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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吴戈:牛皮吹呀吹 國威飛呀飛

這幾天,不知是經濟蕭條還是有政治任務,北京至少兩條線路的地鐵,車廂內的廣告屏幕不光沒有廣告,連乘車須知和報站也沒了,只剩下9·3閱兵的威武場面,坦克、導彈有如滾滾長江東逝水,一刻不停。
9月27日,以某專職力挺巴沙爾政權和俄羅斯的博客爲首,幾個影響力完全無從查證的所謂阿拉伯世界神秘信源聲稱:24日一艘中國「海軍船隻」穿過蘇彝士運河進入地中海,目的地不明。同時援引敘政府軍一名軍官稱中國軍事人員和航空裝備要來配合俄軍。
全部事實僅此而已,而且含糊其辭,無從證實,但編者卻深諳炒作之道,配圖用的是「遼寧」號航母,不過居然是計算機模擬圖而非實物照片,於是從中東到中國國內,頓時盛傳中國派出「遼寧」號大編隊滿載1000名陸戰隊員,要與IS大戰三百回合。也許是此消息在阿拉伯世界輿論風傳太盛,中國網上一位長期追蹤和研究中東局勢的民間專家也信以爲真。
在中國人口中約不佔少數的民族主義狂熱人群立刻高潮迭起,幾乎要爽死過去,卻無一人置疑:爲何「習奧會」竟對中國如此大的武力干預毫無反應?難道美國對這麼大的艦隊經過蘇彝士運河也沒有發現?
實際上,俄羅斯的蘇-34戰鬥轟炸機對付IS這種目標到底有多厲害,很值得懷疑,一脈相承的殲-15「飛鯊」恐怕好不了哪去,何況乳臭未乾。憑什麼敢這麼說?因爲關於中國武器的水平,除了官辦的生產者,你有任何別的信息來源嗎?哪怕是使用者的意見也是絕不公開的。你會說美國武器的信息也有不少來自廠商啊,可那是一個總統說謊也會被彈劾的國家,而你是一個不說謊連鄉長也當不上的國家,你說呢?
搞笑的是,爲閱兵激動得渾身顫抖的愛國者完全忘了,對裝備來說,閱兵就是在無彈、電子設備不開機、除行駛外所有功能不用、全年氣溫最適宜、路面最平整(塵土低於2克/平方)、沿途極安全、速度最慢情況下行駛十餘公里,訓練和來去的使用也不會超過家用轎車的強度,可是軍工廠商的技術保障骨幹還傾巢而出,部件全換新的,卻還忙得不斷排除故障、連夜搶修、回廠尋件,多少孩子沒人顧,老人死了見不上,有病沒空治。
打起仗來這些玩意兒是什麼表現?4S店買個奇瑞也不需要廠家派骨幹貼身保障吧?你說這些裝備在俄羅斯陸軍賽中完勝,可那是個爲了求勝可以隨便改規則,爲照顧可以改賽道的主辦方啊。
還有人擔心受閱完畢的中國導彈回巢途中被敵人追蹤,從而暴露神秘的導彈基地,可幾天後你看網上流出的照片,方知某型導彈回到製造廠所在的江西上饒,職工群衆夾道歡迎,技術保障隊員們披紅掛綵站在車上接受檢閱。恐怕你才知道這些導彈是拆除了戰鬥部和一切可能爆炸的火工品,根本就不能發射,外觀卻要粉飾一新的特殊產品。
還有網友調侃:「兔子看誰不順眼,就在朱日和(作戰訓練基地)給誰修棟房。這不,台灣省『僞總統府』和凱達格蘭大道已經有了,還有誰」,有人問「敢給白宮修一棟不」,答曰:「東南各省已修建至少8座,各省軍區都足夠用啦」。
這些好大喜功卻掩蓋虛弱的惡習甚至漫延到消防車上。近日三一重工宣稱:在6月30日的北京大紅門木材廠火災中,進口的44米高噴消防車展開臂架仍無法接近火源,而三一的48米大跨度消防車卻能用6節臂架跨越外圍障礙,直達火源噴水,立下奇功。
非將水槍伸到48米外才能滅火,只能說明北京像市區內的木材廠這樣的目標消防通道也嚴重堵塞。基於消防通道必須暢通的前提開發的外國車型當然無能爲力。至於依靠三一消防車噴頭安裝的攝像頭,北京市長才能運籌帷幄,反而暴露了指揮體制和手段的浮誇和落後。

——东网

东步亮:免債和送錢經過了誰同意?

繼9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宣佈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同時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支持之後,28日,習近平又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宣佈,設立爲期十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支持聯合國工作;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並建設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未來5年內向非盟提供總額爲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
短短幾天裏,中國國家元首向他國奉送了數以十億、百億美元計的金錢。加上過去60多年送出去的4000多億人民幣,初略推算,中國這個普通民衆並不富裕的國家,花在外交、國家形象和面子上的金錢,已經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天文數字。
中國「無私援助」的消息公佈之後,在網絡上引起了民間輿論的廣泛質疑,以至於官媒《人民日報》客戶端及其旗下著名的極左媒體《環球時報》(民間蔑稱其爲「壞球屎報」),主動站出來「爲黨分憂」,發表洗地文《中國免除外債是「窮大方」?這五個事實你得知道》、《對外援助非白花錢但好處常不能宣揚》等,爲免外債和對外金援作辯護。圍繞這個問題,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民間輿論還與官方的代表展開了多輪激烈的爭論。
誠如有關官媒所說,免除一些窮國的債務,對有關國家給予資金援助,確實是國際關係中的常見現象。作爲一個負責任的、「正在崛起」的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免除窮國債務和對外進行經濟援助,是題中應有之義,並不出格。一個暴發戶,發財之後還會給窮人捐點錢,主動做點公益,以贏得別人好感,何況一個聲稱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現在好不容易有點小錢了,怎能看着非洲的難兄難弟們天天喝西北風呢。
根據相關資料,作爲對外援助的第一大國,美國預計在2016財年對外提供高達53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遠遠超過其他國家。2014年,美國不計軍事援助在內的外援金額爲327.28億美元,英國援助數額爲193.86億美元,排名第二。相形之下,習近平在聯合國所宣佈的這點援助確實不算什麼。
中國絕大多數知曉一點國際問題、懂得一點事理的民衆,都並不反對對外援助,他們所反對的是對外援助的程序,即:免除債務也好,對外援助也好,以國家名義所送出的錢款,都是全體國民的財富,是成千上萬納稅人的血汗錢,國家元首或執政黨領袖一句話就免除了別國幾百億美金的債務,送出去幾十億美金的錢,經過了每個公民的同意嗎?或者,經過了公民代表們的同意嗎?誰授權你這麼幹?這種對外援助是否太過隨意?
不少法律學者提出,應該制定《對外援助撥款法》,將免除外債和對外提供經濟援助納入法律的籠子,按照相應的法律程序進行審批,進行監管和規範,而不能任憑個人隨意決策,信口胡來。正如童之偉所說,「錢是大家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私產,不能由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任何沒有法定職權的機構說了算,必須履行必要的民主程序和法律手續」。
對外援助第一大國美國的人民之所以不擔心政府會亂花錢、以政府首腦的個人意志撒錢,正是因爲它有完備的對外援助法律體系和執行體系。美國1961年就通過了《對外援助法》,以此爲基本法,它的對外援助要麼依據國會經立法程序通過的相關法案,要麼需要有總統簽署和頒佈的行政指令,截至2014年底,美國涉及對外援助授權的法案有20餘部。這些法案保證了美國的每一分錢援助都在法制的框架內進行,國家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儘量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法律學者徐昕認爲,中國的對外援助應該規定僅全國人大才有權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能「代勞」。著名律師陳有西則認爲,「政黨權和行政權不能包攬外援事務」,他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將預算委改組成預算撥款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分別審議審批政府對外援助,「審議辯論過程要向全國直播,應允許記者自由報道,允許所有全國人大代表自由旁聽」。——後面那條建議簡直是在做中國夢。
建議只能是建議。吵得再兇,想得再好,人家根本聽不進去,你也只能乾瞪眼。

——东网

夏明:国外瞎忙,不如回家补网

白宫前“迎接”习近平到访的抗议人群

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一个世界。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美国和联合国,从北美大陆最西头飞到最东头,前面有散财童子抛洒上百亿美金引路,道路两旁还有红装绿裹的中年妇女打起腰鼓,跳起秧歌舞,迎合一位身在异国他乡的陕北老乡的情调。这一路走来,习近平有多少建树?
自不待言,官方媒体在总结一次"成功的"、"历史性的"访美之旅:"旋风七日"行程满满当当,共识成果涵盖方方面面。"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也说上一句,习近平访美是"历史的转折点"。

重大议题未达共识

其实,在几项最重大的问题上,中美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取得成果,反而凸显两国的深刻分歧,预示中美关系已进入多事之秋。例如,中国单方面热衷的所谓"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还只是中方的独白,美方并未捧哏成全一台充满笑声的相声。习近平没有获得到国会演讲的机会,中美没有发表任何双边公报(所以很难说是1979年后的最重要的一次出访美国),双边投资协议也未达成。中国方面还在"网络安全协议"上回应奥巴马总统的要求,两国签署了协议,但是否中国会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中美知识产权上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未来并易不让人乐观。
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上的演讲明确针对中国,畅谈普世价值、人权、敬拜自由、访民权利、反对党的价值、多元民主的优势、南海的和平和航行自由。奥巴马说到:"国家的力量基于人民的成功。他们的知识、创新、想象、天才、动力和机遇反过来又依赖于个人权利、良政和个人安全。"他最后说:"历史不断见证那些相信强权即真理的伪先知和没落帝国的失败。历史还会如此。"对于以"七个不讲"为品牌的习近平来说,这些话也反映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真理。
为了给习近平访美营造良好气氛,奥巴马总统确实也费了不少心机。比如,习近平在白宫时,白宫由白布帷隔了起来(有人因此调侃说,"迎宾"搞成了"出殡"),拉法耶特公园也关闭了,目的是不让习近平看到或听到外面抗议的人群。但是,习近平的整个访问,始终没有摆脱抗议人群的游击战跟踪袭击。从习近平到达西雅图的那天起,中国驻美使馆和侨团组织了"迎接队伍",而民主人士、访民、藏人、新疆维吾尔人、法轮功、人权团体也组织了"迎击队伍"。
抗议人群如影随形,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他们的人数都高达千人,在气势上、甚至数量上都超过了挥舞红旗的方阵。在过去十几年,中国领导人都没有遭到到过如此声势浩大的抗议。西雅图的警察无法保证习近平不被打搅,干脆用大客车堵上了他入住处的街道公路。在纽约联合国广场的抗议,能相提并论的,恐怕要回到1992年李鹏受到的待遇了。在联合国广场,只有中国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遭受到自己国民的大规模抗议,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更为出乎意外的是,习近平的车队遭到沿途抗议人群的哄喊,而且在华盛顿特区的车队还被三位女访民马永田、李焕君和葛丽芳拦住,他们还钻到了车下,在拦住据说是习近平的座骑时,还让后面的一辆车(据说彭丽媛在车内)紧急避险,撞到了街沿。这些各路抗议人群还到习近平的下榻宾馆进行夜间抗议。很难想象,所以这一切,习近平能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对习近平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大失败。尤其考虑到中国政治特色,权力主要是建立在威仪上的。地位、体统、尊严、体面、敬重、排场是权力的核心。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的亚洲文化都把权力当仪式对待,他们认为,准确无误完成各种礼仪产生最高形态的权力。在习近平"9·3阅兵"左手行军礼后,他最心悸的恐怕就是在国际场合在闹出笑话。尽管习近平的内圈人物和使领馆的官员试图筑起一道道红旗飘飘的欢迎风景线,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波特金村庄",但海外中国人的冤屈和愤怒还是撕裂了这些豆腐渣工程,让习近平变成了那位穿上新装游行的皇帝。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现在已经回国。稍作休息后,他又要踏上不列颠岛。所以检讨美国访问的每一个环节,当是习近平幕僚的头等大事。我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学兄/老师/同事/领导王沪宁一定不会忘记每一位国政系的学生都知道的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处处遇陷阱,而且还有成千上万在国内无处伸冤、无权发声的人依靠美国民主法治的保护,向他声讨公平正义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就不能不反思一下内政的问题了。
其实问题的实质已经很明显了。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上的讲话所说,"美国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监督检审。当我们还不足时,我们愿意批评自己。因为我们要领导负责任,坚持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在民主的开放空间里讨论我们的分歧,所以每一个男女个人都坚信,他们有能力把他们的社区、环境和国家变得更好。"
对习近平来说,与其大把撒金,引来一堆盯着钞票眼睛发绿的贪婪人群,不如把他在全球宣教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往前推一步,进入"国内关系的民主化"。与习近平同期造访美国的教宗方济各既无枪杆子,又无钱袋子,却获得了自发的人山人海的欢呼,就是因为他是"人民的教皇"。他是谦卑仰天称父名的人,而不是要别人称他为"大大"。所以,要出洋满载而归,习近平还有很多的家庭作业要做好。

——BBC

鲍彤:愿蒋培坤丁子霖教授的梦 也有实现的机会

蒋培坤、丁子霖
蒋培坤教授去世了。他抱恨而去,赍志以殁。

他同夫人丁子霖教授志同道合。他们的志,极具体,也很宏大——为他们的中学生儿子蒋捷连以及其无数同难者的被害,找出真相;为死者的人权,讨个公道。

找出真相,讨个公道,大概在这个地球上应该不是不合情理的要求。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合法的国度里,也应该不是什么非法的要求。

我认识二位先生自1997年始。我们每次见面,全部的唯一的话题,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梦的实现,使全中国的孩子和成人们,都能从此得到免予恐惧和享有生命的权利。

蒋、丁二先生如此合情合理合法而又如此微薄的要求,至今犹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一个梦。

因此,二十六年来,小天安门式的伤亡事件,继续在这个国家的城乡各地,在不同的规模上,层出不穷地被复制着。

蒋、丁二先生壮志难酬!这是中国这个有法可依而且被依法而治的国家的悲剧。

就在蒋教授去世的同一天,中国主席在联合国豪情满怀地宣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她们梦想的机会。"

我于是在心底默祷,但愿丁子霖教授的梦终有实现的机会。
问题是还得耐心等待二十六年吗?

左起丁子霖、蒋捷连、蒋培坤

——RFA

未普:习近平访美留下的困惑

奥巴马夫妇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到访
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其公开讲话和内部讲话不一致,口头承诺和实际行动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在这次访美过程中,给美中关系的观察者留下不少困惑。

第一个困惑,习近平到底是喜欢西方价值观还是厌恶西方价值观?习在西雅图访问时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习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了,不可谓不深入,这可以从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自述看出。他读过不少美国作家的经典名著,喜欢好莱坞的警匪片、战争片和浪漫喜剧,敬佩美国政治家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等。显然,习近平对这些西方文化和文明,是相当感兴趣的。

可是从他当政之后传出来的"新南巡讲话"、"七不讲"、九号文件和"8•19"讲话看,习却是非常憎恶西方价值观的。凡是顽固鼓吹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在他的"8•19"讲话中,都是"反动知识分子",一些"反动知识分子",因此而被他主张的"亮剑"行动所维稳。

第二个困惑,中国政治是不是权斗政治?习近平说,中国政治不是纸牌屋,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对的是,中国政治是黑箱政治,而纸牌屋反映的美国政治是透明政治,中国政治不是透明政治,所以说中国政治不是纸牌屋。但是习近平想要说的显然是另一个意思,即,纸牌屋讲的是权力斗争,中国反腐不是权力斗争。他说,中国反腐没有别的目的,不是为了扳倒对手,"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

这就匪夷所思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黑箱中的所有反腐作业,难道都是为了光明磊落的目的?如果真的光明磊落,为何不让你的政治见阳光呢?一个无所不在的政党,掌控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老百姓无权知情、参与,甚至无权乱说乱动,这个本应是大众的政治,是不是太不大众,太不光明了?!

第三个困惑,中国大规模攻击美国网络,到底是不是政府行为?习近平在西雅图矢口否认中国政府参与和支持网络攻击,而《华尔街日报》毫不客气,在习近平抵美次日即发文章,"网络侦查发现黑客来自中国军方"。文章说,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宣布,网络窃贼窃取了2200万份安全档案,并获取了560万联邦雇员的指纹和社安号码。另外还发现,美国境内50%到80%的伪造IP地址都来自中国,以剽窃美国的商业机密。

这种大规模的攻击和剽窃,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中国,绝无可能是个人行为。美国方面已经查出,中国政府操纵著极其庞大的国家网络间谍机器,而解放军某些情报部门已和黑客团体直接联系起来,成功渗透到与中国争夺南海控制权国家的主要计算机网络。这次习近平访美承诺,要打击网络攻击行为,"坚决捍卫网络安全",但会不会见成效,美国方面表示怀疑。

第四个困惑,美国和中国谁最有可能战略误判?习近平这样安抚美国:"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加深相互了解可以帮助防止美国或中国的战略误判。"修昔底德陷阱"是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观察到的一种现像,即雅典实力增长导致斯巴达产生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习近平的安抚或许只是一种姿态,他本人怎样想的,不得而知;已知的是,他的智囊和一些中国学者相信这个"陷阱"。

分析以上几个困惑,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价值观方面,习近平作为个人,欣赏西方文明,作为中共总书记,却憎恶西方文明,这反映了他的两面性。在中国政治上,中共的黑箱政治本身就是远离文明的政治,至于说反腐不是权斗,那只是一种骗己骗人的说法。在网络攻击上,中共扮演著主导作用,以后只会变得隐蔽。在战略误判上,如何避免热战,可能从此要提上美中日程了。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六) ——初会法官

九月十四日晚,接到律师电话,说案件的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给他打了电话,确认明天上午九点半贾志刚法官约见。终于呵!
在我的记忆中,三中院所在的北苑是荒郊野外之地,查了"搜狗地图",从我的住处到那里需时一个半小时。九月十五日早早出门,地铁一路顺畅,出了北苑路北站台,面对的竟是都市的喧闹。在马路边鳞次栉比的无照早点小摊和排队的熙攘人群中穿梭前行,被油烟熏烤着,我这个曾经的北京人,在外地口音人的指点下,寻到三中院访客登记处设在法院正门侧面一百米开外的铁栅栏门内,面对着车水马龙的五环辅路,窄窄的便道上已经有不少人憋屈地挤在这里等候。门内大大的屏幕上滚动着今天开庭案件的名称、庭审的时间和审理的法庭号,都是经济纠纷类的,没有行政诉讼。 
夏楠律师打"专的"(类似美国的Uber差五分九点到达侧门已经开了,人们排在登记处窗口外领取访客登记单,我和律师顺利通过登记和安检进入法院大厅。大厅十分宽敞,供访客等候传唤的座椅占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空间。有点奇怪的是,大厅内有个银行的营业处,我猜想可能是方便访客随时取款支付罚金或诉讼费。值得一提的是,大厅内有饮水器,厕所也十分洁净。
时间还早,我和律师在大厅内的座椅上休息,交换了一下见到法官后提问的要点,我主要是希望得到法官对本案"疑难、复杂"在何处的解释,律师主要是敦促尽早开庭。夏律师说,今天的会见可能只有几分钟,走个过场,让我的期望值不要太高。
九点二十分我们按登记单上"被访部门:第30法庭"的指示,找到了它所在的地下走廊。这个走廊总有几十米长,长长通道的一侧是一个接一个的座椅,另一侧是隔一段一个关闭的木门,门旁边的墙上钉着牌子:"XX法庭"。30号法庭在紧里边。在正对着法庭门的椅子上坐定,我一眼就看到对面的一溜墙根儿水迹斑斑,墙皮剥落,很显然,这幢新建筑地基的防潮处理极差,不禁对在这样的环境里成年累月工作的法庭人员的身体健康,油然升起一种忧虑。
不期然间,长长一排的座椅上已经坐满了人,我向走廊入口处看去,出现了一些身穿月白色短袖制服,深蓝长裤,左胸口袋上方佩戴着国徽的男士、女士们,一路走,一路闪入一个个的法庭。其中一男、一女向着走廊深处走了过来,我看着他们,心想着不知是哪个法庭的法官。那位男士却直冲着我一笑:"李南央!"我对这一句寒暄都没有的招呼有点意外,不过立即反应过来,起身回答:"我是李南央。您是贾志刚法官?"对方边向30号法庭门走去,边伸出一只手和我相握,在用另一只手打开法庭门的同时,把跟随在他身后的女士介绍给我和律师:"书记员——张怡。"坦率地说,我是带着戒备之心来的,贾法官透出的干练、自信,又不失得体的随意,让我很有好感。 
我注意到,进入法庭以后,贾法官并没有将大门关上,而是让它就那么敞着,不知是要显示这不是"密谈",还是法庭内确实太潮湿,开着门会舒服一些。我环视了一下这间法庭,我去过的美国法庭与之相比,可谓硕大了。贾法官上到左侧高台,在三张座椅中间那个靠背最高的座位上坐下,书记员张怡拉开高台下正前方写字台后的凳子,将怀中抱着的一摞资料放到桌面一侧,打开桌上的电脑。我和律师坐在靠门一侧的原告席上,对面的被告席是空的。正对着法官高台的那排靠墙折叠软椅应该是旁听席了,我数了数只有七张,心想:如果在这里开庭,旁听人数真是少得够可以了。
谈话的正式笔录全文如下: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一审谈话笔录"
审判长:我是本案的承办法官贾志刚,您的代理律师夏楠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8月17日打电话给书记员张怡,代李南央询问9月1日—3日期间我是否有时间与李南央您本人见面谈话。因前段时间案件量大,开庭紧凑,所以没能与您见面。考虑到您因此事专门乘飞机从美国过来,所以安排今日与您进行谈话。今天谈话是非正式的,这个案件拖延的时间比较长(我插话说:"快两年了。")对我们来说是疑难复杂的案件,我们也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高院申报了延审(我展开右手五个手指,示意已经延审五次,贾法官以点头微笑作答),下一步如何进行,会向您下达通知。今天你们过来,我们也想听听您这边的意见。
因为案件还没有开庭,案件的情况咱们尽量不涉及。您有什么想表达的内容,回去后我会和合议庭成员进行研究,也会和庭领导汇报,下一步会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
李:刚才您也提到了疑难复杂,您觉得这个案件疑难复杂在什么地方?
审判长:行政案件审理的内容是行政机关执法的职权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我们是新成立的法院,这种案件之前没有审理过。在2003年的时候,有过红太阳的案件(李按:指朱元涛律师诉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其入境携带的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案),可能您也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案件,而且您的身份在国内外比较知名。不管从院里、还是庭里来讲,都想把案件研究得透一些。这么多年以来,在北京没有遇到过此类案件。这个案件从事实依据,职权等方面我们都会进行审查。
夏:您提到这个案件比较新,是否可以先开庭,我们先把事实陈述一下。
审判长:您这个案件,我们回去后会和合议庭研究,先把前期工作研究扎实,再进行开庭。
李:因为从来没有审查(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审理")过这类案件,或者说愿意告的人也比较少,我们这个案件就像是标杆式的案件吗?
审判长:红太阳案件的判决我们看过,但具体如何审理我们并不清楚。确实如您所说,有的人愿意告,有的人就不会来告。
李:首都机场海关的处理方法是绝不妥协,当时在机场的时候,我和海关说如果书不适宜带进来,我在出关的时候会带出去。海关不但没有同意,而且点名道姓地说《李锐口述往事》不能带出去(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带进")。一共八十多本书,海关只是具体把这本书的名字说出来,是对我及我父亲名誉权的损伤。
夏:李老师是《李锐口述往事》的作者,涉及商业利益、名誉利益,还牵扯到李锐99岁老人家名誉上的损害。
审判长:海关没有找过你们进行沟通吗?
李:从来没有。我们也知道,在我当时出境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的决定。我发出公开信的第二天,海关和我说他们已经审查了,这本书不允许带出去(李按:此处是误植,应是"带进"),之后就给我发了一个通知单。我们做了一个申辩(李按:应该是行政复议),但海关一点不让步,还是坚持处罚是正确的。其实我们的申辩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审判长:被告的证据都交换过你们了(李按:原记录如此),你们之后和海关的沟通我们也不太清楚,你们现在是否还想要和海关进行沟通?
夏: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要坚持诉讼。
李:高华(李按:指"红太阳案")是一个读者的身份把书带进来,而我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把书带进来。我现在的工作是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海关的处罚会对我现在的工作有影响。
审判长:李南央你现在的户口已经注销了吗?
李:我当时走的时候,还有粮票,之所以要撤销我的户口,是为了停止副食的供应。
审判长:您现在国内还有哪些亲人?
李:我父亲、母亲、哥哥、妹妹都在国内。
而且我认为这个案件拖延的时间越久,影响越不好。
审判长:您提到录音的问题(李按:指今年六月份回国,我给法官电话留言,法官不予理会一事),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法院,很多设备我还不会用,我之前都不知道有录音这项功能。后来听同事说才知道,这一点也向您说声道歉,希望您可以理解。哪怕一个普通的当事人过来起诉,我们也会慎重对待。
夏:我们今天过来,目的是督促人民法院尽快开庭,您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开庭日期。
审判长: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我回去后会和合议庭进行研究,也会向庭领导进行汇报。
李:也就是说决定开庭主要是在合议庭,而不是庭领导或是院领导是吗?
审判长:由合议庭对案件进行推进,之前我们也向您发过一个合议庭变更通知,原来有一位合议庭成员已经离职,重新组成合议庭后,需要重新对案件进行讨论,也延长了一段时间。
李:您每次向高院进行延审的时候,都会说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案件疑难复杂才报延长审限。
审判长:我们是按照疑难复杂报的。
李:我们希望在开庭前至少两日通知我们。
审判长: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至少会提前10天通知您这边开庭时间。
李:好的,感谢。
谈话结束后,贾法官让我和律师审看笔录,并在每一页上签字。我向法官提出需要一份笔录的复印件。我说:"您知道我会将今天的情况写进文章的,要复印件是希望我在文章复述时不会出大误差。过去写的这个案子的'跟进'文章,我都请律师寄给您了,您应该都看到了。"贾法官痛快地同意了,对我就此案不断地"跟进报道"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意外。我和律师同贾法官和书记员随便闲聊着走出法庭,来到设在法院大厅内的接待台前。张怡请那里的工作人员将笔录复印了,交给我。我们与贾法官握手道别。走出法院,看了下手表:十点三十五分,比律师预期的要长多了。所谈内容,当然不仅只张怡记录下的那些。在张怡整理笔录时,我跟法官还有一些颇有意思的互动闲谈,限于篇幅,下次"跟进"再细说吧。
回到父亲家中,刚走进门厅,老头子就从客厅的沙发上高声发问:"怎么样啊?跟法官谈的有结果吗?"他耳背得厉害,我将上午的谈话简单归纳,写在纸上给他看:
1. 法官说:案子拖了快两年了,确实太长,我们也想尽快解决,主要是疑难复杂。
2. 法官说:过去没有过这种案例,只有2003年发生过告海关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一书的案子。三中院是新成立的,这种案子没有经验,需慎重,一旦判决,会成为以后判案的"标杆"。
3. 法官说:我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会将您要求尽快开庭的意见向庭领导反映,不会永远拖下去,但是也没法儿告诉确切开庭的时间。
4. 我告诉法官海关不肯让我把书带回美国,又点名说《李锐口述往事》是禁书,不能进入大陆,李锐曾任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与胡耀邦、赵紫阳又有亲身接触,此书回忆他一生跟随共产党革命经历,海关作法损伤了李锐名誉,也损伤了我的名誉,希望法院公正判案。
5. 法官说:请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作出公正判决。
父亲叹息了一声:"看来他们还是要拖下去。"
我说:"我问了法官,是不是要'八年抗战'?法官说不会,案子总有审限。你有生之年,是会看到案子结果的。"
父亲说:"你坚持下去就是了。"拿起放在手边的《李锐口述往事》,一页页地翻到那些历史照片,说:"这都是历史啊!不是你帮忙,我自己是写不出来了。"我说:"还有丁东他们2002年的采访,若不是他们十多年前采访你,你现在的记忆恐怕说不全这么多事了。"老头子说:"是呀,是呀。"然后将头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目,陷入沉思……。
我的律师说,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我说还是有的,至少下面这两句是写在贾志刚和张怡也签字了的"谈话笔录"上了:
"这个案件从事实依据,职权等方面我们都会进行审查。"
"我们会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条:"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八条之(二)款:"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等待着贾志刚法官依据"法官法"所赋职责及所授权利,言而有信——"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终止"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延审的作法。

王丹:习近平与《纸牌屋》

网络资料:习近平PS纸牌屋
民主制度越完善的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品格以及个性,就越不是那麽重要。在这样的国家,即使领导人有个性,也会被制度约束甚至改变。相反,越是强人政治的威权国家,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品格与个性,就越影响巨大。因为往往是这样的强人的个性,改变了国家的走向。毛泽东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是典型的例子。

众所週知,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一心学习毛泽东,这当然首先就表现在强人这个部分。他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权力于一身,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当然就是一言九鼎。因此,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和联合国,对外界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更近地贴近观察习近平。观察习近平的政策固然是一部分,不过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说的比唱的好听"历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主持联合国妇女大会,但是继续囚禁维权女律师和独立女记者就是例子。令人比较有兴趣的,是他展现个人特色的一部分。

要说到习近平的个人特色,就要先从中国的微博上的一个段子说起。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欧巴马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也喜欢了解赢政刘邦李世民等中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李宗吾的《厚黑学》是我实现美国梦的指路明灯,我还特别喜欢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回到白宫,蜜雪儿嗔怪道:"你的枕边书明明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近又迷上了花千芳《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和周带鱼的作品,不吹牛逼你会死啊!"欧巴马听罢,羞愧地低下了头。"

有关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人,大概都可以懂这个段子的梗。它其实用影射的方式挖苦的,是习近平在西雅图演讲的时候,开列他阅读过的西方民主理论经典书籍的事情。那天,习近平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汤玛斯。潘恩的《常识》,也喜欢华盛顿和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他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着作。这个书单开出来,真是令人震惊,因为都是现在中国当局严厉打击的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很久以前,就有"九不准",包括不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个"九不准"至少是在习近平同意下製定的;前不久,中国的教育部长还在说,不应当允许西方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的校园,这样的政策宣示,独揽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也不可能不知道。现在,他又搬出这些被中国官方批判的著作来,虽然是要显示他的亲美和博学,但是也不禁让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读过这些书,为甚麽你的行为和思想却完全跟这些书中的内容背道而驰用?我们当老师的人有时候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书读到哪裡去了?!显然,中国国内的很多老百姓并不相信习近平真的读过这些书,所以才会有上面那个微博上的段子。

而更令人喷饭的,是习近平关于美剧《纸牌屋》的引用。他说,中国反腐"这其中没有什麽权力斗争,没有什麽纸牌屋"。这个桥段当然是撰稿人故意设计的,但也一定是经过习近平审阅同意的,用来暗讽美国和吹捧中国。但是这个桥段的出现实在太丢脸了。首先,说中国反腐没有什麽权力斗争,这话简直连鬼都没有办法相信。如果没有权力斗争,令计划的罪状中泄露国家机密以及"搞非组织活动"要如何解释?薄熙来,周永康等人都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其次,也是最可笑的是,《纸牌屋》明明就是一部电视剧而已,我们都知道美剧的编剧,洒狗血的功力是多麽强大。美国政治中当然也有权力斗争,但是《纸牌屋》中描写的那些,与真实状况差得很远。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上还有人居然称习近平是"知美派",那位作者可能不知道,原来,习近平是看美剧来了解和评论美国的。

对内一套,对外一套,这就是我们从这次习近平访美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习近平。

——RFA

2015年9月29日星期二

傅恒:世界分食中國專制的「紅利」

習近平的美國之行,遇到了國內訪民攔截車隊,上訪者與被命令前來了解情況的人談笑風生。習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席間寥寥無幾的聽衆,黨媒傳回國內卻說「座無虛席」。習與聯合國秘書長主持婦女大會,說所有的中國婦女都能實現夢想。
這些只有在末世才有的景象,就這麼出現在美國,出現在聯合國,而且看起來毫無違和之感。習近平曾說過,中國一不輸出革命,而不輸出貧窮,可是他帶隊在美國撒錢,給聯合國相關基金撥款十億美元,又輸出了什麼?概言之,輸出的是中國專制的「紅利」。
在這個事件中,聯合國充任了非常醜陋的角色,表現出一個積貧積弱的聯合國所應有的柔軟身段。當希拉里說習近平在世界婦女大會上的表現是「shameless」的時候,聯合國的人會覺得「shameless」嗎?恐怕也不會,看起來,收買的價格遠遠高於要價。
當國內有些人不合時宜地講,爲什麼習近平在全世界撒納稅人的錢,卻不需要任何同意的時候,這個陳腐的國家再次展現出深重的裂痕。但是對世界而言,這種抱怨聲音過於微弱,可以忽略不計。即使那些聲稱以價值立國的國家,也在這種鉅額交易前保持沉默。
從前,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有些友邦發出刺耳意見的。在那種聲討的氛圍下,會讓人覺得,中國政府雖有惡意,但原因是因爲世界拿它沒辦法。從習在美國及聯合國隆重走過場的情況看,恐怕不是「沒辦法」,也是要分食專制紅利,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回事。
大陸政府早有應付世界的一整套辦法。在習訪美前夕,放出一兩個次要的異見分子,如此避重就輕,看起來也是對世界的一個「交代」。而友邦並無意見,很多時候看上去,專制不只是「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同時也是它與世界的合謀。
如果給你一個支點就能翹起地球,這是物理學上的「世界夢」;如果你有足夠的美金就能買下全世界,這是政治學上的「中國夢」。中國企業家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歡迎習近平訪美廣告,FACEBOOK、蘋果等與大陸互聯網公司的富豪把酒言歡,好像世上已無「防火牆」。
說到防火牆,多說幾句。對大陸人而言,「翻牆」越來越顯得不重要,網民體現出適應封閉環境的驚人能力。一面是築高的防火牆越來越隱形,另一方面是曾被寄予希望的牆外力量漠視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參與中國防火牆建設」是收買世界的附加項之一。
在一種邏輯中,認爲專制對世界的收買並不會建立長久緊密的國際關係,但是對專制而言,期限長短又不是缺點,只要證明是有效的,效果可以繼續追加鞏固。對專制的擔心很可能是多慮。更深地嵌入世界關係中,並非是專制無法達成的目標,它現在就上演着。
熱錢撒世界,冷眼看中國。不止只有中國讓人失望,這個世界也是個勢利眼遍地的地方。所謂「複雜中國」逐漸演化成「複雜世界」。不是世界搞雜了中國進程,就是中國給世界摻了沙子。世界看起來過於容易被收買了,那些珍貴的東西已經被收繳。

——东网

郭大眼:訪美不順遂 或令習近平開眼界

各界緊密期待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竟被歷史性首度訪美的教皇方濟各比下去,在習近平訪美的幾天,同時訪美的方濟各風頭一時無兩,其每句說話每個足跡幾乎都被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所覆蓋。相反,關於習近平的報道則一切從簡。
網上廣傳的方濟各與習近平分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的兩張照片,前者聽者踴躍,幾乎座無虛席,相反後者則有逾半座位空蕩蕩地無人坐。習近平上台以來,國內外發表講話何曾試過有虛位的?估計習講話時心裡一定不是味兒。
九月二十五日中午,習近平伉儷前往美國國務院參加招待午宴途中,其專車被來自北京、上海、湖南及河北等地,突然衝出馬路「告御狀」的中國訪民所攔載。從網傳的視頻可見,多名拿著申訴「狀紙」的訪民高呼:「習近平,見訪民」。
這種事情,若在內地發生,「龍顔」大怒的話,地方官有丟烏紗之虞。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不論是江澤民或胡錦濤訪美,容或有法輪功、藏獨等示威者在離會場相當距離的地方抗議,但印象中從未發生過上訪者遠渡重洋,千里迢迢到美國告御狀而又成功攔車這樣的事情。
要數具爭議性,還是習近平在聯合國宣布,除捐款一千萬美元給聯合國婦女署外,還承諾在未來五年內為發展中國家興建一百個「婦幼健康工程」及一百個「快樂校園工程」、在當地培訓十萬名女性職業技術人員,並邀請三萬名發展中國家婦女到中國參加培訓。
民主黨美國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克林頓夫人、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莉會後在社交媒體Twitter批評:「習近平一面迫害女權活動人士,一面卻在聯合國主持女權會議?無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亦指出:「如果你要促進女權,就不要因為女性爭取權益而把她們關進牢裏。」
習近平此番訪美不順遂,若領導人虛懷若谷,則在此行中眼界大開,反思何以手握百萬計軍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領袖,其重要程度、影響力、受歡迎程度竟然不及一位宗教領袖。心胸開闊的領導,這樣從美國西岸到東岸走一遭,當或多或少感受到自由世界的氣息,獲益良多。
相反,狹隘自大的領導人既可能會責怪外交部辦事不力,這麼重要的訪問,怎麼會跟教皇「撞期」?也可能懷疑美國當局存心貶損,在美國媒體的配合下,令他黯然失色,下不了台。結果可能「破罐子破摔」,與專制的普京,甚至為舉世所唾棄的「通緝犯」、蘇丹總統巴希爾等走得更近,令中國與世界其餘大部分地方之間的距離更遠。

——东网

胡平、程凯:深切悼念吴学灿(附: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璨)

吴学灿
从友人处获悉,吴学灿先生于本月25日上午9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病故。
前年秋天,我和太太去华府,曾和吴学灿一块儿吃饭,他还领我们到他家中小坐,见到他的太太和女儿。那时他就告诉我他得了肺癌,且已是晚期,在做化疗;但言谈间仍是生气勃勃。据友人说,吴学灿治疗情况不错,就在不久前还去老人中心打乒乓球。学灿病故,虽不令人特别意外,但仍令人感到震惊。
我和吴学灿相识于1979年。那时他在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任编辑。我是去看望一位朋友,经这位朋友介绍,与吴学灿相识。说来也巧,他和我研究生同学丁东红又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同学。后来,武汉的《青年论坛》在北京设立了一个记者站,我和他都算其中的成员。在八九民运期间,吴学灿擅自印刷人民日报号外,堪称英雄壮举。以后坐了4年监狱,97年来到美国。学灿病逝,我感到十分悲痛。吴学灿对理想的执着,行动的果决,为人的坦诚热情,还有他的风趣与洒脱,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我谨表达对学灿的深切悼念,并请学灿的夫人杨素梅女士和他们的女儿节哀,保重。

——胡平

沉痛悼念吴学灿先生逝世。请吴夫人杨素梅女士与女儿节哀。

学灿是我当年《人民日报》的同事,但他是报社的编辑,我是派驻深圳的记者。久闻学灿大名,却从未谋面。前年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的一次研讨会上,始见真人,一见如故,谈起《人民日报》往事,倍感亲切。学灿说他罹患了癌症,但其人仍谈笑风生,看起来对人生际遇与生老病死都已置之度外。唯谈起为害国人的中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

我与学灿都因六四而流亡美国。89年,我虽离开了《人民日报》,但学灿一直把我当做《人民日报》的人。六四后流亡美国不得回国的《人民日报》同事共三人:刘宾雁、学灿和我。如今宾雁与学灿都先我而去,想来令人唏嘘。

旧金山一别,我与学灿时有互通电邮和电话,互相说些勉励的话。不久前学灿的朋友辛灏年告诉我,他曾到DC看望学灿,病情似在恶化。近日我正打算致电学灿,再给他打打气,不料学灿对病痛的折磨已不胜其烦,一走了之了。

《人民日报》罪恶满盈,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过一段生机勃勃洋溢着改革精神和最有良知的时期,从胡绩伟到刘宾雁,再到吴学灿,便是那个时期的杰出代表。我一直为自己曾是《人民日报》的一员而感到羞耻,所幸的是,我经历过《人民日报》最好的时期,曾与胡绩伟、刘宾雁、吴学灿共事,也算有小小的安慰。

学灿走好!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而我仍偷生在世,我会回《人民日报》告诉后人:《人民日报》曾有一位民主先知,《人民日报》曾有一位民主好汉,在流亡中无怨无悔的死去,那就是吴学灿。

——程凯

附上一篇吴学灿发在北京之春上的文章。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灿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後,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於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後,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於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於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於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於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
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於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後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後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
·四屠杀後,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们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於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於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於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後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後,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  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魏京生被释放两天後,我也被放了出来。几天後,我到人民日报大院里,很多人见到我依旧是当年模样,仍然是欢声笑语,很有一点欣慰。回忆几年前的对话会,说起许多人被撤职,被强行调离,免不了一番感慨!尤其是因为对话会的录音带流传海外,高狄(六·四後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报社内部犁庭扫院也一无所获。这一秘密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於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後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後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於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於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後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於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於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後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後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後,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後,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於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查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於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後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後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於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後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後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後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於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後,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後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於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於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後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後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後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後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於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
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後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後,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於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於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於迟浩田撒谎後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於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於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六四時期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在美國病逝
時間:2015-09-30 05:15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衛偉

1989年六四時期的《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先生於9月25日上午9時在家中去世。

吳學燦太太杨素梅告訴明鏡新聞網,在經歷4個月加10天的臨終關懷後,吳學燦安詳離去。在此期間,他仍然與前來探望的朋友們探討中國民主和美國問題。

遵照吴学灿意愿,將不會舉行任何形式的追悼纪念活动,一切从简,骨灰撒向大海。美國東部時間10月1日上午十点遺體火化。       
《人民日報》"民主好漢"吳學燦。
1889年六四事件期間,吳學燦與《人民日報》時任記者張抒、宋斌等人一起將"趙紫陽的五點聲明"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先被公安部全國通緝,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在秦城監獄關押期間,因2年半時間都被單獨監禁,長時間失眠,植物神經功能紊亂,體重曾掉到35公斤。

2013年7月下旬,吳學燦被診斷罹患肺癌晚期,今年以來病情明顯惡化。杨素梅對明鏡新聞網說,先生從來不吸煙不喝酒,吳學燦得肺癌是因為監獄生活對他的身體摧殘太厲害。

吳學燦畢業于中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生班。曾先後任職于人民出版社編輯、《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和《青年論壇》駐北京記者站記者。

從監獄出來後,吳學燦在朋友開的公司裡短暫工作,因為經常被當局騷擾,轉為自由職業者。在此期間,吳學燦參加過1995年2月由劉曉波執筆的《反腐敗建議書》簽名,當時參與這份建議書簽名的還有同為《人民日報》同事的王若水先生;同年,吳學燦還是劉曉波、陳小平共同起草的"六四"六週年呼籲書《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進程》的簽名人之一。

1996年8月,吳學燦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抵達美國,先後任中國戰略研究所編輯、並長期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在自由亞洲特約評論者專欄中,吳學燦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徵用土地對農民的掠奪和搶劫》,寫於今年4月28日。

在網絡上率先披露吳學燦病故消息的胡平先生說,"吳學燦對理想的執著,行動的果決,為人的坦誠熱情,還有他的風趣與灑脫,無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目前流亡美國的吳學燦《人民日報》同事程凱在驚悉吳學燦病逝消息後說,"'六四'後流亡美國不得回國的《人民日報》同事共三人:劉賓雁、學燦和他。如今賓雁與學燦都先我而去,想來令人唏噓。"

程凱在這篇悼念文章中說:"《人民日報》罪惡滿盈,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也有過一段生機勃勃洋溢著改革精神和最有良知的時期,從胡績偉到劉賓雁,再到吳學燦,便是那個時期的傑出代表。我一直為自己曾是《人民日報》的一員而感到羞恥,所幸的是,我經歷過《人民日報》最好的時期,曾與胡績偉、劉賓雁、吳學燦共事,也算有小小的安慰。"

"如果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而我仍偷生在世,我會回《人民日報》告訴後人:《人民日報》曾有一位民主先知,《人民日報》曾有一位民主好漢,在流亡中無怨無悔的死去,那就是吳學燦。"

梁京:两个“教皇”同时访美的启示



奥巴马前脚送走受到万人空巷欢迎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启动了接待集意识形态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红色教皇"习近平首次国事访问的紧张日程。上周华府上演的这神奇的一幕,让稍有历史感的人都思绪难断。因为这历史性的一幕既凸显了当今美国依然拥有的全球霸主地位,也极为戏剧性地隐喻了21世纪的美国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

前者不难理解,毕竟两位"教皇"都把对华府的访问当成头等大事,他们都知道,赢得美国的承认与合作,对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两位教皇的心中也非常明白,奥巴马绝不敢轻慢他们,否则,对他个人的政治后果会相当严重。奥巴马若轻慢方济各,就不仅会得罪全球十二亿天主教徒,更会得罪世界上几十亿穷人,因为教宗方济各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穷人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奥巴马若轻慢习近平,固然会有不少美国人乃至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无人能预料,美国的国家安全,乃至美国经济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因为中国不仅有了新一代的核弹,而且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都具有AMD(确保摧毁对方)的威慑力。

一个多世纪来,美国无论对自己的精神还是对自己的实力,都充满了自信,而如今这种自信已经不再。对罗马教皇的态度反映了前者,而对中国"红色教皇"的态度则反映了后者。方济各教宗的个人魅力是无需争议的,但如果美国的政治领袖和民众对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还像百年前那样自信,方济各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可能受到如此谦恭的对待。而对习近平,美国的政商领袖们,尽管感到难以理解和沟通,却不得不做出最大努力,给足面子。因为与难以捉摸和沟通的中国人打交道,如今已是美国人的生计所需,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美国的强盛似乎是对这个思想最有力的支持。但罗马教皇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的批评,显示美国正在失去其新教伦理的文化优势,而中国教皇的炫富,则显示了美国也在失去其资本游戏的绝对优势。因此,我相信两位"教皇"此次同时造访美国,在心理上会加剧美国精英的危机感。

对我来说,两个"教皇"同时访美的一大启示,就是让我意识到了当前美国和全球治理危机的精神层面。教宗方济各多次使用"失去缰绳的资本主义"来批评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没有世俗权力的教宗方济各能在美国受到如此多人全身心的迎送,让我见证了宗教的力量。对西方文明来说,上帝没有死,也不会死。目前世界的治理危机正在激发西方文明调动基督教这一极其宝贵的精神和伦理资源来应对危机。

但是,要给已经会玩资本游戏的中国当权者套上宗教信仰的笼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正是美国和整个西方文明面临的大麻烦,也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面临的大麻烦。

历史上,中国的儒家虽然不得不屈服于成王败寇的皇权游戏,但多少保留了一点解释天道的权力来制约皇权。这是中国帝国传统能够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中国的现实是,当权者已经完全无意接受任何来自社会的意识形态约束。谁权力最大,谁就当然地获得对天道和人道的解释权。这种权力意志加上资本的力量,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惧。

有朋友提出"中国病毒"的概念试图描述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这个提法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是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和许多国家对具有高度腐蚀性的中国资本攻势,经常无法招架。这究竟是因为基督教文明对中国病毒缺乏免疫力,还是上帝不再保佑美国?中国挑战正在刺激美国的基督教精英用自己的变革努力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


——RFA

林忌:遮打雨伞一周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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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者俗称边防的地方,近日间经常聚集了大量非青年学生的中年人,他们不时跟站在对面一隅的反占领人士对骂。(刘云摄)
香港928占领运动一周年,无论其路线之争甚至简单连名号之争,却仍然各说各话,其表面上混乱之极的局面,令很多知识份子失望;然而以史为鉴,以晚清各家各派尝试想推翻帝国,几十年不同争吵来看,却属理所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上年人大831决定引发的一连串示威抗议,以至学生罢课最终重夺公民广场,引发928政府以催泪弹,甚至威胁开枪震压,最终未能推翻香港特区政府以至中共的决定,共原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例如有人认为是不够勇武,有人认为未能跟随「占中」的剧本走,有人认为是「拆大台」或者「左胶」的分裂云云,但在这一切问题之前,一个更大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即使是港共如此倒行逆施,很多香港人仍然选择了在一旁漠视,甚至反过来成为了蓝丝带。他们不反对民主,但他们更害怕追求民主带来血腥的后果,在枪杆威胁面前,甚至在返工上班与占领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了妥协,选择了继续工作而拒绝了罢市、罢工的要求。

亦因此,香港97后以来来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民主运动,已经寿终正寝;除非北京出现政治大变局:例如夺权倒台、军阀混战,以至可能性更低的和平演变,否则中国共产党掌权一日,香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选民主政府。

香港的前途,的确是和北京政局的密不可分;有些人因此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认为因此香港只馀下一个选择,即建设民主中国,只有中国全面民主化,香港才会有民主云云。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网络封锁,以至教育与社会全方面的洗脑之下,香港人能做得到的,实在杯水车薪;反之对比起中国在香港建设的全方位统战与渗透,在制度上的洗脑与殖民,结果就是污水污染了清水,香港人应先关心自己那杯水,究竟还可饮用吗?含铅的清水还能否救污水?

陈健民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以50年代匈牙利及60年代捷克被苏联粉碎革命为例,说明不成熟而发动的革命,只会令社会付出更大的牺牲,这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苏联倒台的历史教训,则是独立「离苏」的国家,由本身有主权的波兰等国,到重新赢得主权的波罗的海三国,都说明当大国出现变局时,独立离开,比起一起解决难关收拾残局为易。

当俄罗斯走回头路,变回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那些拒绝「建设民主苏联」的人,包括那些移民了这些新兴国家的俄罗斯人,更应庆幸当年先辈追求的是独立,而非纠结在一起,好似中国般把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之内,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华人文化最大的诅咒,就是对「大一统」的迷信;斯拉夫人应庆幸没有一个「统一的斯拉夫国」,德意志人(如瑞士),亦应庆幸纳粹德国没有试图消灭瑞士「统一」。华人迷信统一,是愚不可及。中国就是错在太统一,而不是分裂成为不同的国家,既可以分散风险,更可以作为同族者落难时的庇荫,而不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沦落到天下无处为家的困局。

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为将来大变起时的准备,这才是对香港人,甚至是大陆的中国人最有利的安排;一旦中国大乱,香港保得住自己的安全,才有馀力去帮助其他的华人,有如中共经济改革之前的岁月。
_RFA 

高新:把谎言当“真理”是中共宣传部长的职能也是技能(附《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中共政权的御用文人们之所以 敢于厚颜无耻地宣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全是因为他们的习总书记已经定下调调:七十前年结束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
就在该篇文章播出的当日,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抵达俄国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由俄国共产党和中共共同举办的"共同胜利的70年"研讨会、联合文艺演出以及两党地方组织代表和双边媒体交流等纪念活动。
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举办这一活动,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目前正在由中方出资兴建为一个永久的纪念馆。
由中共政权编撰的八年抗战史,对东北抗日联军着墨很多,因为除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实际上也只是以"敌后抗战"形式存在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大部分愿意接受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或者是直接由共产党人担任军政主官。
但是,在前苏联居然曾经有一个"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事情,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公开对外渲染过。笔者十分怀疑所谓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历史上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中华民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而如今借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之机,中共政权突然把这个令中国大陆上所有上了些岁数的人都十分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大肆渲染,原因当然是为了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的,印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立论"。
除了这个东北抗日联军驻俄教导旅的曾经存在居然等了七十年之久才被中共政权"解密"的事件本身,笔者共惊讶中共政权的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先生居然会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遗址面前慨言要与俄共"共同捍卫二战历史真相"。
什么是"二战历史真相"?二战历史真相就是美英苏中四国签署了"开罗宣言",而这个"中"是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五年之后才宣告成立的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这个刘奇葆亲自下令在要"加重毛主席在'历史巨片'《开罗宣言》中的戏份",才有了该片的"片方"居然敢整出一张没有蒋介石,另外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面色凝重"地围绕着"指点江山"的毛泽东的宣传广告。
这位正在在俄共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中唱主角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和七十年前畏罪自杀的德国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真真是有得一比。
笔者在本专栏此前的《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一文中已经介绍过,七十年前,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对比之下,如今中共的刘奇葆实践戈培尔的"理论"已经比他的前任刘云山更为"成功"。
记得上个月曾经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过"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产业因兰登书屋出版他的日记摘录而提出起诉"的消息。说的是"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戈培尔传记大量引用他日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版权有效期至今年年底。兰登书屋起初同意支付一定费用,但是后来表示,向一名纳粹战争罪犯的产业付款是错误的......戈培尔传记的作者、德国历史学教授彼得•隆格里希认为,个人不应被授予控制重要历史文件的权力。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我们透露说,境外这则新闻的出现正好赶上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地大力宣传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习近平阅兵造势,有国内二级媒体动议转归引如上新闻,但遭到"上面"明令不准。
还是在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前一年,一个叫徐迅雷 的作者在《光明观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
文中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发迹于文坛,在上海是被巴金怒斥过的"姚棍子",后来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的台阶"的刀笔吏,进入了"中央文革",成了"中央首长",成了"舆论总管",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真正成就了"戈培尔第二"的"美名"。
《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4日转摘《党史博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姚文元1976年倒台前曾收到两封信,都扣了下来。其中一封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于1976年4月12日收到的匿名信,信封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报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报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而且,寄报人在报纸空白处写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此信后来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里。从姚文元的后来的交代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自己也要出事。把信藏起来,也说明他的一种"心慌"和"意乱"。
当时真正的"戈培尔编辑",其实就是姚文元。他的指令不仅直接体现在《人民日报》上,还反映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中。《情况汇编》当时是直送病中的毛泽东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姚文元传》中评论说:"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慌报汇编》。"向下欺诈、向上慌报,正是"戈培尔"式的伎俩。
"戈培尔第二"通过"戈培尔"式的谎言制造法而影响核心决策者,这就是"戈培尔第二"的最大能耐。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至死相伴自己的"元首";他对希特勒竭尽美化之能事,给他套上"一贯正确"、"主宰世界"、"能够预测未来"等等"神圣光环"。当了12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驱动轮,他炮制种种"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神话的能力,一点不比希特勒差。
"戈培尔"们通常都是通过对舆论的"硬控制"、通过对主子的"软控制",从而借刀杀人、戕害世界的。姚文元病死的消息发布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真有点"后来者说话不腰疼"的意味,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疼痛"。遗忘是容易的,重现是可能的。所以,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警惕"戈培尔第二",提防第N个"戈培尔"的出现。
事实是,从姚文元往后,中共政权里已经了出现了"N"个戈培尔了,王任重、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哪个不是把谎言当真理宣传的?
这是他们的技能更是他们的职能!

 【附录】

高新:毛泽东不但领导了中国抗战,还"指引"了整个二战?
开罗宣言海报。(public domain)
开罗宣言海报。(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共政权是实践戈培尔"理论"的成功典范》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光明日报响应他们习大大的号召,对抗日战争后的"回顾与思考"结论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该篇文章的标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作者是中共政权的几大御用写作班子之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理论中心组"。

为什么敢如此大言不惭?因为他们的习总书记已经有言先。《光明日报》上同时期发表的另外一篇题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的文章开宗明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反抗外敌侵略的英勇斗争,却始终未能摆脱屡战屡败的悲惨命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由于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根本保证,中国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而习近平之所以敢如此妄言,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帝国主义"的说法早已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该宪法总纲中明言: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封建主义是什么这里不论,而所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当然应该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的中共宣传中也曾提及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旧中国"时期还有西方列强的租界。但是,当年西方列强在中国有"租界"是否是一种国与国关系的"不平等"另论,但绝对不能与"统治中国"相提并论。所以说,二十世纪前半页的中国如果有一个"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过程,只能是指抗战胜利。而这个胜利被中共宪法变相论定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

正如戈培尔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如今的中国大陆,对中共政权怀有各种不满者大有人在,但即便是所谓"异见分子",也鲜有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立论者。

说到中共政权的宪法,本文播出之时习近平应该是刚刚在美国一家中学听完了一堂中美宪法"比较"课。

刚刚读到的一则中共官方新闻说:当地时间(2015年9月)2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将前往塔科马林肯高中参观,并将旁听一节社会科学课程。新京报记者连线授课教师内森•鲍林,为了准备习近平的来访,他经历了忙碌的一天。

鲍林是个中国迷,在曾多次获得多项美国教育界重要奖项,例如,华盛顿州年度优秀教师奖,他曾于今年4月份去白宫受到奥巴马总统接见。接到记者的电话后,他热情地用中文打招呼,"你好。"他说,自己和妻子曾经在中国教书,因此了解一些中美文化的差异。

对于为何能够给习近平主席讲课,鲍林表示,这和他的中国经历以及出色的教学经历有关,另外,他向校长毛遂自荐,因为能为中国国家主席讲课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学生们也都很兴奋,很期待,这是林肯高中第一次接待中国国家级领导人。

还有不到一天时间就要迎来习近平主席的到访,鲍林很激动,他说,"我会给学生们上课,我会讲授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如何运行的,我会将其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进行对比,在某一时刻习近平主席将会来到我的课堂,我会停下来欢迎他的到来,接下来他会旁听"。

对于如何讲授这样的内容,鲍林表示,这个过程中我会向习近平主席和学生们展示相关文献,学生们就可以讨论美国宪法是什么,中国宪法是什么,比较两者的异同,学生们会发现,中美宪法文件是很相似的。

如果不是中共官媒的记者瞎编乱造或者恶意曲解,那这位叫鲍林的美国"优秀教师奖"获得者真是"优秀"到家了。

希特勒法西斯的宣传部长说:"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暴力夺取了中国大陆统治权之后就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口号就是一再传播,至今已经传播了六十六年。

戈培尔还说过"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所以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鼓吹所谓的"爱国主义",调动愚昧百姓们的"爱国情操"。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七十年前,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提出了如上论点。七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宣部旗下的光明日报所撒下的另外一个比"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更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就是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引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也是出自光明日报的一篇题目为《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的文章说:"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文中说:"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践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苏、美、英等所有与法西斯国家对垒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大大增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加强了抗日国际合作,配合了美英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

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二战大片"《开罗宣言 》推出的电影海报居然胆敢把毛泽东与前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及英国的邱吉尔并列为二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大领袖,而且还是由毛泽东"指点江山",其"灵感"应该就是出自光明日报的如上"论断"!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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