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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朱学渊:无法用“违心”来撇清周恩来(纽约多维网文章)

朱学渊纪言:我转发《(北京多维网文章)高文谦前辈:他不该写《晚年周恩来》》一文,是因其要害在"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至于高文谦如何运用这些史料,那就是所谓"史"与"论"的关系,如果他"史"而不"论",那就干脆是"编年"了。至于金冲及说的一些类似"毛主席料事真如神"(萧华语)的党性胡话,才是"违心"的假话;而从文中我则读出他的真心是认同高文谦的诚实,是同情高文谦幼年的遭遇的。《晚年周恩来》是流芳中国历史的一方坚石,十余年前我应纽约多维出版社之请为该书作评,其时我并不认识高文谦,稿酬仅三册《晚周》而已(是真,也是时过境迁的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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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旧文:无法用"违心"来撇清周恩来
——也读《晚年周恩来》
可读性极高的《晚年周恩来》的问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谦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忧国忧民而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没有给中国送来光明,高先生的父亲先就因言获罪而被远放,母亲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七年之久。因为天分和勤奋,高先生文革后就成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成员,把握了大量中共资料,还亲访过王力、吴法宪、纪登奎这样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位上脱离共产党。高先生的母亲是爱国名人林则徐之后,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写就了这部《晚年周恩来》,事实证明这是一门忠良。
《晚年周恩来》的贡献,在于作者全息地俯瞰着中共的历史,而又能将文革的浩繁人事融会贯通,围绕周恩来与毛泽东自江西"宁都会议"以来的恩恩怨怨,夹叙夹议地揭示毛泽东的"妖孽"本质;而之于谨守"晚节"周恩来,作者却又把感情留给读者们,褒贬由你了。读《晚年周恩来》,如受作者一派正气的濡沫,是一件难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头时,高文谦先生年仅十三岁,却又能对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彻,我想一则生有乃祖之遗风,二则是逆境的催动,使他早生了担当历史重纲的抱负。
"历史"就是"故事",英文里的history也是从story一字派生而来的,因此惟"真实"才是"历史"。然而,中国各代史都是由后朝"官修"的,为维持"皇纲"和"帝统","后朝"都竭力为"前朝"美言,这就是中国历史充满谎言的传统。而中国共产党就更其然了,连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假话,它将来的"历史"自然是没人信的。而李锐先生以与毛泽东的私交和亲历,李志遂先生以贴身的近距观察,分别写就了《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而《晚年周恩来》又继往而来,却为爱史的中国人重建了诚实的信誉。
我也见过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四川搞了个"二月镇反",同校教书的一位体育教师被抓,我们几个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状",在地质学院里和西苑饭店里住了两个多月,等待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排不上号的在台阶上等候消息。后来说首长要多见些人,我也进去了,于是见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员。
三十六年过去,惟对周恩来和康生的形象还有记忆。那天"首长们"都穿军装,只有康生着中山服,敞着领子,露出了雪白的衬衣。周恩来和康生还不时站起来走动,手上还端着茶杯,他们个儿不高,容颜端庄,红光满面;那年头百姓们面有菜色,我头遭见到气色这般好的中国人,因此第一个闪进脑子的念头是"他们大概天天吃肉"。记得有人嚷着要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站起来",韦杰是个小老头,老老实实地站起来,周恩来很和气地说:"还是让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调的讲话很平稳,并没有躁动的"革命热情"。那时,我以为文革很快就要结束,对"中央首长讲话"并无很大兴趣,只是把他们的表面看了个够。
人们都说周恩来很英俊。据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与一班文化人接触很多,演《桃李劫》的陈波儿暗恋他,常常来纠缠;邓颖超女士发现了不正常的信号,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收了陈波儿做干女儿,才了了这番"儿女情"。这事虽小,却使我觉得邓颖超也是个知情理的人。"天安门事件"时群情激愤,周恩来博得了太多人的爱,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长日久,共产党毛泽东的阴毒愈暴愈多,"周恩来、邓颖超是伪君子",又成了我对他们的定论。
初到美国,"恶补"了一大堆海外中文报纸,至今还记得关于周恩来的两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报道,他在德国期间(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与一个叫"史蒂芬"的十八岁的女子相爱,她为他育有一子"库诺"。后来史蒂芬失却了周恩来的音信,库诺长大遇上了战争,被送到东线去作战,战死在俄国。二是"顾顺章灭门案",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工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机关造成重大伤害,周恩来和康生率领"红队"将他全家杀绝,然后周恩来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来》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一世纠缠。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书生们不得不盲从,夺了毛泽东兵权,反围剿斗争就失败,红军损失惨重,长征途中在遵义,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认错。从此,周恩来后半生就成了一个"戴罪之人"。而毛泽东生来刻薄寡恩,不时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敲敲打打;即便周恩来检讨认罪不完,毛泽东也不宽恕他。几十年后,还要用"经验主义"的紧箍咒缠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临死还被清算"投降主义"。在得了不治的癌症后,毛泽东赐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晚年周恩来》开卷便道出了周恩来"保持晚节"的惶恐心态:"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按,写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读到这里,我大惊:周恩来只比毛泽东小了五岁,怎若儿孙般的谦卑?
中共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宫,陈独秀早就贫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苏联,张国焘去了香港,惟周恩来是"留用人员"。尽管他在党内有资深地位,但与曾是毛派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或身为嫡系军人彭德怀、林彪不同,他们还可以有点顶撞的胆量,而他周恩来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固然是因为毛的强势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却是他有过反毛的"不良早节",使本该有点"革命家"血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却象个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仕别三年,"红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晚年周恩来》说到一件非常惊心的事情:"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毛泽东随意辱骂高级党人是"家常便饭",张国焘就亲眼见过毛泽东骂张闻天,就如老子骂儿子;而毛泽东对张国焘夫妇,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于街头戏弄张国焘年幼的儿子,遂使张国焘萌生了去意。而"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却把这句重话咽了下去。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于打天下的时代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创业领袖,周恩来只是个"通情理"的守成之才。毛泽东不择手段的谋略,投合了共产党人追求胜利的要求,乃至不计后果地将他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周恩来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结,早因周在遵义认了"我不如人"而了结;再通过造神的"延安整风",周在毛面前更丧失了人格独立的尊严,从此就铸定了他们间的"君臣"关系。
会议伊始,共产党既因毛泽东而获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党内生活失去了"公平"。成败皆因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中国已经饿死了几千万百姓。可是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还在那流传一时的《长征组歌》里歌颂"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几年后,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萧华们和刘、邓一锅煮了,他们这才发现"神"与"鬼"是没有区别的。中国俗语也很精妙,何为"牛鬼蛇神"?非毛泽东莫属也。
《晚年周恩来》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绝服药。加上参加陈毅追悼会,"受了风寒,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全身浮肿,整日昏昏沉沉,出现心力衰竭的现象,曾一度昏厥过去"。"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得车来"。作者引用李志遂医生的回忆,毛泽东病中曾经作过交权的安排:"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可是,尼克松即将访华,毛悟出了以外交胜利掩盖文革破产的玄机,于是开始服药,并迅速见效。《晚年周恩来》又记载,经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周旋,"联美反苏"局面实现,毛泽东得意之余,病情亦见好转,于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则后悔交权的安排,二则妒忌周的风头,三则担心活不过周。于是指使汪东兴阻止治疗周恩来初发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风"勒令周检讨历史错误,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莫须有"地批判斗争周的"投降主义",江青竟指责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来经过此番刺激,精神肉体一蹶不振,而继之而来的"批孔"、"批水浒"、"批宋江"的明枪暗箭,终于将他射倒于病榻不起。
共产党倒置了"群众—政党—领袖"的从属关系,周恩来不仅参与了领袖危害人民的活动,而且在共产党的内斗中,屡屡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以保护自己为前提,不惜牺牲同志。因此,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即便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也无法用"违心"二字来撇清:他究竟是在"毁党",还是在"护党"?七五年九月,周恩来在施行第四次手术前大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实上,他既没"忠于党",也没有"忠于人民";而只是一个平时跪在"领袖"脚边的人,临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很重视"名节",而他们想保持的"晚节",今天看来都是些如"忠于毛主席"之类的"污名"。《晚年周恩来》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打倒,就在毛泽东身与名俱裂的当刻,邓颖超却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全部销毁,她忧的竟是毛的阴魂还要纠缠先君的"清白"。这位"天字第一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实在是太"不识大体"了,她对即将来临的变革竟毫无预感,乃至今人要为周恩来净身,都失去了一个重要依据。
《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无耻暴戾,进行了无情揭露。在文革期间,我就听说江青说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还听说过她常常自称"老娘"。对这些话,我一直将信将疑:莫非如此高级的政治人物,还说得出这般粗鄙下流的言语吗?可是高文谦先生为它们都找到了出处。读到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来是一个妖孽豢养了一群疯狗,把我们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体鳞伤;这又如何叫我们去认同那个至今还以妖孽为偶像的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既是一个颠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恪守君臣之节的奴仆。中国产生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失败人物,然而海内外还有许多人崇敬他,可见未来还将有后继的失败者。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不良党规,造就了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也有人可争议说,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姑息了毛泽东,造就了共产党。我们要跳出这种因果循环,只能将周恩来现象归因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极端霸道的毛泽东和极端顺从的周恩来,都是中华民族封建文化的产物。
然而,从个人人格上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毕竟是不同的。毛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可见他是一个毫无忏悔之心的"鬼"。而周恩来却是一个很有罪恶感的"人"。他自觉对不起贺龙,一有机会就设法挽回。《晚年周恩来》中杨成武的那段追忆,确实很叫人感动。尽管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他毕竟是一个想与人为善的人,一个经常念及别人的好处的人,一个愿意自我谴责的人。如果不入共产党,他未必会是"绞肉机"中的一个大齿轮。
据说周恩来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记过去帮助过共产党的人。然而,毛泽东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不放过。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了《十批判书》,批的是秦始皇,骂的是国民党;可是到了七三年"评法批儒"时,以"秦皇"自命的毛泽东竟拿"老朋友"来开刀。《晚年周恩来》说,在七四年"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众所周知,郭沫若还有几个儿子自杀、坐牢;而有识之士如罗隆基、储安平者,则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来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临前,一次一次唤醒他的,可能就是顾顺章一家妇孺乞生的哀求声。他或许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自责那时"太年轻,太无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柏林,一个十一、二岁的德国儿童来求见,说是他的孙子,这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当局认可后的安排,可是五十六岁的周恩来却将他拒之门外。毕生善解人意的他,难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认错人了"吗?而非要让这个受了伤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谎?
《晚年周恩来》说他临终前是很孤独的,邓颖超无言地握着他的手,等待最后的时刻。想必冤魂们一个一个地来给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宽容;周恩来向他们一一谢罪,但"我行将就木,已无力挽回"。周恩来或许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杀完顾顺章一家后,一位目击者就见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今后历史如何看待我们呢?"尔后,周恩来也可能立过这样的大志:"让我们得天下后,做尽好事来补偿。"然而,权力到手的共产党,就成了合法的"断头台",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屠灭了无数有形生命,还摧杀着无形的道德和灵魂。
共产主义幽灵在地球上回荡了一百年,周恩来追随了它在中国兴起—挫折—成功—失败,最后却由"领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庆幸的是,他死在毛泽东的前头,中国的"后事"由别人去操办了。否则他很可能是中国变革的一块绊脚石,总之他的政治行为不可理喻。他去世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不反对个人。"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条报道,我流下过热泪。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们还能从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与"残暴"同义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品出一些磨灭不去的人情味的话,那也算是他个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录一: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的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时,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摘自金钟编《红朝宰相》第183页)
附录二:洪扬生谈"顾顺章灭门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一九二四年入党)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林保华文,原载《华夏文摘》,朱学渊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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