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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动向》长短论:信任危机与政治伦理

《动向》2015年11月号封面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它不是经济数据的低迷、投资增速的下滑或者出口贸易的负增长,而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和社会诚信缺失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深刻的,它意味着这个社会面临着失序的可能。
当今世界,一个政府能够顺利施政的前提,不是欺骗与煽动,更不是高压与管控,而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治诚信。在一个无法用民意度量、无人监管的非宪政国家,胆大妄为的执政者早将政府的公信力摧毁殆尽。早期,他们打着公平的幌子,以阶级立场取代一切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颠覆人类有史以来一切价值、伦理体系,成为一个没有政治伦理,无所不用其极暴力集团。当他们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时,这种不讲规矩、不讲诚信、没有底线的执政模式,唆使告密、煽动互害的卑劣行为,就成为他们执政的常态,最终导致了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的信任危机。在他们的示范下,种种恶行像瘟疫一样弥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各个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活跃于每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内部。信任危机说到底,就是不讲政治伦理的报应。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度,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当一个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之时,合法性的基石已经坍塌。很难设想一个朝令夕改、过河拆桥、坑蒙拐骗、以耻为荣的政府,会为民众谋福祉?会给世界带来安宁?会得到公众的信任?毕竟,现代社会是讲规矩、讲道理的社会,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这种强盗逻辑横行的古代社会。
当强盗逻辑被视为圣明,就有了撕毁共同纲领、玩弄盟友于股掌之上的"党天下"。在一党独大,把持操纵一切的政治环境下,这个集团早已成为无人监督、不受约束的超级权贵。于是就敢出言不逊,擅作代表,为所欲为;于是就敢拍脑袋,出政策:时而大干快上,抛荒原野;时而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随意挥霍政府的公信力,随意羞辱国民的智商。
抗战胜利后,为夺取政权大讲反专制反独裁,大讲民主宪政,赢得国人点赞不断。转眼间肃反、反右,把盟友变为花瓶,哪里还有宪政的影子?土改说是要耕者有其田,农民刚成为土地的主人,转眼间合作化又只能打工,连佃户不如。1957年号召大鸣大放帮助整风,结果是引蛇出洞,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忽而大跃进大食堂,忽而经济大调整;忽而超英赶美,忽而饿殍遍地。1964年刚刚几天饱饭,紧接着又四清,"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冤狱遍地,民不聊生,直到文革天下大乱。
即使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出尔反尔、事实与政策不符、甚至相反的事例仍然是举不胜举。什么"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非把那好端端的十年毁之一旦。于是就权贵横行、贪腐成风。他们表面上标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普世价值、叫板宪政,视欧美视为敌对;但实际上他们移民在欧美,留学在欧美,财产在欧美,甚至避祸也在欧美。这种口是心非、人格分裂的精神状态,充分表明他们骨子里就是一群没有价值标准、没有政治伦理的奸佞之徒!而他们正统治着这个国家,其所作所为正成为这个民族表率!
对于一个不讲政治伦理、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权,信任从何谈起?在他们的教化下,诚信从何而来?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源于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如此现实,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自食其言、不讲规矩的政权,能够长期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人们更不敢想象,一个靠颠覆传统价值起家,靠所谓唯物主义荼毒天下的政权,能够恢复中华民族的诚信美德,使社会成为一个互信有有序的社会。在信任危机下阴影的中国,能做到社会不失序已是万幸。至于民族复兴的大业何时成就,或许要等到互信的基本格局形成之后。而这则比夺取政权、经济建设艰难得多。

——原载《动向》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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