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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茉莉:流亡北欧二十年

原文连载于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2月16日、17日


从中国广东大鹏湾,乘一只偷渡的小快艇,十五分钟就到了香港。蛇头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岭上,就这样,我的漫长的流亡生涯开始了。那是199210月,身为中国政治犯的我结束牢狱生活不久,因为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协助拍摄长沙的劳改监狱,被迫逃往他乡。
                          
1992年10月本文作者偷渡香港。⊙茉莉/照片提供  1992年10月,茉莉偷渡到香港。



那时我的心情忧虑、茫然而无助,类似于藏传佛教所说的在生与死之间的"中阴阶段"。脚下的故土已经失去,一个旧我已经死去。但我不知道新的归宿在哪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我, 不知道一个新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岁月荣枯,星河转换。绝望与希望交织,不幸与幸运同在。在有家有国不能归的漫长流亡途中,我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煎熬,在亲情与个人尊严、公共责任之间挣扎。时光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就这样老去。


我为什么流亡他乡?


19895月之前,我在中国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书,过着教书、带孩子的平静生活。19895月北京学生绝食时,平时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的我,看到北京学生绝食,不由得着急起来。那一次,我不顾学校对教师的禁令,跟着本校学生的游行队伍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记起上小学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饭,就半途退回,买菜做饭去了。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样,夹着课本到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一下后,乐得清闲,就去办公室给女友打电话,约好去某个商店买衣服。放下电话,碰上我的两位学生,一位姓黄,一位姓周。

     这两个学生是本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他们刚从本市广场示威回来,满腔激愤。富有诗人气质的黄对我说,他们准备上北京去自焚,因为李鹏政府下达了戒严令,用军队威胁要求民主的学生,他们两个决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顿时吓坏了。结结巴巴地,我努力劝说他们,说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珍惜生命。但两位年轻人决心已下,我的劝说无效。慌慌张张我跑回家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要对那两位学生的生命负起责任。带着钱包我就往火车站跑,追上了那两位学生。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北京。

一到北京,我们就加入了大游行的队伍。此后,两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支起红色的小帐篷,挂起写着学校校名的旗帜。看到他们的情绪已经稳定,我就放心了。我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广场、北大等地东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个星期,给我上了生平第一场民主政治课。虽然我出身黑五类,在文革时期饱受政治迫害,但我以前几乎是一个"政治白痴"。在北大等地阅读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大字报后,我明白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在当时有了被启蒙之感。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已经大都换成外地学生了,几百面鲜艳的旗帜招展,非常壮观。我的学生这时已经增加到五人,我每天去广场给他们送盒饭。有时间我就一个一个帐篷观望。看到一些大学生坐在那里看书,问他们为何不回去。他们说,要等到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召开,让军队撤出北京,他们就回校参加考试。那些男女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青春朝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六四屠杀发生,我在发表强烈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时,眼前就闪现着那些年轻大学生的身影。

在北京的后几天,我听到中国政府的大广播播送一个公告,劝告各地大学生回校。公告说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师生,旅途一律免费。我看学生们在广场扎营多天,日晒雨淋已经够艰苦,暂时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就说服他们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拉着五个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一路免费乘车回湖南。


    回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后来记录在《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即我在六四前后多次发表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 19891224日,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阳工运人士李旺阳之后开庭审判。因为李旺阳只是普通工人,当局给他重判了13年刑期,开庭时听众寥寥无几。勇敢无畏的李旺阳,在法庭上仍然谴责李鹏政府镇压学生的罪恶。在狱中,李旺阳长期遭受酷刑。入狱23年后李旺阳出狱,却在医院里"被自杀"。他的命运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而我因为是高校教师、知识分子,对我的审判在湖南邵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因此只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了三年。在法庭上,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上千听众(包括学生和市民)激动地为我鼓掌。自我开庭之后,有关方面规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许开大庭公开审判,只能开选择听众的小庭。   

1990年作者前往長沙女子監獄服刑的檔案照,莫莉花為其本名。⊙茉莉/照片提供1990年,茉莉在湖南长沙监狱服刑。这是档案照。

后来我那毕业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政治大学的老父亲为我上诉,他说:"你们在判决书里只例举了我女儿的五句话,就给她判了三年刑。" 判决书中作为我的罪状的几句话是: "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要"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塑像"。"要以李鹏政府下台的捷报,去祭奠烈士的英灵"等等。

1992年我出狱后不久,接受了法国一个记者队的采访,揭露监狱政治犯的情况。结果,采访我的记者在北京被拘留,录像带被没收。香港的人权组织通知我立即离开中国前去香港。我到香港一开始在九龙的餐馆里洗盘子,后来做时事杂志的编辑。半年后我攒了一点钱,让丈夫和儿子按照我原来的偷渡路线逃出来。199310月底,我们一家作为难民被联合国难民署送往瑞典。


流亡的苦涩与悲哀


有人说,坐牢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重。流亡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轻。实际上也不都是如此。在初入狱时,我曾企图自杀抗议,绝食,割腕都失败了。最后我学会了适应环境,在长沙女子监狱时,我担任女犯教师,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当时还很有点成就感,因为我在女犯人中培养了一批人才,给一些犯人和他们的亲属带来生活的希望。

     而流亡北欧,从一个压迫人的专制国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国家,应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现实却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离开祖国的流亡者,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很快就会遭遇到陌生、隔膜与孤寂。就像是一棵树,将自己连根拔出熟悉的土壤,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其适应的过程不乏艰难苦涩,就像中国人说的"橘逾淮为枳"。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流亡者往往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都有一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例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原来热爱旅游探险,自认为是世界主义,后来为逃避纳粹而流亡英国和巴西,虽然很受移居国的欢迎,但被迫的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茨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怀念过去的欧洲,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最后自杀而死。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难民,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自杀而死。很多流亡作家、艺术家因为与故乡阻绝而痛苦万分,因此书写了很多泣血的回忆。流亡文学因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现象。

在中国肮脏的女牢备受煎熬之时,我曾经蜷缩在狱墙一角,阅读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主人公彼埃尔说:"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也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即使在监狱里,我还可以不屈不挠地抗争,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价值。但一旦流落异国,我是永远的离乡背井,永远的放逐者与边缘人。


    也许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流亡之前,我们被体制的牢笼所压迫在流亡之后,我们被自由的虚空所围困。曾经??1948年的中东战争中成了难民的美国文学理论家萨义德说过:"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


在我1993年底到瑞典避难之前,一些"六四"后出国的流亡者已经开始回国了。中国流亡者曾经获得世界最多的关爱,有些人甚至曾在法国隆重的国庆大典上登上了观礼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和礼遇。但在轰轰烈烈之后,不少人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和寂寞,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


流外丧志和异乡守志


例如,曾经在八十年代以"反叛诗人"成名的北岛,他在19891月组织了33人联合签名,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希望当局改善人权。这次签名被认为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开端。但在欧美流亡多年回国后,北岛摇身一变,公开而高调地和中共高官一起,出现在官方的诗歌节上,荣任为"和谐盛世"助兴的嘉宾。前不久,北岛还在杭州诗歌节系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一种中共极权意识形态的符号,舆论哗然。这种缺乏自尊的妥协和输诚,显然是利益所致。

六四25年来,很多中国精英经历了从反抗专制到驯服回归的变迁,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集体现象了。当年那个血腥屠杀人民的暴政,如今创造了令他们骄傲的经济奇迹,一些国内知识精英成为名利场上的既得利益者。在当今中国,不少当年很我们一起振臂呐喊的同伴,后来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与专制政府"和谐"了,反过来轻蔑仍然坚持理念的海外流亡者。
  
   如此看来,人在异乡的流亡者似乎"被抛出了历史",以语言和思想为业的流亡知识分子不像学理工科的那样容易在海外谋生,因此更感郁闷与失落。近年来,多位流亡者或老或病、客死他乡,其他一些人也逐渐感到灰心,逐渐丧失昔日的理想和情怀,丧失其影响力。

历史对中国流亡者的讽刺实在太大了。面临如此巨大的窘迫与困惑,流亡者将如何能够持心自守,怎样能守住自己的初衷与理念呢?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赛义德曾说:"流亡是道德的坚持。"。我一直把前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当作榜样。在冷战时期,几乎每一个逃出黑幕的东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与专制抗争的人。每当母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样,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在互联网时代,流亡者可以不再缺席,甚至可以做到"流亡中的在场"。那就是利用互联网,跨越国界地获取一切关注母国的信息,以新的视角思考母国的问题,在网络等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揭露专制的弊病。


    我到瑞典后,和各国逃来的难民一样学瑞典文,在瑞典母语中心长期担任教职。在业余时间里,我尽力为国内人权受害者呼吁,为海外杂志写专栏。最初我参加瑞典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欧洲各国演讲中国政治犯和死刑的问题。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我参与了网上人权呼吁运动。我也是较早去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的汉人之一,十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了《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书。


在中国我因街头演讲入狱,二十年流亡,我在异国他乡仍然扮演"街头斗士"的角色,因为我认为,获得自由的人有义务为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我曾多次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标语抗议,还曾在台北101大厦门前,独自举着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最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页迳先ゴ蠛埃?"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


      2014年六月四日,茉莉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挂椤?


流亡的惊奇与乐趣



人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流亡者处境:"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流亡者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自己赖以立足的根基。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探究过天空,他也就很难真正认识脚下的大地,不懂得天空之奥妙,大地对他也就不成其为大地。凡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以求知为乐趣的人,离开故乡更能获得观念和思维的自由解放。


我定居瑞典后,经常受到"惊奇"之感的冲击,那是一种全新而有趣的心理体验。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角度,社会原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治理。在允晨文化出版的《瑞典森林散步》一书里,我写下自己在惊奇之后的一些思考。

流亡的好处就在于此:获得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让人看到在自己的家园看不到的东西, 有了一种比较的思维方式。

例如,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听到一个消息,说武汉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她的母亲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警察为她寻找女儿。这位母亲得到的回答是:公安局缺少这种寻找失踪小孩的经费,小女孩的母亲必须交纳 50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他们才愿意帮助寻找。二十年前,中国一般工薪家庭很少有这么多钱。而我到瑞典不久,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也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搜索寻人。从那天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北欧国家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是瑞典打造高福利社会的理念基础。一个基於自由、权利平等的福利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理想,这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欧洲社会中产生。

1996年本文作者批評瑞典首相讚揚中國「政治穩定」的言論,之後首相接見並聽取意見。茉莉/照片提供

                             1996年茉莉在瑞典报纸上批评瑞典首相关于"中国政治稳定"的言论,之后首相接见并听取意见




这样看来,被认为是命运不幸的流亡,却可能给人正面的补偿。凡是认真观察世界的人,都将在流亡中获得双重的视角,拥有两种文化:祖国文化和流亡所在地的文化,就不再会简单而孤立地看问题。流亡者带着旧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有了新的文化或观念作为对照,就可能在比较中寻找智慧。我因此学会观察瑞典和欧洲政治文化现象,从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出发,加以比较,在文章中直指中国在制度上改革的可能性。
 
在中国国内那些飞黄腾达、非富即贵者的眼中,我们这些流亡者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没有赶上中国经济繁荣的那班高速列车,没有赚到大钱,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功成名就。我们被国家封杀,被公众遗忘,可以说是人生的失败者。

但如果我们不以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生成败,把人生视为一个过程,一个由种种经历构成的过程,那么,我们流亡者无疑拥有苦乐夹杂的、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正如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所说:"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貌似成功的陪葬者或者大文豪。"


像接受疾病般接受流亡


无论流亡如何使人生丰富多彩,它毕竟是悲凉和无奈的,这是人为的悲剧。因此,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把流亡比喻为"一种疾病"。他在《流亡笔记》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

这即是说,流亡者要有一颗平常心,接受人生的缺陷。这种接受不是简单的认命,而是要非常顽强地移植自己,在异乡孤绝的处境中置之死地而后生。

前面已经说过,对世界有好奇心、愿意思考的人,在流亡中可以享受到求知的快乐。同时,对文学的热爱,诗情的丰盈,也能帮助流亡者填补思乡思亲的空虚,弥补灵魂的枯竭。

    曾流亡巴黎的俄国流亡作家爱伦堡说:"感谢诗情对平庸生活的拯救。让我在流亡的岁月里,也能看见蔷薇色的天空,浊绿的河水。"我不太会写诗,但瑞典一望无际的森林,星星点点的湖泊,那种清新的自然之美,令我这异乡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激发了我的诗情,我因此撰写了不少描绘北欧风土人情的散文小品。我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在北欧,我用写作构筑了新的心灵家园。

过去我曾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利,在瑞典只是教书谋生而已,很少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生活,忽略了民主国家的制度监督。自去年秋季以来,我发现我工作多年的母语中心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于是我自学瑞典法律,在瑞典朋友的帮助下,与教师工会合作,展开了长达大半年的维权抗争。      


    今年十月,我获得市教育局的正式道歉和十万克朗的赔偿金,有十八位移民教师因为我的抗争而转为正式教师,更多的移民教师给提高了工资。只有在瑞典这样一个制度健全、保护雇员的民主国家,我这样的流亡者才能成功地对抗一个市政府,维护自己和其他移民教师的权益。


总结我二十年来的流亡生涯,可以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终生不归,默默地客死他乡。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逼迫自己流亡的强大专制政权,可以用坚持不懈的言说,顽强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为流亡的乡愁所击败的人。

201412月完稿于台北

胡少江:模糊俗套的“四个全面”理政观

巴丢草时政漫画:夹菜

去年十二月,习近平在视察江苏农村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口号,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春节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执政党党刊《人民日报》,便推出一系列评论员文章来阐释"四个全面",并将之吹捧为"执政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与两年多来中国执政党不断重复的"中国梦"相比,党内秀才为习近平拼凑出来的"四个全面"的提法,显然要更接近于共产党的规范政治语境。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得"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

可以想像,在下一次修改新党章的时候,"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治国理念"会作为习近平的理论贡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一道,正式被安放进中国共产党的"神龛",供所有的官员们顶礼膜拜。执政两年,习近平终于开始在执政党的所谓理论发展道路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

说实话,习近平的"四个全面"不过是治国理政的四个方面。这个提法的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具体政策含义,哪一个执政党都可套用。"建设小康"是一个目标口号,邓小平以后,历届领导人一直沿用这个口号。"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也历来作为达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保障。与以往不同的是,习近平加上了"全面"二字。但是,这两个字的政策宣示也并不清晰。

例如,对于全面改革,中国社会向来没有统一的理解。除了那些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希望回到经济全面国有和政治中央集权的僵死制度之外,社会上对所谓的"改革"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当权派的解释,那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市场的力量,使得中国能够克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困境,延续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格局。

另一种解释,则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改革,尤其要认同和接受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普世价值,通过民主和法治来限制官员权力、消除社会不公,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发展中受益。无论是实质还是形式,这后一种改革观都要比前一种的改革观深刻全面得多,但是它确被官方视为"邪门歪道"。可见,单是从一个"全面改革"的空洞概念,根本无法定义清晰的改革路线。

至于对所谓的"依法治国"更是分歧显著。政府要求的依法治国,其实并非现代社会的"法治"观,而是在帝王时代都能为某些君主们接受的"法制"观。法治的精髓是将任何政党、任何统治者的至高无上地位铲除掉,具体落实在中国,就是要废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不变的领导地位;而"法制"不过是当局立法、释法,小民遵法、听命。"依法治国"究竟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

提不出清晰明确的治国理念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执政者的不真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敢明说,而对老百姓们需要的他们又不愿意做。于是,便模糊其辞来掩盖不真诚。第二个原因是当今统治者眼界不开阔。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接受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只会在那些祖宗留下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修修补补,落得个越修补越含糊,在政策宣示的清晰度上,一代不如一代。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李兆富:民主和大到不能倒的政府

昨天,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其实,政府怎样花钱,固然要开诚布公,更重要是,政府既然取诸于民,就有责任要向人民交代,这也是民主政制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民主的最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尊重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任何随便侵害民产的政权,都没有资格称为民主政制;就算口头上自称「大多数人民集权专政」的社会民主政权,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和私有财产权,不但没有抵触,更加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概念。

香港有个怪现象,就是政客和传媒,对于政府税收,好像莫不关心,反而对政府怎样开支,兴趣更大。在香港,缴交直接税的人少,但得到政府各样福利的人,却是大多数。在这个大前提下,实在也难怪多数人的目光注视在政府如何分配资源。

不过,久而久之,香港人忘记了,政府的钱是从民间来的;人人都在旨望可以拿到更大的一份,到最后,其实人人都要付出更多。

毫无疑问,香港的直接税负担不重。政府的最大收入,来自土地和金融经济的收益,有来自卖地,也有印花税。从收入结构的角度看,经济有资产泡沫的日子,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可是,当香港出现通缩,政府的收入也大降。通胀通缩,本来没有甚么大不了,可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通缩大多伴随金融和银行危机,政府一旦要向市场注资,结果也变成更大的财政压力。以上所讲,正是香港由1997年至2003年,七年间经历过的经济冲击。

2003年之后,香港的经济环境表面上好像渐渐回复状况,但实质上,香港的增长一直在放缓。可是,在另一边厢,政府架构的膨胀,却从来没有减慢速度。在可见的将来,香港将陷入结构性赤字。

要明白,持续的资产价值波动,会诱使人民浪费资源在投机活动,数字上虽然好像有GDP增长,但对长远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大好处。事实上,对任何经济体,真正的增长,应该要看运作效益和创造力的释放。有不少新一代人投诉,做香港人好像前路茫茫,我相信也一定程度反映了香港实际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

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香港的增长放缓,市民对政府的依赖也不断增加,两者是一个恶性循环。不单是在经济层面上,从社会和心理层面,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依赖也是越来越重。记得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有个说法叫「大到不能倒」;今时今日的香港,政府就是大到不能倒。

不过,在人世间,又有甚么真的可以做到真正不倒不破不老不死?至少从客观层面看,政府既不是无所不能,更加不是真正关爱慈悲。人人都旨望非亲非故的政府照顾自己的生老病死,对不起,我总觉得,这种依赖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理性。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民主的本质,就是对政权的怀疑。或者,只有曾经在极权社会生活过的人才明白,世界上没有无原无故的爱,一个大到可以让你不用担心供书教学衣食住行的政府,也可以随时将一切从你的手中拿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曾庆红:下一个被摘掉“铁帽子”的是“曾经的庆亲王”?

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曾庆红
笔者一个月前曾在这个坛子里张贴过一篇《下一个被摘掉"铁帽子"的会是哪位党国"亲王"?》,说的是习近平在中纪委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关于"腐败没有'铁帽子王'"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是在用已经抓了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和令计划的"反腐成果"来说明即使是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要腐败了,就要被摘除 "铁帽子"。此其一。

其二,既然把周永康和徐才厚等类比为封建集权时代的"铁帽子王",那么当初给他们封"王"的共党集权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自然就是"前朝皇帝"。所以误以为习近平"铁帽子王"的说法是暗指江泽民或胡锦涛,甚至把江泽民和曾庆红共列为"铁帽子王",实在是"帝""王"不分。

中国历史上的"铁帽子王"虽然是地位特殊的"亲王",但仍然还是皇帝手下所有"王公大臣"的一部分。既然要拿"铁帽 子王"来类比中共官场中的特权人物,曾庆红当然和周永康一样,都是"退位皇帝"江泽民和胡锦涛手下位高权重的"铁帽子王"。李鹏也是一样,因为中共政权的总理就等于是封建朝代的宰相,也是"王公大臣"之一。当今习近平和王岐山借用"铁帽子王"的说法,首先是明指虽然已经退休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将保持 终生的"老同志"们,已经被揪出示众的周永康和徐才厚自不待言,其他诸如回良玉,甚至曾庆红等,都是要终身享受党和国家一级或者二级领导人待遇的,这就是 "铁帽子"。但是,习近平已经发出警告,退休领导人照样接受腐败调查,一旦落实了有腐败问题,"铁帽子"就没有了。
如今,中共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的坛子里张贴出的《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似乎是在呼应笔者的问题,暗示中共政权里下一个被摘掉"铁帽子"可能会是"庆亲王"。

在大清史上,一八二零年永璘晋封庆亲王,其子依例降为郡王。后来其孙奕劻在光绪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被慈禧太后懿旨封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得到世袭罔替的许可,是清朝第十二位铁帽子王。

这十二位"铁帽子王"说起来都算不上清官,中纪委网站的署名"习骅"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为什么单单挑出"庆亲王"说事?难怪有内地网友感慨"庆亲王所指太具体了,下一只老虎的尾巴露出一点'红'来了"。

这位"习骅"作者的《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上个月刚刚被中纪委网站列为二零一五年推荐书目,对他的介绍是: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法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

北京的记者朋友透露说,习骅曾经在私人聚会时感慨虽然对王歧山的饱读史书早有耳闻,但第一次面谈之后还是对他的"学贯古今"惊讶不已。既然习骅与王岐山已经互为"知音"那么或许习骅如今单拿"庆亲王"说事的文章本来就是奉王歧山之命而作。

当然,正所谓"春江水暖照鸭先知",也许是王歧山对习骅应该写什么并没有当面的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但习骅准确地揣测上意,所以他的单挑"庆亲王"说事儿的文章中纪委的网站才胆敢公开张贴。

习骅的文章中说: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忙得要命。

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

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有内地网友点评这一句说:"曾经的庆亲王红得很,都是让慈禧宠惯的,结果彻底毁了大清江山。"把曾庆红喻作"庆亲王",那宠坏曾庆红的"慈禧"当然就是江泽民了。

笔者在这里需要特别提示一下,曾庆红对麻将的酷爱,中南里尽人皆知,其"麻友"虽多,但哪个也比不上回良玉更令他贴心。回良玉当年能够巴结上江泽民并不是因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江泽民的儿子,而是始于陪同曾庆红"搓麻"。

习骅的文章中还写道: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

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也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

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众所周知,数年前曾庆红的儿子,澳大利亚籍华人曾伟在澳洲花3,240万澳币购买超级豪宅,并提出再花500万澳币翻新豪宅被当地政府拒绝事件,就已经轰动整个澳洲。当地媒体对此事的详情披露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当事人抵赖。

习骅的文章中还写道: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 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

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大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锅里的水都烧开了,鱼竟然没感觉到!"

现如今习近平和王歧山发动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到了周永康和徐才厚这一层,用"锅里的水都烧开了"形容也是十分贴切,那同样也是在"坑害国家"的曾庆红有没有"感觉到"呢!

有内地网友对习骅的文章拍案称奇,评论说当今共产政权里的"铁帽子王",也就是退休后仍然还活在世上的"前政治局常委"只有两个带"庆"字的,一是贾庆林, 二是曾庆红。但贾庆林显然还没有坏到历史上的"庆亲王"的腐坏程度。有外界媒体引述"中国搜索评论员"陈方的评论说:"庆亲王所指是谁?谁满足(习骅)文 中所指四条:一、长期身处中枢,得一把手欢心,却毫无治国才能;二、海外资产不菲,连外媒都看不下去,予以公开报道;三、颇善于摆平事,再大的丑闻也能稳 坐钓鱼台;四、热衷搞圈子,一个人带出一批贪腐巨蠹。

用独立观察人士郑经纬的话说:如果用慈禧来比喻恋权乱政的江泽民,那么曾庆红就是最契合的〝对应〞。二者无论勋贵家庭出身、上位经历、裸官身份以及敛财途径,都极为相似。

正如一篇中共官媒上的评论文章所说:"中纪委网站代表官方,不同于商业网站,于羊年春节后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应该是意有所指。2015年的中纪委,将拿下让世界瞠目,让国人欢呼的超级巨虎。"

如果日后中纪委的网站会悄悄删除习骅的这篇文章那就另当别论了!


——RFA

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

许知远:(俄罗斯)循环的历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 (赫尔岑)
2月20日 雪 星期五

纳坦·埃德尔曼(Natan Eidel'man)相信,赫尔岑可能是一个世纪来最幸运的俄国作家,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除去自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审查,他也完满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优秀读者"。
自1847年流亡以后,赫尔岑不仅没从俄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显著的姿态出现。先是《北极星》、然后是影响力更著的《钟》,他在巴黎与伦敦编辑的杂志成为俄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从理想主义大学生、青年军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热心读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与其上书宫廷,不如投书《钟》。伦敦的流亡出版社与圣彼得堡宫廷的距离反而近些。
纳坦·埃德尔曼是赫尔岑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是1970年代苏联最活跃的历史学家之一。当他描述赫尔岑的幸运时,他的同代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自己时代的隐晦抗议。沙皇俄国尚能容许这样一种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断然不可能。
除去赫尔岑的传记,纳坦·埃德尔曼也以有关"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著称,这些著作在1970年代初的苏联知识人中盛行一时。"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为了创造一个他们希冀的现代俄国,他们不惜发起了一场起义,试图刺杀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败的起义,引发了绞刑与大规模的流放。这悲剧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灵,赫尔岑也是其中之一。起义发生时,他不过是13岁的少年,却深深被其中强烈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与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最终流亡至伦敦——正与此相关。
不管是赫尔岑,还是"十二月党人",都是俄国历史上的"异端",是这个有着漫长政治专制传统的国家的自由派声音。在纳坦·埃德尔曼书写他们时,苏联短暂的"解冻期"已过去,一个高度控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再次到来,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义"都有复活的征兆。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汇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
尽管如此,纳坦也是个迟来的政治觉醒者,并未怀疑这个制度。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著名报告,才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随即因一个学术讨论小组,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丢掉了中学教职。
在19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际技巧,纳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学术界。他接触到赫尔岑的资料,以他编辑的流亡杂志,他出版了论文《作为出版家的赫尔岑》。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赫尔岑的三部曲传记。对于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最佳选择。苏联历史笼罩在意识形态中,沙皇帝国的历史有着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长的视角,理解沙皇帝国更显得必要,苏维埃革命到底缘何发生?而俄国的自由传统,则对当下是个莫大的鼓舞。
纳坦的声誉在1970年代到达顶峰,不仅出版书籍,他还参与历史节目的制作,成为正在兴起的视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对于官方来说,他在容忍范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进行了知识探索,还展示出某种自由姿态;对于公众来说,他对俄国历史中的"阴谋"与"权力"之探索,则满足了强烈的、猎奇式的好奇心。
他从未公开地展现政治态度,他与"异议人士"保持距离,甚至"准异议人士"的标签都让他愤怒不已。但这道德上的暧昧也让他付出代价。在他的日记中、著作中,他用历史人物来自我慰藉。他将普希金描述成一个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却不同意他们的暴力手段。纳坦也对于历史学家卡拉姆金充满认同感,后者编纂了权威的俄罗斯史,攻击伊凡大帝是暴君、谋杀者,却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严酷统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间。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帮他缓解了这种道德焦虑,他积极投身于迅速涌现的公共讨论中。他坚信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俄国传统中,国家权力占有绝对的支配,社会群体薄弱,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发生,在这种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声音至关重要,它能提醒、建议、警告这个绝对权力。
他同时保持者某种审慎,对他来说,俄国的历史曾充满"自由的幻象"。亚历山大一世也曾把俄罗斯拉向西欧,但随即尼古拉斯一世又回到封闭与压制,亚历山大三世解放了农奴,激起了暂时的希望,但沙皇帝国还是被一个更强大封闭的系统取代。他把戈尔巴乔夫的兴起视作第三次"自由的幻象"。他把历史视作螺旋式的上升,一些特质不断重复,但它们又不尽相同。
这次幻象将持续多久,导致什么结果?纳坦·埃德尔曼卒于1989年,他未能看到失控的1990年代、普京在之后的崛起……
谁是我们的纳坦·埃德尔曼?二月河的帝王小说、唐浩明的将相传奇,都曾风靡一时。倘若纳坦着迷于阴谋与自由,他们则沉醉于权力与人际关系。这或许也是两国历史的微妙差异,即时都浸淫绝对权力的传统,俄国仍会赞叹那些异端,仍会有十二月党人式的异端,他们来自绝对权力的核心,却背叛了这绝对权力。但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国藩,或许再到眼前的甄嬛,我们对权力、对权力代表的中心价值,只有彻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学到其中的各种小技巧……

2月25日 晴 星期三

"俄国新十二月党人"。2012年1月的《纽约》杂志这样称呼一小群普京的抗议者。在标题下,还加上了普希金1825年对十二月党人描述:"他们不停地聚会,无论高脚杯里的葡萄酒,还是玻璃杯里的伏特加,他们一饮而尽、慷慨激昂,他们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有时聚在焦躁的尼基塔那里,有时又跑到谨慎的伊里亚家。"
此刻,普京将再度竞选总统的消息已传出。修正不久的宪法已将总统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这也意味着倘若他当选(必定会再度连任),他的实际统治将从2000年延伸到2024年。这也令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者之一。
倘若纳坦·埃德尔曼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会做何想?我很是好奇,这一代莫斯科、圣彼得堡的青年,还会阅读他在40年前的那些历史传记吗?
尼古拉斯一世与十二月党人的时代都太过遥远了。杂志中描述的青年一代,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在他们的经验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成为新参照,他代笔了苏联历史上一个有少许自由空间、但停滞、沉闷的时代。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着一张普京逐渐衰老时的照片flash,它一下子变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样子。这既是玩笑的嘲讽,也是逼真的恐惧,很有可能,这一代人最好的时光,就都生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之下。
对于这一代的抗议者来说,普京不再是那个重整国家机器、将俄罗斯带回强权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新的专制人物。这一代人伴随着俄罗斯逐渐经济复苏、全球化的趋势成长,他们与纽约、伦敦、巴黎的年轻人分享同样的咖啡、音乐、消费自由,他们也希望自己拥有相似的政治选择。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是贵族子弟、是既有权力的一部分,2012年的新十二月党人则来自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新中产阶级,或者用更时髦词语——"创意阶层"。他们理应代表俄罗斯的未来。
"新十二月党人"引起了媒体上的喧嚣,却迅速消散了。"创业阶层"是一群很难找到根基的理想主义者,而普京则控制着一切。当然,"新十二月党人"也不会招致大规模流放的命运,他们仍被这个政权有限度地容忍。俄文版的《Esquire》杂志仍可以接连不断地批评普京,互联网仍几乎未受审查,有一个半自由空间让人可以做暂时的发泄。但一旦你形成真正的挑战,你就会被迅速地摧毁。
"大量文献只是叙述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在普京治下的衰败,而没有论及一个专制政权如何走向成功。"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研究者不久前写道,他试图纠正长久以关于俄罗斯的观察角度。
纳坦·埃德尔曼或许会赞同这一判断。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15年,只是俄罗斯历史另一个"自由的幻象"时期吗?

——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梁京:解读这个时代的"任性"

变是绝对的,但是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兵变"还是"政变"?

不久前,我的朋友用"任性"这个词来形容习近平旁若无人的领导风格。当时我感到颇为传神。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任性"这个词已成为2014年中国大陆的流行语。

百度上是这么说的:

"'有钱、任性','我有钱,我任性','有钱就是任性','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是现2014年最新流行起来的网络用语。用来调侃有钱人令网友大跌眼镜的做事风格,并被衍生出类似用语,如'成绩好就是任性'年轻就是任性''携氧从不降价,效果好就是任性'等等。"

事实上,任性已经不仅仅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不过,仔细想一想,任性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确实和有钱,也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的财富大膨胀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习近平现在很多"任性"的言论和决策,若没有国家的财力做后盾是不可想像的。富人们任性,也好理解。财富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中共掌权后不曾有过的私人空间,而且,空前发达的传媒,更是放大了有钱人的"任性"对普通人的心理影响。

不过,普通人也越来越"任性",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富人的影响。不惜代价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人口大流动,导致整个社会纽带,尤其是家庭纽带的松弛,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催生了个人意识特别强烈的80和90后,没钱的人,也有机会以各种方式来"任性'一把。

不少任性的方式是具有自我伤害的性质,如中国青年一代大量吸烟,执迷于网络游戏。但互联网上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交流成本越来越低,给"任性"的个人表达开放了几乎是无限空间,是这个时代"任性"成为社会潮流最重要的技术原因。

中共当然不希望这种"任性"表达的潮流威胁到自己对权力的垄断,因而非常自觉地打压和监控各种严肃的政治表达,同时有意识地放任低俗、自我中心的"任性"表达,比如各种"炫富"的任性,尤其是鼓励那些攀附和献媚权力的年轻人的"任性"表达。芮成钢就是这种功利性的"任性"模范。

芮成钢的急剧窜升和陨落揭示了这个时代青年中真正的主流价值与中共权力体系之间的关联。这个垂死的权力体系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东西来吸引青年人,只有求助于刺激青年人的贪欲来延长自己的生命,那些没有拼爹本钱的"外省青年",想要获得"成功",就只有选择芮成钢版的于连之路。

但这条路毕竟太窄了,即使不在意出卖灵魂和肉体,芮成钢的下场也证明,对太多人来说,这样的"任性"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以至于我们看到了这条路似乎后继乏人。比起芮成钢,周小平和花千芳的任性,确实是大失水准。

因此,更多人选择的是一种廉价且急速获取"现世承认"(许知远)的"任性"方式。在网上,我们可以搜到各种版本的"有钱就是这么任性",代表了这类选择。这类"任性"看似没有政治性,但不仅折射了中国病态的社会,也毒化著中国的政治氛围。

也有不少人选择在网上直接进行高度情绪化的政治表达。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任性很大程度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实际上不相信政治对话与和解是可能的或有意义的。虽然当权派和反对派都存在这个问题,但责任主要在当权一方的"任性"。

这种任性表现在当权者完全无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变,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在于,在今天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靠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来维护权力或夺取权力,不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意味著自杀,是灾难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继续用过去暴力的成功来为今天的权力合法性辩护,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任性。

当权方的潜台词是,我为了保住江山是不惜杀人的,反对方的潜台词是,你敢杀吗,你杀人的结果是你自己一定不得好死。事实是,当权方并不敢随意杀人,同时又不敢放弃用杀人来威吓权力的挑战者。这样一种格局,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可以在话语上玩"任性"的基础。

问题是,这种大家都玩任性话语的局面能无限持续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打破这种格局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以为最大的可能就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个判断的依据之一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行性几乎不存在,因为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很难,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搞不动,因为维护权力合法性的话语已经失效。


——RFA

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

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网络图片)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o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张宏杰: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2)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网友推荐

余英时:习近平要做毛泽东第二

习近平的网络图片


习近平要做毛泽东第二,走向个人专政。我们都知道从邓小平死以后共产党接班的方式大概是每个人做10年左右,只有江泽民多一点点,是特殊情况。大概到了 70以上就要退休了。所以选择的人大概都是60岁左右。做个十年年到70岁退休。因为中共的领导层在年龄上,自从邓小平以后也有个限制。就是70岁要退 休。69岁还可以勉强但是70岁必须要退休。

从江泽民时代这个十一二年到胡锦涛的十年基本上都是照这条路线。照这条路线除了江泽民因为特殊的原因权利比较大一点以外,胡锦涛基本上个人没有表现出有多大的权力。基本上是集体领导。所以这个西方叫做collective leadership。集体领导就是整个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时代是九个人。当时称为'九皇'。还有人称为九个总统制。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专制。就是江泽民时代也是表现得自己能控制一点。并没有表现出他的话算数,别人的就不算数。

但是习近平接手以后最初大家以为他也是 照原来的集体制度领导共产党,可是现在两年多了,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就是习近平明显地要重新夺回个人专制的权力。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定下的权力就是一切决定最后要党主席做主。所以这个权力自从差不多30年代末40年初在延安就建立了。建立这个以后毛泽东的权力就一步一步增加,最后到完全 个人做主的时候。所以到整个的文革就是他要消灭其他党内的势力。比如说刘少奇,比如说邓小平。所以这些人的势力都要消灭,他的方式就是要靠他有最后的规 定,就是党的一切最后决定由党主席做主。但是在邓小平以后,虽然事实上党的总书记权力比较大地位比较高,可是并没有明显地说一切都是他做最后决定。因此胡 锦涛时代他还是比较保守一点,不敢做得太过火好像就权力不大,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成绩。只是有些权力被部下发展去了,像周永康,就造成对异议份子、法轮功 种种的迫害,这种迫害当然现在帐都算在周永康身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集体领导的一种结果。如果做总书记全部一手抓住,最后的权力就会被有办法的九皇之一 夺去和发展。

习近平最初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可是这两年下来,可以看出他是在一步步地加紧权力。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现在要大权在握的话他必 须把所有权力抓在自己手上。因为这个原因差不多建立了十几个各种中央领导的团体。这个团体的主席或者主要人物都是他,换句话说他的权力占掌控到了各个方 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要打击原来权力太大的跟他敌对的人。这就发生了与薄熙来、周永康等等一连串的政治冲突。这个冲突在他现在用的口号是'反腐'。这就是他这个集团,习近平这个团体很聪明的地方。他知道中国老百姓对于腐败的官僚、腐败的党领导普遍地愤恨,所以抓住这个就是抓住民心。所以从这一点讲不但习 近平这样做,从前薄熙来在四川也是以打黑甚至把公安局长都枪毙了,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现在习近平可以说从薄熙来那里偷到这一招广大地运用起来。所以现 在有党纪委员会来专门做打击工作。王岐山就是他得力的助手,在王岐山的努力之下老虎跟苍蝇都要打倒。最著名的当然比如周永康,甚至于薄熙来也说是贪污,实 际上薄熙来贪污的钱非常有限,完全谈不上,像现在的令计划、军队方面的徐才厚都一一在反腐的口号下倒台了,或者双规了,或者是要审判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 引起许多老百姓对他喝彩的地方。可是现在长期看来,从内部的观察主要是知识界的人可以说是一致认为说反腐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反对所有腐败。而是反对政敌。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达成共识,而所有的报道也都是如此。

习近平显然以红二代的领袖自居。红二代是一个很松的组织,并没有领袖。但是现在 很显然地红二代的势力都集中在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也可以说是红二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薄熙来也是红二代,不过在政治上因为两个人要发生直接冲突,所以非去 掉他不可。不是所有的红二代,绝大多数的红二代是拥护习近平的。最近有一千多个红二代发表声明,表示要支持习近平长期做领袖,而不是十年了,要改变原来的 制度。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最近教育部长袁贵仁说要把一切西方的观念都要扫除。但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他所提出的西 方观念、西方价值必须要扫除的有包括法治、包括人权观念、包括公民社会的观念,这些都要扫除,而他要建立的就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的思想之下出了马克思主 义和党的教育还要研究习近平的思想,等于要像从前要讲毛泽东思想一样了。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位教育部长实际上是秉承了习近平的意志,想在思想战线上 建立个人专制。一个人领导的精神社会理论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习近平的基本想法就是以红二代为他的基本势力,让这些人永远世袭祖父、父亲传下来的权力。

中国就通过共产党来搞一党专政,这个一党专政就是一代代相传的专政,当然不会是纯粹是红二代的专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领袖地位都把握在第二代手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泽东第二了。所以这是共产党一个最新的趋向,所以我们一切的观察必须从这里着手。



——RFA

高新: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将获习近平政治犒赏?

根据古华同名小说改编电影《芙蓉镇》电影海报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告诉读者和听众们,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阶级斗争新论"以及教育部长的"全面抵制西方价值观",绝对不是他们个人的一时 心血来潮。不久前海外媒体也披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并非如外界讹传的是"左派力量的反扑",因为"阶级斗争"也 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也好,都包含在习近平近期的内部讲话内容,所以王伟光等人的所谓"新论"不过是将总书记相关内部讲话的精神要点"委婉地公开而 已"。

内地的记者朋友最近刚刚讲了一个关于王伟光的故事,说的是他的"阶级斗争新论"出台之后,有人送了一个外号"王阶级",很快就在整个社科院传开了。一次全院大会上,王伟光刚刚讲完话,会场一角便阴阴地冒出一声:"运动了.....!"

此声一出,会场上先是死一般地沉寂,接着便是哄堂大笑。

"运动了"是已故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86年的故事片《芙蓉镇》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这是一部反映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小人物悲欢离合的电影;《芙蓉镇》通过芙蓉镇 上的富农婆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 和深刻的反思。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历程的缩影。电影中最经典的台词就是不时参插,那个喜欢当街叫嚣的二流子大喊:"运动了!运动了! "

按照官方至今还允许的影评介绍:对于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有刻骨铭心的刺痛。站在历史的阴影中回望,十年动乱中人们的疯狂如瘟疫般在全国 散播,侵染身处此境的每一个人。天花过后只是毁容,文革过后却让人们心魂俱残。右派秦书田,背负着沉重的所谓"罪孽",靠装疯卖傻而活,成日里嘻皮笑脸, 看上去活得毫无尊严。他刷口号、扫大街,拉着富农婆胡玉音大跳"扫把华尔兹",自得其乐,坚定乐观。"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恐怕是电影中最振聋 发聩的一句话!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你死我活""难道这个世道不你踩着我,我踩着你就活不下去吗?"多么触目惊心的台词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那么难吗?也许只有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最有体会。

一位自名"灾大瘟"的内地网友在三年前的一篇影评中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时过境 迁,那么多的人还热衷于划线站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热衷于搞你死我 活的政治斗争!明明知道那是错的,可是却运动的不亦乐乎!回顾建国后不消停的运动害死国、弄死民。从反右到文革,其中夹杂数不清的大大小小运动,运动变化 的如此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也许今天你是运动的领头人,明天就是运动的被讨伐者。人性在这一刻显得软弱无力,没有错的人有了错,有了错的似没错,颠倒黑 白,人吃人。电影《芙蓉镇》中右派秦书田在二流子王秋赦沙哑的吼着"运动了,运动了...."时,点睛地说了句"世道不变,要是不防着点,他说的兴许是对 的"。这话确是给人们提了个醒,想想目前意识形态斗争的火药味;想想孔庆东、司马南被央视称着秦火火功击的"爱国学者"......总有些人会像王秋赦一 样巴不得立马嘶哑的喊道"运动了、运动了!"

把堂堂中共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类比成《芙蓉镇》电影中的二流子王秋赦,真的是有点糟蹋王伟光了,毕竟后者还是一个"党校博士",但此二人都对"运动"情有独衷是不争的事实。

一篇写与于二零一零年的影评《运动了,杀人了,结束了,玩你呢!》中这样说:当局的自省能力、对文化的宽容程度比起24年前竟还不如了。这个国家愈发富强却愈发怕人揭它的伤疤。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像垂暮的老年人般谨小慎微,毫无年轻人的自信和勇于改变。

有人说谢晋的电影中常用道德批判取代了对社会、制度的鞭笞。

你看在《芙蓉镇》里王秋赦丑陋、肮脏、好吃懒做、甚至还淫秽(玩春宫瓷器,和李国香偷情),李国香呢则一脸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样子,先想勾引谷燕山、后来干脆和洗干净的王秋赦搞上了。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们则各个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楚楚可怜,长得都好看些。

不过这样刻画有错吗?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那些投机分子就是如此的猥琐、卑鄙和令人作呕,王秋赦就是流氓无产者阿Q在文革中的化身。那些红卫兵(革命小将)就是如此无知和儿戏,那些个官员总是能把你践踏到欲仙欲死后再毫无愧色的充当你的救命恩人。

制度固然要批判,更要追究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你可以写一本论民主社会如何建设的专著,你却只能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拍一部反映时代的影片,这样的影片才可以被冠以史诗之名。人物和场景的有限不会减轻伤痛,而是为了能更深刻全面的展现这一属于人类全体的悲剧。

影评『电影《芙蓉镇》里那个疯子:运动了!』中的一段描述用在王伟光身上十分贴切,文中写道:二流子王秋赦,一个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非常走红的人物,他经常盼运动,喜欢搞运动,搞起来如鱼得水。运动来了就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混官差、报私仇、发官威、谋私利。所以他总是唯恐天下不乱。后来运动 结束,没有那样的运动可搞了,他就发了疯。天天敲着锣在街上扯着嗓子喊:"运动了!运动了!"很凄凉,很可悲-------

朋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你是否相信,王秋赦这样的人还有不少仍然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与王秋赦略有不同的是,他们还没有发疯到大街上筛锣的 地步。这种人,对"火红的年代"、"革命"的手段情有独钟,有着发达的"斗争"思维,只要闻到一点"疑似运动"的气味,例如接到上面下达的什么任务,这任 务不"动员、教育"广大群众就完不成,那么,"手把文书口称敕",马上就能烘托出运动的恐怖气氛。 

说起"火红的年代",那位王伟光 真的就是"火红年代"的受益者。此人一九六九年被安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军垦战士","文革"高潮中入党提干,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和团政治处干部,团党委委员等,所以在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人还没有报到,即已经被该系的党总支内定为即将改选的学生党支部书记。

说起"文革"中被迫放弃城市户口,"插队"、"插场",对大多数亲身经历者都是不堪回首:"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但无论对王伟光还是习近平来说,那段经历反而是他们津津乐道,至今回味无穷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习近平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之后,中国大陆的左派网站上特别开辟专栏介绍习仲勋从中共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末期几十年之间的陆续发表过的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极高评价。

报道中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韶山的骄傲,湖南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大好局面。知青出身的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好、发 扬好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乌有之乡网站当时据此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上韶山表明党中央坚持捍卫毛泽东主席的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决不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自我否定历史、"挖祖坟"进而自我毁灭的覆辙。

而就是这些"毛左"们的舆论阵地上在为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鼓掌叫好的文章中不经意地透露了两年多前主要是由习近平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凡是被"毛 左"们感觉"欣慰"的内容,都是出自王伟光的手笔。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赶紧给了王伟光一个社科院院长的位置,而且已经承诺了要赶在王伟光年满六十五岁的时候给他一个副国级位置,以保证让他的政治生命能够至少再延续五年。如此说来,今年春天召开的"两会"上因为苏荣和令计划的落马而需要增补的全国 政协副主席位置,很可能有王伟光的一个。


——RFA

魏京生:和香港朋友们探讨港独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向到访的魏京生(左)赠书(资料照片)

过去大家都不太在意港独问题,为什么争普选运动进入僵持阶段之后,这个问题突然成为了焦点论题了呢?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顽固立场给逼出来的。你共产党坚持不让步,我们香港人民也不打算让步;你共产党暗中计划加码,我们也只好明着加码。明人不作暗事嘛。

记 得和施明德、林义雄、许信良、陈水扁等台独老前辈都讨论过台独和民主的关系。他们一致的说法就是;从民主运动转化为台独运动,性质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切 入点,也就是号召民众的口号和策略。最终结果还是达到了民主化的目的。因为没有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台独就没有现实意义了。反过来说,在建立起民主制度之 前,认识到民主好处的人不那么多,阳春白雪和者寡。空谈民主,从策略上看不会那么成功。

现在的港独运动也是相似的情况,但也有它不同的处 境。这就是面对的对手不同,策略上更需要调整。台独运动和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一样,面对的是本质上要民主的当局,和其中一部分不愿意民主的官僚阶层。也 就是一群喜欢专制可又不得不讲理的官僚阶层。这时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是最佳选择,也是注定可以成功的选择。

可是在甘地先生早年学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南非,单纯靠讲理就不那么成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策略就和台湾、印度不太一样,而是以暴力革命促和平演变。最终也取得了成功,所付的代价也不比台湾、印度大多少。

南 非的成功,国际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很多人只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自吹自擂,以为国际社会在舆论上的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主要原因了。其实大家都忽视了另 外一方也许更重要的帮助,那就是曼德拉所说的主要朋友:中国;卡扎菲的利比亚和萨达姆的伊拉克,在金钱和武器方面的支持。没有暴力革命的压力,在西方资本 家的帮助和支持下的南非白人政权,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让步。

南非白人政权的假民主,是排斥了大部分选民的资格。共产党在香港的策略如出一 辙,也是排斥大部分选民的资格来达到实际上专制的效果。所以香港人民的处境,和南非人民更相似,相似度显然高于台湾和印度。遗憾的是,在所谓泛民与中共多 年的宣传下,人们更认同印度的甘地,而不了解更多的模式。泛民诸公被讥讽通共不是没有原因。

大陆的年轻人也有类似的认识误区。六四的时候反贪官不反皇帝;反腐败不反共产党;以及下跪求情等等都反映出了年轻人的幼稚和无知。但他们确实在以命相搏争民主人权,纪念他们也正是激励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动。为什么要抵制呢?这不正合了中共分裂民主派的计划了吗。

南 非可不是一些种族主义者宣传的黑人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称就不排除白人,实际上也并不都是黑人在争取自己的选举权。有很多白人出于正义和理想在参与非 国大的抗争。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副外长,就是因为他父亲参与非国大的工作,全家被驱逐出境回到了英国。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才是正确的策略。

中共的正确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广东人历来很强烈的地方主义,挑起香港人和大陆人民之间的仇视,削弱大陆人民对香港正义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因为香港人民能够得到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支持,正是来自大陆人民和一部分明智的共产党人。

中共在这方面早已未雨绸缪,而且相当成功。近年来大陆媒体不断报道港人歧视大陆人民,是这次占中运动期间,大陆人民出奇冷漠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开始害怕,最后底气十足的主要原因。他们害怕的不是人口零头的香港人民,而是大陆人民借机起事。

香 港人历来迷信国际社会。可是恰恰现在的国际社会,在商业贸易的国际大趋势下,频频向共产党让步示弱。他们不会为了一千万香港人而得罪中共,放弃在十三亿人 那边的市场。看看西方那些媒体、学校、非政府组织以至于政界如何被中共所威胁利诱的,就不要再抱幻想了。中共知道他们那些虚张声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港独的方向无疑非常正确,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认同和支持大陆人民的抗争也就是必不可少的原则,没有自己争民主却对别人争民主冷漠的道理。如果当年南非人民也自私到了只争取黑人的权利,相信他们不可能成功。这是图图大主教亲口对我说的。

泛 民的一些老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适当地与中共妥协或者合作,这当然不可容忍。但他们内心也是支持民主人权的,是团结的对象。适当给以批评迫使他们回到 正确的立场上来,而不应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年轻人容易走极端,不注意策略是古今中外的通病。要学会自省和克制,策略是制胜的关键。


说清楚台独是为了摆脱中共专制独裁的纠缠,这是施明德和陈水扁们成功之处。说清楚争取的不仅仅是黑人的权利,这是南非人民成功的原因。说清楚港独是 为了摆脱中共更严重的纠缠,保卫香港人民和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港独运动的必修课。排斥大陆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在香港支持民主自由的阵营里制造分裂, 是港独运动的自杀政策。望香港的朋友们明察。

——RFA

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南桥:災星總是在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悄悄升起


羊年新春,公務員大幅度加薪的消息,很讓我的一些國內朋友高興,再加上春節期間各單位發獎金發福利,鋪天蓋地都是發錢的消息,傳到我這兒,不得不讓人感慨,現在中國人錢可真是多。錢多,當然是因為國家富了,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也指日可待,連美國專家都在這麼說,看來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了,中國真的強大了,盛世夢看來要成為現實了。再加上習總書記打虎拍蠅,決心很大,一路順風,將來形勢會更加好。於是,中國人的自我感覺,飆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時候是不作興說掃興的話的。潑冷水在中國從來就是讓人視為不識趣的事,說大了屬於不愛國,唱衰中國是政治上很不得人心的事,說小了屬於酸葡萄心理,中國眼看著就要國強民富,自然招人妒嫉。這更說明中國現在是真的富強了,於是他人的唱衰和妒嫉就使得國人自我感覺更良好。
中國人自我感覺一向是比別的國家的人好很多,這和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部門對人民群眾心理健康無微不至的關懷有關系。你看其他國家,領導人在這方面就不太負責任,天天流傳負面新聞,一點點事情就大驚小怪,又是追查又是問責,好像不得了的事情發生了似的。無論是經濟、環境,還是政治、外交,動不動一驚一乍,弄得朝野上下愁眉苦臉,怪不得西方國家查下來抑郁症發病率很高,說明心理很不健康。中國的領導對此看得比誰都清楚,幸福感是建立在心理健康基礎上的,而群眾心理健康是必須掌控才做得到的。不信你去隨機找一個北朝鮮人和一個美國人調查一下誰更幸福,鐵定是北朝鮮人。北朝鮮人的自我感覺良好甚至在中國同志之上。這裏面的奧妙,習總書記在此之前就很明白。
不過,中國領導人要維持大眾心理健康也有一個困難,那就是一種叫做「記憶」的東西。記憶是造物主的恩賜禮物,據說所有的生物都有記憶,而人是一種具有長期記憶,並且能夠在人際傳遞記憶的高等生物。中國文化有太悠久的歷史,記憶的負擔就更重一點,所以往往在有生之年發生的事情倒經常記不住。不過,科學家說,人的記憶其實不僅依靠大腦,也依靠肚皮和手腳。如果是這樣,那麼年齡和習總書記差不多的一代,應該記得,每當自我感覺像眼下那麼良好的時候,正是中國人的災星悄悄升起的時候。
中國人的自我感覺不是第一次像今天這麼好了。曾記否,1958年,國人的自我感覺好得令人恍惚,大辦農業,大煉鋼鐵,超英趕美,指日可待。毛澤東說,糧食太多了沒地方放,一天多吃幾頓。那時候有一個環境特點,到處是紅旗,天天有鑼鼓聲。心理學家後來說,視覺上的紅色和聽覺上的鼓點,都有刺激神經和振奮精神的作用。那時候有沒有人發現地平線上那不祥的災星在冉冉升起?緊接著,從1958年底開始,這顆災星就照耀著華夏大地了。後面發生的事情,如果你想不起來了,不妨絕食三天,你的肚皮會喚起你的記憶。至於整個中國到底由於大飢荒而「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回答這個問題是政府的未盡責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說,這是要上史書的,果然就上了。
又過了幾年,1966年,中國人的自我感覺又滋滋地飆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是年輕一代意氣風發的時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紅色江山就萬年紅了,中國已經是世界革命的領袖,這一代人將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仍然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把紅旗插上白宮。那時候的環境特點是,除了到處是紅旗、不分晝夜都會響起鑼鼓聲之外,各個單位還會在地下室、樓梯間、或者其他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設置各單位自己的監獄,稱之為「群眾專政」。那些地方一般人都不去,夜深人靜的時候會傳出人的肉體遭受劇痛而發出的凄厲叫聲。文革以革命群眾自我感覺超好的節慶開始,以家家都有青年下鄉、戶戶都處於貧困狀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告終。在那漫長的十年裏,一定有不少人夜望星空,絕望地看著中國的災星照耀著這個數億人口的國家。
如今,中國人又開始一輪自我感覺超好的夢幻時代了。幾十年前的記憶已經衰退,即使還記得的人,切膚之痛也已經淡薄。中國人不敬神,不怕鬼,但是相信世界上有不勞而獲的好運,相信只要修好了祖墳的風水就可以子子孫孫興旺發達這樣的便宜事。於是,這一次又在意氣風發地夢想,成為世界第一的中國夢,就要成真了。這一次,有多少人懷著憂心仰望星空,尋找那必定會隨著你的自我感覺超好而悄悄升起的災星?我相信這樣的人不多,因為霧霾已經遮住了天空,下一代人恐怕連星空都沒有看見過,怎麼還會去尋找理性的命運之星呢?

——东网

林忌:中国游客抢购的真相

大陆游客和香港市民因抢购奶粉冲突

中国游客外游数字不断上升,一般的评论均集中在中国人的消费力,却很少探讨真相的另一面--中国高物价的不合理;由于中国人口之多,不但影响全球供应,更影响很多地方的零售市场,把别人的货物炒到天价高。生活在「世界工厂」的人民,居然疯狂去外国高价购回产自自己国家的货品,这不是最奇怪的事吗?

即使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货物,却有高中低档次的分别;外销的是高质素,内销的就是最低质素,因此中国人要买回高质素的中国货,就只有亲身去外国,而要买外国制造的?不想买到假货或者出几倍价钱,则也是要亲身出国。

一月底广州有自称「首家跨境直购体验店」试业,其入口奶粉与纸尿片的价钱,竟和香港的市价接近,约为大陆市价的5成6成;于是奶粉于两小时之内全数售清,事后更引起争议--有人质问为何广州、黄埔的海关会容许一间特权的「免税商店」?而海关方面则澄清,所有货物都已缴了税,而相关的税额差距,是由店家补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是中共制度,造成大陆与海外的价格差距,奶粉问题的根本,已不单止是食物安全的问题,也不止是运费的问题,而更涉及中国关税以及交易成本的问题。

举例说,一些德国奶粉,在原产地欧洲约售港币$100上下,运到香港零售时已届其欧洲价值的2-3倍;而运到去中国大陆,则视乎货源充足与否,升至约300-400港元;这当中的差价,说明了中国一些日用品的价格,竟远高于欧洲的三、四倍,因此当中国游客离开大陆,全部都疯狂地购物--不是外地的物品价格便宜,而是中国大陆的物价竟是如此惊人!

根据特区政府的数字,香港输入奶粉的价值,由2008至2012年期间,上升了30倍以上;而纯以重量计,则上升了11倍;由于往往有价无市缺货,令香港的零售商可以坐地起价,几年的累积升幅,达到50%以上;那些中介与店家或者因此赚得盘满鉢满,大陆人抢购而价格不断上升的后果,香港的妈妈却要承受;类似的现象,由奶粉以至纸尿片,由日用品以至年货均全线出现,大陆人承受高昂的物价,更因此影响到所有邻居地区都人民,甚至连奶粉原产地的欧洲也要限购奶粉,这种荒谬现象不是正正就说明,中国人民活在如何可悲的境地?然而,大多数受害的人们,却因受到共产党教育洗脑,不但没有怪责中国的物价不合理地贵,竟反过来自认是恩主,认为强大的中国才产生强大的购买力,去打救各国的经济,这说明共产党的洗脑工程非常有效,大多数人竟不怪政府,却乐在「平价购物」,荒谬得很可悲。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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