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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綦彦臣:异议政治学术的两大使命

耘余闲墨(8)

                

政治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其分支在现代学术领域有地缘政治学如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所作而为宏观者,有特殊利益政治学如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与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而为微观者,等等。此两标志性分支放在中国语境,它们是治世的学问。在中国未来的民主社会,这种治世之学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异议政治的学术理想之一。治世之学的对面有乱世之学,尽管后者未曾引起学术关注。乱世之学,是更具中国本土性质的政治学且与行为经济学大有关系。此论非为耸动学术,而是在揭示历史存在(那种被粗滥传统之学忽略乃至格式化的历史本真)之时,指出中国语境中的异议政治学在原点处有两大使命:一则为乱世而备、二则为治世而储。已涉关键词「乱世」超乎传统含义,而是社会变化、历史演进的逻辑表现;之于每个时代的杰出学者,体制外的,它更具行为经济学意义。并且,这里加重「体制外」意义也是借助历史考察的结果,因为既得利益政治学意义上的体制内学术没有乱备治储的功能,仅仅是既得利益之分享操作更为精细化而已。

历史案例较多,具有文本一致性程度较高的是魏征学术。以现在的标准看,魏征为乱世而备政治学术资源时既无体制内资格(如博士学位、教授学衔)亦无体制内成果(如国家学术基金支持的项目暨著述),但「好读书,多所涉通」的行为是迎接乱世所需的人力资本投入。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之前的「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是相应的个体知识生产成本。对魏征案例的分析是建构主义手法下的创新,但也基于一般历史文献,其如以上「多所涉通」、「不事生业」两引来自于《旧唐书·魏征传》。该传亦曰:「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这里面,渐变态势是关键。因为这个「渐」的过程所需时间也是为乱世而备的学术形成所需要的时间,其如通俗所言「改革与革命赛跑」是时间问题一样,为乱世而备的学术正在与乱世临界进行时间赛跑魏征的乱世之备为时代剧变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其如说服徐世勣将巨额集团性人力资本、经济储备资源投入到异议的李唐体系。后者正在与腐败的隋王朝进行殊死搏斗。由于乱世之备充足并有巨大政治收益,才产生了治世之储。由于魏征的体制外学术精当,才有后来国家治理的丰厚道统资源。在更具体的细节上,魏征之引历史典故,可准确到朝代年号序数(如引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事例),亦可将古典文献运用于日常非文本对策(如引《尚书·益稷》只差一字,以「尔」为「汝」),等等。在道统方面,魏征统贯起来的为乱世而备、为治世而储的古典政治学术,继承更发挥了中国古典的建构方法——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里面的道统资源——从而超越了荀学的矛盾与积弊。

荀学之穷凶极恶到晚晴已败坏了整个文明体系的思维能力,因此,才有谭嗣同之斥,是谓「二千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从魏到谭历史跨度非常之大,而以大历史逻辑视之,前者的乱备治储之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建构,至少使唐中期前期避免了荀学之害。在更确切的历史细节上,魏征引荀学文献初出的君庶水舟论而不言及源出算是一种学术策略,即以「臣又闻古人云」方式表达(见《贞观政要·论政体》篇)。在纯学术层面上,这里的「古人」在荀况之外还有东汉中后期的皇甫规。皇甫回应国家征求意见(即对策行为),在未说明来源荀况文献的情况下以君庶水舟论规劝最高权力人,当中,附益了自己的一个见解即言「群臣乘舟者也」。这是非常好的建构主义手法。以魏征专心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时「多所通涉」之能力,应当关注过《后汉书·皇甫规传》。该传以有五篇传主原文之引而在《后汉书》中有不殊地位,以致后来的《旧唐书·魏征传》引传主四篇原文,可以对观于前者。

荀学体系虽然初步建构君庶水舟论(在《荀子·王制》篇),但它又以反对「无稽之谈」而实质反构建。这是其体系的致命硬伤,因为在古典学术里,「古人有言」(见《尚书·周书·泰誓》下篇)、「于传有之」(见《孟子·梁惠王》下篇)都是建构行为。这种建构行为是荀况表达君庶水舟论时以「传曰」模糊文献来源的历史学术依据。荀学之恶不仅因「传曰」与「无稽之谈」之冲突而致体系致命硬伤,更在于它是绝对镇压异议的,如曰「才行反对者死无赦」(亦在〈王制〉篇);也在于它是坚决反改革的,如曰「无稽之谈,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在〈正名〉篇)。为了掩盖学术体系的致命硬伤,荀子的学生或更以后的该系学者附益了〈哀公〉篇,把君庶水舟论发挥成孔丘对鲁哀公的政治训导,以证荀况本人的「传曰」有孔丘历史言论为据。但是,无论儒学初典《论语》还是西汉重要历史著作《史记》,均未载明孔丘有君庶水舟论之阐发。作为一个反异议亦反改革的学术体系,荀学在本质上一个「服从的哲学」体系。通俗言之,「只要我当上,你就得服」。此一「服从的哲学」体系既是中国版的古典法西斯,也是一种败坏的既得利益政治学思维体系。可以说,中国历史至于今日,任何一个喜欢荀学的统治者他(她)都会很自觉地进入政治反动与文化反动的两重合一角色。从个人品质上论,推崇荀学的人也没一个好人,这也是皇甫规与魏征引述君庶水舟论时连《荀子》文献的「传曰」都不涉及的根本原因。再次,谭嗣同之斥荀学为乡愿也不难理解:在一个「服从的哲学」支撑政治学实践体系中,服从会带来巨大利益,此种利益使体制内政治人物因职位(或能量)级次而结成完全违背一般义理的大大小小集团,集团内的人是各种翻版的「老乡」关系;将自己纳入「老乡」关系当中,连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尽管他(她)或对朋党政治咬牙切齿——这正像荀学使用「传曰」建构手法与反对别人「无稽之谈」一样。初期儒家巨头孔丘曾厉言「乡愿,德之贼也」,而致成「二千学之学,荀学也」之结果,亦印证中国历史多为贼的统治时期与结构。不过,在全球化也即人类不同文明分支之通约性有史以来最大提高之际,中国异议政治学术的政治伦理上灭贼时间之到来已经不太遥远。因此,争取过程时间以积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才可能对未来民主社会有所贡献,即为治世而储的政治学术得为实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初稿;二十三日晚,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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