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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

孙隆基:大国是否崛起(演讲实录)

2015-12-10 孙隆基 三辉图书
孙隆基
本文为11月23日孙隆基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实录,主题为"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主要从当代中国的崛起加州学派的中国史研究西方中心论英美主义等几个方面着手,并认为:中国的21世纪的对手是"英语界",较劲的场所并不全然是国力,而是在"普世价值"的建构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著作有《新世界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等。

各位听众好!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在北京大学来做这个演讲,而且对我来讲这个意义是很深的。因为有人问我上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我说是在华国锋年代,当然你们在座有些人可能还没出生呢。

走出负面形象的中国

今天我的讲题是:中国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当然如果你们喜欢看电影,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太阳照常升起》,我就套用了这个电影的片名。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今天下面讲的,当代中国的崛起,中国近代的经济成长以及国力陡升,在当代的意识中已经造成一种反响,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90年代时候,大家还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将这种在意识形态里面,大家对中国的感观开始改变的时间定为1996年。中国被看成是与西方"分流"的有效发展模式。"分流"是什么?就是中国最终可能取代西方。反映这个时代趋势的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加州学派"。

为什么是1996年?沃尔玛,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在1996年打入中国的超巨型的市场,并调动中国庞大无比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大消费的日用品。主要还是卖给美国人。

这时候,中国也从80年代某一个负面的形象阴影下走出来了。因为人总是有健忘症,可以说是时过境迁,在中国头上的盖顶的乌云也终于烟消云散。等于说中国从国际形象相当负面一个地位走出来,可能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未来的一个强权,甚至是人类的希望。

△印有"Made in China"的美国国旗

美国"911"事件我在美国看到,我真正走进沃尔玛。因为"911"以后很多美国人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在都变成爱国者。我说家家户户挂国旗有点夸张,但是家门前升国旗的人是很多的。我去沃尔玛看到,地上一堆一堆的美国国旗,我拣起来一看是"Made in China"。

加州学派的酝酿和登场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面,有一位美国学者,Richard von Glahn,他出版了《财富之泉:中国从公元1000—1700年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书中指出西方发现以后,美洲出产的银有1/3是被中国所吸纳了,等于中国是一块很大的海绵,否则美洲人也不知道银是怎么样的用法,或者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银子多不见是好事,开头的时候银子最多是西班牙,他根本就虚不受补,或者是被淹死掉。这可以说是加州学派的元老。

△《财富之泉:中国从公元1000—1700年的货币与货币政策》

下面就是加州学派,提到加州学派必定会提到王国斌,我想他肯定来北大做过演讲。他在1997年发表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他这本书可以算是比较历史,就超出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跟当时世界另外一个地区做比较,因此也有人称为全球史,全球当然牵扯的范围要更广一点。他比较西方起飞前英荷比地带与中国的江南,发现不相伯仲。这个比较你不能用整个中国和整个西方进行比较,等于你不能用青海省和欧洲波兰去进行比较,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都要比较最先进的地区。然后发现不相伯仲,就开始分流,就是西方开始从一个共同或者是起步点很接近的阶段,开始跟中国分流了,甚至跟全世界分流了,那就是工业革命,西方发动了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后来我看到这个书的标题,就替王国斌感到一种惋惜,因为他的书的标题是缺乏想象力的,《转变的中国》,有点像6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伟大的传统》《东亚:现代的变革》,其实他应该取一个标题叫"大分流",结果那个词给下面那一位了,毕竟他是这一脉思想早期的人,虽然不一定是开山祖。他在这本书里面分判了亚当·斯密式的自由市场、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三个层次。因为我们笼统的就说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层次最早的推广者。他反而说自由市场、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是三个不同的形式。因此在亚当·斯密的第一层次上,18世纪末的江南与西欧先进带几乎是没有差别,真正的分流是始自西方发动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其所以能为之,必先超越斯密式的自由市场,走向商业资本的集中。迨至工业资本,则由集中沦为垄断,换言之,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到最后是摧毁亚当·斯密式的自由市场的。与此相反,亚当斯密自由市场是互通有无,让大家都有口饭吃,他最理想的形式反而是明清时代的中国。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才开始。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情形?市场是在政府的指引下发挥"平准"与"抑富"的功能,等于中国中央政府,包括帝制时代的中央政府,甚至一直到近代、现代,或者至少是战后,会尽量防止社会上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尤其防止出现能够跟政府对抗的民间势力、财团。因此有平准仓、抑仓等,政府在谷价比较低的时候就购入,到了饥荒的时候或者是谷价太高的时候就抛出,以丰补匮,以赢填缺,防止地域间和贫富间两极分化,他认为这条路是中国自己走的,跟西方不一样,现代化后也可能会继续走这条路。

王国斌中西何时"分流"的命题,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sity: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里面获得进一步发挥。彭慕兰,认为西方的兴起是几个侥幸的组合:因为欧洲处于战国时代,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国家的力量就加进去了。国家支持海外扩张,看荷属东印度公司就知道了,是武装到牙齿上的一个商业集团,能够左右荷兰政府。美洲提供的额外资源与生存空间,这是多出来的田亩,本来欧洲是没有的。因此在更早一本书《欧洲的奇迹》里面说,假设欧洲没有美洲开垦给他提供粮食,欧洲本身是否容易起飞。还有非洲提供的黑奴劳动力,以及中国对白银的饥渴,说中国吸收了西方很大一部分的白银,尤其是中国这块大海绵对美洲白银的吸纳量,使没有商品可与中国交换的西方,得以用付现的方式累积了庞大的商业资本。当时西方卖给中国的东西根本没有,你说咖啡或者是糖,这些都可以在亚洲种植了。像英国的羊毛布,他们在广州很炎热的天气贩卖羊毛布,就很可笑。因为有中国这个调节的因素,等于激活了当时的全球经济,让西方累积了庞大的商业资本。西班牙就没办法,本来这些白银第一手经过西班牙的手,西班牙才真正是封建社会。

△《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如王国斌一样,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为接近古典经济学的理想,它不受封建制度与重商主义的束缚,也没有农奴制,中国城市中的工商业也没有像欧洲般受到基尔特的约束。我们历来说中国是封建社会,因为我们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段的影响,如果你是前资本主义必然是封建社会,这是有点教条。其实中国当时已经远远超出这个阶段,当时就有一个很庞大的市场机制在那儿。

另外一个不算是加州学派,可以说是替加州学边敲边鼓的,是Andre Gunder Frank,把当代中国逐渐累积的优回流到今天回到全球经济的现况,他逐渐"回读到"历史上来。他在1998年发表的《白银资本:重复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英文的标题很有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Orient是导向,rerient是重新导向,但是orient也是东方的意思,等于是"重新回到东方"。王国斌和彭慕兰已经有点想去西方中心论了,比如说你的经济起飞也要看到,当时因为有中国在,也有印度在里面,不能说西方一直是很优越、一直超前的。不过Frank是更极端,他是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重新发明为"中心",不要西方的中心。这当然有西方自己的一种负罪感,认为是剥削,而且何况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想他可能有托派的倾向。这个我觉得是矫枉过正,因为他把西方的经济发展全说成是掠夺,西方的技术突破他就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部分的技术在亚洲已经有了,西方是进行工业间谍的行为,这个话我觉得有点过头了。这么说来,就可以讲科学革命微不足道,工业革命是微不足道,启蒙运动也微不足道,文艺复兴更不用讲了,是西方本地的东西。其实,这些革命也是普世之业,不能说因为它是西方的东西,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掉。

△《白银资本:重复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

他这部作品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广了西方在没有起飞以前,世界上大半的白银都集中在中国的说法。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资本全球经济,而且跟沃勒斯坦的路数有点接近,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他就推广这种说法,世界上大半的白银都集中在中国。此论成为正在形成中的加州学派(19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理论基石。加州学派因为彭慕兰那本书也可以称为"大分流派"。

待加州学派接过这个论题,其出发点与是老牌左派弗兰克是迥异的。因为弗兰克是将中国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但是加州学派已经是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他在历史上看到的中国是代表无限的商机与庞大的市场,后来我称为这种史观是"沃尔玛史观",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是1990年代以来,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就让渡给全球化。弗兰克等于说是前一个时代的代表,虽然他已经切入了去西方中心论,因为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去西方中心论,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然后分三个圈。

中国超前论

下面这本书大概有点耸人听闻了。到2009年英国报人马丁·贾克把加州学派勾勒的中国的庞大历史身影以及王国斌式的"中国历来殊途说"膨胀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Western World),这个话中国人没有讲,是一个老外讲的。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

我将这本书的观点简略为几点。一是轮到中国代西方崛起的时候,它将保留自身在世界史中的独特性。当然王国斌说,西方没跟我们分流以前,我们这个形态已经不是一样了。将来经济即使也起飞以后,传统这条道路,国家对社会起了一种平衡的因素,不让它两极分化,让中央政府独大,这个路会继续走下去,这个就叫分流,就是我的道路跟你不一样。因为中国时代来临,就不限于人民币取代美元、取代世界货币。这点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美元取代英镑没什么了不起的。帝制时代的朝贡制度将以改换头面的方式取代西方中心的国际法。中国的文化价值也将成为新的普世价值,等于现在的西方普世价值不算什么普世,你是某一个历史时代暂时占有霸权的几百年的普世价值,将来普世价值也有改朝换代。

为什么西方仍在统治

《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激发了伊恩·莫里斯于2010年出了一本书批驳,叫《为何西方目前仍在统治》(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我说他们像有些流浪汉在墙上打的涂鸦战,你写一句,我把它涂了加上我的句子。为何西方"目前"仍在统治,"未来"他不太敢讲,其实他后来还是讲了。这个教授认为自己在西方中心论与王国斌的加州学派、弗兰克之间走出第三条路线。认为西方目前的优势并非是先天或者是长期以来已经"锁定"。什么叫锁定呢?有些人认为西方优越于东方是在希腊文化时代就锁定了,有的说是在中古晚期,有的说近代初期,就锁定在现代的优越性。他认为不是锁定的,因此我不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不是历来优越的。

他对加州学派所说西方中心是侥幸、偶因造成的,也不能接受。用侥幸去解释历史的话等于什么都没解释。他就有自己另外一套,用很多的数据和图表。


这些图表就显示,历来西方超前的频率较高,但自唐宋开始,由中国代表东方社会发展线条开始超过西方。这在唐宋史研究有一个议题叫"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陈寅恪、严耕望都提过这个。一般是中国史内部的一个议题,但是从伊懋可(Mark Elvin)开始搬到世界史,变成世界史的一个议题。因为那时候西方一直领先,到唐宋时候,由中国代表的东方超前了,就是第四张图。


宋代到明代,西方的线条明显的呈现下沉。这里面我也批评他几句,用中国代表西方,整本书把印度漏掉了,只说东西两极,中间也不讲。右边这个图显示西方的线条从1800年又开始上扬,就是工业革命,也是加州学派认为西方借中国的存在这个偶因翻腾了上去的时刻。这是加州学派的观点,说因为有中国存在,我后面会讲到,中国好像是世界经济的"压仓物"。当然这个有点偶然,因为历来西方在上面,现在为什么东方上去了?


加州学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领先西方,甚至到了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西方的先进地区其实没什么差别,江南地区和英国、荷兰、比利时没什么差别。但在莫里斯的图表里不过是一条长弧线上暂时呈现的凸角,长远来开不过是很小的波动。西方的线条自1800年上扬坡度很陡,可以将过去的两个千年的发展都夷为平地,中国自唐宋开始出现的小幅度异扬无阻挂齿,1800年以后那个角度实在是太陡了。

西方照常升起论

毋庸置疑,与摩里斯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西方中心论相比较,有更理直气壮的"西方照常升起论",只是在中国读者间少数介绍而已,因为中国读者容易陶醉在"中国超前论"里面。

现在我就讲西方照常升起论。那是源远流长,不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要回溯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18世纪开始掌控了海洋,继之以美国在20世纪的全球霸权,都有其的辩护士以及预警者,鼓吹英美主义者总是在危机时刻重申自身的霸权。


目前中国的崛起主要是挑战英美民族的世界霸权,维护这个霸权至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上,历经沧桑,至今是方兴未艾。

早在1883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英国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教授约翰·西理(John Robert Seeley)即发表了《英格兰膨胀论》(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这本书是讲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15年打败拿破仑的大英帝国史,立时成为畅销书。

这个叫大英主义,并非孤立现象。因为当时流行各类超级民族主义,如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伊斯兰主义、大阿拉伯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大突厥主义,泛非主义,以及大亚洲主义,因此每个人都自我膨胀,各自有发言人。日本的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1894年鼓吹"大日本膨胀论",明显受到《英格兰膨胀论》的启发。

《英国膨胀论》并非庆幸英国成为首强,是说我们现在的帝国有危机了,是强调英国在漫不经心的情形下建立帝国,不是有心扩张,如果继续掉以轻心,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将在半个世纪内将欧洲列国都矮化,这个预演到后来应验了。除非英国组成更大的不列颠,不是Great Britain而是Greater Britain,他指的是英联邦。这里有张英联邦地图,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我在讲到蒙古帝国的时候会问是不是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有人说是,我说不是,历史上还有更大的帝国,是"日不落帝国"。


1890年英国自由党的政客戴尔克爵士发表了《更大的不列颠的问题》(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主张将加拿大和澳洲内附,如英伦本岛的属土焉。等于最好把加拿大和澳洲变成威尔士、苏格兰一样的。当时他们在争取自治权嘛。当时英国的首席帝国主义者约瑟·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力主必须与美国争夺加拿大的亲和,认为至关重要者是在保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伟大独特性。

英美主义

英美之间固然存在竞争,更显著的是英美一家论,最著名的是代言人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吉卜龄(Rudyard Kipling)。他有鉴于德、日、俄的兴起,而大英已是夕阳帝国,期待美国接过棒子。晚年他已经移民美国,变成美国公民,而且变成罗斯福总统的入幕之宾。他说我们现在英国大概独立难支了,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要靠你们美国了,希望你们结成联盟,因为他十分支持美国并吞菲律宾,提出这是"白种人的负担",因此曾经也在印度过了一段日子,看到大英帝国在印度,觉得盎格鲁-撒克逊的使命不是建立一个帝国,而是将这个世界怎么文明化。就算挨人骂,也得将它文明化。他写了一首诗说,美国的子弟兵如果在菲律宾被人家骂的话,你们就由他骂,因为你们是牺牲你们自己去开化他们。

吉卜龄的主张被参与辛亥革命的美国冒险家,孙中山的参谋长荷马李(Homer Lea)发展成地缘政治学,他分别于1909年、1912年发表了《无知的勇气》(The Valor of Ignorance)与《撒克逊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xon)等预警之作。在《无知的勇气》里他说,进入了现代以后,美国孤悬海外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只要看日俄战争就知道了,蒸汽船一下子就可以驶到别的国家。问题是美国国防、军队还是拿破仑时代的,但现在是蒸汽船的时代,美国浑然不觉,但是到工业革命已经把全球打通了,日军数周之内就可以进犯美国本土。在1908年有一部科幻小说,说日军登陆济州,而且唐人街的华人做内应,因为他们要搞大亚洲主义,美国的交通线就被切断了,一直到日军打到华盛顿那边才有反映、才将其制止。这个文类叫敌国入侵文学,这个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时代是十分流行的。

荷马李的地缘政治学不同于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是一个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的内核就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就征服全球。荷马李认为未来霸权,或者是能够伸张霸权的地方是太平洋,谁宰制太平洋谁就将支配全球。

这不只是谈美国和日本问题,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前途,现在说英美是不只一家,是同一条船,这条船沉了大家就死了,是从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观点出发,敲醒了整个英语民族势微的警钟:当时的军事学家的统计,捍卫大英国环球一周的霸权只有50万军士在防守,却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日本的切割,他们从这个圈里也绕了地球一圈,从不同的方向向你进攻。德国的挑战直指英伦本岛,俄国威胁英国在印度和远东的地位。英国为了在远东能够制衡俄国,竟然自杀性地去扶植另一个海权帝国——日本。日本的崛起直接殃及美国。没想到把日本扶起来,但是对美国造成鱼池之殃,他是坑了美国。

这种叫英美主义,Anglo-Americanism,刚刚那个不列颠膨胀论是英国还要防着美国,怕加拿大变成美洲国家,不是英联邦国家,澳洲变成亚太国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了。但从吉卜龄到荷马李,就是英美主义。

荷马李的预测的英语民族与德国、日本的冲突,以及与俄国的对阵应验于20世纪的史实。历史似乎还是眷顾了英语民族,也维护了西方的优势,因为这些冲突最后胜出的还是英语界。

广义的西方兴起论

现在回到西方兴起论,广义和狭义的,广义就是整个西方,狭义就是英美。在二战以后,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里把世界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中东支配的时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段是欧亚文化平衡的时代,就是两边没有谁超过谁。第三段是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在1982年《逐富竞强》(The Pursuit of Power)中——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将宋代升格为第三期的序曲,说中国人只是开了一个头,后面的路则由西方走下去,还是同一条轨道,只是谁在谁前面而已。这个跟后面的分流说是两回事,那个根本就是我跟你走的路是两回事,他是在同一条轨道上你追我赶。


△《逐富竞强》

西方崛起论1981年被澳洲学者艾力克·琼斯(Eric Jones)接过去,他仿造当时流行的"日本奇迹",发表了《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一书,强调欧洲自中古晚期因为自身的独特性开始与亚洲分道扬镳,这个不是你走的路没走完,我继续走下去。在往前追溯就变成长期锁定论,中古晚期就锁定了,或者希腊时代就锁定,还有远古锁定论。前述加州学派有一大半是在反驳欧洲奇迹论。等于这个大分流这个概念是一个双面刃的,你用我也用。其实大分流一词最早提出是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但没有对这个名词进行发挥,被彭慕兰拿去,变成一个时尚的学术概念。

△《欧洲奇迹》

当然西方中心论的最具代表的就是美籍日裔的法兰西斯·福山。东欧与苏联集团的瓦解给西方中心论打了一记强心针,因此他于1992年发表了《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预测后冷战的世界将向西方的价值靠拢——后者终于被证实为普世价值。

不过时的英美主义

英美主义从来就没有过时,这一点令人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今天没听说人提大日尔曼主义、大亚洲主义这些东西,有的话可能是一些极右派或巴尔干这些边远地方的民族极端主义,这些好像都不是主流,但英美主义一直是主流,由他们最高的学府、最知名的学者提出。比如2003至2004年,英国最畅销的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NeilFerguson),连续发表了《帝国:大英世界秩序之兴亡对全球势力之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和《巨无霸: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两书皆为英语民族历史成就之赞歌,并对继续维持霸权的期望

△《帝国:大英世界秩序之兴亡对全球势力之教训》

总的来说,里面讲了大英帝国、大美帝国,说他们也干一些不好了事情,总的来说是大英帝国将世界代入了现代,建立了一个以法制和民主为框架的世界秩序。国际法、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法治,这些的提出都是大英帝国送给英美的礼物。虽然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也做过一些坏事,总的来讲就像以前国内常讲的三七分,三分是好的,七分是不好的。

在《巨无霸》里,他居然说美国是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an empire indenial,一方面要做帝国,另一方面要撇清,在世人面前说我们没有民族野心,比如菲律宾想加入美国,我们让他独立;我们还帮日本独立、宪政,还变成我们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既捱尽骂名,又不愿贯彻帝国主义,例如频频出兵中美洲,但在它撤出的地方总需不断回去收拾烂摊子,它建立殖民地之处却很上轨道,像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他在战后六年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还帮助他复兴。

这样美国变成了"王者之师",但是这个王者之师在推翻了伊拉克独裁者后却想尽快撤出,撇清自己。弗格森指出,非但不该打倒美帝,而是应该担忧美帝式微后,恐怖主义与痞子国家横行的无序的降临。跟美国说你要当仁不让。

弗格森在2011年的《文明:西方势力的六个杀手锏》(Civilization:The Six Killer Apps of Western Power),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有赖竞争、科学、私有制、医药、消费和工作。这个有点像Eric Jones,意思是我们一开始能够崛起,是因为有过人的长处,你没有。西方人的发明了这六个"应用程序",并非靠剥削全世界或仰赖中国与印度那种庞大的压仓物而占据优势。相反,世界其他地区要赶上西方,都必须要学习这六招应用程式。

△《文明:西方势力的六个杀手锏》

他说第四招医药是新版的"白种人的负担",西方的医药改善了被殖民者的健康,延长了他们的寿命,却背上了殖民地主义的罪名。

他的第六招工作,其实是指韦伯的新教伦理,他的担忧是新教伦理就美国还有一点,在欧洲已经没有了,反而被中国和韩国学去了。韩国快变成基督教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基督教的积极发展也是平行现象。至于这两者有没有因果关系,我觉得还需要证实一下。

一方面,弗格森似乎回到琼斯《欧洲奇迹》的乐观主义上头;另一方面,他不脱吉卜龄式的西洋帝国哀愁,并敲击荷马李般的警钟。

弗格森谈新教伦理,这是我们的杀手锏,西欧已经没有,工作伦理只有美国在维持,此外则传入了南韩和中国,成为被对手所用的杀手锏。

他尤其担忧祖国英国将于21世纪末被伊斯兰化,因为穆斯林移民日众、繁殖力强,而且信仰坚定,对精神虚无的欧洲人将如催枯折朽。

弗格森一方面认为文明不能没有信仰,另一方面说伊斯兰太有信仰,好像也不太对头。

到弗格森2013年的《大颓败》(The Great Degeneration),"前途堪忧的西方"则连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美国也包括进去了。因为阿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形容依靠田赋,背对国际贸易的中国为"停止的国家"。如今"停止"这个词只适用于欧美,因为西方的制度已经僵化,管制法令多如牛毛,市场机制受之肘制,一方面"大到不允许倒"的财团祸国殃民不受制裁,另一方面工作者受惠于福利国家,市民社会却在萎缩,这一代正在花光多多少代子孙的家底。在弗格森眼中一个东方超前的大分流正在开始。在这里,"西方例外论"又淡出了,"大分流论"重新回到在同一个跑道上你追我赶。

△《大颓败》

弗格森的《大颓败》是周而复始的"西方的没落"悲歌的最新鲜出炉。然而,今天"西方当仁不让"论述仍然相当蓬勃,尤其在英语界(Anglosphere),该论视英国国家群的文化与制度为举世无双,且一直站在保护文明的前哨。

学院派的重镇是在2006年替邱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写续篇的安德鲁·罗勃斯(Andrew Roberts),他说:"英语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继起的冷战中皆胜出,目前与伊斯兰世界的比拼也胜券在握。

耐人寻味者:如果不是中途杀出一个伊斯兰,尤其是圣战分子在2001年后对美国以及欧洲本土的一连串打击,《英语民族史》的续篇的假想敌是否立即上升为中国?

这类对西方的敦促其实也是掷在对手脚下的手套,挑战者纵使会一时得逞,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的普世价值,即使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极权主义苏联,也将会在擂台上跑跑龙套而已。

中国的21世纪的对手是"英语界",较劲的场所并不全然是国力,而是在"普世价值"的建构。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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