之于书刊的,这本360来页的书,注释部分就有将近一百页。但是此书又和枯燥繁琐的历史考证不同,写得提纲挈领,清晰扼要,用档案文件等证据,逻辑严谨地勾勒出美国的西藏政策来龙去脉。
只有了解美国在半个世纪西藏问题上的作用,才能理解当今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瞬息即逝的独立机会
所谓"西藏问题",本来是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的,那就是西藏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或者西藏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即西藏的国际地位问题。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结束中国帝制之时,西藏驱逐了清朝势力,此后有将近四十年的"事实独立",直到解放军入藏。在此期间,西藏并不是没有完全独立的机会。尽管西藏实现独立是有障碍的,这一障碍主要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明确反对,而中国是二战中美英法的盟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是,这一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二战后很多原来的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起自己的主权国家。相比之下,西藏更有资格和条件获得独立地位。西藏失去独立机会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政治不发达,长期停留在封闭和孤立的状态,缺乏国际政治知识,没有及时地积极争取"法理上"的独立地位。二战结束后,西藏的年轻开明一代意识到要这样做,试图向外开拓国际关系,可惜为时已晚。没有国际承认的独立地位,西藏就不可能阻挡中共"解放西藏"。中共建政之初,迅速军事占领西藏,西藏的一切独立努力归于失败。
美国的作为和今日之反思
此书讲述了二战后西藏面临的地缘政治难题。西藏的统治者此前得以联系外部世界的通道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英印政府,可是印度在1947年独立,英国已经退出了印度次大陆,它为了处理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诉求自顾不暇,不愿意出面支持西藏改善政治地位。而印度的政治新星尼赫鲁正在做着亚洲崛起的"印度梦",他不愿意和中国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红色中国,有任何不和,他想和中国政府建立类似"新型大国关系"的联合,成为亚洲领袖。
本书简单解释了美国朝野对西藏印象的来历。美国和英法等西方列强不同,它没有殖民地包袱。"民族自决权"的概念是美国威尔逊总统一战后在凡尔赛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它成为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价值之一。事实上,在二战后的世界非殖民化浪潮中,美国扮演了积极的作用。
可是,在西藏问题上,当时的美国左右为难。美国人是同情西藏的。在解放军入藏前,最后一个应邀访问西藏的是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和作家洛威尔·托马斯父子,他们对西藏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藏人的热情支持者,她的专栏评论文章强烈呼吁美国支持藏人的诉求。但是,这些民间的舆论改变不了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路径。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是各大国的立场,美国总统得到的报告是,英国、法国由于自身陷于殖民地泥淖而不支持西藏,印度由于尼赫鲁追求其大国地位,重视中印关系而反对西藏的诉求,中国国民政府的游说在美国非常活跃,坚决反对西藏独立,这些是盟国的态度。在冷战期间,奉行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杜鲁门主义的美国,也只能非常有限地支持西藏的抗争,而从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西藏独立。
我相信,藏民族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所遭受的不公和悲惨,藏人如今在被占领被压制的处境下坚持非暴力抗争,不可能不引起美国朝野的反思和检讨,就像二战后美国朝野反思战时未能及时救助犹太人从而在战后确立了坚决支持以色列的共识一样。
西藏的"软实力"
本书作者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了拉萨。藏人的悲惨境地让他们极为震惊,他们为此而感受到的良心不安是促使他们研究和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Stefan Halper在回答媒体访谈时承认,藏人似乎缺乏改变自己处境和命运的任何手段,没有任何反抗和获胜的可能性。
那么,藏人只能任凭摆布了吗?也不尽然如此。作者在最后指出,西藏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西藏的命运,藏人的处境,在拷问着全世界的良心。这和达赖喇嘛及追随他的十几万流亡藏人是分不开的。 从老布什总统开始,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反对,历届美国总统每一两年就要和达赖喇嘛会见一次,美国国会多次通过决议表示对西藏人权的关注,授予达赖喇嘛国会金质奖章。只要美国人民仍然坚持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权",西藏就会得到国际社会源源不断的道义支持。
西藏和中国内部也在变化。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过程在不断进行之中,藏民族以流亡社会领头正在走向现代化,同时,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艰难之中发展着。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诉求,为中国和西藏两个民族未来的和解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所以,两位作者指出,中国政府有一天也许会考虑作出改变,将中国和西藏的关系建成类似于宗主国的关系,那就是给西藏人民以真正的高度自治。

——原载《动向》2015年11月号

李江琳:抢夺达赖喇嘛的“话语权”?——从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的科学对话说起

图:(左起)CCTV主持人白岩松與諾莫言和理查德•羅伯茲對話


中国的佛教界或科学界要想了解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只需要通过公开途径购买有关专著,在youtube上观看近些年的对话实况即可。如果他们能借鉴即使是其中一次对话实况的录像,那么第四次世界佛教论坛的科学对话就可以做得像样得多。可惜,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封锁和著名的互联网防火墙,把他们自己也给封锁住了。

2015年10月24日、25日两天,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江苏无锡的灵山举行。据报道,这次论坛邀请了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人士、专家学者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约1000人出席,参加国家和地区数量超过了前三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发了贺信,统战部长孙春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媒体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参与了这次论坛的"重头戏",和另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兹从文学和科学角度谈佛教文化对生命的意义。莫言在对谈中透露,得悉邀请参加佛教论坛,他的第一回覆是"我不去",不过"领导认为这活动很好,下令出席",于是他就来了:"文学和宗教总算还有点关系,上次还有胆结石活动找上我。"这个幽默的花絮流露出"世界佛教论坛"的官方背景。
从电视报道的开幕式盛况来看,不知在场的佛教徒做何感想。随着比丘尼诵经声的伴奏,台上的舞蹈极尽声光电色的视觉刺激,典型的张艺谋美学风格。我所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次论坛中有两场和科学有关的对谈。
媒体主持人主导的表演
这两场科学对话,一场是25日莫言和英国生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罗伯兹的对话,由央视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主持。我不知道这三位中哪位对佛教有比较深的理解和修持,如何在佛教论坛上展开佛教和科学的对话。据报道,理查德·罗伯兹在回应主持人时强调自己是无神论者,认为生命与佛教常说的命运无关。他透露自己是素食者,因为吃肉会破坏生态和土地资源,但是如果真要选择宗教信仰,会考虑佛教,因为佛教相较其他宗教温和。
另外一场对话是24日举行的"佛教与科学——两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是一场电视论坛,出席嘉宾是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和香港理工大学原校长潘宗光,主持人是央视的刘芳菲女士。这次对话要在央视四套的"文明之旅"栏目播出。潘宗光教授是一位化学家,有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和科学双博士学位,又是一个佛教徒。另外两位既不是科学专业背景,也无较深的佛学修持经历,恐怕不是潘教授的谈话对手,很难想像在时间有限的电视论坛上展开科学与佛教的深度对话。
在我看来,这两场对话,与其说是佛教和科学的对话,不如说更像是媒体主导的表演。
尽管我事先对这个佛教论坛一无所知,但是这次论坛安排了佛教和科学的对话,我却一点不意外。2013年初,我在南印度哲蚌寺旁听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期间,美国科学家阿瑟·查恩茨就告诉我,对话结束后他将应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直接飞北京交流。因为互联网上用中文介绍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对话的经过,大多是我写的,所以我后来又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通过西藏流亡社区索取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资料。那时我就猜想,看样子中国也要步达赖喇嘛后尘,开始佛教和科学的对话了。从佛教发展和改革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从这次世界佛教论坛看来,中国的佛教和科学对话之起点,还是低了一点,太注重媒体上的宣传效果,形式单薄,内容浮浅。
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成果
遗憾的是,中国邀请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的西方科学家访问北京,却不让流亡印度半个多世纪的达赖喇嘛尊者回到家乡。在世界佛教界和当代科学的对话方面,达赖喇嘛所达到的成就,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多年里,没有人能够超越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和西方一流科学家展开对话,并且亲自和科学家一起建立了名为"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对话平台,常规性地、持续地展开东方佛教和西方科学的交流。曾经和达赖喇嘛对话过的著名科学家有物理学家卡尔·冯·魏柴克、戴维·鲍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神经科学家佛朗西斯科·瓦瑞拉、纽约时报科学撰稿人丹尼尔·戈尔曼、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心身医学专家赫伯特·本森、当代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安东·翟林格、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物理学家阿瑟·查恩茨等等,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如法国科学史家米歇尔·比特波尔、华人历史学家杜维明等等。他们都是在本专业中有所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总数多达数百人。
达赖喇嘛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在三十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尊者个人和科学家的私下会面和谈话,不邀请旁听客人,也不告知媒体。达赖喇嘛和物理学家魏柴克、戴维·鲍姆的对话维持了多年,在他们生前,达赖喇嘛出访欧美,总是尽量找时间和他们会面深谈。在常规性的"心智与生命"对话平台建立起来后,通常是科学家组团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在达赖喇嘛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五天紧张对话。如果对话是在欧美举行,通常是举行两天对话。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到美国,正是达赖喇嘛在加州的友人私宅里和科学家对话的日子。对话没有因为这个重大新闻而中断。
尽管这是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私下对话,但是出席对话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对话的成果,他们在会后整理录音和笔记,编辑成书。这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几本对话专著。2003年后,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渐渐公开化,有时候借大学礼堂举行,让公众旁听,多数时候仍然是在达赖喇嘛住所举行私下会谈,但是对话的录像随即公开。
所以,中国的佛教界或科学界要想了解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只需要通过公开途径购买有关专著,在youtube上观看近些年的对话实况即可。如果他们能借鉴即使是其中一次对话实况的录像,那么第四次世界佛教论坛的科学对话就可以做得像样得多。可惜,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封锁和著名的互联网防火墙,把他们自己也给封锁住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胡少江:习近平访英——专制向民主发起的最后挑战

网络漫画



民主制度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制度,它所面对的各种弊病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挑战,需要人类通过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方式去集思广益,去寻求解决的方案。

习近平访问美、英对比鲜明

一个月前,习近平分别对美国和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习对两国的访问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美国,习近平的访问被同时到访的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和突然辞职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博纳的新闻抢去风头,并没有引起普通美国人多少注意,访问的经济和政治效果也不甚突出。尤其是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不久,美国便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派出军舰到中国声言具有主权的南海海域巡弋。这说明习近平和奥巴马并没有能够在重大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仅仅相隔数周,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得到了英国官方的精心安排,古典的大不列颠皇家礼仪更是为宣传习近平访问的中文媒体提供了色彩绚丽镜头素材。尤其令中方满意的是,英国政府在阻止中国不同政见人士抗议习近平的活动中态度空前强硬,不仅逮捕了街头抗议人士,而且还查抄了被捕者的居所。英国这个老牌帝国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给中国的封建朝廷带去巨大耻辱,现在它正在竭尽全力地向全世界大国中仅存的专制制度的领袖献出最卑微的笑脸。

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共同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涵盖了两国经济、文化、外交关系等多个方面,同时也涉及环境及动物保护等许多议题。但是,自由世界一向看重的人权问题却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绝大部分的英国政客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也都非常"技巧地"避开了有可能使访问者难堪的话题。不仅如此,卡梅伦甚至在多个场合以谄媚的眼神和肉麻的肢体语言表明他和他的保守党政府已经向习近平所代表的专制势力俯首称臣。

习近平在英国受到的盛大欢迎被普遍看作是中国对西方外交的一个胜利。首先,英国是美国的最亲密的盟国,它对待习近平一行态度与美国如此不同,这似乎表明中国在离间分化西方最核心的同盟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其次,英国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先是率先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现在又为了商业利益淡化人权等议题,这种在涉及自由民主阵营基本价值的重大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的做法将对德、法等西方民主阵容的核心国家产生不小的影响。

英谋求重返辉煌的"黄金时代"

明眼人一看便知,卡梅伦和英国政府的让步是中国政府用在英投资和其他商业利益的承诺换来的。习近平的访问给身处经济困境的英国带去了四百亿英镑的投资协议,同时也承诺在金融服务、教育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向英国开放中国的市场。这些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承诺阶段的协议使得急需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国际市场的英国人感到兴奋不已。他们似乎真的相信,通过拉近关系,能够为日渐衰落的英国经济开启了一个重返辉煌的"黄金时代"。

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政体的发源地,如今为了数百亿英镑的商业利益盛装迎接世界上最具有压制性的政治体制的领袖人物。这种现象既是中国专制政府蓄意经营的结果,更是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疑问,自由民主阵营的道德理念、政治制度和运行模式等在与专制制度的竞争中曾经长期占据优势,但是在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们却遭遇到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原因。

蔓延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安排产生怀疑;多年之后,西方经济仍然无法完全走出那场危机的阴影,这更使得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低下感到沮丧。与此同时,实行专制制度的中国通过利用低成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在经济上快速崛起。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一改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旧策,凭借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全面攻势。

习近平为代表的专制力量向民主发起的进攻,在西方国家内部找到了最好的同盟军:那就是西方的资本利益集团。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加入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以廉价的劳动成本将西方的资本吸引到中国,在资本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资本的收益率当然会低于在资本短缺的中国。资本向中国的流动将中国产品带入西方的市场,也为资本利益集团本身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种现象正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习近平挑战世界自由民主阵营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一个半世纪前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已经描述了自由贸易将给世界带来的福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赫克歇尔进一步预测,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将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但是他们的理论将政治制度完全抽象掉了,他们所设想的是同一政治制度下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结局,而没有想到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结果将会与此十分不同。

民主的发达国家和专制的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的结果是:1,发达国家的资本会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去追求更高的收益;2,发展中国家将会通过提供廉价的劳动获取经济发展;3,但是由于政权的压迫性质,发展中国家参与自由贸易所得的利益大多数被集权的政府截留,成为政治精英和压制性政权的利益;4,这样的制度安排将能使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在去国内进行镇压和在国际上进行扩张;5,民主国家内的资本集团为了自己的近期利益,一定会帮助集权国家的政府去影响本国的政治运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政府近期在国际上展开攻势、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集团与中国集权政府进行全力配合都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民主与专制的博弈不是一次性的博弈,而是多次博弈的过程,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各种社会力量一定会吸取教训,调整政策,堵住被极权制度利用的各种漏洞。最近,美国参与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协议》提出了在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守的政治、社会权利等要求,中国政府则一直不敢对此进行承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民主制度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制度,它所面对的各种弊病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挑战,需要人类通过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方式去集思广益,去寻求解决的方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则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它需要政治精英和国家权力的不断地舆论欺骗和武力镇压来维持,而且欺骗和镇压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制度可以取胜于一时,但是绝不可能取胜于永远。习近平发起的对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挑战是一次最后的挑战,但绝对不是一次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挑战。它只不过是专制力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回光返照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喻智官:彭丽媛的“真诚”和希拉里的“无耻”

1、希拉里会见高耀洁医生
2、彭丽媛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在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


亲历过无奇不有的文革闹剧,见识过"第一男儿"毛泽东和"第一夫人"江青的如日中天和陨落入囚,对"习大大"和"彭麻麻"的喧嚣,无论是翻唱老调还是重演旧戏,都不觉得新鲜;不幸的是,独裁党魁的"第一夫人",角色再新也只能站在专制帝国的旧舞台上表演……

夫唱妇随的新造神运动
今次习近平访美,虽然撒钱买美国三百架飞机,宣布免除穷国债务,但在华府得到的还是不对胃口的"冷餐",整个访问黯然失色,倒是夫人彭丽媛不辱夫命,在联合国用英文发表两场演讲(准确地说是朗读两篇英语讲稿),也算是表现"软实力"的花絮,给习近平挽回了一点面子。中共媒体高调渲染此事,援引海外的客套评论,一边形容彭丽媛读得十分生硬的英语"铿锵有力";一边赞誉"在神圣的嗓音、优雅的举止和美丽的时尚感之外,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还向全世界展示了她的另一个天赋 --- 流利的英语",费解的是,与说英语的国家领导人交谈需要翻译的彭丽媛如何把英语说得既"铿锵有力"又"十分流利"?
作为国家元首夫人,彭丽媛出访秀几句英语,不过是增加与受访国人民的亲和力,说得优劣好坏本无关宏旨,令人反胃不齿的是中共媒体不遗余力新造神舆论。
习近平上台后,不仅以毛为师大权独揽,还让毛乐此不彼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他的个人肖像和塑像到处销售,凑巧彭丽媛和江青一样也是演员出身,两人便有样学样模仿毛江夫唱妇随起来。
二0一三年三月,习近平甫戴上国家主席桂冠即以元首身份携彭丽媛出访。行前新华社的鼓吹手撰文"新角色、新舞台——彭丽媛将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为彭丽媛登上国际舞台鸣锣开道,"历史也无数次的证明了,当一个国家有了一个受人尊敬、喜爱的'第一夫人'时,无论对内对外,都会对这个国家的形象有极大的助益。""作为'第一夫人',彭丽媛可以将真实、美丽、善良、雍容、睿智、贤淑等一切代表中国女性的美好词汇直观的通过其举手投足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爱戴,通过其独特而又闪亮的女性魅力开拓新的外交风格。"通篇不吝笔墨地送给彭丽媛一堆誉美之词,还破天荒地用上"第一夫人"这个"西洋词"。
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访问俄罗斯等四国回来,媒体更加卖力地鼓噪起"彭丽媛热",大势吹捧彭丽媛"美丽、大方、雍容、典雅,为中国外交增添了亲和、温暖和魅力,也令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具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拿外媒的应酬话自美,称赞"彭丽媛'优雅'、'大气',"是"中国的新名片"。"彭丽媛的魅力席卷全球","向世人传递出一股强烈的中式正能量"。"中国人民'瞬间骄傲了'。".一时间,"第一夫人"的称谓不过瘾,"国母"尊号频频亮相,"习大大"和"彭麻麻"也开始风行网络。有奴性艺人还编了一首颂歌《习大大爱着彭麻麻》: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
天不怕嘿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中国还有个彭麻麻,最美的鲜花送给她,
保佑她祝福她,兴家兴国兴天下!
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这样的爱情像神话,
彭麻麻爱着习大大,有爱的天下最强大!
把肉麻当有趣的恶俗歌曲,比《东方红,太阳升》更令人恶心,但在习近平听来很"接地气",是"蛮拼的"值得"点赞"的好曲子,所以在网络畅通无阻地播放"流行"。如若相反,你在百度上搜索"习包子"三字,得到的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由此可知,习近平只让民众听他的"颂歌",不让民众知道他的"雅号"。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陕西拍摄四十五集电视剧《梁家河》,习近平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成为第二个韶山已指日可待。
彭丽媛的"真诚"
我辈亲历过无奇不有的文革闹剧,见识过"第一男儿"毛泽东和"第一夫人"江青的如日中天和陨落入囚,对"习大大"和"彭麻麻"的喧嚣,无论是翻唱老调还是重演旧戏,都不觉得新鲜,只报以轻蔑地一哂。但近日多维等网站刊登一篇题为"彭丽媛英文演讲露真诚,希拉里比不了"的无署名报道,转述香港某教育家的文章,在美化彭丽媛在联大英语"讲演"的同时不惜贬低希拉里,"每当希拉里遇上任何令她尴尬的场面,她都能自圆其说。但彭丽媛拥有的,却是希拉里所没有的情操:真诚。"读到如此可"共欣赏"的奇文,涵养再好也忍不住要吐糟"相与析"了。
这篇杨彭抑希的报道应了中国的俗话"马屁拍到马脚上","哪壶不开提哪壶",彭丽媛在联大英语"演讲"的形式差强人意,但用她的行为来评判她的"演讲"内容,她最缺乏的恰恰是"真诚"。
彭丽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的特使,她在全球教育高级别会议上介绍中国春蕾计划时,不作任何注解地宣称该计划帮助三百多万女童重返学校,为中国政府评功摆好。事实正好相反。春蕾计划始于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由私人企业和个人无偿捐款,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而中国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还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其中"第二条: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春蕾计划的出现,表明《义务教育法》根本没有落实,贫困地区女童的上学权利毫无保障,中国政府完全失职,应该受问责而不是表彰。
彭丽媛泪洒何处?
就在彭丽媛在联大夸耀中国教育成效时,两桩涉及教育问题的悲剧震惊了全国。
八月三十日,江西十四岁少年邓伟强因家里拿不出二千元借读费无法就学而万念俱灰,他愤怒地喊了一句"我恨你们,恨所有人!"就纵身投入衡山一水库,他的母亲毛艳兰也绝望地跟着跳下去,双双溺水而亡……
同月,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在网上疯传,"爸爸四年前死了。……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作者是大凉山十二岁的女孩柳彝,父母双亡后,十六岁的姐姐和十五岁的哥哥辍学外出打工,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种玉米、土豆、喂猪……
柳彝的《泪》引得万千国人潸然泪下,却不见"国母"彭丽媛出来顾问一下,因为她的泪要留着在美国抛洒。九月二十六日,彭丽媛参加联合国残障儿童活动,在观看盲童合唱团表演时流泪了。美国的残障儿童虽然身有缺陷,但不缺物质生活和精神关爱,并享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他们要的是激励和赞赏而不是北京的眼泪。
即使在纽约,即使是盲人,也有更值得彭丽媛倾泪的,那就是维权律师陈光诚。陈光诚因揭露地方政府强制妇女堕胎的恶行,遭受近十年打压,其中四年在牢里,二0一三年被迫流亡美国,就住在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彭丽媛不去看望在自己的祖国无法立足的陈光诚,不知她的真诚在哪里?
在纽约,还有一个人更需要彭丽媛去慰问,那就是高耀洁,一个年近九十的耄耋老人。高耀洁一九九六年开始投身防艾工作,她揭露中国艾滋病扩散的真相,大部分患者是在卖血过程中被传染,是血头、血贩子勾结地方官员造的孽,受害的都是穷苦农民。二00九年,高耀洁不顾八十二岁高龄,为逃避迫害为出版书稿,拖着老迈残躯出走美国,如今孤独地生活在纽约。
彭丽媛二00六年当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二0一一年任"世卫组织结核病和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她不会不知道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但她在联合国参加活动时"过高耀洁家门而不入",在 "每个妇女每个儿童"议题的讲话中也不提高耀洁和中国艾滋病的实情,却大讲特讲如何帮助艾滋病孩高俊,在自我标榜中掩盖中国政府的罪责,不知她的真诚又在哪里?
希拉里的"无耻"
谄媚者不是拿彭丽媛比希拉里吗?那就以陈光诚和高耀洁的事来评说吧。
二0一二年四月,陈光诚历经千辛从被囚禁的家乡逃往北京,走投无路后请求进美国大使馆避难。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决定救助,她指示美国大使馆派车把陈光诚接近使馆,随后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谈判,她本人利用访华机会亲自出面,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妥协,陈光诚全家得以安然赴美。
在中国处处受打压的高耀洁,却多次得到希拉里的接见和勉励。
二00七年,高耀洁荣获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河南当局为阻止高耀洁赴美国领奖,出动数十警察包围高耀洁住所,切断她的电话实施软禁。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马上出手,让幕僚给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写信说,"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那些日子,她的幕僚几乎每天一封,写了十几封信催促中共领导,直到胡锦涛亲自批准放行。高耀洁到美后,希拉里在办公室单独接见她,对她嘘寒问暖。
二00九年高耀洁自我流放到美国后,国务卿希拉里再次接见高耀洁,她把高耀洁当朋友,赠送高耀洁一本自传《艰难抉择》,并在扉页上题签:"高耀洁医生,我钦佩你代表中国人民的勇气和领导力,致以最好的祝愿。"
这就是美国的前第一夫人和国务卿希拉里,她是美国女性的代表,更是自由民主的大纛美国的代表。她坚守维护人权的价值观,把救助为人权苦斗的中国勇士为己任,而且一如既往。
九月二十七日,习近平在联合国主持"全球妇女峰会",希拉里在推特上直率抨击:"一面迫害女权主义者,一面却在联合国主持妇女权益的峰会?无耻!"以此声援被无辜关押一月余的韦婷婷等五位女权活动者,她们策划在北京公园举行支持安全性行为、反对性骚扰的游行,却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逮捕。
与"第一男儿"共享"无耻"?
本来,关爱陈光诚和高耀洁之类的老弱病残,支持女权主义者争取权利,都是"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分内事。不幸,彭丽媛是独裁党魁的"第一夫人",角色再新也只能站在专制帝国的旧舞台上表演,华丽的盛装怀揣不了"希望"(八十年代初,彭丽媛凭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爆得大名);金质的话筒只能高唱"六四"续曲(六四时,彭丽媛身着戎装,手握话筒,站在血染的天安门广场为屠城部队献唱),真诚爱民的事只能让希拉里"掠美代劳"了。只是,善良的"子民"不由担心,这般下去,"第一夫人"是否会与"第一男儿"共享希拉里斥责的"无耻"?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戈晓波:像快樂的牛虻飛行在文字叢中——非著名網友老桑訪談錄

網友老桑(牛虻)


1、女王赠莎翁诗集一本 ;主席回丽媛专辑两张  横批:雅俗共赏。2、英伦三岛颂莎翁诗篇中华九州吟丽媛歌曲  横批:天籁之音。3、文革如火如荼  戏子扮旗手;改革似进似退  歌女成教授 横批:今非昔比


 網友老桑自二○一二年七月在博客中國網上開博後,辛勤筆耕三年零兩個月,寫出了共計兩百萬餘字的博文六百餘篇。哪知今年九月二日(天安門大閱兵)的頭天淩晨,他一覺醒來後,竟發現那些思想的「花朵」都沒了,連「園子」也被封了。然而,這匹生性愛折騰的老馬(老桑屬馬)並未因此而氣餒;當晚,他又以牛虻的網名在「原地」重開了新博客,短短一個多月,一口氣寫出了百多篇高質量的博文。

  正值中共老大習近平攜夫人訪英,並在英國鬧出了一連串讓國人恥笑不已的笑話之際,桑先生撰寫了三則「對子」發表在其博客上,一時間,好評如潮,跟帖上千,許多網友也步其後塵寫出了若干合轍押韻、對仗工整的對子,當然也引來了一些習粉的叫罵與威脅;於是,「牛虻」火了!

  當年,桑先生參加工作時,習近平還在陝北修地球;他入黨並在國營軍工企業擔任要職時,後者還是個黨外普通群眾。桑先生年輕時曾是忠實毛粉;可今天的他,卻變成了一只用文字去螯刺專制主義的「牛虻」。

  面對一個雖百病纏身、千瘡百孔,但卻依然蠻橫統治著中國的獨裁專制集團,「武器的批判」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批判的武器」則顯得更為重要。事實證明,金剛怒目式的吼叫聲,以及日復一日式的情緒化謾罵,並不能有效揭露與瓦解極權體制,而富有文化底蘊與彈性或張力的批判,或許更為機智與有效,也更能激發讀者共鳴,正如老桑那樣。

  經努力,我們聯繫上了桑先生,並向他發出了此次訪談的邀約。

  心中有話,便要把它說出來

  戈曉波(以下簡稱戈):桑先生您好!您可否像亞瑟那樣,在讀者面前去掉面具,公開您的真名?

  桑(以下簡稱桑):其實,早在我一九六九年剛參加工作時,我的名字,就已時常出現在各大報刊的頭版頭條了,那句「蘇修在我國邊境陳兵百萬」裏的「陳兵」,就是我的名字。如今,我雖仍是那個陳兵,但囊中不僅沒有百萬,反而仍是一窮書生。

  戈:現在,讓我們就您博客上那三則對子,談談您創作它們時的所思所想,咱們先從第一幅(上對:女王贈莎翁詩集一本下對:主席回麗媛專輯兩張橫批:雅俗共賞)說起吧。

  桑:這是您對我的抬舉吧?我不以為那是什麼創作。那天,在某黨媒上我看到一則新聞,說是領袖訪問白金漢宮時,將夫人彭麗媛的唱片專輯送了兩張給女王,而女王陛下則回贈了一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又加之領袖訪英前,外交部王超副部長在介紹領袖夫人日程安排時,一句話裏連提了三個「彭麗媛教授」,所以,腦海中馬上就跳出了這一對句。「女王」對「領袖」,「贈」對「回」,「莎翁」對「麗媛」,「詩集」對「專輯」。很自然,也很貼切。

  戈:嗯,的確很自然,但並非每個人能想的出來。

  桑:真沒下多大功夫!莎翁的詩集自然是大雅,而教授的專輯,當然是大俗。對這個俗字,我在博文中專門作了介紹:「俗」字,除了「雅俗共賞」外,它還是「通俗易懂」、「大雅大俗」、「約定俗成」的俗;以及「民風民俗」、「風俗習慣」、「隨鄉入俗」、「從俗就簡」等成語中的俗字。請好聯想、善妄想的朋友,不要想多、想偏、想歪了。此聯第一稿的橫批,原本寫得是「詩雅歌俗」。但就怕少數朋友想多、想偏、想歪了,才改成「雅俗共賞」的。

  戈:第二對(「上對:英倫三島頌莎翁詩篇下對:中華九州吟麗媛歌曲橫批:天籟之音」),若單從字面上看,還真有讚美歌頌之意;但把它一放到您一貫的政治態度背景中來分析,就便有了惡毒攻擊的嫌疑。對嗎?

  桑:呵呵,沒有惡攻,純粹讚美,發自內臟五腑的讚美!百分之二百的讚美!咱們往下說吧?

  戈:一個人想在文字中掩飾其一貫的政治立場是沒用的,讀者自會根據您以前的文字作出準確讀解的。其實,這正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髓之所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耶。而您在下一篇博文中撰寫的第三對(上對:文革如火如荼戲子扮旗手下對:改革似進似退歌女成教授橫批:今非昔比),就已把狐狸尾巴暴露無遺了!

  桑:哈哈,您用的都是高端辭彙喲!我豈有寫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文字的水平?分明是愚者見愚嘛。

  巧對妙聯專掃蒼蠅

  戈:老實回答提問吧!群眾的眼睛雪亮著呢!

  桑:哈哈,哪來的狐狸尾巴?真有尾巴的話,那也只是徒具掃蒼蠅功能的馬尾巴我才疏學淺,那天,在博客中國網站上,看到版面頭條的四個大標題,都是議論外交部稱「彭麗媛教授」的,不知為何,腦海中突然就跳出了「文革旗手」江青的面孔。

  戈:您這樣一說,讓我想起了老毛和他的夫人江旗手。兩個領袖雖非同代人,但他們的夫人卻都是搞文藝的。沒想到歷史竟以這樣的方式重現了一次,有意思!

  桑:於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場面,就撲面而來了,想躲,都躲不掉呀。再想想,江青在文革中,曾被厭惡她的百姓偷偷稱為戲子。戲子嘛,擅長的當然是表演嘍。所以,文革如火如荼,戲子扮旗手,的確是信手拈來的,好像也不費啥功夫。有了上對,下對就自然而然出來了。以前是文革,現在是改革,都是革喲!但與當年「革」的場面相比,後面這個革,尤其是近幾年來,好像並不那麼順暢,即不火,也無荼。有的只是進進,退退;所以,我就將之定義為「似進似退」。後面的其實是大實話,夫人以前是歌手,現在是教授,而且是五個院校的教授,所以,歌女成教授,也就順理成章了!

  戈:我們再來談談這幾幅對子誕生後讀者的各種反映,好嗎?

  桑:說實話,絕大多數表現的都還是「正能量」的。所謂正能量,就是支持唄;當然,也有為我擔心的,也有說我不厚道的,更有甚者,還說應該把我抓起來。後來我又發了一博,題目是《指著一副對聯,就要抓人,憑什麼》。

  此文發出並獲得近萬次點擊後,又被刪了。其實,我很明白,這並非網站編輯所為,而是網站之外的第三隻手幹的好事兒!對那位在此文跟帖中指責我拿夫人「開涮」不合適,而應「厚道」點兒的瑪麗亞女士,我是這麼回復的:

  「我拿誰開涮了?您能否說具體點?我怎麼開涮的?您口中的『涮』又從何來?就是指那句『歌女成教授』嗎?全中國就一個歌女、一個教授嗎?全中國只有一個歌女成了教授嗎?您若非要把那位往裏面拉,那是您的認識問題。再說,就算我說了那位是『歌女成教授』,這難道不是事實?她不是唱歌出身?不是女性?現在不是教授?您能告訴我,這幅對聯中哪個詞對教授是貶意的?怎麼就是『開涮』與『不厚道』?我還想再說一句,此聯內容與個體的品德操守無關,與整體的醜惡現象相連!」

  戈:現在雖不是文革時代,彭教授也不是江旗手,但攻擊「國母」的後果,也的確很嚴重呀!

  桑:怎麼可能是攻擊「國母」呢?這完全是百分百的事實陳列嘛!再說,我對現在媒體上常有人把「國母」這個豔詞挂在嘴上,也極反感。這讓我想起了郭沬若在其文革前的一首詩中,把比他小一歲的毛澤東稱為「親爺爺」的醜態。然而,即使在個人崇拜最狂熱的文革,也沒把江青稱為「國母」。莫非到了今天,形勢看漲啦?莫非這也是一種「與時俱進」?

  我很不喜歡「紅二代」這個詞

  戈:我從您博文中得知,您一九六九年就參加工作,而且很早就入黨了,當時可是文革年代喲,您有無興趣講講個人基本情況?

  桑:我一四歲時,也就是文革經歷了兩年劇烈鬧騰後的一九六八年的十月,學校又複課鬧革命了。於是,我由小學六年級(由於停課三年,我那屆也叫八年級)進了初中。上了不到兩個月的學,學校就搬到了離省城兩百多公里的一個鄉鎮小學。又過了兩月,趕上六九年的春節,淮北下大雪,和我一起去的同學們一下子跑掉了百分之九十多。我當時是副排長(即學生班長),班主任是排長,就帶著我一個「兵」堅守在學校。過了春節,跑掉的人還是沒回來,我只好也回省城去了。春節剛過,毛澤東就發出了「知識青年要到農村去」的號召,我們那一屆年紀太小,不在下放知青的「老三屆」之列。那時,我父親在省國防工辦支左,恰逢軍工廠招人,於是,我多報了一歲進了工廠。

  戈:當年,有些後來飛黃騰達的紅二代因打砸搶或胡作非為進了少管所,而您卻表現得非常進步與守紀律;當習近平、王岐山他們到陝北插隊落戶時,您卻已是兵工廠的工人老大哥了。

  桑:是的。我從小接受的是英雄主義教育,進廠後玩了命的幹,第一年就被評為廠學毛著積極分子,第二年被評為了省國防工辦系統學毛著積極分子。

  戈:您老爹是軍隊幹部,所以說您不僅是紅二代,而且還是當年地位最高的革軍子弟。

  桑:哈哈,那時我是革軍子弟。而習某卻是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狗崽子。但我父親不是啥高幹,一九四○年,他才是新四軍特務連的偵察兵。由於沒文化,離休後才弄了個副師。父親在世時,再三對我說:「你一輩子,都是農民的後代!」他當年是拿著討飯棍,走到隊伍裏找飯吃的。如果碰上的是「國軍」,那我就是黑二代了。我很不喜歡「紅二代」這個詞,當然,我也絕非什麼紅二代!

  戈:是與不是,由事實說了算。

  桑:一七周歲那年,要我入黨,但九大通過的黨章說是要年滿一八歲,黨支部書記想按我進廠虛報的年紀發展我。我說對党要忠誠,絕不可虛報。但那年我入了團,沒過多久就擔任了廠團委副書記;二一歲時當了團委書記;二五歲當了另一個軍工廠黨委委員、宣傳科長,後來改成宣傳部長了。那時,我的思想意識可說是百分之二百的布爾什維克,左得出奇呢!

  那一夜,我聽到了噠噠的槍聲

  戈:這哪里是一般的紅呀!分明是紅得發紫、炙手可熱嘛!為啥到了後來您的思想觀念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桑:我對中共的反思,始於四人幫倒臺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之前;四五運動發生後,那座共產主義的神像,在我心中轟然倒塌了。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就像《牛虻》中的亞瑟一樣,自己拿著榔頭,把那座神像砸了個稀巴爛。從此,我的信仰就和那個主義沒一點關係了。

  戈:世界觀的轉變,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世界的刺激或推動的結果,比如說,個人或家庭命運的變遷,某一重大事件的發生,甚至對一本書的閱讀。您的思想轉變,是由什麼東西導致的呢?

  桑:大概在一九七二年時,我弄到了一本易蔔生的《玩偶之家》,也有翻譯成《娜拉出走》的。當看到主人公娜拉為救其丈夫之命在一份文書上代簽了丈夫名字而受到上流社會詰難後,我的心震撼了。原來,資本主義社會如此看重一個人的信用;而當時的中國社會,代人簽個名,簡直太正常了!有誰被上升到道德層面追究過呢?

  這就是資本主義文明給我最早的啟蒙:講信用!

  戈:瞧瞧!年輕時讀過的書,最終變成了營養自己的精神食糧,哪像某人只會背書單。

  桑:呵呵,打小,我就有強烈的英雄情懷,甚至烈士情結。我最喜歡的劇情畫面,就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裏的那段「帶鐐長街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總在幻想:「何時,我才能成為其中一員?」

  戈:這個慷慨赴刑場的場景,和您喜歡的小說《牛虻》中的場景完全相同。

  桑:當然當然,我非常喜歡伏尼契筆下牛虻臨死前的場面:帶著鐐銬,指揮著一排劊子手開槍。若有需要,我也可以毫不猶豫的那樣去死。這不僅是年輕時的幻想,到現在也仍如此。

  戈: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個事件發生時,您在幹啥?

  桑:那時,我在一所學院分管教務,六月三日晚,我徹夜未眠,通過美國之音,我聽到了噠噠噠的槍聲。天亮後,我上街了。一想到年輕學生被槍殺,我就熱血沸騰地走到本市最大的廣場,以一個中年教師的身份大聲說了話。社會變革,總要有人當鋪路石,不是我特別勇敢,而是性格使然。還是那句老話:性格決定命運。後來,單位給了我黨紀處分,我索性徹底撕了那張黨票!下海學「游泳」去了。

  戈:若暫時裝裝孫子,過了這個坎兒,沒准還會爬上去的。多年的積分,一下子全清零了,多可惜呀!

  桑:當年,劉奇葆在某省做團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時,我在他同省的一家地市級國營大廠做團委副書記,屬平級。如果我放棄獨立思想,緊跟領導唯命是從,那現在混個地市級副省級完全有可能,但我並不覺得那有啥光彩或不得了之處。

  戈:作為同是紅二代,或者說革二代的您,想對您的同齡人習近平先生說兩句嗎?

  桑:希望他能永遠記住自己是習仲勳的兒子!就這一句。

  戈:囿於時間與篇幅限制,咱們就此打住。末了,請用一句話為您自己來幅自畫像吧。

  桑:腦筋很死、智商很低、面貌很醜、眼神很爛、嗓音很亮、手腳很笨、脊柱很直、賤骨很傲、腰包很空、心眼很實。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管见:满清“官督民办”现代翻版:“国资民办”——习近平再谱“国有改革”新曲

图:上海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第一个早晨,永安公司门前景象(1956年)


薄熙来习近平师法毛泽东:从五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再到公私合营,其实质:吞噬民间资本而成就的国有化,不仅致使国民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制度性地铺就了权力腐败之路,乃中国社会之祸根。

可以说,习近平谈论共产主义时避免触及共产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开口闭口只是谈论"共产主义理想",表明他理论水平很差,但这也难怪,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是以国家权力,而不是以马克思关注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为依据。

"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

现实而言,国有体制是这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撑力量。由此来看,中共不久前发布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确很重要,因为它关乎这种"主义"的命运。


该"指导意见"仍然坚持拒绝私有化,然而有其变通,即所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商业竞争领域里允许国企参股到民企,让民企经营国有资本,而在国企保持控股地位的公益领域,也可以"委托代理"给民企经营。据说,这叫作"通过民企做大国有资本"。有评论认为,可以视其为满清时"官督民办"的现代翻版,是谓"国资民办"。


先前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看似以新的方式重演毛泽东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而习近平现在玩的一手,则看似要直接走到"公私合营"那一步,其气魄,其跳跃性,都更大得多。

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当今世界一大奇观。中共是个大党,中国是个大国。如此大党大国,在毛泽东死后,终于举手接纳市场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短短一二十年,中国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其中的"国进民退"尤为令人瞩目。"中国模式"顿时甚嚣尘上,习近平们的所谓"自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识之士担心,这是一种可怕的"中国式病毒",对世界文明形成严重威胁。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号称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专制形态,其中的秘密即在于,在非市场的自然经济中,土地在其国有体制下可以买卖,这样,专制得到市场的支撑,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


从"国进民退"到"国资民办"

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以为它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对其竭力限制,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被迫改革开放之后,犹犹豫豫地,终于向市场经济低头,一下子时来运转,市场化浪潮为中国经济开拓出极其广阔的空间。中共顺势而为,无情地背弃它对国企工人的承诺,为国有体制的资本化打开局面,于是一个盘根错节、精明而贪婪的权势阶层应运而生,将改革开放之初尚有的些许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色彩基本抹去,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这一局面的确有其可怕之处──中共明确以西方民主社会为敌,煽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它毫无道德伦理底线,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视恪守底线的欧美为软弱,更纵容鹰派军人和黑客肆意妄为。尽管它与当年谋求"生存空间"的德日法西斯尚有不同,但"中国梦"的帝国色彩已极其清晰。


然而,市场自有其规律,却也难以抗拒。"中国模式"以不惜代价的经济高增长为特色,早有人担心其不可持续,苦口婆心劝说中共经济转型。而中共则不以为意,不遭现实教训它决不回头。教训果然就来了,且增长放缓之势一旦形成即难以扭转,迫使中共承认其所谓"新常态"。于是,"国进民退"难以照样玩下去,至少要有所变化。


"改革"声中,弄出了个"国资民办"。无论它是"官督民办"翻版,还是新的"公私合营",终究是似曾相识,所谓国企改革,看来弄不出什么新意了。


吞噬民间资本国有化乃国之祸根

世纪之交,曾有过一轮国企改革的浪潮,使得国企变了一副模样,否则,后来的所谓"国进民退"不会那么顺利。然而,那次改革饱受批评,据说是因为权贵集团大得其利,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人更揪住民营企业家不放,痛斥他们"侵吞"国有资产。


其实,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合,它的强势与垄断乃因政府在其背后支撑,它在市场交易中吃亏往往并不奇怪,而反常地吃亏,则多因为权势者在其中操弄。当年著名的吉林"通钢事件",显示出企业管理层的圆滑与强势。它表面顺从政府机构意图、欢迎民间资本进入,背后则操纵、动员工人抵抗民营化,结果弄出流血事件,致使民间资本被迫退出,改革停滞不前,而工人实际上为权贵们火中取栗。


当年的"公私合营"企业,"文革"初期一夜之间都转为国有,民间资本大规模流失,却鲜见追究,以致其风气延续至今,见怪不怪,似乎只有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滔天大罪。实则,吞噬民间资本而成就的国有化,不仅致使国民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制度性地铺就了权力腐败之路,乃中国社会之祸根。


现在习近平拉开架式推动"国资民办",就中共传统而言,算是顺理成章。不过,如今毕竟时过境迁,他恐怕难以仿效毛泽东再掀起所谓"社会主义高潮",而民间资本,积数十年来之经验,会有顺从者,也会有观望者和回避者。须注意的是,中共对李嘉诚大概只能恼怒,而内地民营企业已在其掌心之中,就不能不多加小心。

——原载《动向》2015年11月号

鲍彤:不依法解密是不是犯罪?

鲍彤

上个月,我国领导人和国际友好人士一起,共同纪念了抗日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二战后最混最乱的一桩历史公案

现在是十月份,人们似乎应该纪念以中国的毛主席为中流砥柱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六十五周年了。
但是谈何容易!这场战争是二战后最混最乱的一桩历史公案,它的起因和性质简直是个谜。
"跨过鸭绿江"去"打败美国野心狼",是当时响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的叫世界震耳欲聋的吼声。
这吼声是声讨又是礼赞。它指控美国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它礼赞大救星毛泽东一怒而安天下,是毛在维护中国和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威风,是毛在捍卫世界的正义与和平!
谎言重复千万遍就是铁案。某些真理好像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问题是苏联不争气,垮掉了。被解了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战争的制造者不是美国或韩国,相反,是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泽东三座尊神。他们密电往来,发动了这场贼喊捉贼的大战。
这些电文揭穿了中共中央喉舌的伪善。毛泽东他也许也上过当,后悔过,但仍然是继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的当之无愧的大侵略者。
赫鲁晓夫砸了武装斗争的饭碗

在国际共运史上,"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本来就是毛的创造。斯大林慧眼独具,赏识之,提掖之,把毛的经验肯定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既然它在中国已经得手,凭什么不能在东方比如印尼,或者马来亚,或者柬埔寨,或者缅甸……成功?
于是,一大块覆盖在"亚澳"名下的辽阔的陆地和海洋,就由斯大林划定为毛的势力范围,归中共指导,成为进行武装斗争的实验区。
斯大林死后,提倡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砸了武装斗争的饭碗,令毛恨恨不已。有人以为毛后来联美反苏是一种"软化",其实,驱使毛纵横捭阖的,恰恰是他那石头般的坚硬——决不向软绵绵的和平过渡示弱。
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1950年那阵子,毛正端详着朝鲜半岛的地图踌躇满志。要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挺身而出,毛本来满有把握把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亚澳和世界风云变幻的新起点。无奈处在强大的联合国体制下,毛输出革命的雄才大略被迫归为泡影。
毛不认输。直到1959年国庆观礼,面对一些直言本国不存在武装斗争条件的兄弟党代表团,毛仍然怫然反诘:"你们国家里有没有土匪?"一听说"有",毛就莞尔长笑:"土匪能存在,武装斗争为什么不能存在!"
伤天害理的抗美援朝终于打不下去,但大错已然铸成。被称为"援助"对象的朝鲜平民今天的处境,就是被这场战争打造出来的纍纍罪恶之一。

"非法保密罪"在中国有权无恐
澄清真相是正确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先决条件。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已经为此开路。但无法想象北朝鲜当局也会主动解密。他们甚至未必願意保存一份像样的历史档案。
那么中国呢?好在"有法必依"是中国多年来至少在口头上没有放弃过的大原则。好在解密在中国是"有法可依"的。好在中国已经把法定的保密期明文规定为最长"五十年"。好在六十五年前的档案总应该"依法解密"了吧。既然如此,逾期而拒绝依法解密,恐怕应该是非法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吧,恐怕应该确立为"非法保密罪"吧!
不过多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非法保密罪"照例是有权无恐的。那些被保护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无非是人所共知但是见不得人的丑恶而已。
所以问题很多:这类非法的或不合法的保密,该当何罪是个问题。应该由谁承担罪责是个问题。应该如何量刑判刑是个问题。在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具备能力以决定诸如此类问题之前,各种重大事件的真相,能"小白"就不错了,恐怕是"大白"不了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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