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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吉迪恩•拉赫曼:谷歌身陷政治风暴

金融时报漫画:围剿谷歌
谷歌(Google)经常位列学生希望为之工作的公司榜首。上周在参观了谷歌位于硅谷(Silicon Valley)的园区之后,我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因。天空蔚蓝,温度适宜。一群谷歌员工打着排球,有人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展示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样车。
在享受所有乐趣的同时,谷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之一。市值最高的苹果(Apple)距谷歌大概20分钟的车程。另一个巨头Facebook,位于附近的一个郊区。
不过,硅谷的田园生活正日益被异域刮来的政治风暴所搅乱。全世界的学生可能都渴望为谷歌工作。但是,全世界的政治人士似乎都希望迫使该公司就范。
本月,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宣布,将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起诉可能会致使该公司面临两种选择:巨额罚款或以高昂代价修改其商业模式。
欧洲并非唯一一个给谷歌制造麻烦的地方。多数西方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市场视为自己未来发展的关键。但是,谷歌,还有Facebook和Twitter,实际上均被中国阻断网络入口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自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视互联网的程度以来,硅谷与奥巴马当局的紧密关系已经紧张了许多。
斯诺登事件似乎鼓舞了那些认为硅谷有种邪恶力量的人。法国批评人士想到了一个首字母缩写词——"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以及亚马逊(Amazon))来概括美国的邪恶互联网帝国。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谷歌常常首当其冲。当英国政府决定打击跨国公司涉嫌的逃税行为,并将新措施戏称为"谷歌税"时,谷歌的高管都震惊了。
一种说法是,只是由于谷歌是硅谷最无处不在的名字,因此它吸引了格外关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iPhone,但是谷歌对所有网民都是免费的)。另一种观点是,谷歌业务的广度意味着它让世界各地、各领域的现有公司都感到心烦——无论是被谷歌新闻(Google News)惹火的报纸;受到YouTube(归谷歌所有)威胁的媒体公司;憎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的出版商;还是在大街上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担心甚至汽车行业也难逃硅谷魔掌的汽车制造商。
一些欧洲政治人士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成功对欧洲形成了直接威胁。去年,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曾公开表示了担忧,称"这个(数字化)基础设施将受控于美国少数互联网康采恩,它们可能会主导21世纪的经济生活。"
对谷歌批评最猛烈的企业是德国出版集团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该集团在柏林和布鲁塞尔都有着强大的话语权,在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接受了美国互联网企业是欧洲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观点,最近他指出——"我们(美国)拥有互联网。我们的企业,以他们(欧洲)无法媲美的方式,创造、扩大并完善了互联网。"奥巴马没补充的是,美国政府本身也做过许多有损硅谷的事。斯诺登事件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任何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或者帖子均是受监控的,要么受政府监控,要么受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公司监控。
谷歌及其他互联网巨头均极力否认曾向政府提供进入其数据库秘密后门的钥匙。事实上,它们抱怨称,自己也是监视的受害者。为了重新得到消费者的信任,硅谷公司正在强调它们新的加密技术以及隐私保护措施。但是,伤害已经形成。人们对政府监视的担忧,与对谷歌等公司将数据用于商业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互联网监管的渴望。
围绕此事的所有政治热度,貌似都以令人不快的意外出现在谷歌面前,而这家公司似乎真的相信自己一直遵循着其创始人的格言——"不作恶"(Don't be evil)。不过,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政治对抗并未在更早的时候到来。谷歌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但是,常言道,"信息就是力量"。而权力一直都是政治人士的地盘。
有人认为,最好应该让"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士",而不是商界人士,来对信息和数据流作出决定。但是,事实上,最渴望与谷歌较量的政治人物中,有些并不是选举产生的,比如中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虽然没有人给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投票,但是超过10亿的消费者已经以点击谷歌产品的方式用手指为他们投了票。这是多数政客只能幻想得到的信心投票。
译者/马柯斯

——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英国《金融时报》主要负责撰写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欧盟事务、能源问题、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报道。他经常参与会议、学术和商业活动,并作为评论人活跃于电视及广播节目中。他曾担任《经济学人》亚洲版主编。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

胡平:最後處理高瑜一定和習近平有關

习近平
这是2014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会上我的发言。

最後處理高瑜一定和習近平有關
時間:2015-04-30 03:26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編):

自從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個70歲的老太太,一個女性,一個記者,在"六四"之後二十來年三次入獄,我想這個在中國都是絕無僅有的。我認識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棟,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認識了。2006年她到美國來開會,還寫過一本書《我的六四》,我寫了個書評,也算是對她有相當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須有,因為我們在海外都很清楚關於"七不講"早就在說,怎麼可能是她洩的密呢,無從談起!她的案子和別人的情況有不太一樣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來,是不是通過習近平本人,但最後的處理一定和他有關,也就是說如果給她判刑了,這個帳肯定要算在習近平頭上,這點毫無疑問。

由於這個案子本身的性質,而她又是這樣的人,因此她的事情還很關鍵。很多事情對於最高當局來說,你一旦做錯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給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次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況估計很不樂觀,對習近平本人會增加負面印象。

現在對習近平反腐有很多讚揚之詞,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抓那麼多人幹嘛?只要他抓了那麼多人,對他的所有好評統統站不住腳。馮勝平還跟他談憲政,我們之前還談了那麼多這主義那主義,其實很簡單:至少你不要亂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吳稼祥說的搞"假動作",好像要改革總得做點假姿態,那也不能這麼幹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週年搞過同樣的活動,聲勢比這次還大一點,都沒有抓,你要是真要應付左邊的攻擊,可以照此辦理,沒有必要走得更遠嘛。換句話說,你不做得更開明一點已經很對不起人了,至少沒有必要走得更遠,你照原來的辦法,就足以對付從左邊來的攻擊了。

同樣,像高瑜和姚監復先生,他們講的話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類似觀點說過很多很多次,過去還能比較自由地到海外來參加很多會議,即便講了些話,回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次沒必要來這麼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對習政權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判斷未來形勢走向的時候,對這件事的意義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你走到這步,下一步就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就像大家談江澤民,他也沒打定主意一開始就那麼幹,1998年克林頓訪華,他對媒體做了有限度的開放,談"六四"問題,民主黨組黨登記,也沒抓人,說明當時他也沒打定主意非要那麼做。但是後來一旦做了,抓了民主黨組黨登記的人,再加上後來法輪功的事,那就沒有餘地了,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同樣,對於習政權也有這麼個大問題,他在這類問題上若能處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處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餘地大一點,這一步要是走錯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對今後的很多事情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純粹是莫須有的,這就因此談到言論自由的問題。這些年來有不少人說國內的言論自由"有很大進步",很多過去不能說的問題現在都可以說了,但我覺得這不能作為一個標準。

我覺得最大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真能做到言論自由,是不管什麼言論都沒有被抓被捕的危險,還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且不說能到這一步,只從朝好的方面走還是朝壞的方面走的趨勢來看,並不在於官方允許的言論尺度——因為這個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彈性,可以鬆一點,可以緊一點——判斷言論自由有多大進步,取決於當權者想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是不是感覺你面臨到來自社會的、包括來自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如果這個抵制的勢頭比較強,說明這個國家在朝著正面走。

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互聯網,你要看當時發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開放,恐怕比今天還不如,清規戒律更多,但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感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當時知識界有一股勢頭。1989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來知識界的聯名信風起雲湧,知識界有名有姓的人雖然也知道簽這個名有點風險,但不簽名有點丟臉,就得這麼做。當局也感覺到這一點,也預計到來自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抵制,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而現在當局幾乎沒有這個顧慮,人抓了就抓了,並不擔心知識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對,大家都裝著沒聽見、沒看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只要別波及到我這來,我這個刊物有話還能繼續說,已經是千恩萬謝了。這一點表明是個很大的退步!

(《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連載9, 《大事件》記者 馬儉 高伐林整理,《大事件》第38期)

王维:未来图书馆啥模样?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早期的美国总统都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其中尤以杰弗逊总统的藏书最为出名。杰弗逊博学多才,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藏书家,建筑师。当年1812战争(也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国会图书馆被英军付之一炬,三千册藏书化为灰烬。杰弗逊得知后,主动向国会提议,以他私人的藏书,来重建国会图书馆。国会一共收了6748册,按书的尺寸计价,给了杰弗逊 $23,950作为补偿金。杰弗逊在他退休的岁月设计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那是美国最早的非教会大学之一。以往的教会大学都是以宗教楼为校园中心,杰弗逊把图书馆安排在校园的焦点中心——圆形大厅(Rotunda) 的顶层。圆形大厅的外形设计是模仿罗马的万神殿 (Pantheon),图书馆在大学的地位显而易见。不过杰弗逊并不希望人们一进图书馆先看到馆藏图书。带有透明玻璃门的藏书柜沿着圆形大厅壁铺展,嵌在窗户之间。读者步入大厅中心时,只看得到书柜的侧面,但看不到书柜正面的玻璃门——那是他利用视觉差(optical illusion) 特地设计的,这样书就被"藏"起来了。在今天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云计算时代,图书馆真还可以做到没有一本纸质书。
现在美国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动辄几百万册。但当年大学图书馆初创时,藏书还真来得不易。据美国图书馆学教授Michael Harris所写的《西方图书馆史》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哈佛大学1616年刚诞生时,并没有图书馆。两年后John Harvard捐出他私藏的280本书和一小笔经费,成立了哈佛最早的图书馆。之后捐书、捐款渐渐地而来,但发展极其缓慢。一百多年后,1723年哈佛印出了第一本图书馆目录,藏书量一共也只有3500册。那时的图书馆只对教授和高年级学生开放。直到1765年,哈佛自夸成立了"本科生图书馆"。事实上那只是用图书馆多余的重复版本书,加上一些流行书刊,拼凑在一起给本科生使用。其真正的目的是把本科生从大学图书馆清理出去,以保障教授的使用专权。今天美国教授足不出户,就能使用图书馆。且不说电子书刊,就是传统纸质书,也只要在电脑、甚至智能手机上按几个键,图书馆就会把书送到教授办公室。现在来大学图书馆的绝大部分是学生。尤其是星期天夜里,图书馆人气十足,熙熙攘攘的比商场还热闹。泡图书馆是学生"临时抱佛脚"的首选方式。
古今中外,图书馆大都是从收藏手稿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图书馆的收藏内容,也随之改变。从印刷图书,微缩胶片,CD-ROM,到数据库,等等,图书馆一直紧跟潮流。在数码技术普及之前,虽然图书馆早已不是单纯地收藏纸质图书,但纸质书一直是图书馆内的主角。随着数码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纸质书明显地在失去主角的地位。不仅仅新的出版物有电子版,甚至仅有电子版,图书馆的老书,手稿等等也纷纷被扫描成数码版。九十年代做数码项目的图书馆还凤毛麟角,但现在很难想象学术性图书馆没有自己的数码制作部门。2004年底,谷歌宣布和英美主要学术性图书馆合作(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其雄心是将那些图书馆的馆藏老书全部扫描成数码版。谷歌的数码图书工程因版权问题有争议,官司还在继续中。但数码版图书的确给读者带来很多方便。尤其是图书馆的特藏,一般都不外借。有了数码版,研究人员不受时空限制,随时可以上网查阅。数码技术还给普通大众提供了难得的翻阅善本书的机会。坐落在华盛顿的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以收藏莎士比亚最早的戏剧集(First Folio) 闻名。First Folio拍卖价可高达六百万美金一册,那样珍贵的古董书,图书馆是不会轻易让读者触摸的。First Folio被做成虚拟数码版后,用特制的阅读软件,现在就是来图书馆的普通参观者也可以用手指触摸屏幕,随意翻阅古董书.
书不再只以纸的形式出现,数码资料无影无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字节、像素远藏在"云"中,只要能上网,读者在哪里都能看读。"无纸生活"的时代,图书馆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剑桥大学建筑史学家James Campbell (Will Pryce 摄影)2013年出版的《图书馆: 世界史(The library: a world history),对图书馆的发展有精辟独到的观察分析。Campbell和Pryce,走访了21个国家,82家图书馆,从土耳其的Library of Celsue遗迹(公元135年),到2011年中国北京郊区的篱苑书屋。两千年的图书馆建筑历史,显示了图书馆并不总是为藏书而建。东西方文明都把图书馆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帝王贵族更是以图书馆来显示其权力和地位。Campbell在书中提到十八世纪中期建造的Altenburg Abbey Library (奥地利),馆内装潢极其考究,三个拱顶上的壁画均出自于当时的名画师之手。但近10米宽,50米长,15米高的图书馆只有九个书橱。耗资巨大的图书馆仅仅是为了掩盖修道院藏书的不足。因当时修道院权势显赫,所以图书馆不能太"寒酸"。直到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捐出巨资修建公共图书馆前,十九世纪的英美公共图书馆也仅仅是市政大楼或其它公共大楼内的一两间小屋而已。二十世纪初卡内基捐资在美国各地,大部分是小城镇,建造了2500家公共图书馆。卡内基的理想就是为普通老百姓提供免费的知识殿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阅览室成了图书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电子时代的图书馆,设计重点移到了读者空间。现代图书馆都给读者安排了舒适的阅读和讨论交流的空间。Campbell 先生称"图书馆是发挥想象力的地方 (libraries are places of imagination)"。
荣获2013年AIA/ALA (美国建筑师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联合主办的最佳图书馆建筑双年奖 (Library Building Award)的James B. Hunt Jr. Library (坐落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CSU), 把图书馆作为研究平台,重点放在研究、合作空间的设计。大型开放式的空间,和强调使用楼梯的设计,不仅营造互动、社交气氛,更鼓励读者不期而遇。图书馆保留了传统的阅览室,但更多是实验室,多媒体创意工作室等研究、工作和交流的空间。图书馆内很少看到纸质书,传统的开放式书库被全自动书库系统取代(automated book delivery system - ABDS)。书库又被埋藏起来了,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古成闭架书库,而是把原来按主题系统排列的开放式书架搬到了网上。读者不仅可在网上检索图书馆的目录,还可以浏览图书馆的虚拟书架来选择想借阅的图书。图书选定后,轻轻一点击,机器人就会把书从书库中取出来。
未来的图书馆会是什么样子,让你的想象力来引导你吧!

——金融时报中文网

傅桓:尼泊尔地震与“中国大炮”

劫持百度的搜索指向,利用其超大的訪問規模,令其攻擊國外特定的目標網站,迫其窮於應付或癱瘓,這一戰術被稱之為「中國大炮」。它被認為是中國防火長城由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攻的新式手段,意味著功夫網躍進新時代。作為局域網外人,甚感欣慰。
而在尼泊爾地震中,出現了一種不確的說法,那就是:大陸人憑借中國護照即可免費登機返國。不僅微博上一些網絡五毛黨積極轉載這一大國崛起的證據,就連官方傳煤也捲進來添油加醋,朋友圈裏不乏這些傳謠與闢謠的拉鋸。這也可以稱之為國家災害中的「中國大炮」。
這種不惜借助虛假信息妝點大國形象的做法,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從當年的東帝汶撤僑開始,一直到最近的非洲撤僑為例,始終被黨媒宣揚為這樣一種口號:中國在保護國民方面用盡了心力,災難中的世界始終對中國恭敬有加,不然為什麼會給與中國撤僑優先權呢?
這一外交上的動作受到了很大的宣傳力度。也門撤僑時,央視連篇累牘報道,每天放在新聞聯播中放送,彷彿全世界都在感激中國撤僑的做法,不只是印度巴基斯坦這些小兄弟感激涕零,就連個別西方人也受惠。中國感動世界,中國是世界和平的一部分。
中國似乎很樂意享受這樣自我炮製的心靈雞湯,自我感動於強國崛起的夢想。文宣的目的統領了真實情況,並在塑造過程中攻擊美國無用。這種對外的文宣慣性,遇到尼泊爾地震,更加發展出用謊言來塑造大國形象、塑造庇護國民的假象,將虛假外交推到極致。
實際上,從尼泊爾臨時反悔大陸的機票比往常有了四五倍的暴漲,國有航空公司坐地起價,利用在尼泊爾中國人恐慌回國的心理收割暴利。儘管中國人習慣在他國遇到災難時一窩蜂跑回國內,從來不知道共患難,儘管有人以市場經濟做辯護,可這種國家暴利的收獲依舊是可恥的。
即便這樣,大陸的文宣部門與網絡五毛依舊憑借謊言發動「中國大炮」戰術,在社交媒體上釋放大國崛起的謠言。按照「網絡造謠五百轉即治罪」的規定,這些人最該被抓住法治一番。可是他們安然無恙,可見國家造謠有理,只要「愛國」,造謠無罪。
這就成全了大陸輿論上的一景。尼泊爾震災,不是談論災民情況,不是說如何救助,反而是津津樂道於國家如何撤僑這些破爛的話題——即使被一再指出免費撤回不過是謠言,可依舊擋不住茶餘飯後的這些東西。震災本身被排斥在外,愛國成了主旋律,也真是醉了。
如果說,將汶川地震做成「多難興邦」的證據,灌輸給國民,還屬於內政的二次回收利用,那麼,將別人國家的災難作為成大國崛起的材料,來塑造成中國國力昌盛的例子,也算是很不要臉的事情。不分青紅皂白地利用災難來書寫黨國輝煌,這劑中國夢的麻藥不會停的。

——东网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流亡的良心:从索尔仁尼琴到昆德拉(周冰心)



流亡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在全球普遍性发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政治课题,一部欧洲流亡史应该是世界正史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史才能被称作展现全面风貌和立体完满。世界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艺术史更是离不开浩浩荡荡的流亡者带给它们的杰出贡献。我们回望一下,一战、二战期间,没有流亡巴黎、美国的众多俄罗斯、德国、东欧的哲学家、作家、学者、科学家们的贡献,这些国家在上述领域上会逊色不少,反过来,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又为自己深受封闭、内耗和侵占、专制、独裁之苦的祖国逶迤出一长串荣誉。现在,这些伟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们所忽略,当作理所当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来,没有他们身体上的流亡到美国和欧洲,世界科技史、文学史、哲学史都得改写。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流亡,他们不过只是他们祖国千万集中营受迫害者中的一员,早已被"消身"溶化掉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看看苏联时期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谁都会明白那些倔强的流亡者如果留下来面对的普遍下场。

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去国流亡,折射了世界演变过程中欧洲独裁政治力最为阴暗和丑陋、狠毒的一面,"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流亡在二十世纪以前是以被动性的流放、放逐来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国、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帝国,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正如维柯(vico)指出的那样,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流放惩罚的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尊严,对信仰真理予以毁灭性打击,但它得借助对身体、生命的折磨达至对灵魂的打击。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结的所谓的"惩罚景观":"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东西方世界开始由大规模流放转向更大规模流亡的转捩点,这与上面提到的19世纪初现代文明加速,远洋航海技术、蒸汽机的一一问世,以及海外冒险、扩张、殖民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有关。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土地的疆域得以飞速延展,国界变得模糊难辨,"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总面积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一直持续到1955年万隆会议时,整个东方才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

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前后,也有不少俄国文人学者陆续流亡欧洲和美国,原先居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贵族后裔,日后成为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纳博科夫家族也在流亡之列,小纳博科夫随家族流亡德国。但直到1921年为止,大批的苏联流亡者才正式到来,这还不包括日后被政府强行驱逐的流亡者。1921年,新政权尚未顾及到在文化领域施行全面清洗,以至于像日后流亡到法国,写出不朽名著《俄罗斯思想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A.Berdjajev)等,还能在1919年在苏联国内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公开的哲学讲座,听众甚至包括红军官兵和工人。1922年,新政权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兰克(S.Frank)等世界著名学者,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 此时,流亡文化的意义才第一次彰显出来,他们不再是清一色的政治诉求者,他们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教授、科学家等等知识分子,他们甚至都没有选择1917年帝国崩溃时流亡,因为,他们都是吟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土地选择他们。但他们除了思想和声音外,一无所有。唯有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但无力抵抗刺刀和大棒下的驱赶,只好流亡欧洲,或者自动流亡,成为"流亡者",自由主义信仰让他们都付出了不能在故土生活下去的"惨痛代价"。他们也为以后要流亡的知识分子确定了一个标准:为了普众的福祉,为了维护独立的信仰尊严,宁愿担承亡命天涯的厄运,也绝不作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颂扬暴政就更不可能了。


人民不需要自由

令人深思的是,在苏联时期颂扬暴政、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成为"古拉格群岛"上的岛民,都被那个政权最终消声掉了。而那些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精英无一例外地活着,并有许多成为世界经典作家。他们甚至还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在苏联解体后于1994年光荣地被迎请回祖国,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其遑遑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中开篇即是"流亡文学"。他说:"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他们发出异质的声音,付出的往往是一生幸福甚而生命的代价,一生要漂泊离散祖国以外,永不能回转。

流亡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只是为了维护某种传统价值观。流放和流亡都是距离上放逐,但后者却有着:"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前者却没有。


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

现代性流亡的产生还透射了世界所谓多样性政体和多极世界互为制衡的巨大谎言,它是现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试金石,因为,二十世纪的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维持上述与人类普适公义、自由平等相悖行驶秩序的国度。

现代性"流亡者"早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已经成为一种"抗拒、不从"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最纯粹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们/她们也是最易受"仇恨"和"漠视"的漂泊者。

造成二十世纪流亡这一现象大面积扩展的无疑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极权政治都有意识形态话语强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历史性信念上用整齐划一来归化,用意识形态全权话语来控制、吓堵国民,使之"犬儒一生",成为"沉默不语"的羔羊。流亡现象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二十世纪产生的三个主要的流亡文学形态(俄国〔苏联〕、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反抗这种"单行道式"强加性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反抗的结果就是大批知识菁英被国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这种勇气的都是一批本国最出色者。

"流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命运,流亡者逃离困厄不前的现状,逃离专权独裁的国度,身体虽然是释放了,但却也被完全切断了和故国的关切联系,原乡已经在地理意义上与他毫无关系。这是所有"流亡者"面对的集体境遇,这对忧愁伤感的流亡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最大的精神打击,他们被割断了与母体脐带的精神联系,他们会为这个噩梦背一辈子的"游乡梦魇"枷锁。和遥遥无期的归途相比,梦醒后只有面对"流亡异国"的现状,他们要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找到各自的栖息地,这是两种文化的纠缠,原乡和流亡地文化的黑夜与白天。这也是两种文化压迫,流亡者的文化命运是难以遗忘和难以进入。两个文化世界和两种文化压榨就横亘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炼狱后才能重生。萨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布鲁克·罗斯进一步指出:"流亡应该是指被放逐到异地的政治性活动和文化性活动……文化的部分则是指由于从祖国被流放到异地所形成的心灵落差与震撼,使流亡者产生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并借此来重新反省祖国家园文化,因此'放逐'经常与批判、富创意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流亡"基于一种"流亡者"无奈、失望、悲伧的逃离,但动因却植根于对祖国热爱而痴诚的执念。我们看到,"流亡"最本质的动机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而不得不选择形式上的离开来逃避某种心灵和精神、信仰上的困境、困厄、煎熬。然而,"流亡者"决意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流亡知识分子们难以想到这是将要作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们已成为被控制母族事实上的"他者",无论对谁而言:自己即将要逃离的祖国/母国与要前往流亡避难的他国/他乡。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飘散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过唯一一个传世话剧剧本:《流亡》(Exiles),其主题即是流亡者归来,流亡是为了归来。


流亡是一项事业

这对于那些文明、文化极为自信的国家:前苏联等大国流亡者们来说,尤为如此。如果要让"流亡"成为一种情感绝决的事业,几乎是对流亡动机本身的挑战。因为"流亡"缘于一种炽爱,而流亡是流亡者祖国对他们"爱"的单方向褫夺,所以说,"流亡"是煎熬和无奈、悲怆、情感的险峰旅行,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理解"家国"咫尺在望,不可亲近的痛苦,这一切却都是他们坚守理想和信仰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会有一种声音盘旋在流亡者上空:"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犹太背景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Adorno),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掌权后即离开祖国流亡美国,在他的形而上流亡者视野里,他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此来回避旧文化的羁绊。阿多诺是普遍蔓延忧郁愁绪流亡者之外,极少数几个还在此寻找流亡乐趣的流亡知识分子:"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的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阿多诺认为流亡情境的产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在依附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大大地拥有自主性,边缘性身份的催生反而能让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得以保全。"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

边缘性身份是流亡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最直接的心理创伤,于母国、于他乡而言,他们都绝难成为两种社会的精神趣味和标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这就注定流亡是一股"逆向"的旅行,他们不甘于被"驯化",更不同于犬儒者的沉默不语,他们要成为一种照耀犬儒者的镜子,萨义德说:"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

世界上所有的极权邪恶国家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体现在表象上鲜花般的美好歌颂赞词,另一方面则却是相反,无边的黑暗和残忍的地狱实质。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大多数人只能被鲜花美好歌颂一面所迷惑,而不了解黑暗残忍地狱的另一面。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只有流亡知识分子能具天眼的同时看到两面,这是他们特有的感觉,但流亡者要为这两面性的两极痛苦所搅扰,他们几乎都有在地狱中浸入黑暗的人生经历,是从地狱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一息生命,此后的一生永不能平静、安谧的用田园心境来写作,他们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泪水,以至于没有办法再享受人间的乐趣,即使在流亡的自由途中,他们还在流亡的自由异乡孤独着。

流亡是叛逆者的事业,摆脱迫害、追求"自由表述"是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们出走的一致原因,他们有着惊人的某种偏执性,他们执拗于一种真理般的信仰:"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

事实证明,流亡知识分子换来的自由表达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人格的文学",有尊严的反映一个民族在极端国度里生存本相和苦难的文学。

"流亡"在二十世纪的跃现,本身是世界在走向多极的象征,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是全世界人民对"流亡"运命充满着同情和叹息,并对流亡者背后的"他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憎恶。因为,"流亡"总是与独裁、极权、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人类社会的极端思想紧密相关,希特勒法西斯纳粹主义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流亡;斯大林共产教条主义之于二十至七十年代苏联知识分子逃亡,等等。这些人类巨大的"人祸"灾难,有的至今未得到全面认识和真相大白,大多属"东方主义"阐述范畴(苏联的亦东亦西),可见人类灾难与"东方"有着多大的联系。

二战期间,美国早就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它庇护了前往流亡的一切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作家,以助他们逃离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前往新的西方帝国中心。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学者、苏联、东欧的科学家、艺术家也是如洪流一般,出色的流亡知识分子包括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1928—),两人均曾担任美国总统行政体系中的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可谓流亡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历史语言学家史毕哲(1887—1960)、奥尔巴赫(1892—1957)、武器科学家和太空学家泰勒(1908—)、布劳恩(1914—1957),他们甚至在随后到来的冷战中帮助美国战胜苏联。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流亡"效应同样对"流亡知识分子"精神意念上也是一种折磨,有的几乎影响"流亡者"一生的心情。已故美国著名后殖民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可谓是"流亡者"的代表,他一生的研究就是吟咏"流亡者"的哀歌,他的母国是领土被以色列侵占至今不还的巴勒斯坦国,他身上被负着三重身份(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5岁以后接受西方教育并归化美国的美国人,以讲授英美文学的学院东方知识分子)。东西方血液、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复杂矛盾交织的现实,促成了他思想运用上互为作用,将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它身份,并且协调暗含于他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虔诚调以当今世界最为多元、自由、叛逆的美国精神,使得他现今留存下来的一大批文化、思想哲学批判都留有这种调和烙印,其中以《东方学》、《知识分子论》、《文化与帝国主义》最为闻名遐迩。萨义德用来自第三世界东方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流亡洞彻精神,在东方主义/后殖民研究(东西方阐述与被阐述)和文化哲学(帝国扩张文化及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两个领域拓展上,显示了他犀利透彻而锋芒毕露,不被驯化、豢养的独立人格品质,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流亡"、"放逐",萨义德有着与流亡作家黑塞、茨威格、韦弗尔、马尔克斯、昆德拉、哈维尔、奈保尔、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的感同身受。萨义德不同于昆德拉的是,后者母国和流亡地都身处欧洲,虽是流亡时意识形态暌隔,但地缘亲近,文化差异不大,所以昆氏很快就同流亡地法国融为一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写出了《缓慢》、《身份》、《无知》等无根性法语作品,这与他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笑忘录》等根置于母国,用母语写就的代表作,关注视境早已大相径庭,可以说昆氏现在的作品已完全脱离了母国、母语的根系,这是他与萨义德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另外,萨义德来自亚洲前殖民地,至今领土都被占领,文化差异同美国天壤之别,民族内心伤痕累累,少年时代远游美国接受美国教育,虽受美国学院独立自由思想浸染,却不敢相忘母国,相忘东方,所以他的毕生学术成就都在此展现,而他的身份在两边却都是放逐人和边缘人,这使得他具有双重视角用来思考问题。他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流亡与归来

流亡也是锻造独立自由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精神的最佳熔炉,流亡者的边缘身份可以保证不被任何国家意识形态驯化,并能清醒地看到另一面,有两个视角,而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迹就产生于此: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响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对于"流亡",萨义德有此定语:"流亡是建立在祖国的存在、对祖国的热爱和真正联系上的:流亡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爱。每次流亡都包含着并不期望的、不甘心情愿的失落。""你必须达到这样一些人的独立和超脱:他们的祖国是美好的,但他们的实际状况不允许他们体验祖国的美好,更无法从幻想和信条中获得满足,无论是从自己的遗产中还是从对自我认同的肯定中,都无法获得满足。"这在极权国家采取"骑墙"立场,被意识形态"雇用"、"豢养"而过着衣食无忧生活投机知识分子们所无法遵循的。

流亡者无疑都是这个世界最值得尊重的一群人,他们携带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化的生活,结局往往也很凄然,内心的痛苦无人能知晓。但他们依然不妥协,担纲起面向祖国的独立自由流亡知识分子"边缘状态"角色,萨义德推崇这种立场:"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流亡"是为了"归来",在最初的时刻,"流亡者"们都憧憬着有"归来"的一刻,然而,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国,索尔仁尼琴、米沃什等都是幸运的,许多流亡知识分子等客死他乡后,想将骨殖带回故国都难,"流亡"往往成为一阙绝唱,一种与故土的永远撕裂,即使他们到了那个世界,还得忍受流亡的境遇,不能魂归故里,成为最大的殇痛。

流亡知识分子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群数量庞大的流亡小说家、诗人、文学研究专家,他们的写作人格和信仰、资源、经验、面向构成了世界流亡文学样式的基本面貌,这在东西方精神领域惊人的一致。流亡文学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成为话语样式的最突出表征,与他的巨大的隐喻力量和悲剧力量、寓言力量、现实力量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和经典的文学都是一出大悲剧。这种思考先哲流亡命运的悲剧,在远古时期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就已经奠定下基础。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旧约全书整个来说是流亡话语的结集,屈原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在道不显的时代的生存之道——离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流亡文学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世界的独特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未曾减少,反而更显突出。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流亡在中国的表现无处不在,瑞典文学院院士、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马悦然为一批中国流亡作家精神状态画像时写道,"流亡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强加在作家头上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作家,比如传奇的诗人屈原,为了表明自己的高洁和清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些作家,比如柳宗元、韩愈和苏东坡,以坦荡胸怀接受'流亡'的命运,而继续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还有伟大的学者顾炎武,以及杰出的画家八大山人,选择内在的精神流亡,使自己能够继续著述和艺术创造,对有些作家来说,流亡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流亡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里有着别样的特色,它的话语叙事样式、节奏有着最迷人的语言和最悲怆的细节之道,我们为其氤氲出的强烈出走气氛而感伤,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里传神地勾勒出流亡作家"离开"、"出走"、"告别"的谢幕词词链,作者在一个个巧合的玩笑和玩世中让欲望参与进来,重叠,沉重,逃离,游戏,毒药,无奈,伤感,错位……在那个极权国度的一幕幕,逶迤在边境小城上演。书里那句著名的话很准确地讲出准流亡者的心声:

"在这个国家,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这种需要。另外,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他们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和主宰。"

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意味深长地总结"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而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流亡文学是漂泊在西方的祖国语境漂流瓶,中国文学专家马悦然在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上祝辞对流亡文学作家说:"你不是两手空空离开祖国的,你带着你的母语离开祖国,而从此以后母语也成为你的祖国。"

特殊的境遇造成特殊的"流亡文学"属性,它是反映人格光亮和人性尊严的,它赋予作品苦难深重与英雄骑士双重气质,流亡文学是代表时代真声的,它因为要连同作者流亡,就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观所在,它让极权统治者恐惧这种"真声"的核裂变力量,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所有人都被关在一个铁屋子里,万万不可让他们找到窗户。这正是专制者需要的情景。

纵观20世纪以来西方流亡作家们,他们都在作品里为了发出本时代、本民族的真声,揭露时代本相而身陷绝境,他们大多都有被政体关进监狱的历史,有的甚至遭到死亡的威胁,昆德拉借小说主人公说出的"每一个人都得带一片毒药,随时随地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言论是作家用实际生命感受说出的,它表现的是对无边无际黑暗的绝望般恐惧,流亡作家为了表达真相置自己于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东西方流亡作家对真相的追求,但悖谬的是,总是这些为了精神自由、呈现真相而斗争的人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精神监狱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笼罩着他们。

流亡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往往显示出与自己所处的现实不相融、不妥协的立场和趋向,因而,他们不得不忍痛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故土家园,踏上漂泊流亡之漫漫路,文学也伴随着他们流亡的孤独身影而漂泊。流亡作家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也是心灵最脆弱的人,但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毁的人。 "在苏俄,成群结队的苏联文学艺术家宁愿流放、监禁,绝不与当权者合作。"


流亡:文学之幸

二十世纪早已经过去,但在百年里却产生了三个时段的流亡,却是观照二十世纪全球史的最好镜子,它极好地用身体流亡带动声音流亡来直陈政治的强力和暴力,给世界文化史留下无数的意外财富。

在二十世纪初的流亡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人是俄国流亡者,这是流亡浪潮中的第一波。1920年,流亡巴黎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作为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先后组建了"哲学——宗教研究院"(1922年,柏林)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1924年,巴黎),创办了思想学术杂志《路》和《东方与西方》,在其身边先后聚集了舍斯托夫、布尔加柯夫、弗兰克、尹林(I.A.Ilin)、拉扎烈夫(Lazarev)、卢雷(Lure)、雷米佐夫(Remizov)等著名思想家。布尔加柯夫也组建了"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领导其研究直至去逝——后由申科夫斯基(V.V.Zennkovskij)继续领导学术研究计划。文学家、神学家梅烈日科夫斯基与其妻子、象征派诗人吉比乌斯在巴黎主持"文学与宗教哲学"沙龙多年,亦创作甚丰。从二十至四十年代,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国外学术活动惊人地繁荣(法国巴黎斯拉夫研究所编撰的从二十年代起的俄国流亡作品,仅目录就已达六百余页)。除上述学术机构外,还有巴黎的"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布拉格的"俄罗斯大学"等短期机构和学术杂志《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等。语言学家雅柯布森(R.Jakobson)、社会学家索罗金、作家蒲宁(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博科夫的贡献亦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一时段流亡的以哲学家为主,他们思考、忧患俄罗斯民族的前途,在研究俄罗斯思想史方面作了在祖国根本无法完成的成就。

波兰流亡哲学家科技柯夫斯基(L.Kolakowski)注意到: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放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窍。施迫害者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的崇高事业献身,但事实上却是正好相反。

第二波流亡浪潮产生自二战期间的纳粹时代,德国、匈牙利大批犹太作家流亡美洲、欧洲,小说家威茨格、黑塞、韦弗尔,诗人许勒等,没有出走的大批作家,如E.Barlach和J.klepper选择"精神流亡"(Geisies Exile)、"在祖国的流亡者生活"(Emigrantenleben im Vaterlande),选择内在流亡(inner exile),与外在的流亡相比,内在流亡要广泛得多。 哲学家布洛赫、戏剧家布莱希特(B.Brecht)都既经历过外在的流亡又经历过内在的流亡,对此,他们深有体会。

赫·黑塞,德国作家,1933年流亡隐居瑞士乡村,在流亡途中创制了"流浪汉体小说"文体,他的小说主人公多是有漫游、浪游、神游、漂泊习性的人,但他们在路上时总是不断思念故乡,在贫病交加和深陷绝境时就更加希图漂泊的灵魂回到故乡,动荡的灵魂能得到抚慰。小说流浪的隐喻与回望故乡的凄切已经再明显不过。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

斯·茨威格,奥地利作家,在20世纪欧洲文学史占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流亡命运代表了许多正直、热爱自由德语作家的普遍命运。面对法西斯惨绝人寰的暴行,只好远走他乡,被迫流亡。1934年流亡伦敦,后经美国到巴西,1942年,在心灵煎熬和归国无望的绝望中服毒自杀于巴西。他的代表作颇多,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其中,以他去世后发表的遗作《象棋的故事》最接近他的流亡体会,小说从独特的维度描述了一个饱受纳粹残酷迫害,而对他心灵与才智双重摧残的天才棋手的故事,用象棋——二战——寂寞——监狱——麻木这一组词链,串起对故国沦陷的哭泣,其中B博士的既饱受折磨又精神分裂,不得不流亡的迷惘,更见对法西斯的控诉力,小说叙事场境就放置在流亡途中的船上,现实生活中,作者也是以那种方式流亡的,包括路线,小说主人公B博士也许就是作者的化身,流亡成了可以演绎的国殇之旅,埋葬了对故国美好的爱。

弗兰茨·韦弗尔,奥地利犹太作家,是法西斯种族灭绝主义追杀的对象,1938年流亡法国、西班牙,最后定居美国,同流亡者到处流亡一样,他们的命运就是四处漂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没有终点。与其说韦弗尔用小说来叙述无数流亡者的悲惨状况,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曾经亲身经历这样的流亡之途:偷越国境、秘密小径。《复原十字架的真实故事》就是这样一篇小说,通篇弥漫着"流亡者们"的不安和恐惧、怀疑,怀疑是魂魄俱失的"流亡者"最大的毒药:"每个流亡者都怀疑别人,有时简直要怀疑自己,因为他们已经精神错乱,六神无主了。"流亡者在途中对同是流亡者的同胞充满着不信任,但他们都在一种民族的宗教虔诚故事中找到了感动,消除了彼此的怀疑、猜忌。这就是一个辗转流亡法国、美国的神甫讲的故事,一个犹太经师在流亡途中用生命保护并复原被亵渎的十字架的故事,生命在面对危亡悬崖面前,也不容玷污上帝。流亡在小说里被更大意义上延伸,政治与宗教迫害之余,还有流亡者本身对自身的伤害,它是迫害症的延伸,到流亡地的噩梦重演,阴影加重,这篇关于宗教虔诚和不容亵渎的小说,很好地再现了流亡者动荡的内在世界,不出场的法西斯极权和残忍愈加被无边放大和深度谴责。

第三波流亡浪潮从二战结束到苏联、东欧崩塌的1991年近半个世纪里,流亡从未停歇,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让东西方所有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清醒认识到这种制度的残忍性和魅惑性,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等都在这一时段先后流亡西方。其中,上述四人中有三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可见四人的国际影响。

在东西方的每一块土地上,到处都有流亡者跋涉出境的足迹。东西方地缘临界点上的俄罗斯,更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它促使种种现象时时回流,流亡就是回流的现象。一代又一代的流亡者秉承着流放、流亡的血统,歌天吟地的四处漂泊,只为了对俄罗斯传统信仰和人类普适信念的坚持。大规模的流亡成为一种悖论性现象,二十世纪最大的极权国度同时也有着最强大的反极权信仰民主传统。

被驱逐的异端

当第三波流亡浪潮袭来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自由主义的美国,到处都有苏联流亡者的身影,规模毫不逊色于第一波流亡潮,他们都被国家放逐着,内在与外化的流亡。几百年间,俄罗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皇时代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蒲宁,一直到后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

索尔仁尼琴是第三波流亡浪潮里,发出俄罗斯时代真声的代表性作家,他于1970年10月以"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乏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具有当时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一样的命运,1953年前,仅仅因为在给友人的信里批评了斯大林而被人出卖,他在劳改营里呆了整整八年,出来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可谓命途多舛。那时,他已经在苏联国内外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等小说,1973年12月在巴黎出版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将苏联比喻成由"劳改营和监狱之岛组成的国度",引起世界震惊。1974年被逐出前苏联,被迫流亡德国、瑞士,1975年最终停泊在流亡终点站——美国。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命运的还有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他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并流亡美国。

1976年10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辗转来到美国东北部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流亡地,他傲慢地声称:"我是绝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去的"。此后,在这个美国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他平静地等待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被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并于1994年回到俄罗斯定居,整整18年,索尔仁尼琴都在此居住,现在,他的书也早已解禁。在这流亡的十余年中,他的作品《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了流动的俄罗斯民族现世悲惨命运的象征与再现,是对独裁国家人民被内部殖民和无声奴役、残酷镇压的深刻写照。


索尔仁尼琴

《癌症楼》、《古拉格群岛》这两部小说的区分之处在于,1963—1967年写就的《癌症楼》是一个寓言式的国族命运象征,一部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小说,"癌症"的隐喻和象征意味颇让人联想翩翩,这与他在6年后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的意象如出一辙,癌症对于人体和邪恶对于社会,两者都是致命的,"癌细胞"作为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在楼/国里到处蔓延,主人公"癌症患者"科斯托格洛托夫目睹了"癌症病房"里形形色色病人的遭际,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优秀知识分子被捕、流放、劳改、监禁、死亡,使主人公陷入对这出大悲剧的沉思,诘问谁才是这出悲剧的制造者?谁才是肌体里"癌细胞"的制造者?小说一开始说:"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深刻而忧郁,有诗人激情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在说:"13号楼还叫做苏联"。《癌症楼》是对当时经历一次次清洗、肃反运动而对千千万万颗苏联心灵造成的损害作了直接的形象化转喻,所有的人都住在癌症楼里受着死亡的煎熬。

7年后的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同《癌症楼》的象征隐喻相比,《古拉格群岛》激情四溢,以最直接的报告文学形式,以个人访谈、回忆录、大量苏联文件、良心犯的信件和日记等等大量详实材料,直面1918年到1956年间,暴虐专制体系暗无天日的运作,赤裸裸地揭露"十月革命"以来苏联"非人的残暴统治"的事实,里面的"绞肉机"般劳改监狱震惊世界。这是20世纪俄罗斯最悲怆的国家史诗,它里面蕴含着的是俄罗斯现实世界一个接一个、重重叠叠的悲惨故事,更是作者本人在古拉格群岛做苦役的漂泊生活的真实写照。古拉格,是由俄语中的ГУЛАГ音译而来的,而俄语的ГУЛАГ是一个缩写词,全称是"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г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译成中文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实际上在苏联并没有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组成的国家,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古拉格里的犯人们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之下,没有自由,但又无法逃离这个岛。作家借以来比喻苏联人民生活在失去自己的残酷制度下,从而抨击斯大林的极权统治。《癌症楼》和《古拉格群岛》都在着力描写苏联知识分子受"绞肉机"残酷"消身"的群像。索氏还有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千行叙事长诗《普鲁士之夜》等问世,前者描写地狱般劳改营日常生活,细节琐碎但将地狱般生活极有力量地呈现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几乎是《古拉格群岛》的前世。后者则是对苏联红军1945年1月攻打德国普鲁士前线时的恐怖回忆,官兵被公然鼓励抢劫奸淫,索氏目睹红军在德国干下惨无人道的事情,用内疚之笔写下了长诗,谴责红军丑陋的无人性的一面,显示其超越种族、罪恶,而具有非凡的道德良心一面。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于揭示苏联作为一个独裁国家的"地狱性质",对整个"病重的现代"、"病重的苏联"时代作了批判。他认为"真实"、"真相",是值得作家以生命去换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不但是"病重的现代的告发者,同时也是一位提出人类良心与生死问题的作家"。
英国作家奈保尔

对于流亡语境自身而言,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波兰诗人米沃什、英国小说家奈保尔都是不能回避的,流亡对于一个诗人和小说家而言,有时,竟能产生神奇的精神原创性空间,昆德拉即是一例。

昆德拉1975年出走布拉格,流亡巴黎,此前他用捷克语写作小说,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不朽》等,1986年出版第一部用法文写定的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从此以后,昆德拉用其1981年取得的法国国籍语言写作,这也使得他的小说进入另一种境界。此前他的小说细节总有着压抑感和放逐感的意味,政治与游戏、欲望交杂,有一种说不出的酷烈感,小说主人公几乎清一色的有内、外在流亡情结,《为了告别的聚会》里甚至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心理学家雅库布想突破内在流亡,来到边境小镇准备流亡国外的细节。昆德拉在流亡前写的小说,对独裁制度和荒诞政治有着入木三分的游戏式讽喻,尤其是《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有最深刻的"在场者"痛苦,那个阶段的小说也发散着强烈的"出走"、"离开"、"去乡"的意念。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九十年代后,那个当年极权的国家转变成了民主国家,总统由异议作家兼流亡作家哈维尔担任,极权制度已经在欧洲崩塌,苏联已解体,昆德拉也已经归化法国,他似乎已无用武之地,极权压迫经验的贩卖也就到头了。昆德拉用法语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缓慢》(1994年)、《本性》(1996年)、《无知》(2000年),现在,这些小说却都是怀乡的,有的是展现"流亡者归来"主题,流亡对昆德拉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了,他只是一个操着浓重外国口音的文化流浪汉,用小说细节来逶迤一阙流亡人的回望背叛之旅,返乡时一个失意人的青春回访,但现在,不管你在祖国还是流亡地,你都是陌生人,都赋有外乡人的无奈惆怅遗绪,流亡者变成了外乡人,这就是对昆德拉的嘲弄。同样,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也是这样的命运。他在1951年波兰外交部官员任上宣布自我放逐,尔后流亡美国,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追怀和对专制制度的谴责。米沃什后回到波兰定居。就文学而言,昆德拉与米沃什的流亡命运都已结束,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历史已经给他们奖赏。

奈保尔的长篇小说《大河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上述政治流亡下的放逐了,而是种族和商业、文化上的流亡。奈保尔长于描绘印度、非洲、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化流亡和差异冲突,他的大多数小说和随笔《印度三部曲》都是以此为基调的。奈保尔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流亡者,他来至印度群岛,但在英国成长和形成思维,他不像上述流亡者比较贴近流亡本身,但他也是能够精确把握"流亡"的多面性意义,《大河湾》里的沙林就是这样,他要逃离东海岸,到非洲腹地丛林里去流亡,最后,战火蔓延,连本地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沦为"流亡者", 他就更不用说了。流亡在绝望的国家成了一个标签,可以到处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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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西进战略"与红二代的"帝国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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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久前访问巴基斯坦,砸下几百亿美元投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中国许多微信群体关注的重要新闻事件。许多支持习近平中国梦的人,都对习的这个决定颇感不解,发问中国为什么要对巴基斯坦这么好?

习近平想要说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习近平的这一重大决策,显然与这些年来越来越热的"西进战略"有相当的关系,而所谓"西进战略",一个基本的内在动机,就是要去美国化,减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民主国家的依赖。不难看出的是,这个地缘战略是"党国思维"和"江山思维"的产物,它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战略也与中国红二代的"帝国思维"有密切关系。最早表达这种思维的,就是刘亚洲的"西部论"。

刘亚洲认为,崛起的中国能否稳定,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源供给稳定。由于中国在南海存在麻烦的领海争端,危及到了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通道,因此,减少对这个通道的依赖,成为地缘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支点。再加上新疆不稳,加重了"西进战略"的筹码。巴基斯坦可以在三个方面支持中国的"西进战略":一,开辟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能源通道;二,用穆斯林国家来箝制疆独势力,并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三,箝制印度,遏制藏独。

按照一些红二代的党国思维和江山思维的逻辑,"西进战略"的逻辑似乎讲的通,但对于那些不接受这种思维的人来讲,西进战略让中国冒了完全不必要的风险。

已经有海外华人学者批评,习近平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令中国的纳税人不安。我相信美国精英会认为,中国人想像西方会封锁中国的海上能源通道,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强烈的不信任和敌对心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战略思维的幼稚。因为封锁中国海上油路的后果,是一种损人也不利己的做法。那将是一种全面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中国有了巴基斯坦的通道,中美依然是两败俱伤。

不过,我相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西进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不仅不反对,而且会乐观其成。这是因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及中亚影响力的扩张,未必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巴基斯坦,早已是美国的麻烦。中国在巴基斯坦若成功,可以帮美国"卸包袱",而中国若失败,则是自伤国本。

总体上,我认为红二代的"西进战略",确实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而体现了一种"帝国思维"。但这是一种缺乏信心和想像力的"帝国思维",与当年郑和下西洋一样,根本的动机是维护感到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在内部的权力,而不是开疆拓土,更不是争霸世界。红二代的"帝国思维"为什么底气不足?刘亚洲在"西部论"中的一段话可以得到解释,那就是他们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体制其实并无自信。刘亚洲写道:

"(西方)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著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可以想像,这样的"帝国思维"失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由此推动的"一带一路"实践,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就国内政治的演变来说,这种对外的"任性"和挥霍,会加剧国内政治危机,导致类似路易十六支持美国革命的政治效应。从长远看,中国人深度卷入外部世界,有助于中国人更快地认识自己,找到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真使命和真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昭:黄昏之泪


【祭园守园人按】

这是林昭文集的首篇。万不可读作小说,而是十六岁的林昭抒情叙志之中谶言般预告自己一生的散文:"婷婷"即是"我"——如同"欧阳英",十六岁的林昭之自代而已。
鄙薄功名利禄,不甘醉生梦死,任凭普天下人"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婷婷追求与执着的是,也只能是——
"不要说哭是独自哭,而笑也是独自笑"!
她独自笑傲于前朝的一个黄昏,又独自笑傲于新朝的赫赫暴君,笑傲于"高高的门槛内"带着雪风的寒气,与一声声缓慢重浊的发问……她在两个不同朝代深厚浓重的黑暗里,遐想着被暮色侵蚀了美丽的"遥远的天际"……

"……'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婷婷低吟着,眼光掠了一下圣母像,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浴在黄昏的微光里,更显得圣洁而庄严,她的眼光定住在这圣母像的脸上。"

于是我们知道,十六岁的林昭已经预知了未来"什么是我的路?",预测到了自己孤独的最后的哭与笑……
终于我们知道:原来,三十六岁中国圣女,十六岁就义无反顾地跨越了屠格涅夫《门槛》!

 屠格涅夫《门槛》附林昭《黄昏之泪》后


黄 昏 之 泪

欧阳英(林昭的笔名)
  

日光已经落下,暮色一丝丝的占领了空间。婷婷坐在她的房里,手托着头,似乎在苦思。是的,婷婷是在思想,可是,思想就像一只受惊的野兔,忽而天南,忽而地北的,不知跑到了哪里去。
抬起头,目光又掠到了桌上的一封信,她凝视着那封信,脑中浮出一些信上的字句:"你已找到了路,我希望你更坚强,更积极……"路?什么是我的路?婷婷自己问着自己。随后她苦笑了。要一个人了解别一个人,懂得别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父母都不可能。儿女是父母身体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从父母那里分出来以后,就成为另一个个体,有了自己的另一颗心。心是永久不会坦露给别人看的,所以连父母也不能了解儿女。骨肉如此,何况外人。反正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知道,甜酸苦辣都是自己去尝 ,也只有自己去尝。
路?路?!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这有什么意思?
再换一个方向来想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又有什么意思?
但是不管立功名也好,佯狂作乐也好,她却始终在蜷伏着,像一个平常人一样的活着,每天……每天……同样的生活……刻板的生活。如果永远这样的生活下去,那可真成了为吃饭而生活了,这样子,就是活上一百年,又有什么意思?
婷婷又想起:"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不错,可是婷婷不要说哭是独自哭,而笑也是独自笑。并且……有时候,泪珠和笑容都只有埋藏在肚子里,因为连独自哭与独自笑,都有所不能……别人会当你是疯子。
哦,不要想!婷婷命令着自己,为什么要想呢?不想也够烦恼的了。为着想制止思潮的奔驰,婷婷霍的站了起来。
房中已经差不多黑暗了,一切家具什物都笼在一层悲愁的暗灰色的氛围里,充满着黄昏的哀伤和气息。
婷婷走到窗前,开了窗。
遥远的天际,散着几片娇艳的红霞,然而暮色已经侵蚀了他们的美丽,鲜明的红色逐渐褪色,变得陈旧而平凡,一些微弱的光线,从窗口里射进这小小的房间。
婷婷觉得寂寞而空虚,似乎生命中的灰色,和这黄昏的灰色起了共鸣,她的眼光无聊地在房中打转,转了两个圈儿,停留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面,那里有一个圣母像和一瓶花。
婷婷过去拿起了瓶里的花,谁知道才一碰到花枝,那些憔悴的花朵,就纷纷的碎了,落在圆桌上,落满了一桌子。
她望着那些花瓣,不知所措地松了手,花枝也跌落在桌子上。
"……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婷婷低吟着,眼光掠了一下圣母像,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浴在黄昏的微光里,更显得圣洁而庄严,她的眼光定住在这圣母像的脸上。
忽然婷婷跳过去,猛力关上了窗,又扑到圆桌上去,喃喃自语道:"黑暗,我要黑暗,在这个时代……黑暗的时代。"
她哭了,泪珠一滴滴的流下,滴在花枝上,滴在花瓣上,滴在圣母像上……
房中已经是完全黑暗了!

刊于《初生》月刊第2期,1947年5月1日出版

 
俄罗斯屠格涅夫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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