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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莫之许:公共問題不需要雞湯話語

2015年12月2日,柴靜入選了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評選的「全球100大思想家」,而就在本周,重度霧霾再度襲擊北京,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00以上的pm2.5指數,更有人用專業粉塵計數設備,錄得2000多,甚至6000多的指數,霧霾如此糟糕,讓人不禁想起了一年前轟動一時,也是此次柴靜因此入選百大思想家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如網友「破破的橋」就感嘆道:「回顧柴靜紀錄片引發熱議之後......大家在爭吵中又呼吸了一年霧霾。我們失去了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不過,這樣的感嘆多少顯得有點矯情,畢竟,禁止柴靜紀錄片繼續傳播的,並不是網友的爭吵,而是官方的禁令,讓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消失的,也更多是現行體制的高壓,而不是爭吵帶來的厭倦。
針對「破破的橋」這樣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對《穹頂之下》直言不諱的批評,張雪忠先生貼出舊文「防止霧霾不能『從我作起』」,批評這種「將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惡劣習氣」。在張雪忠先生看來,霧霾是一種公共危機,解決公共危機,是專屬於政府的責任,從而,重要的是民眾要能控制政府,並通過政府去解決公共危機,「一個真正有公民意識的人,並不會動輒進行自虐式的自我歸責,並試圖避開政府去嘗試各種於事無補的私人化努力,而是要對政府進行嚴正的質詢和問責。」
我大體同意張雪忠先生的上訴觀點,但也略有不同。在我看來,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的流行,還有其獨有的形成機制。公共問題私人化,是公共參與堵塞的後果。在極權體制下,民眾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公共權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參與渠道,甚至,只要嘗試介入公共事務,還會遭遇到維穩,甚至是專政打擊,然而,民眾又不可能脫離公共事務而獨活,公共問題的出現,個體依舊需要作出應對,長期處於這種參與不能,而認知上和心理上又需要處理應對的困境之下,造就了一種回避實質參與的替代方法。
公共表達渠道被阻塞,並不能消滅或壓抑公共訴求,因此就必然發展出間接的、替代的、扭曲的方式來轉折表達。長期以往,人們會適應替代表達而不適應直接表達,並可能產生至少兩種心理效應:一是買櫝還珠效應,以替代途徑為正朔,而抵制直接途徑;二是習得性無助效應,喪失直接表達能力。因此曲筆、偽托、嘲諷為風尚,而排斥、抵制甚麼詆毀直言批評或抨擊。因此,將集體行動替換為個人選擇(私人化)、將實質參與替換為情感帶入(抒情化)、將公共制度問題替換為個人倫理問題(道德化),都是為著緩解個體認知上和心理上的焦慮,而被創造出來的替代方法,這才是公共問題私人化、抒情化和泛道德化流行的大眾心理基礎。
張雪忠先生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近些年來,在公共問題上採用這種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大有泛濫之勢,除了上述屬於極權體制下的一般大眾心理基礎之外,在我看來,也與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進程,或者說市場新極權現實有關。
首先,市場化產生了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以及更為強大的參與需求。作為市場化進程的相對獲益者,該階層已經基本滿足了自身的生理、安全、歸屬等私性需求,而越來越在意尊重和自我實現等社會性需求,而要實現此等需求,就不可能離開社會化、公共化的參與和貢獻,於是,可以很容易地就觀察到,新興社會階層有著對公共參與的普遍需求,甚至是焦慮,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湧現出來的上百萬志願者,微博時代諸多公益和公共事件的關注熱潮,都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市場化提供了新的話語平台。市場化也意味著消費主義的興起,包括文化消費,也因此催生了所謂的市場化媒體,以及隨後的網絡表達空間的出現。這一新出現的文化消費空間和表達空間,與新興社會階層的興起同步:新興社會階層旺盛的參與需求,大多經由這一空間或平台而得到表達,這一空間或平台,又因為獲得了新興社會階層的接受而具有更多影響力,更多商業上的價值。
最後,巨大的需求、新興的平台,共同造成了特定話語的興旺。在新興的話語平台上,一種以新興社會階層為主要對像的話語逐漸形成,這一話語主要由以下幾個內容構成,一是整體上親自由化的觀念表達,一是變革路徑上,普遍的求變怕亂心態,一是針對旺盛的參與需求的各種替代方案。這一話語形式的出現並非偶然,大陸市場化進程是在極權體制的大框架下展開,公共參與渠道並未同步開放,而是大體維持著權利限制格局,更為吊詭的是,大陸的市場化進程開始於1989年悲劇以後不久,從一開始就與公共參與的凍結狀態相伴隨,因此,不僅巨大的公共參與需求並不能得到真正的釋放,連公共參與這一訴求本身也不能過多地表達,於是,巨大的參與需求只能以一種隱晦、間接、扭曲的方式來表達:
具體而言,主要是兩種方式,其一,是以所謂去政治化的方式,將相對不那麼敏感的公益事務,作為公共事務的替代品,以此緩解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焦慮,比如免費午餐等公益行動,固然有其自身價值,但卻被放大為「柔軟改變中國」的公共解決方案;其二,則是張雪忠先生所謂私人化、抒情化、泛道德化的方式,將本應是公共參與、集體行動,制度取向的問題,轉換為情感帶入、個人選擇和倫理指向。以情感帶入為例,微博上點蠟燭之類,就是對真正的公共參與的替代,「圍觀改變中國」、」一人一票、改變中國「之類的表達,就是將必不可少的集體行動,替換為一種個人選擇,而「你光明,中國便不黑暗」之類表達,就是用一種倫理擔當,替代了必要的制度變革,簡言之,這其實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迴避掉了公共參與堵塞這一根本問題,而推出的雞湯話語,除了緩解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焦慮之外,幾無意義。
柴靜的《穹頂之下》雖然揭示了一些現象,但在根本上,依舊屬於雞湯話語之列,強調「從我做起」,看上去挺美,可是,沒有集體行動,就無法實現努力與回報的對應,絕大多數個體都會選擇不作為的搭便車態度,以致企業,政府都不會感受到任何直接的壓力,霧霾當然只會越來越嚴重。正如張雪忠先生質問的,那些曾經罵過他的人,「在過去半年裏,你們是否真的曾為防止霧霾,自覺作出一些個人化的努力,比如少開車、少開空調等」?
不僅如此,「從我做起」不僅不可能在現實中發揮作用,還通過提供「從我做起」這樣的虛假選項,掩蓋了權利剝奪才是霧霾危機根本原因、掩蓋了缺乏結社自由從而無法集體行動這樣的真問題,事實上,上面所提到的雞湯話語,也大多是是這樣的同構產物,作為公共參與不可、集體行動不能,制度改變不得之下,訴諸於情感帶入、個人選擇、道德訴求的替代產物,這種雞湯話語因為切中了巨大需求的痛點,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且尚能通過體制的審查,因而獲得廣泛的傳播,但是,除了一點心理安慰作用之外,這樣的廣泛傳播,也帶來了更多的副作用,通過傳遞某種虛假希望,這些雞湯話語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掉了本應獲得正視,也遠為嚴峻的現實和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張雪忠先生,這確實是一種「惡劣習氣」。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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