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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梁京:中国股市暴跌的教训

网络图片
上周,中国和世界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但是对太多中国人来说,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新闻,都没有股市暴跌更重要。上至最高当权者,下至把自己终生,乃至未来的积蓄,都已投入股市一搏的新生代股民,都知道自己面临著一个关口。当权者知道,如果处理这次股灾的决策失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因为错误的决策不仅会伤害已经深陷困境的实体经济,而且会带来中国金融秩序的混乱,从而增加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至于那些遭受惨重损失的股民,虽然知道挽回损失希望不大,但如果当局的决策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生计,他们就很可能把自己赌场的失意,转化为对当局的愤怒,乃至政治对抗。

正是在这个严峻的背景下,当权者于周六紧急决定,同时降准降息,以罕见的力度增加流动性。这个重大决策是否能挽救对A股的信心,很多人持悲观态度。不过,我支持这样的看法,真正的挑战是这个决策能不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中国股市的疯牛现象,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到了。而且,那些有经验的炒家造就稳健出货。他们知道这样的疯牛,不会有好下场。令许多人感到疑惑的,是决策者究竟是如何想的?他们究竟是看不懂疯牛的危险,还是另有图谋?根据国内消息,最高决策者并非有意要激发股市发疯,而是犯下了重大错误。错误之一,就是鼓励企业用自己的股票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这样一来,如果企业高管人为抬高自己的股票价格,就可以一石多鸟,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融资规模,而且可以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炒作机会。决策者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放纵炒作股市的杠杆融资,让偏好赌博的中国股民,面临不可抗拒的投机诱惑。

真正深刻的问题是,这样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现,以致带来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我的看法是,此次股灾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系统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其实不是敢于承担风险、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是回避风险和逃避责任的官僚。李克强想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银行不愿给企业贷款的问题。因为主导中国银行的是官僚,他们没有意愿与企业分担风险,分享利润。无奈之下,逼出了这个用股票来融资的办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银行回避了风险,企业得到了贷款,但结果却是放出来一头股市疯牛。

我不相信中国的金融精英们看不出这个办法隐含的巨大风险。但是,假装不知这个风险,显然对自己和家人炒作股票发财实在太有利,因此,对官僚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傻。当然,这一次肖钢将逃不脱决策失误的责任。他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是没有及时打击杠杆融资炒股,从而制造了一个大炸弹。第二,为了防止这个炸弹升级为原子弹,他又以引爆股灾的方式来打击杠杆融资。肖钢将难保证监会主席的官位,但我相信,那些在这一轮疯牛股市中大发横财的金主,会以某种方式给他发奖金。

因此,此次股市暴跌揭示的最深刻教训,就是中国官僚阶层本能的利益冲动,已经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有了根本性的冲突,而当权者却不得不继续依赖这支官僚队伍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在这个悖论下,官僚集团是真傻也好,是装傻也好,都会带来种种灾难性的后果。

上周被股市暴跌淹没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政治局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决定。习近平显然在寻找治官的新路数,而且他看到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扭曲,是这个国家,也是他自己面对的最大威胁。但是,我对习近平的最大疑问,就是他有本事选贤任能吗?如果不能,那么,推动能上能下,就无异于制造股市疯牛,鼓励各种疯狂的政治投机,加速中国政治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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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神经紧张的党中央一枪“撂倒”了白岩松

白松岩
六月二十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参与的两档新闻节目《新闻周刊》和《新闻1+1》,分别停播一周。央视对停播的解释,是因为频道节目的安排所致。这样的解释,显然太过牵强。

随后几天,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背后的原因远比这种解释复杂。这极有可能是继毕福剑之后,又一名央视名嘴,因为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原因,遭到最高当局的封杀。封杀白岩松的原因,与他在《新闻1+1》和《新闻周刊》两档节目中,主持两件枪击案时发表的评论有关。

第一桩枪击案发生在五月二日,四十五岁的农民徐春河,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内被警员李乐斌开枪击毙;第二桩枪击案发生在六月九日,河北肃宁农民刘双瑞,开枪打死两名村民和前去执行任务的两名警察,刘本人则在最后被警察击毙。

在主持报道这两起恶性案件的节目中,白岩松评论的口径,与警察部门的立场有所不符,因而被认为是对执法部门的大不敬,对政治正确的忽视,甚至藐视,从而引起了上级的不满,乃至停播其主持的节目。

其实,白岩松在这两个报道中并未走极端,而是非常中性和职业化。在庆安火车站枪击案中,他只不过是回应公众要求公布真相的呼吁;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他只不过没有用警方用过的"牺牲"二字,来描述两位警察的死亡,也合乎逻辑地对让哪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开枪的原因提出了一个疑问。

根据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白岩松的举动都没有违反法律;根据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准则,他的言论也都没有违反社会道德。即使是按照中国现有的臭名昭著的不成文新闻控制规则,白岩松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违规"之举。

公众不满意经过剪辑的电视镜头,要求庆安公安当局,公布事发现场的完整视频当然没有错;白岩松支持这一要求,也是媒体人应尽的职责,他还特别理性地指出,公布真相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要求,而且对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也是一个正常的交代。

至于用"死亡"而不是"牺牲"二字形容中枪而亡的警察,以及没有称呼据说是患有精神病的老汉为"犯罪嫌疑人",那是因为白的报道发生在权威的法律部门为事件定性之前。事实上,在节目中,白岩松也播放了对警察部门现场采访的片段,包括"牺牲"和"犯罪嫌疑人"等警察部门的原话,也都被如实采用。

对白岩松的处理,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意,也不是简单地是由于警察部门的压力。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来分析,停播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一定来自更高的权力部门。联想到近来对律师、新闻从业人员的大量镇压之举,这似乎是中央加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新信号。

白岩松不是在这个整肃中"中枪"的唯一的社会精英。他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发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稍加改动,问到:"是什么让现在的权威人士对像白岩松这样温和理性的社会精英扣动了扳机?"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控制者的精神状态与那位肃宁的五十多岁的精神病老汉并无二致。它已经神经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们眼中,不是奴才就是敌人,甚至中性都无法容忍。他们不仅镇压可能的敌人,而且通过制造敌人,来恐吓不满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为自己的倒行逆施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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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民族性大论战

梁文道批判香港本土主义,把矛头指向陶杰,在昨日苹果副刊仍坚持说:「本土族群主义的背后,有陶杰先生言论的养份」,成为香港否决政改以外,由政界谈论到文坛不止的议题;然而,在口水与朋党之外,真正的议题却被遗忘了:一, 所谓「民族性」是真货还是伪学?二,香港的本土思潮,真的是个别人士之果吗?

由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鲁迅的《阿Q正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酱缸、陶杰的「小农DNA」,其实都是在批判华人思想的问题,狠狠攻击「中华文化」影响下,华人的种种陋习的源头,即华人穿起西装,驾驶著德国的跑车,西化外表的包装,都无法改变其内心的「丑陋」。事实上,随著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几年来,这「民族性」都一再印证其正确--大陆那些富起来的「大款」,可有「发财立品」?可会学识「文明世界」的价值,例如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至种种「普世价值」的美德?不要说远,单是在个人卫生,以至公德心方面,答案亦显而易见--有病的就是所谓「中国文化」本身,是华人社会的环境、习惯的潜移默化。

以此路进,套用黄仁宇《新时化的历史观--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方式,早就有了解答--就是思想的全盘西化。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其实就是来自思想日益西化的影响。八年前,我对此提出,这是有如电脑OS作业系统的改变,因为旧有「中式」作业系统,根本无法符合当代文明的要求,其种种有如陶杰所说的「小农DNA」,需要去芜存菁,甚至全盘摒弃;陶杰的方法是推崇英美的「进步」,对比起华人社会的反智;而年轻本土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和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来一个更彻底的否定,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再来一次。因此,如果要指陶杰是「本土族群主义的养份」,那么胡适、鲁迅、柏杨等都是。的确,陶杰很受欢迎,但他只不过是道出了民心的潮流,因为在内心深处同样批判旧思想的,其实是香港人自己,陶杰只是把大家的心声,以其妙笔引起更大的共鸣而已。

至于梁文道更大的错误,就是尝试在纸上或所谓「理论」,去找出香港本土主义的「养份」,然后,把矛头指向陈云与陶杰。观乎西方历史,当知道世界各地「民族建构」的过程,多来自一个差劣而不合格的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香港本土主义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大量荒谬的政策,弄至本地年轻一代由生子没有床位、养子没有奶粉、教子没有学位,行街睇戏坐车,以至去乐园也没有空位,这种绝望的高压政策本身,才催生了香港的本土主义。梁文道等的错误,就有如当年中共把香港「民心未回归」推去「一报一刊两枝咪」般,而不是其荒谬的施政,是倒转因果的本末倒置。没有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每日遭遇的中港磨擦、没有中国的殖民统治,陶杰主持多几多晚《光明顶》或陈云再写多几多本《城邦论》,也不会受到愤怒香港人所追捧。套用香港左翼最常用的一句,请「对准政权」--源头就是中国政府及其政策。

幻想香港有人可以靠卖书变成希特拉再上台屠杀中国人,实在是历史与政治的白痴--香港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就有如幻想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小国列支登士敦、卢森堡,甚至是瑞士、奥地利,可以大屠杀德国人般脱离现实。请不要离地幻想,以为几本书或者几个电台节目可以变成毒气室--希特拉的《我的奋斗》,是上台后才成为真正的畅销书,而希特拉可不是靠卖书上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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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我看8•31决定与6•18否决

香港立法会(扬帆摄).JPG
香港立法会(扬帆摄)Photo: RFA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落闸拒绝港人的真普选诉求。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依法投票,慨然否决京官的假普选方案。我对8·31决定,给出顶级差评;我对6·18否决,送上由衷点赞。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三)——让我们一起走出困顿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给我的上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的签发日期是201539日,三个月的延长审限68日到期。怀抱着最后一刻可能会开庭审理的侥幸,我于66日(星期六)飞回北京,当晚入住宾馆后立即与律师通了电话询问情况,被告知法院那边还没有消息。隔过周日,68日(星期一)上午,接到律师的电话,他收到了三中院的第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延长期还是三个月,而不是今年5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放至"六个月"的一审判决期限。至此,我的"状告海关案"开庭日期,被高院四次批准延长。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说得很清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结束与律师的对话,为了弄清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因何特殊情况,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准许三中院延长一审,我拨通了案件联系人、也是我的状告案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电话,告诉她我特为案回国,66日到京,614日返回美国,刚刚从律师那里得知三中院第四次延期审理我的案件,希望能够与我的案件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法官有一次沟通,了解案件不能开庭审理的特殊原因。电话那头的张怡十分客气,给了我贾志刚法官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但又立即请我不要自己打电话给法官,说她会向贾法官转达我的意思,贾法官会给我回电话的。请张怡记下我的北京手机号,放下电话,开始等待。整整一天,贾志刚法官没有来电。

第二天,69日(星期二),为了确保留言能被存入贾志刚法官的电话,我在清晨七点拨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按留言机的指令,道出我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后简短留言:我特为案子回国,希望至少有机会与您有个沟通,使我了解一再延期审理的原因,也使您了解我的诉求。如蒙回电,将不胜感激。一直等到下午,没有回音。两点半,再次给贾法官电话,那一头还是机器在说话。只好再留言,恳请能给我回个电话。610日(星期三)静候一天,还是没有等来贾法官的回话。611日(星期四)九点整,第三次拨打贾法官办公室电话,接听的还是机器不是人,重复了我的姓名、联系电话,再再次恳切请求给我个沟通机会。放下电话,于心不甘,拨了张怡书记员的号码(看看手表,是九点零五分),张怡接了电话,说她已经将我的意思转告给贾法官了。我说一直在等他的电话,他却一直不回,我已经三次留言了。张怡说贾法官天天开庭,很忙,我若再晚打五分钟,她也去法庭了。我说此次特意为案子从美国回来,你也应该能够理解机票的昂贵,即使不能面见法官,总要让我说上几句话吧?麻烦转告法官,请他哪怕下班后匀出几分钟的时间,来个电话,作个起码的沟通和了解。张怡客气地回答:一定转告。

直等到614日(星期日)上午1145分,杳无音信,到了登机时刻,无可奈何地关上了手机。此次往返机票外加北京食宿花费,不菲的价格换来了又一纸延期审理通知、与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两次通话+给法官贾志刚的三次留言。这些结果,即使我人呆在美国也是同样可以得到的。有人说我蠢得可以,但是我不这样想,我以我的行为告诉法官我对合议庭的尊重,对"状告海关案"态度的执着,不管你们拖延多久,我都不会失去耐心和决心。我希望以我的行为和态度,提请李南央案合议庭成员给予一个状告"官府"公民同等的尊重,赞同她的理性,承认她依法寻求宪法赋予公民权力的正当。

但是这次,贾志刚法官显然是连话语层面的接触都不愿与我发生。法官躲着原告,北京市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联手将一个情节简单明了的民告官案,三个月接着三个月地屡拖不爽。中院不解释延期的原因,高院不说明批准延期的理由。我想问一句三中院:你们想拖到哪一天?再问一句北京市高级法院:你们凭的什么,批准三中院一延、再延,而不问责他们的不作为?

也许法院有法院的困顿,但是作为被告的个人,我更是倍感挫折和无助。5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的内容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字体加黑和下划线是作者加的

贾志刚法官的态度,让我看不到公正,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再批准三中院延长审理期限的做法,让我看不到及时和对公民的保护

这次回国前,先生怕我会有麻烦,让留下一段音频,万一我被抓了,就贴到网上。想到最近一位朋友给我看的微信圈内传的魏京生大约一两年前的一段视屏(对着镜头,魏京生说他郑重声明,他的党从现在起放弃非暴力抗争,支持大陆一切以暴力推翻中共的行动,他认为用暴力的手段推翻共产党是中国剩下的唯一道路——大意如此),我录了这样一段话:

"明天就要回国了,这次回国之前留一段录音,因为不知道这次回国的情况会怎么样。还有几个月就要六十五岁了,活到现在有些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政党是用它的党员的鲜血和生命,用劳苦大众的鲜血和生命夺得的政权,它必然会用践踏生命的方式去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真地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革命,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运动,我们应该在国家现有法律的框架之下,通过法律的程序去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宪法所给予我们的权利。这么做,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法比党大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修出一部相对完美的宪法。我自己的爷爷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前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他的好朋友是黄兴和宋教仁,是主张宪政的;我的父亲明年就虚岁一百了,他二十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晚年还是疾呼中国宪政大开张,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要救这个党;我呢,无党无派,我是相信个人的力量的,我觉得中国十四亿人口,如果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话,这个力量是排山倒海的。你们若同意我的这段话,请帮助转贴。"

我自己简单的"状告海关案"被中院和高院联手拖延,开庭之日遥遥无期,有生之年能否等到,也未可知,我承认,按法律的途径争取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一条漫漫之路。但是,这是中国走出以暴易暴,推翻一个暴政后,建立起又一个更恶的暴政的怪圈的唯一途径。即使现在看不到路的尽头,也要坚持走下去。暴力看似捷径,但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以为覆车之鉴吗?

我的律师告诉我,今年52日警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开枪打死农民徐纯合后,两位律师前往了解情况,被庆安县当局拘留;又有四位律师前往营救,又被庆安县当局拘留;立即有律师在网上公开联络同仁前往实施再营救;一呼百应,形成七百多律师的队伍欲赴庆安。面对如此的压力,当局只好放人。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力而无所畏惧的律师群体,尽管他们依然受到共产党各级司法局的制约,但是他们独立于官本位体制之外,不靠政府发薪,不用政府官员给他们定职,因此有了自己的头脑,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公民现在所急切呼唤的是一支只遵从法律,而不听命于任何党政部门和上级个人的法官队伍,法官的级别绝不应等同于官本位的科、处、局、部,他们的权力凌驾于一切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之上。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明确地写着:"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中国法官队伍挣脱出官本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法官勇敢地站出来,真正地实践这一条款。只要有了第一位,就会有第二位、第三位、第十位,……成百、成千位的群体跟进。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找到了律师夏楠、夏霖接手了我的案子,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二位充满了敬佩。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等待着敢做敢为的法官开庭审理我的案子。听说我的案子的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是位年轻的法官,真希望他拿出青年人的锐气、法官的尊严,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干脆利落地开庭审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

本案原告李南央遵从法律,并委托律师帮助我在法律框架下起诉首都机场海关的违法行为,我们翘首期盼着合议庭的三位法官:贾志刚、董巍和陈金涛,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一章、第一条阐述的立法之本,尽快开庭审理本案。只有百姓、律师和法官共同承认法律条款至高无上的尊严,一起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中国人才有可能理性地、和平地走出党比法大的中国特色的困顿。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

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兼评《21世纪资本论》(秦晖)

【摘要: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主义A"这么干就不行。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偏好无关,而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1],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上节论述的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在本节讲的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A和B的对比,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鲜明:有些国家政府权力无穷大,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责任却很小,福利说不给就不给,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服务价格暴涨,都可以一锤定音。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少,但是责任无穷大,民众既要求减税(或者反对加税),又要求增福利(或者反对减福利)。两种体制的区别越来越大。而这两种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的国家尽管国民可以很富裕,但政府却越来越穷,穷得债台高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类型国家尽管国民并不富裕甚至很穷,政府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没法花就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放手"自我服务",不仅越来越奢侈,花在压制民众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二是借钱给那些"A类型国家",让他们的债台越筑越高。

  一般地说,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统治者总是希望权力尽量大,责任尽量小,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相反,民众总是希望统治者权力尽量小(以便民众有尽量多的自由)、责任尽量大(民众有尽量高的福利),民主条件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全球化的程度没有如此高之前,这两种状况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A类型的孤立国家中,百姓如果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那很快会出现大亏空,政府只有印钞填补,百姓很快会吃到恶性通胀的苦头,他们就明白游戏不能再这么玩了。反过来在B类型孤立国中,统治者一味要求百姓"先生产后生活",在计划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饥荒,在"市场经济"中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范围的全球化,也包括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化,比如说全欧化,欧洲一体化——不管欧洲一体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市场经济"超国界"的大发展,使得A类型国家民主制下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越惯越严重,国民消费过分,积累能力不足,但全球化下的贸易逆差和国债规模使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全球透支,以拖延问题。而反过来,B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国民消费不足,积累能力过剩,可以而且"需要"别人来透支;B类型的"马"更是骑在国民头上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吃不了就借给别人。像这样一种全球化下的AB互动,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而且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却又互相抱怨。这些问题逐渐走向积重难返。

  因此,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比起过去只有"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互不来往的状况,说进步当然有很大进步:A类型获得了高消费高创新,B类型获得了高增长高"国力",而且交往也产生了类型转化的进步——B类型不但向A类型学习"市场经济",而且也在学人家的"社会主义"(他们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血汗工厂对他们的影响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说危机也蕴含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背景下畸形互补的"竞劣"发展。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这样一种畸形互补,当然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生了平等的危机,包括《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至少从左派的角度看,19世纪的《资本论》就批判那个世纪而言是不朽的,假如要指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公平,可以说的话,马克思基本上都说完了。需要解释的新东西无非指的就是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互动造成的不平等。

  在这方面,皮凯蒂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近几十年来,由于马克思讲的那种"贫困化"尤其是"绝对贫困化"在西方实在难以证明,西方左派大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抨击"南北差距的拉大",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如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是强调的这个。即便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西方内部的,也"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很少谈经济分化,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文化批判",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所谓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位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之类,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都是如此。

  而皮凯蒂改变了这个趋势,他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上来。从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2]。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但从分配格局讲,这对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A类型国家原有分配格局会造成明显冲击。因为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分配,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讲,是由两种要素的过剩和稀缺格局来决定的。资本越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劳动的谈判实力越强;而劳动越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的讲价实力越弱。原来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面对民主制下的福利分配和强势工会无可奈何,现在全球化了,资本"惹不起,躲得起",转到"低人权国家"办血汗工厂去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那么过剩、甚至相对稀缺了,而那里的劳动就变得相对过剩了。简单地说,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与高增长:哪个是"新兴国家"经济趋于平等的原因

  ——兼论中国何以例外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或弱势群体而言,全球化下的这种资本外流、商品进入的双向流动,的确恶化了他们的谈判实力,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他们分配格局的逆转和基尼系数的上升,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同样是左派,面对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既然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格局是受稀缺和过剩格局决定的,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商品(实质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出外国,实际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造成了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相对稀缺,使中国劳动者谈判地位增强,利益分配格局变得有利于他们。换言之,资本、商品这样一种双向流动的全球化过程,逻辑上在西方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在中国恰恰相反,它应该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缩小,劳动者谈判实力增加,而资本的谈判实力趋于下降。

  事实上,皮凯蒂书中强调的一点,即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下降,分配会比较平等,而经济放缓则会导致资本优势凸显,不平等扩大。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笔者认为其原因不难解释,就是如上所述的市场均衡条件改变,而不是像皮凯蒂所说的什么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发生作用。

  近几十年来,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国家多数都是全球化潮流下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资本流入、商品涌出形成的"双顺差"是这类经济体的显著特点。皮凯蒂注意到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时期收入分配会相对平等,但他把速度本身作为原因(而高速度不可持续,这样他就可以论证"资本优势"是常态了),却有意无视"双顺差"对市场均衡-要素博弈的作用。他正确地强调全球化缩小了南北差距,促进了新兴国家的高增长。但他说这只是科技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与资本输入、商品输出的外向型发展无关。

  皮凯蒂这个说法于逻辑、于常识、与统计都是讲不通的[3]。没有投资和贸易,科技和知识难道是仅靠学术交流来传播的?而事实上,投资与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劳动(主要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直接劳务输出)流出更改变了这些外向型发展的新兴国家(地区)的劳资博弈均衡。与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发达国家出现不平等扩大相反。这些国家在"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最明显的时期(同时也是高增长时期)大都出现了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趋于平等的所谓"均富"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莫不如此,甚至当时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在"双顺差-高增长"的1970~1980年代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尽管是在高不平等的基数下)[4]。

  事实上,就是老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多数也是资本流入(或本地资本的高积累)、商品流出的。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从19世纪的"美国例外论"到20世纪的"库兹涅茨曲线")流行时期。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欧美左派和劳工运动并不反全球化,相反还正盛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类"国际主义"口号,与今天欧美工会热衷于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个明显的反证:20世纪中叶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也一度出现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是他们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不是吸引资本、输出商品的双顺差外向型模式,于是就没有出现高增长时期分配趋向平等的情况,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更加严重,成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著名例证。南非的例子就更明显:种族隔离时期最后20多年她的不平等是下降的,但1994年黑人掌权后,不平等却明显上升,尽管这个时期不仅废除了种族隔离,而且执政者还是南非共产党成员占30%左右的左派政府,甚至就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时期南非虽然没有再现"经济奇迹",但增长率并不低于种族隔离最后几年和过渡的动荡期。然而,新、旧南非的经济结构类型却有明显改变:由过去制造业为主"双顺差"的出口拉动型变成了第三产业为主、逆差明显的进口拉动型。显然,造成不平等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影响不平等状态变化的因素不会只有一个。已经有皮凯蒂的批评者指出他把增长率看作唯一的原因而不考虑制度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批评是对的。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并非增长率,而是资本-商品对流的"双顺差",但也要指出不平等下降的原因还有其他。事实上,前述南非种族隔离后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与这一时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弱化也明显有关,否则就难以理解1970年前南非同样处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但不平等却在强硬达于峰值的种族歧视下愈发严重的事实。不过,单纯以种族隔离的制度强弱来解释也不行,否则1994年后彻底取消了种族隔离,收入不平等何以反而扩大?[5]同样,对于1980年代以前欧美劳工及下层地位的上升和社会平等化趋势,左派传统上通常强调这是劳工斗争的成果和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成效,右派则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高度积累导致过剩、劳工相对缺乏,因而谈判实力上升这一"市场均衡"因素来解释,笔者曾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西方平等"应是两者的综合结果。

  而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下何以出现不平等的明显扩大就不难理解了。在近著《南非的启示》中,笔者指出当代中国与旧南非在身份性歧视下实现"双顺差-高增长"经济奇迹的路子是非常类似的。看看1970年前南非在"双顺差-高增长"时期不平等因高强度歧视而扩大的史实,就可以了解中国何以"例外"了。

  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皮凯蒂的问题误置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6]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当然在中国,官方对资方侵权同样屡见不鲜;一些左派认为中国官方"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劳资关系方面,中国的体制对劳工显然压制更甚,尤其对如今已成为蓝领工人主体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所以,尽管笔者并不以左派自命,但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在欧洲当然是要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个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外流,外部血汗工厂廉价商品涌入,弄得我们失业增加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贫富差距大了;但是,我这个左派是在中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不是相反的吗?我们是资本流入,商品输出,它导致的市场均衡变化不恰恰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吗?

  因此,如果在中国真扮演左派角色,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不平等弊病怎么办?这就应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减少现有政治体制对劳工维权能力的压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市场均衡条件下劳动者应该达到的收益,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福利而问责",要求福利国家二次分配的利益。但如果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状况都不能争取到,还谈得上第二步吗?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这方面如果取得成功,也就同时解决了上述那种全球性A、B"畸形互动"造成的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B类型的了,也就不会居民消费率畸低、积累率和投资率畸高、产能极度过剩、百姓缺乏保障而政府的钱多得不知如何花以至于需要靠"被别人透支"来维持高增长。而他们的A类型不能再无限制地透支我们,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也就不会越惯越严重,而是福利要求会逐渐合理化。两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目前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互动变成良性互动。

  这才是解决我刚才讲的这种世界性问题的根本出路。皮凯蒂先生作为一个左派,他的书不被右派欣赏是很自然的。但左派的书也可以写得很伟大,比如马克思。而皮凯蒂就不行,他的书即便按左派的逻辑讲,对问题的把握和解决的建议都不怎么样,这就是我对该书评价不高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资本"和两千多年来的资本优势?

  ——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谬误

  "21世纪的《资本论》"与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马克思是个历史进化论者,尽管后来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规律"是强加给他的,但他确实是只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在这个阶段才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从来就认为"交换关系"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只是在"市民社会"才实现的过程,绝非几千年来都如此,更不是任何地方都如此。

  在作为《资本论》雏形的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人际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与"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三者分别就是后来马克思学派定义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和后资本主义(即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撇开未来的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问题不谈,至少前资本主义的分配建基于"统治-服从关系",资本主义分配建基于"交换",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显然,只有在这个"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时代,劳动与资本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分配对象(从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才能形成)。

  而在此以前的历史时期,盛行的是"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劳动"与"资本"都得服从"统治"者,分配规则既非"按劳分配",亦非"按资分配",而是"按权(政治权力与身份性特权)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制造不平等而言,"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限于资本主义,但"交易分配"论却仅限于资本主义,即:"前资本主义"的分配之所以具有政治性("超经济强制"性),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导致交换不发达。现在看来其实未必如此。工业时代由于政治强权压制交换而导致了政治性的分配,我们难道没见过?所以,我们不必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不必否定他对政治性分配不同于交易分配的区别,更不能忽视他认为前者(至少在非民主条件下)比后者更野蛮的观点。

  但是,皮凯蒂却试图证明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律""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与其名为"21世纪的资本",毋宁说叫"21个世纪的资本"更贴切(而马克思的那本书倒更像是《19世纪的资本》)。尽管由于资料局限,他多数表格讲的是19世纪以来的情况(可见他还是想做一位力求实证的严谨学者),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试图论证他所谓的资本优势("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或曰r>g)是除极罕见的经济超常增长阶段外,古今中外都适用的"规律"。他甚至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公元1年到2000年的"全球税后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比较"表,宣称r>g从古代"直到'一战'前夕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显然成立,21世纪很可能也是如此"[7],而且地域上这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换言之,除了在罕见而不能持续的"经济奇迹"中"劳动"可能分到些蛋糕,在其余古今中外的一切情况下,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都是由于"资本"欺负了"劳动",缓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抬举政府来"冲击"资本。而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这种马克思痛斥的中世纪弊病,按皮凯蒂的逻辑也都应该是救世良方了。

  为了给这种超时空、无条件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论找根据,皮凯蒂大力批判了"人力资本"之说。他把资本定义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财富,而人是不能交易的,所以"人力"不是"资本"。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之说是为了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区隔。应该说,在自由人(人不能被交易)和自由市场(物可以被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博弈中,"人力"与非人力的"资本"确实是不同的要素,"人力资本"之说会给分析这种博弈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但问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时空中都只有自由人和自由市场吗?人(不是指人提供的劳务,而是作为劳务提供者的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交易(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人身依附制度,包括依附于专制国家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逻辑的现代体现),而物的交易却有诸多窒碍和束缚,乃至完全不可交易(完全无市场的命令经济)——这都是不可能的吗?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能构成影响"分配"的两个因素,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因素吗?

  皮凯蒂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他专门解释了他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模式可以用于奴隶制。在他看来,由于奴隶的人身可以交易,所以奴隶应该算是主人的"资本",而不算是参与分配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只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经济(现实中未必有这样的经济,正如未必有只存在工人和老板的经济一样,但作为逻辑分析你不能回避这种"典型",正如不能回避分析劳资关系)中,如果奴隶不算"劳动",岂不就只有"资本"一个独享者,还何谈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分配乃至资本优势这一"普遍规律"?奴隶固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但他也要消费,用马克思的说法即也需要"必要劳动",而奴隶主能剥削的只是"剩余劳动"(虽然可能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说奴隶不参与分配本身也是说不通的。假如按皮凯蒂的说法,奴隶无论待遇如何都只能算在主人"资本收益"项下,那奴隶要求改善待遇还有何正义性可言?如果连改善待遇都不该要求,他们还能要求解放?皮凯蒂的"规律"用于奴隶制会导致这样的逻辑后果,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假如面对"半奴隶"状态例如农奴制或其他依附关系呢?农奴有其独立经济,能说他不参与分配吗?那么他算不算"劳动"呢?如果算,与他竞争分配份额的难道只是"资本"?又由于按皮凯蒂的说法,"自由市场中资本对劳动总有优势",所以自由就应该是不利于农奴的?

  皮凯蒂也多次提到"农业社会",但他似乎只知道自由租佃制(以土地为"资本"的地主与自由佃农的"劳动"对立)和内战前美国南方那种商业化奴隶制(庄园内只有"资本","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似乎只是就奴隶主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关系而言),这在中国或美国或许可以理解,而在皮凯蒂的祖国——历史上曾经盛行依附农制度的法国,他这样说就令人奇怪了。要知道,农奴受制于主人并非因为财产关系,而是因为人身关系(即马克思所谓的"统治-服从关系"),中世纪法国农奴的份地是基于采邑或封臣制原则的土地,这种土地既非农奴的也非领主的自由财产。主人把份地"封"给作为最下级封臣的农奴做采邑,这与主人的领地也是受封于上一级封主的采邑,逻辑上是一样的。每一级的这种依附关系都是基于不自由、非交易性的身份。因此,购买了(采邑以外)土地的农奴还是农奴,而失去了土地的主人(所谓骑士)还是主人,前者照样对后者承担义务。如果皮凯蒂对这些农奴说你是"劳动",所以为了反对"资本"你应该抵制"自由",他们会怎么说?

  在1861年前的俄国,贵族自己的私有土地很少,当时俄国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村公社或"农民集体",而农村公社又受专制国家的控制。由于贵族为沙皇国家服役,沙皇就把若干农村公社赐予其为采邑,社员受命服侍贵族供其役使,因而形成俄国野蛮的农奴制。但是沙皇并没有授予贵族以土地私有产权,农奴作为社员拥有耕作公社份地的权利(以及不能摆脱份地的义务),也从未有"租了贵族土地故而要交地租"的概念,他们只是作为公社社员受"公社之父"(沙皇)的差遣来侍候老爷。直到农奴制废除时,沙皇实行"割地",把部分公社土地割给贵族私有,使其可以不靠役使农奴而是靠土地收益维持地位,贵族才有了"地主"身份。那么在此以前,农奴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受"剥削"吗?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把农民自由退社、自由交易份地作为农民解放的"唯一要求",普列汉诺夫甚至说,"俄国人民分为两个阶级:剥削者公社和被剥削者个人",公社化会造成"古代中华或秘鲁帝国的再版——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帝国"。他们这么说,难道是为"资本"谋"自由",而与"劳动"过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皮凯蒂断言r>g是常态,只有在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下才会例外,经济增长愈缓慢,这个"定律"就愈凸显。而我们知道在盛行不自由制度的古代、中世纪,经济通常就是停滞的,按皮凯蒂自己的说法就是"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近乎为零"。那么这种状态下r>g或"资本"通过"自由交易"来欺负"劳动"的弊病就愈严重,而在逻辑上,这就意味着更需要减少"自由"、让不受制约的权力狠狠打击"资本"——在农奴制时代尤其应该打压"自由"?这说法太耸人听闻了。不幸的是,如果皮凯蒂要把他的"定律"用到那个时代,在逻辑上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推论。

  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后,不少经济自由主义者纷纷反驳。他们把皮凯蒂和马克思绑在一块,说这两人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论证都是失败的。其实,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如剩余价值论等)在学理上能否成立,自由竞争经济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引起非议并不始于他,也不会因他的所谓"失败"而结束,而他显然已经成为这种非议的最具象征性的代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或民主福利国家就体现了这种非议的巨大影响。从这点上讲马克思已经不朽。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无论成立与否,至少马克思并不想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更不会在农奴制时代嫌"自由"太多(正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嫌农奴享有的"福利"太多一样)。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家,但他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德国)的宪政民主仍在建立过程中,专制因素仍很浓厚,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前资本主义专制国家干预感同身受,抨击亦烈。

  而生活在21世纪的皮凯蒂,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抨击的了,从自由主义或"右派"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固然难以接受,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他的"泛资本主义"论说恐怕就更难接受——而且在这方面更正确的可能是马克思,而非皮凯蒂。

  防止什么"卷土重来"?

  ——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面临"低人权优势"的挑战

  这当然不是说皮凯蒂比马克思更"左"或者更"右"。表面上看,马克思只限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他不仅不批判,还很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不仅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和"专制"政治的进步性,也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封建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进步性。而皮凯蒂却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广到"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似乎比马克思还"左"了。但另一方面,皮凯蒂政治上既不主张革命,经济上也不主张国有化,他开出的药方只是对资本进行"民主监督"和征收"全球资本税"。尽管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征收这种"全球税"大受怀疑,但这种主张基本还是属于民主福利国家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传统思路。与中文译本刻意把"论21世纪的资本"理解成"21世纪的《资本论》"不同,皮凯蒂对马克思与后来打着他旗号的运动刻意保持距离。在导言中他说自己成长于柏林墙倒塌的年代,"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在他的书出版大获成功后,他还对记者称自己与马克思不同:"我相信市场竞争、私人财产与私人经济,这不仅仅事关经济效率,还与我对个人自由包括创业、经营自由的理念有关。"因此,一些极左派在为他欢呼的同时也表示了不满:"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而另一些评论者则恰恰对皮凯蒂"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较量"极为看重。

  实际上,皮凯蒂出现的背景就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面临的严重困境。而这场论战基本上还是以往"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长期争论的延续。偏向自由市场的"右派"大多批评皮凯蒂,而偏向"福利国家"的"左派"大多支持皮凯蒂。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内部的论战,皮凯蒂一方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如今这A类型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平等)表示抗议,认为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反对他的一方则要求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至少反对减少此种成分,同时作为事实判断,他们认为现实中A类型的"社会主义"成分并未减少,对未来的"库兹涅茨乐观"也并未破灭,为此他们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很多质疑[8]。

  在我看来,反驳者在数据上挑刺纵有成就,但没法从总体上推翻人们(不仅是皮凯蒂)的印象,即:30年来西方内部不平等在增加,库兹涅茨曲线带来的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发生了逆转。然而,皮凯蒂就此事实展开的解释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双方实际上都在A类型内部谈问题(皮凯蒂号称论及从古至今,其实是把从古至今都看成"资本主义",他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眼光),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左右之争。

  然而,今天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本文前面所言的:高度全球化时代A、B两类型互动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它不可能通过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来理解,更不可能按上述左或右甚或左右"之间"的思路来解决。皮凯蒂担心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他的反对者试图解除这种担心并恢复库兹涅茨式的乐观。笔者并不认同皮凯蒂的解释,但却可能比他更悲观。在依托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后,再回到19世纪的"纯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A、B两类型互动的前景却不好断言。在自由竞争市场和民主福利国家双方的支持者展开又一场大论战之际,他们是否想到一种概率也许不大、但却是明显存在的可能: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被一种既缺少自由也缺少福利的体制所击败,卷土重来的是一种比"19世纪资本主义"还要糟糕(无论对他们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的体制?

  对比19世纪的争论,如前所述,那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反封建(广义封建,即前资本主义的各类专制)"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在"反封建"的同时与马克思们论战。另一方面,两者以外的"负能量"——从中世纪势力到近代极权主义既摧残自由民主派,也摧残社会民主派,并相应受到后两者的抵抗和反击。但是,也许恰恰因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成功导致了自满,现在我们看到的争论却"单纯"了许多:皮凯蒂批判"资本主义",而他的对手则捍卫"资本主义"[9],双方似乎都心无旁骛。我们已经看到皮凯蒂的"资本主义批判"一旦用到中世纪会导致什么后果,正如另一方如果把"福利国家批判"用于中世纪会同样荒谬一样。

  当然,古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农奴制今天或许已不存在(除了极个别的,如ISIS那样的情况),但是不自由的人和不自由的财产——尤其是专制国家之下的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并不罕见。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已远非19世纪可比。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左右派可以不管印度或中国如何而争论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可以产生很多真知灼见,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中,不了解B类型的人不但没法讨论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对A类型目前面临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皮凯蒂把西方这些年的贫富分化全都归咎于对资本的"自由放任",这在马克思的时代说说也就罢了,在今天西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条件下哪来的"自由放任"?这方面我不想附和西方的"右派",就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官方"左派"是怎么说的吧:

  2010年我们有几位"左派"聚在一起抨击西方,说着说着就把怒火聚在了"福利国家"上,一位所长说:"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另一位接话说:"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有什么不对?!又一位副所长提到,这些年西方"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就"非常可怕了"。说透了,西方这不就是想用他们的"社会主义"颠覆我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把我们的血汗工厂"和平演变"成可恶的福利国家吗?

  皮凯蒂可能不奇怪:西方也能听到"自由放任"论者批评福利国家的声音,只是火气没那么大罢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些大骂福利国家的朋友当然不是自由放任论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既反对自由,也反对福利的!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朋友既骂西方的福利,也骂西方的自由,但却既得到了西方福利主义者的赞扬(你们拒绝自由市场?好样的!),也得到了西方经济自由派的赞扬(你们拒绝福利国家?好样的!)。在那些除了"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之争"就不知有其他的西方人看来,你没自由就证明你享受着高福利,你无福利就证明你比谁都自由,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状态,他们是怎么也没法理解的。

  取之于民,囤之于官?

  ——皮凯蒂的"公共资本"概念与B类型的"高税收低福利"模式

  皮凯蒂对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于是他的某些论证在我看来非常古怪。例如他痛心疾首地说,西方现在"私人资本"压倒了"公共资本",国民资本中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而中国则一枝独秀,"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因此赢得了他的高度赞许。

  但是谁都知道,现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社会主义",即便是最偏向自由竞争因而皮凯蒂很不喜欢的美国,税率虽比欧洲低,但比美国自己的过去还是高多了。我国一些"左派"朋友一直以此为榜样,抱怨中国官家"汲取能力"不如人,尽管这个说法似乎过于谦虚(我国官府税收之外加上"卖地财政"、国企盈利、"预算外"搜刮等"全口径"收入其实已经高于他们),但也说明我们扩充"公共资本"的路数至少表面上是跟他们学的。怎么按皮凯蒂的说法,我们的"公共资本"会比他们阔得那么多?

  原来,皮凯蒂讲的"公共资本"是扣除了公共支出之后的净资本!在逻辑上他的这个指标其实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并不相关。道理很简单:低税收低福利的自由放任经济固然会使收支相抵后的国库余钱不多,但高税收高福利的收支相抵不同样会使国库余钱无几吗?事实上,虽然现代左派和各种社会主义者一般都会反对"自发的市场"而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但除了"生产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掌握大比例的存量生产性资本(皮凯蒂看来并不持这种主张)外,对于分配性资源他们尽管也强调国家干预,但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人要求静态地囤积这种性质的"公共资本"。

  从分配角度讲,在逻辑上只有高税收+低福利、收入多支出少,国库最有可能涨满。但这与皮凯蒂鼓吹的"民主监督资本"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吗?布坎南等人曾证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民主制下政府财政易于出现赤字[10]。他的论证比较复杂,我曾以"两种尺蠖效应"为喻给出更为简单的论证:因为民主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天性就喜欢让右派为他们减税,让左派为他们增福利,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像皇上天性喜欢让左派为自己扩大权力,让右派为自己推卸责任,马儿骑在人头上狂吃山珍海味、跑一步你得谢恩不跑你也没辙一样。欧美各国收税固然多,但国民的福利问责更厉害,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决定了其公共财政必须不折不扣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没法"取之于民,存之于官";甚至往往取之于民相对少,用之于民相对多,以至于形成大量公共债务,照皮凯蒂的说法,就是"公共资本为负,私人资本超过100%"了。

  怎么办呢?皮凯蒂似乎很苦恼。但在我看来,这问题太简单了!只要废除了民主制度,皇上可以横征暴敛,百姓不能对其进行福利问责,给你一点你要千恩万谢,不给你只能干瞪眼。皇粮国税"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甚至官挥霍不完还可以囤之于官,贷之于洋,何愁府库不充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于红腐而不可食"!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而言,"公共资本的积累"简直太容易了!不幸皮凯蒂教授生当官不聊生的"万恶西方",完全不知道有此等好事。他犯愁他们那里的"公共资本"不足,这当然不是向往"取之于民存之于官",更不是想要"人民为政府服务"的B类型,而是希望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延续,希望民主国家的税收能够赶上国民福利开支的增长。他的脑子里除了"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较量,是根本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皆非的"皇粮国税"的。他提出:是放任资本自行其是呢,还是"让资本接受民主的监督"?看到这我几乎要笑出来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之外的选择,那就是让资本和劳动都接受皇上的监督!

  皮凯蒂这本大厚书反复论证靠劳动(他所谓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致富比靠继承遗产致富更合乎理性和正义。与马克思时代无区别地谴责"资本"家不同,21世纪的皮凯蒂虽然强调"民主监督资本",但并不否认企业家、创业者和经营管理工作的意义,他主要反感的是未经自身努力而仅靠继承得来的"资本"。他指出如今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假如像过去一家有十个孩子,哪怕是富人之子也很难靠这十分之一遗产维持"富二代",可是现在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世袭富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的确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皮凯蒂还知道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成为此书对中国的许多赞赏之余少有的一处疑虑。

  皮凯蒂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只靠累进所得税"抑富"还不够,还要大幅度加征遗产税。在西方从左派的立场讲,他这些想法无疑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并不是首创,遗产税在那里也早已有之,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特征之一,只是税率或许还未达到皮凯蒂的要求而已。

  但愿"昂纳克寓言"仅仅是寓言

  可是在"B类型"国家,哪怕也是基于左派立场,皮凯蒂的药方能对症吗?在"靠劳动致富"与"靠继承遗产致富"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致富可能?在法国当左派的皮凯蒂或许已经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但是在B类型国家呢?靠权力致富不可能吗?靠强掠致富不可能吗?靠继承——但不是继承财物而是继承权力、身份与特权致富不可能吗?皮凯蒂可曾听说过"我爸是李刚"?这李刚是"资本家"吗?平民出身的"康师傅"不仅自己而且整个家族的成员几乎个个腰缠万贯,这是因为"康师傅"的"劳动"?还是因为"康师傅"从他爹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

  不仅皮凯蒂,一般西方学者无论左右也不会想到还有这"第三种可能",因为事实上西方现在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通常现今的西方学者,左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福利国家的只有自由放任,右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自由放任的只有福利国家。所以左派看到有个地方自由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福利很多,并为之鼓舞;而右派看到那个地方福利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最自由,也为之鼓舞。正好这个地方经济增长又挺快,于是双方都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为他们在西方的争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歌颂低福利"的古怪合唱。其实可以设想,有朝一日假如那里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他们又会"左派大骂低福利,右派大骂低自由",双方又都以这个地方为依据来论证对方的谬误。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生当其中,甘苦自知,对我们的问题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被那些满脑子只想他们自己问题的别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牵着鼻子走。

  不过要指出的是,"我们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并非来自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宿命或万古不易的特殊"国情",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他们如今没有了,但历史上是曾经有过的。所以那时他们的思想者,包括左派思想家都不会像如今的皮凯蒂那样想问题。比如马克思,这个在19世纪写了《资本论》(不是《论19世纪的资本》)的左派大师,恨"资本主义"绝不会亚于皮凯蒂。但是被普鲁士容克专制整得没了"祖国"而流亡到最资本主义的英国去放言高论的他,还是知道世界上有比"资本主义"更坏的东西。他对"私人资本"的批判堪称皮凯蒂的老祖宗,但对那个时代的"公共资本",尤其是他那专制祖国的"公共资本"却有更加不堪的评价,以至于在迄他那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一向认为主张自由放任的派别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派别更"进步"——17世纪主张自由贸易的魁奈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柯尔贝进步,18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李斯特进步,等等。

  而对于那时的"国家",马克思斥责其"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是一点不留情的。至于更加专制的沙皇俄国,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更曾明确表示:"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与今天西方"右派"的主张是不是很像呢?

  实际上,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反对自由放任,而右派反之,那是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是普选制宪政民主下特有的现象。历史上在有宪政而尚无普选制的时代,统治者曾以恩赐"福利"为饵来消弭下层民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那时的"福利国家先祖"是英国的迪斯雷利、德国的俾斯麦那样的"右派",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托利党社会主义"(李普塞特语)或"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语)的反对派。再以前,当宪政与普选制都还未有之时,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即所谓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更是受到宪政进程中不同阶层民众的抵制,那时还没有现代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的只是(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要求反封建"。

  皮凯蒂如今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他考虑的是如何使"民主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而不让"食利者-民主之敌"和"继承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皮凯蒂政治上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对"生产社会主义"也没有兴趣,这本书并不讨论私有企业或是国营企业的利弊,从头到尾谈的只是分配问题,最终的建议是以"全球资本税"来补充如今以累进所得税为主的再分配形式,以解决现今西方公共债务庞大、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问题。接受马克思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理论的人恐怕不会把这本书看成"21世纪的《资本论》",皮凯蒂本人其实也没有这样看。但是他坚持"分配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福利国家、要求"劳动"对于"资本"的优势——这种左派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些批评福利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西方右派不喜欢这本书,是毫不奇怪的。

  但即便从左派的角度讲,我们中国的问题固然难以从此书寻找答案,就是如今西方的问题,从这本书恐怕也难以求解。这是因为,如果仅从西方内部看,"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当然是真问题,冷战时代乃至更早时他们全力争论这种问题是很自然的。然而,30年过去了,与冷战时代"两个平行市场"甚少互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今天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模式下,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实际上都是在全球意义上面对挑战(从另一面讲也是面对机遇)。换句话说,福利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仅仅来自"自由放任",就像"自由放任"面临的挑战也不仅仅来自福利国家。皮凯蒂担心19世纪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其实如今西方右派思想家包括经济学界被视为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诸流派的忧虑也不亚于他,他们也惊呼自由市场面临挑战,担心"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其实,无论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今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都并不大,但比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更糟糕的一些东西,比如作为法国学者的皮凯蒂很了解的"柯尔贝主义"或者马克思当年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不会在今天的高技术-全球化时代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呢?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今天全球范围内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更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互相挑战了。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中,A与B的各自问题既互为因果,有愈演愈烈之势,又互为浸染,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驱逐劣币皆有可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同时,其实也在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低人权优势"也形成了"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之势,我曾以"昂纳克寓言"作比喻描述过这种可能:

  2009年我在德国和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吃掉"了,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原有低质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制造业发展有限,德东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虽然第三产业大有发展,但就业率仍比西部低。作为反对派的莫德罗很不满。为什么?因为统一后西德通过巨额"统一税"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基本拉平了两边的收入,高福利社会,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对资本也就不再有特殊的吸引力。于是尽管政府极力推动西德资本投资更新东部工厂,效果却很有限。西德资本宁可投资中国生产巨量的德牌汽车,也不愿更新东德的汽车厂。

  我当时对莫德罗说,您设想过另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不可能,我们搞原来那套体制明显失败了,如果搞民主,西德有6000万票,东德只有1600万,投票我们也投不过他们呀。

  我说,能否设想第三种如果?假如20年前,东德镇压了民主化,柏林墙仍旧,东德人仍没有自由,低工资低人权,更没有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和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对市场经济发生大兴趣,说我不搞乌托邦了,我要赚钱。政治上不变,但经济上要与西德一体化。对西部资本完全打开大门,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给你"圈"来,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房子我想拆就拆,企业产权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工会农会一概不许有,谁来投资我有重赏,谁妨碍招商引资我就镇压谁……如果这样,你说会有什么结果?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同样的问题我其实还问过左中右各种德国朋友,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仍追问,假如就这样硬干了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硬这样干,东德人又忍受了,那我们看到的后果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资本不会再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罗马尼亚,甚至都不会用土耳其劳工,他们会一窝蜂涌入东德,把东德人当农民工,一片血汗工厂在那里拔地而起,把海量廉价产品覆盖到西部市场,把那里的原有产业全部替代……这样东德立马会发生经济奇迹,而"去工业化"和高失业率将会出现在西德。随着资本出走,劳动丧失议价能力,工会蔫了,福利垮了,一百多年建立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都将荡然无存。当然,东德这样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腐败蔓延、环境污染等等。但假如东德人可以忍受这一切,那么西德会怎么样呢?

  我说,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西德无非只有三个选择:一是西德人自己搞个经济柏林墙,阻断一体化,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实际上就是现在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版。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打破柏林墙本是你自己倡导的呀。而且其实也不可行,因为西德不可能有东德维持柏林墙的那种手段:东德可以把自己翻墙的公民枪杀在墙下,你西德能把到东德投资的企业家枪毙吗?

  二是如果你不修这"柏林墙",你就要把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在一体化情况下你没法跟它竞争。西德人要学做"农民工",福利和人权必须大降,福利国家重变血汗工厂,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西德真的这样,实际上就等于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制度上讲你已经被同化了。

  三是西德的民主体制下上述变化不可能被民众接受,不管是减少自由还是减少福利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而西德如果因此发生大乱,东德就有可能用非常手段统一西德。

  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东德这样吞掉西德,当然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是血汗工厂战胜了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义"战胜民主社会主义。我问莫德罗:"右派"是否乐见这种结果姑且不论,您作为一个左派,希望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坚称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当然,众所周知这样的事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作寓言——"昂纳克寓言"。

  但在其他地方,这种不良现象还只是"寓言"而已吗?实际上,这对他们的自由、福利都逐渐构成了比他们内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之争"更大的挑战。

  然而,从皮凯蒂这本书问世后左派基本是一片叫好、反对的基本只是右派的情形看来,他们那里无论左右对于这一"天下大势"似乎都还不太明了。如果说我们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了解得还很不够,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就更是无法理解,甚至往往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当然,在全球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过去,这个缺陷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今天,这缺陷恐怕就不能不正视了。

  (相关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关于国家行为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搭配,学界还有种种说法。笔者曾在中国语境下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封建市场经济"的两分法,黄宗智曾用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分法(参加其著:《国营公司和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但是"封建"一词如今歧义太多。而黄宗智的两分法据说区别在于前者是国家一味在市场上赚钱,后者则是国家追求公平和福利。但根据这样的区别古时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岂不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板,而西方的民主福利国家自然该是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典型了。可是他又说后者的典型是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而前者则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国多数地方据说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的经济改革。同是中共治下,重庆与别地的模式真有如此对立?而按这逻辑汉武帝不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是"新自由主义"者了?笔者不采取这种容易把人搞糊涂的名词游戏,只想指出事实上国家与市场结合有种种方式,但基本的分野就是"为官"结合还是"为民"结合。皮凯蒂也许不理解复杂的中国,但作为法国人,他如果不想把自己混同于柯尔贝,应该是能够理解这种区别的。

  [2] "关于资本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每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45页。

  [3] 皮凯蒂用若干数字否认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这与他对资本及资本归属国的独特定义有关,当另加评述。实际上"双顺差"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资本和商品大规模对流的存在。

  [4] 有趣的是,1990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无论以基尼系数还是以顶层人口收入份额计的不平等却明显上升。皮凯蒂的书就是以2012年南非马里卡纳劳资冲突事例作为首章开头的,显然是把这作为r>g的典型例证。而反对皮凯蒂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则认为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分化被压抑,废除种族隔离后黑人富豪兴起导致基尼系数升高应属正常(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评〈21世纪资本论〉》,贾拥民译,载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No.28,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166页)。不过,如今南非的基尼系数已经高得离谱,无论如何不能算正常了,笔者在《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第三种看法:1990年代南非"双顺差"的消失与不平等的恶化有关。

  [5] 近20年南非不平等的扩大,主因并不是黑人富豪的兴起,而是与投资不振、制造业疲软、外贸顺差转逆差高度相关的极高失业率。参见秦晖:《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6]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年终西南财大一课题组发布调查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61,贫富悬殊"世所罕见",远远甚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1209/200513945407.shtml)消息一出网上哗然。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其实一直有基尼系数统计,但并不公布,此时面对舆情,国家统计局长不得不出来说话:十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73以上,2008年达到0.491,没有学者说的那么高,但也很高了。关于0.61这个惊人数字,局长并未一口否定,而是说抽样方法与样本量不同,"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他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近期基尼系数,让"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0.48,印度0.33。(国家统计局官网: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1/t20130118_17719.html)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04年,362~367页。说实话,公元1~1000年的数据天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

  [8] 2014年夏英国《金融时报》曾为此展开一场数据论战,参见克里斯·贾尔斯《质疑皮凯蒂的理由(1-3)》、FT社评《应该公开监督皮凯蒂的数据》、皮凯蒂回应FT的《数据问题不影响结论》等文,FT中文网2014年8月17日检索。

  [9] 这当然过于简化,实际上皮凯蒂并不想完全取消资本主义,他的对手也不想完全取消福利国家,但这仍然是"A类型"内的争论,他们基本上都不考虑A类型之外的问题。

  [10]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又见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布坎南把"民主赤字"主要归咎于凯恩斯主义,主张"要民主,不要凯恩斯",但实际上如今"欧猪国家"的恶性赤字是在凯恩斯理论已非主流,欧盟的"大锅饭"却敝窦百出的背景下发生的,显然民主制本身有赤字冲动,而全球化(超国家经济一体化)使这种冲动得以释放,即便不信凯恩斯,问题也仍然存在。

2015-06-23 《领导者》杂志总第63期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梁京:中南海面对三农危机新挑战

一个月前,读到于建嵘的一篇文章,警告中国的决策者,二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隐忧。其实,于建嵘看到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是中国的二代农民工既不能被大中城市认同,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务过农,很多人是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于建嵘估计,二代农民工的人数有一亿二之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麻烦。

上周,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而习近平则赴贵州考察农村扶贫问题。中南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开始认真应对三农问题的新挑战。http://money.163.com/15/0621/11/ASKNCU9E00253B0H.html 

2002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封信成为推动中共三农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此次中南海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成为标志著中国三农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十三年前相比,中国农村确实没有那么穷,农民也没有那么苦,农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中国的三农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更深刻,以至威胁到了整个中国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深度榨取农民和农村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塌陷。三农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的城市危机、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去留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个危机,目前,中国的主流精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干脆把全部传统意义的农民都赶进大城市,让资本下乡,让农业彻底资本化、现代化。不久前,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依据,是把农民全部赶进城,可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容纳更多农民进城。

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表明,楼继伟代表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李克强接受。李克强选择的,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李克强的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实中,中南海推动大城市接纳农民工完全推不动。所谓的户籍改革,遭到了各大城市的有效抵制;而与此同时,内地农民逃离农村的大潮,却越来越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治理危机正在迅速升级。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的强令下,被迫迁往燕郊,就是这个治理危机升级的结果。

那么,李克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我以为这个思路的方向是对头的,但目前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地和农村治理早已恶质化、黑社会化。大批内地农村人口逃离家乡涌入大城市,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是因为家乡已经"沦陷",没有公义,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对那些在家乡没有权势的人来讲,同样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法治,自然会选择到大都市居住,而不会选择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城镇居住,因为大都市还要维持一定的文明底线。李克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根本没有面对内地的治理危机。

习近平的贵州考察,完全没有为化解内地乡村的治理危机提供任何新思维。他连自己主张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再提。他的"重要讲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空话,令人十分失望。倒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思路,就是要协调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发展。这条新思路包含著政治性的挑战,因为鼓励地方之间的自主协调,意味著鼓励地方分权自治的倾向。这对于习近平的集权偏好和现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都意味著颠覆性的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余英时:中美关系的恶化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令人兴奋的。就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到中国找周恩来总理来、毛泽东谈判。好像要表示尼克松要访华,所以那个时候是双方都很兴奋的。虽然开始表示很冷淡,可是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热烈的。从1971年到毛泽东死后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中美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很高潮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毛泽东没有死以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国国内还不敢对美国做太友好的表示,周恩来也只是保持一个距离,要看毛泽东怎么说,而毛泽东当时是病着的。邓小平上台以后卡特当总统建立了中美关系,并且请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美国,白宫有盛大招待,而且邓小平到美国到处访问都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奋。所以那一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所以中国留学生、中国学者不断到美国来访问。美国也有许多学者不断到中国访问。所以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的好。
由于对美国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种种欣赏的中国知识界的人士越来越多,引起党的恐慌,所以才有1989年的六四。六四是另外一个转变,这就使中美关系开始恶化。但是那时候美国还占优势,共产党的经济还差得很远,许多地方要靠美国帮忙,所以获得许多美国优惠的待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许多事情美国施加压力共产党抓了人有时候还要放一放,然后再抓。抓了以后如果美国抗议就放掉,等到以后再说。这是邓小平采取的一个路线,叫做一手硬一手软。软的就是关于人权、自由思想等这些东西要采取软的方式不能硬来,可是在国内的控制是需要硬的,某些地方是不能让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直演变到后来的状态。这个演变结果当然是美国帮忙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过去几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由于外国的投资很多,美国帮忙很大,忽然之间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共产党在这个情况之下慢慢对美国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在江泽民时代还对美国倾向于友好一点,到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比较麻木了,但是还没有到敌视的状态。到了习近平上台,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涨起来了,对美国是处处针锋相对而且越来越厉害。所以,中美关系恶化是这几年来是很重大的事件。
大体上讲,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在南海,共产党现在造岛,造各种岛做空军机场,显然有军事,虽然它说的一套总是很漂亮的话,说人人都可以借用,事实上它是造岛来扩张它的势力,扩张它的海域。所以引起菲律宾还有各种所近国家的不安,这就造成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共领导的情况不放心,因此就和日本发展更好的关系,甚于是建立一种军事同盟的样子,这就使双方关系越来越坏了。
双方关系坏当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美国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对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又跟苏联发展很密切的关系。中美关系固然恶化,但是中国跟俄国的关系也变成中国是主要力量了,取代了苏联的地位,所以苏联在这个方面也是觉得不是很满意。双方在合作的情况之下跟美国领导的西方对立几乎是回到了冷战状态,这是一方面双方关系越来越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共产党发展了多弹头的原子飞弹。从前共产党的原子弹政策不是特别要发展的,只是说要准备别人攻击的话可以回手、可以反击、可以报复。但是不是主动地去攻击,所以就没有发展多弹头的飞弹,这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一个新的发展,这使美国非常不安。另外在经济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最近李克强到拉丁美洲访问特别是访问巴西,跟巴西定下了好几十亿的经济关系,比方说帮它发展铁路呀种种。因为巴西的女总统准备在6月到华盛顿跟奥巴马的政权调整美国跟巴西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插进来要挖美国的后腿,让美国跟拉丁美洲各国距离越来越远,跟它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向西方进攻,尤其是向美国进攻。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有6个教授跟工程师到美国开会。其中有个教授叫张浩,36岁,是天津大学的,过去在美国把美国的技术偷去给中国政府用。这个人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后来他假借开会的名义跑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就被抓住,不但抓住他一个人还有另外5个人都是中国公民,所以这里就有6个人刚刚被逮捕,所以这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美国对于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这6个人中间就有张浩、庞伟、陈靖平(音)等等,罪名是合谋从事经济间谍,这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的另外一个象征,所以说是多方面的。
我们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都说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虽然说双方想调和,可是习近平对于在南海造岛的运动绝不肯放弃,而且非常强硬,对于美国跟中国双方来讲都不是好事情。可是怎么样来防止它?基本上我看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中共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向全世界去发展,走过去向希特勒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路那就不知道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企图想来壮大自己、想来借这种力量稳固自己的政权,我想这是一条很危险的路。美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中主动的力量不及中共,因为美国显然不会对外国有侵略的行动,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可是对中共大家就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今后中美关系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2015年6月21日星期日

鲍彤:当权力撞上了边界……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越俎代庖,替港人做出了应该如何治港的决定。昨天香港立法会开会,出席者36人,合乎法定人数。会议以28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人大常委的决定。
合法的会议,依法进行的表决,理所当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定效力。全国人大的决定固然曾经是合法的;现在香港立法会以28比8的压倒多数作出的否决,则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因此已成废纸。这是中共1949年夺到政权以来第一次在国内遭遇的历史性的挫折。
人大常委的831决定是一个有关选举的决定。它说,它准备把香港特首的选举扩大到"一人一票",这应该是好事;但它同时规定,被选举人的提名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只给你选举权,不给你提名权——港人可以一人一票在我设定的筐子里自由地选举,假如在我设定的筐子里有以王、张、江、姚、康、毛为代号的六个对象,有一人一票选举权的香港选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其中选出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担任未来的特首,但一定不得选姓彭、姓高、姓习的[1];当然更不得选姓章、姓罗、姓储……的。
这是非常高度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比大陆已经具有60年历史的"等额选举"水平高多了。用老北京的词汇,这是一种"变着法儿"的聪明。但对中世纪有效的,21世纪不见得灵。大陆正在忍受的东西,香港不一定有市场。
最高利益,最高意志,几辈子唯我独尊惯了,几辈子为所欲为惯了,这次撞到了难以逾越的边界,撞得不轻,而且是在竭尽了多年全力之后,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港人来说,否决假选举,不等于得到真选举。阶段性胜利,还不是最后胜利。任重道远。港人治港的路,只能靠港人自己再接再厉不屈不挠走出来。
对831决定的策划者来说,其实未必是坏事,应该说是好事——是虽然苦口的良药,是足以醒梦的晨钟。
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非露面不可的跑龙套,出场作了些自我解嘲式的反应。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没有作出巴甫洛夫指出的那种一触即跳的条件反应。确实,大人物应该懂得珍惜羽毛。何必把自己的身价和前途,跟那些被否决的东西非捆在一起共赴历史的垃圾堆不可?   
希望由此得出教训,从此起步,倾听习仲勋老人的遗教,保护不同意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学习民意导向的现代民主政治ABC。果能如此,港人之福,国人之福,台胞之福,肯定也一定是中共之福,人们会由衷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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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2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宣布,中共党内有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联盟"。
——RFA

鲍彤:秘密审判周永康证明中国正在倒退

最高法院院长郑重宣布过周永康案将依法公开审判。三个月后,对周却改变了方针,进行了秘密审判。中国的法没有变,首席大法官也没有变,依法公开则一变而为依法秘密。全国老百姓对此案了无所知,成了聋子和瞎子,当然也只能被迫噤声,成为哑巴。

有人说,对周所以秘密审判,是因为事关党国机密,老百姓无权知道。这就奇了!薄熙来案难道不涉及党国机密?既然薄熙来的妻子谋杀英国人不是国家机密,难道周那些伤天害理神人共愤的事情,倒变成了党国必须帮他维护的神圣机密?为什么薄可以公开审判,唯独必须把周秘密起来?

由此可见,实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倒退。中国本来就不存在法治。去年四中全会说,要法治,很起劲地宣传了一通。现在证明,宣传归宣传,倒退归倒退。

倒退也许有理:丑闻实在太不堪,一公开将严重危及党国的声誉和容貌。也许,决定倒退乃是一系列深思熟虑和胆战心惊的判断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第一,必须把丑事当机密,第二,必须把保密当遮羞布,第三,必须把党和国家同肮脏紧紧捆在一起,第四,必须把世人当作可欺的傻瓜和必欺的敌人。也许这些是最后决策的根据——不过,我宁愿都是我的错觉。
真不知道明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会怎么写。它会承认,从大法官宣布公开审判到天津法院秘密审判是倒退吗?它会承认,从薄熙来公开审判到周永康秘密审判是倒退吗?
最重要的不是量刑,而是体现法治和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以民为主的精神。固然有人点赞,说周案已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那是少见多怪:毛泽东的刑,早就上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被载入党章的副统帅林彪,周永康又何足道哉!
真正成为大问题的是,刑姓党,不姓民,打来打去打不破公民管不了大小官员的陋规。这陋规和反腐败绝对无法兼容,它跟腐败倒是如胶似漆,天结良缘。党管干部,一进入"中央管理"的范围,非经中央作出"双规"决定,公民不得控告,法院不得受理,媒体不得揭露,党管呀党管,管出了公民不得监督干部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维稳新局面——穷途末路,夫复何言!
下一步怎么办?有说反腐要出新招。杀鸡儆猴是做游戏,不算新招,绝对创造不出"不能不敢不想腐败"的新社会。要造成没有老虎苍蝇的世界,必须铲除培养和呵护腐败的条件,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
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大环境,则一通百通。文明世界都是这样做的,哪有国家元首和政党中央亲自决定开展反腐战役以决定选择哪只老虎和不选择哪只老虎的怪事!
否则的话,一边竭尽全力维护滋生腐败的制度,一边精心选择杀一儆百的典型,纵使倾全党全军之力,旦旦以伐之,假打必漏洞百出,真打必筋疲力尽,不打必民怨沸腾,长此以往,何以为继?

——RFA

胡少江:香港自由市民的胜利 北京及其奴才的惨败

昨天,香港立法会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所谓"香港政改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北京通过它操控"选举委员会"指定特首候选人,再让香港市民从这些北京看中的人中选出一人担任香港特首。对这个方案,北京和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普选";而香港市民则称之为"假普选"。

在立法会投票之前,北京通过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利用各种方式向香港市民推销这个选举方案,进行了为期半年之久的所谓"政改咨询"。名为"咨询",但是面对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持不同意见的市民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也拒绝作出任何有诚意的让步。相反,它利用各种手段,对坚持抗议的香港市民进行谩骂、嘲讽和恫吓,专制者的骄横嘴脸在全世界暴露无遗。

北京昨天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身居紫禁城的北京专制者们与香港市民们太遥远了!遥远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思想政治上的境界。围绕香港政改方案的政治交锋,是具有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香港市民与禁锢在中世纪专制主义理念中的北京统治者的交锋。立法会的表决结果是弹丸小城香港的市民们的胜利,更是现代自由民主精神胜利。

昨天投票结果对香港市民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立法会总共有70位议席,其中一半的席位是北京政府通过所谓的"界别组"选举的方式扶持上台的;在另外一半的由市民直接选举的议席中,民主派成员占了四分之三以上。民主派议员忠实于选民的意愿,正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和精诚团结,挫败了北京在政治上强奸香港民意的企图!

可以想像,北京一定会继续坚持专制立场,也会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继续顽固地阻止香港的民主进程。但是过去半年的经验表明,只要香港市民不放弃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他们仍然可以令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强奸民意是北京政府的一向作为,它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改弦更张。但是香港市民有不为北京政府的恶行背书的权利,更不缺乏维护自己尊严的意志和力量。

昨天的立法会投票结果除了使得北京的专制者尽失颜面,也使得那些甘愿充当走狗的香港奴才们尝到了丧家犬的滋味。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商业上的利益与北京难舍难分,有的则是做惯了奴才已经不会有尊严地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失去了北京作后盾,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与香港的民主派较量。只要香港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些人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将毫无立足之地。

昨天的胜利只不过是香港市民拒绝专制制度的一个宣言而已,在北京专制者的严格钳制下,香港市民还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任重而道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香港市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项属于未来的光明事业;而北京政权及其香港奴才所紧抱不放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则是一具属于过去的僵尸,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具有自由精神的香港市民!

——RFA

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

曹长青: 被“中国货”整惨了的美国公司

CBS电视"60分钟"节目揭露美国最大的地板零售商Lumber Liquidators(美国地板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合成地板(laminate)有问题,会致癌,在购买该公司地板的顾客中引起一阵恐慌,结果导致其股票暴跌了60%,成为商界一大新闻。

合成地板,也称"强化木板"或"层压地板",因它像三明治那样,把几层人造纤维板压粘到一起。合成地板起源于欧洲,是近年流行的铺地材料,因它抗磨性增高,价格便宜,还防腐防蛀,克服了原木的疤节、虫眼和色差等问题,所以广受消费者欢迎。

美国地板公司只有20年历史,但业绩节节上升,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成为美国地板销售商的龙头老大。该公司上市后,股票高达每股70美元。在《富比士》"最佳小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17,被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公司之一。

但这家公司被"合成地板"给毁了,更准确地说,被跟中国工厂的合作给毁了,因为CBS"60分钟"节目查出,中国制造的那些合成地板使用的胶粘剂甲醛浓度超标,而过量释放的甲醛会致癌。

在调查中,"60分钟"检测了纽约、佛罗里达、德克萨斯等五地的美国地板公司的产品,在抽取的31个中国地板样品中,只有一个符合甲醛含量标准。他们还派人到中国,通过卧底记者和暗访摄像头,拿到三家中国工厂的管理者承认使用虚假标签,以使产品看起来符合美国法规的证据。

60分钟节目的一个揭露报导,就让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暴跌了60%,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

美国地板公司赶紧采取措施,向购买了地板的用户发放了二千多个检测器,该公司说,回报结果是,97%家庭空气甲醛含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但他们还是决定停止销售所有从中国采购的合成地板。

但即使采取这些措施,美国地板公司的股票还是继续下跌。本文撰写的5月21日这一天,该公司的股票又下跌了16%,从最高时的70美元,现跌至21.10美元。这一天,美国地板公司总裁Robert Lynch宣布辞职。

美国地板公司的合成木板52%来自中国,其库存中还有价值二千多万美元的中国地板。即使美国地板公司把它全部销毁,认了这些损失,也无法止血,因为第一,美国司法部要对这家公司刑事检控(criminal charges)。第二,已有100多家用户提出诉讼,要求索赔。

可想而知,那些装了中国毒地板的用户,都被吓坏了,怎么敢继续在致癌的地板上生活。而拆掉地板换新的,是一大笔损失,还有人工、时间等等,当然需要美国地板公司补偿。另外更麻烦的是,如果有人已致癌,或怀疑致癌或其它疾病,那索赔额就更高了。全美每年安装一亿平方英尺合成地板。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毒地板。集体诉讼的赔偿额,足以令美国地板公司破产。

美国《市场观察》(Market Watch)的报导说,投资者的一个金律是:不要接掉下的刀(don't try to catch a falling knife)。意思是,对暴跌的股票,千万不要买。这意味着,美国地板公司的股指,可能还会下跌,销售中国产地板,简直要"削"了这家地板公司的命!

一家兢兢业业经营了20年,原来一直蒸蒸日上的公司,就这样要被中国的"毒地板"给毒死了。很多员工都买了自己公司的股票,因为多数美国公司都给自己的员工补贴(你买一股,公司就送一股等)。所以公司股票暴跌,不仅惨了市场上的投资者,更惨了那些员工。他们的经济前景,等于被中国的毒地板给毒化了。

这件事美国地板公司的老板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没有对那些中国合成地板严格检查。如果他们像CBS的"60分钟"节目那样抽查,也会发现问题。但他们被中国工厂的"毒老板"的假标签给唬住了。

毒源当然在中国。那些工厂老板刻意用虚假标签,以显得符合美国标准,蒙混过关,是有意欺骗!那些善良的美国人,那些地板公司的采购人员,对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完全缺乏想象力。他们无法想象,连毒奶粉都敢制造、连婴儿都敢摧残的国家,什么毒事,都敢做出来。

无独有偶,在美国地板公司股票大跌之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阿里巴巴,也因假货而惹麻烦。法国开云集团(Kering)旗下的古驰(Gucci)等14个名牌被仿造,在阿里巴巴兜售。近日该法国公司在纽约联邦法院起诉阿里巴巴,指控他们为假冒产品提供平台,为仿货提供在线营销、信用卡操作、金融和货运服务,等于协助造假。

起诉书说,阿里巴巴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协助旗下网络平台销售假冒商品,从中获利。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网络卖的Gucci山寨包,一个只要2至5美元,而正品价格在八百美元左右。假冒产品一本万利,阿里巴巴也等于"开门"发财。

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AAFA)上月也曾向美国监管机构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是全球最大的假货平台之一",建议把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

《华尔街日报》最近详细报导了阿里巴巴平台商家"刷好评"造假,雇人假扮消费者,制造虚假订单,使得商家的销量记录和信用记录提高,并获得虚假的好评。

阿里巴巴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目前已有多家美国律师所在纽约等地递交诉状,指控阿里巴巴违反美国证券交易法。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等四名主管成为被告。

进入台湾的阿里巴巴,最近被中华民国经济部发文要求在6个月内必须撤出台湾市场并缴纳罚款,因被查出,他们的台湾分公司虽以新加坡公司名义登记,但实际上属于中国大陆(靠造假进入台湾)。

阿里巴巴去年在美国上市后,股票一度冲到120美元,现已严重缩水,被认为有可能重演该公司当年在香港上市情景:2006年阿里巴巴B2B部分在香港上市,发行价每股13.5港元,结果当天以39.5元收盘,后来冲过41港元。但一年后却跌至4.3港元(缩水90%),网民叫苦连天,损失惨重。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才给了消费者在法治国家投诉、状告阿里巴巴销售"假冒名牌"的机会。而在中国那样官商勾结的社会,被侵权的消费者和名牌厂家等,简直是哭诉无门。

从美国地板公司,到阿里巴巴,都给人强烈的启示:造假,不诚实,不择手段捞钱,最后会自食恶果。不仅自残腰包,还会自毁形象。这次毒地板事件,恐怕导致美国地板公司从老板到下面的1300多名员工,今后都会恨死了"中国制造",他们全部的信誉和辉煌业绩,都被中国的毒产品给毁了。

美国地板公司的惨剧,也吓坏了同业,已有几个公司停售从中国采购的合成木板;大概欧洲等国的公司也会跟进。中国的"毒老板"见利忘义,不仅毁掉本厂的出口机会,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名声。再加上马云这种暴发户在国际舞台的拙劣表演,等于一唱一和,把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中国人的形象,都连带损害了。今后世人再跟中国做生意,更会万分小心,甚至回避,因为谁跟中国货沾边,谁就可能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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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李直:反腐之後的常態政治

周永康的宣判,意味著中國政治又恢復到了以前的常態政治。以周永康案的結束為标誌,習近平主導、王岐山主抓的「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運動已告結束。


如果從政治讖語「反腐敗找死」的角度看,反腐敗運動的結束,等於保全了黨的主幹力量,因而也就保全了習近平自己。以長遠計,雖然反腐收場的方式可能非習近平所選擇,但反腐收兵本身對習近平而言,也许并非一件壞事。就此,兩年多的反腐敗運動,其實只是見證「反腐敗找死」這一政治禁忌的過程。


事實表明,反腐敗這一所謂「新常態」政治,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在國家層面,既沒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缺乏體制性的支撐力量。在不變更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進行反腐敗,反腐敗遂成地道的自挖牆角。在習近平接位初期,這種看似自挖牆角的舉動與習近平鞏固權力的合理需求之間,可在延續中共整體性權力之點上達成妥協與平衡。因為習近平鞏固權力與習近平反腐敗,是確保中共權力地位可延續的一體兩面。


因此,超出鞏固個人權力的「合理需求」而尋求清黨式的反腐敗,就必遇「膠著狀態」的頑強抵抗。而且,由於中共把永續執政設為至上目標,所以,一切損害這一目標的行動都不具黨統意義上的合法性。於是,頑強抵抗超出「合理需求」界限的反腐敗的力量,就不僅人多勢眾,並且還占據著黨統合法性的制高點。這些力量,完全不必以「非組織活動」來顛覆主導和主控反腐敗者的權力,而大可名正言順地以黨的名義,用現存正常的組織程式和手段,通過民主集中制來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這種根植於中共組織制度的特點,構成了在中共黨內進行大規模反腐敗以及政治變革的煞車機制。一切不順應這種煞車機制的人,都將被甩出中共的權力之車而摔至粉身碎骨。因此,習近平現時所面對的,並非隱藏的、陰謀式的、非組織化的反對力量,而恰是公開的、符合黨統及其意識形態的、循既存正常組織程式的反對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利用黨內有限的自由空間,如發言、投票,在暫態改變黨內的領導架構。


停止「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中共政治又將恢復到常態。這個常態,就是最高層領導以默許其同事、中下層官員一定程度的腐敗為對價,來換取這些人對其個人權力及其所依附制度的擁戴,並以此來潤滑各級官員對政策的實際執行。這種常態政治,自江澤民時代始,到胡錦濤時代,已然運作成型。


當然,這種常態政治的代價,就是社會多發、頻發的各類災難性事件。最近兩年多,中國災難性社會事件的數量相對下降。這個下降,是反腐敗的附加效應。由於害怕因其他事情而牽涉出腐敗,各級官員皆提心屏氣,到處堵漏,唯恐出事。在反腐敗中,不幹事、不出事,是多數官員的座右銘。反腐敗的風球一撤,官員的心態放鬆,不用再怕因其他事發而查腐,許將導致災難性事件報復式的增加。最近中國大陸出現的養老院大火、兒童「集體自殺」和長江沉船事件,只是這種趨向的端倪而已。


常態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等於解除了各級官員在兩年來日重的危機感。危機感的解除,能否有助於政策的推進,能否恢復以往黨內的潛規則及其建基之上的信任關係,進而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地位,都尚未可知。如果其正面效應遲遲不出現,那麼,這就無異把各級官員的危機感轉嫁到了習近平身上。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

沈大伟:持续恶化,中美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科学及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日在香港美国商会午餐讲座再次发表主题演讲,谈及中美关系。以下为演讲内容,由《南华早报》翻译。

     中美两国官员和专家都曾经正确地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关系。不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区域、国际、教育及其他许多方面,中美两国都密不可分。中美在亚太区以至全球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不但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也是全球之最。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石油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哲学博士生和专利申请也属全球最多。今时今日,中美是国际舞台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
    
    中美互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而中国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对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2014年超过120亿美元,雇用8万名美国人)。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进口国。每天往来两国的旅客约有9千人。目前有接近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则有2万人。目前有38个省/州及169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交流机会。目前有3亿中国人学习英语,约20万美国人学习中文。
    
    以上述情况和许多其他标准来衡量,中美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构成和推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不断在变,过去几年和过去几个月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本人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中美关系虽然十分密切,而且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合作,但在这段关系中,彼此竞争的情况却不断加剧。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即本人所谓的"竞合"情况。但在这段关系中,竞争成份不断增加,并成为这段关系的主要成份,合作则退居次席,并且正在逐渐弱化。彼此合作的空间减少了,因此为了建立合作关系而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就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并不时出现充满火药味的场面。
    
    两国之间普遍存在互不信任的情况。尽管双方政府仍然十分希望两国的90多个双边对话可以维持下去,也希望两国高层官员继续交流,但甚少再看到大力争取两国加强合作的官员。 〔在几个星期后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会出现这个情况〕
    
    两国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也显而易见。新近就这个问题而进行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2013)就发现,中美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正在增加。在美国,68%公众人士及80%专家和学者都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只有26%认为可以"信任"中国。该调查也发现,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6成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将"严重威胁"美国,但民主党人中就只有48%有这种想法。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也访问了中国民众,当中66%受访者视美国为"竞争者",15%认为美国是"敌人"。因此,中国民众中约有三分之二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相对于2010年时进行的调查,当时两国大多数民众对彼此看法仍然正面,从中可见现在情况已出现显著改变(转差了15-18%!)。一般相信,如再进行类似的民调,结果可能会更差。
    
    我们可以感觉到,中美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愈来愈难达致平衡──要令关系转趋正面、并于未来朝积极方向发展,就更加困难。我和许多人都认为,两国关系多年来风波不断,双方也一直未能达致广泛共识,无法缔结真正可持续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之所以仍能维系,只不过是出于对关系破裂的恐惧。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厚的联系。
    
    至少在过去10年,两国宏观关系持续恶化,只有当双方领导人出席高峰会议时才略有改善,暂时止住恶化趋势,令外界定期希望:两国关系正趋向稳定及得到改善。
    
    例如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阳光之乡"进行非正式会晤;2014年11月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在北京的烟台出席峰会(我未有计入奥巴马2009年11月对华的国事访问,因为该次访问成果未如理想)。而两国官员偶尔召开的双边会议,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等,也为特定的政策领域带来稳定因素和前进动力。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些峰会和双边会议的重要性只属昙花一现;短短几个月后,中美之间就出现新的波折,两国关系再度恶化。天安门事件之后,克林顿和江泽民在1997至1998年期间举行了多次峰会,让中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但此后双方关系就一直处于上述模式,反覆不定。
    
    中美最近的波折,发生的时间仅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漫步后几个月。事源于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行动,令两国针锋相对,关系愈发紧张。在南海纷争的背后,各方愈发关注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亚洲权力平衡问题。但同时也有许多较小但同样重要的事务,例如执法(以盗取技术之名拘捕华人、伪造美国大学入学申请)、法律修订(中国针对非政府组织及国家安全的法律草案)、人权问题(中国自2009年以来便遏制人权、将人权律师拘捕定罪)、网络黑客行为(近日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网络遭中国黑客攻击),以及中美双方在贸易及投资方面的问题。关于两国之间出现摩擦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
    
    我认为这种"新常态"的确已持续一段时间。中美两国最好习惯此常态,而非幼稚地笃信不可能实现的和谐关系。
    
    合作和竞争之间的天秤已经倾侧,竞争已成为主导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对中美关系来说,安全的重要性已凌驾于经济。军事、国防、地缘政治领域的问题,现在已是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事务──而这几乎是一则纯粹的坏新闻(唯一的例外是过去两年,双方向来极为有限的军事交流频繁起来) 。在美国,这意味着以商界为首、支持与中国交流的联盟已不再是主导力量,而由几个界别组成、倡议与中国竞争的联盟,如今占了上风。
    
    中美的竞争并不只限于战略方面,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包括商业、意识形态、政治及外交领域。即使在学术领域,中国当局都曾向多名美国学者下达禁令,并向国内的大学合资企业施压,例如新颁布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就令在中国运营的私人非政府组织心头一凉。
    
    近几月以至近几周,以上情况已令华盛顿多家智囊机构前所未有地发表大量评论和报告。我曾在华盛顿居住及工作了很长时间,期间从未见过如此海量、谈及中美关系的文章──而且内容全部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即陆克文的亚洲协会报告)。这些评论和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均持负面意见,而且均认为(一)美国应检讨对华政策;(二)美国应全面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白热化,上述情况只会令中美关系及两国的互动更趋负面。美国将有愈来愈多人呼吁当局"下定决心"、担起"领袖"角色、"敢于与中国抗衡"等,尤其是共和党人。
    
    这的确是美国出现的巨变,或至少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change),但我个人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出现本质上的变化。以下我将详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何转变。
    
    以下这件事你可能觉得幼稚到了极点:虽然许多中国专家以至整个外交政策圈和美国政府,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及预测中国的将来,但中国最后并没有如他们所料般发展。尼克松以来,美国八届政府都采用"接触"战略,这种战略基于三个大前提:(1)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 (2)随着中国的全球地位提高,正如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它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拥护二战之后西方创建的全球自由秩序(即"融合战略"); (3),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和东亚秩序。
    
    第一个前提显然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政治压迫的情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在中国,目前政治压迫的情况是继天安门事件之后25年来最严重的。至于前提二和前提三,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对这些区域和国际制度架构作出严厉批评(仅是目前未发生而已)。实际上,若中国真的这样做,将是极为不智的,并且正面冲突并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但美国则相反)。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在目前国际组织以外正在建立另一批机构,清楚显示中国对美国主导的战后格局感到不安。
    
    中国正有条不紊地试图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著作、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所撰写的报告《中国军力审查》,还是许多其他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题目。这些评论、研究也一致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幻想破灭,或许更能反映美国的问题,而非中国的情况。 2百年来,美国一直天真地希望影响中国的演进;美国的醒悟也许标志着这项任务掀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之前的有关行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最后都以悲剧告终。随之而起的,是美国国内爆发了"是谁失去中国?"的争论。
    
    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曾仔细研究并追踪两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并发现了一个重复的规律:美国有一股如传教士般的冲动,希望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板改变中国,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首先,美国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而中国也执拗地拒绝遵从美国的意愿。依我的见解,问题要归咎于美国本身和其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非中国。但历史可能会重演。
    
    尽管这是中美关系整体上的宏观环境,但两国仍需共存,并需要和平共处。中美之间有业务往来──除了香港、内地和美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外,还有两国的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和平稳定,对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不论两国人民是否察觉到这点,他们都受着中美关系影响。
    
    也许,能大幅度推动双方关系进展的最直接机会,就是落实双边投资协定(BIT)。预计两国政府都会交换各行业的不准进口商品单草稿(不准进口商品单列明不允许其他国家投资的商品)。现在早已过了发布和交换这些名单的时间,而推迟的原因未明,但有可能是受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贸易促进授权(TPA)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正试图先完成这两个目标,但众所周知,相关的程序(不论是美国政府方面或是TPP 12国之间的双边谈判)都仍在进行。一位美国前高级政府官员最近便指出,奥巴马政府要获得国会支持TPA和TPP有困难,如果现在硬要寻求通过,将会是死路一条。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提出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只是一个诡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便是这个诡计的经济组成部份,目的是在各方面牵制中国。虽然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和美国相关,但大家都感觉到中国政府对美国既忧虑、又猜疑。双方目前都好像带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这些成见都会影响双方关系今后的发展。
    
    目前中美议程上的另一项重要事务,就是寻求务实合作的机会,处理一系列所谓"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朝鲜、伊朗、伊斯兰国(ISIS)、阿富汗、反恐、反海盗、气候变化、海上安全、经济稳定、能源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以及需要制定网络活动的国际规则。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论是中美政府协同工作,还是两国政府朝着同一方向各自努力,彼此合作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应对这些全球治理问题上,尽管10年来美国政府试图争取与中国政府合作,但中国却一直不愿意公开与美国合作。但现时由于习近平支持"积极外交"政策,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中美合作可能更加可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强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向世人展示其付出与能力相称。这不会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但将有所帮助。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习近平也将于9月下旬(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前)赴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两国讨论上述问题的契机,彼此可以尝试切实地合作,消除双方关系之间的隔阂。以往的首脑会议,包括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双方都曾尝试这样做。但问题是:这些尝试是否只是过眼云烟,还是足以奠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随着美国总统选举周期临近,加上奥巴马政府成了"跛脚鸭",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比较困难。但如果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彼此互相合作,这无疑会对下一届总统有利。
    
    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个越来越消极和相互怀疑的气氛之下,将越来越多"可信度测试"(对象主要是以国内民众,但在美国,则包括区内的美国盟友)。我个人认为,未来两至三年内希望出现的理想情况是:中美两国有技巧地处理双方关系,并注意对方的"底线"和"核心利益";并希望期间不会发生诸如中美撞机等无法预料的事件,中国也不会在南海划出航空识别区,明年1月台湾大选时不会由支持台独的民进党领袖上台。不过现时的南海问题有可能令冲突一触即发,因为中国不可能停止建造人工岛,因而无法达到美国的要求。那么,美国会如何应对呢?军事对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此,展望未来,两国有责任学习如何应对竞争、防止爆发冲突,同时要努力拓展真正的合作领域(但也要了解到:希望两国完全同意对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两国也没有任何剧本可以引导双方关系发展(冷战时期,中美相互依存的情况并不存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既希望也预料两国能"共同进化",并认为双方需要有"智慧和耐性",并须抱着务实﹑包容和忍让的态度。但我目前尚未十分清楚:两国的政治文化、目前的政治制度﹑民族身份﹑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均有所不同,双方能否在战略方面作出重大妥协。
    
    因此,中美两国可能会认为彼此越来越难以共存。但不论共存如何复杂、如何问题重重,两国都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它们只可选择结婚,一旦离婚,战争就会爆发。
    
    本人希望有机会来到这里,发表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乐观讲话。我真的希望这样做。但是,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我实在是非常担心。在过去的"倒霉日子"里,既然双方都能找到出路,希望它们能再次走出困局。面对目前形势,我们下一步应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扣好安全带、抓紧帽子、分散资产!
    
    谢谢各位。欢迎你们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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