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于浩成访谈录

于浩成先生20151114350分去世了,享年九十一
于浩成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1月18日上午9时举行,地点为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特此泣吿各位亲友、逝者家属。

 

《大师》:您是满族人,父母都是旗人,请先讲讲家族身世对您的影响。 
浩成:我们家姓董,董鄂氏,是镶红旗,我的母亲姓关,瓜尔佳氏,过去我在《风雨鸡鸣》书里面弄混了,我说我们家是镶蓝旗,我母亲那会儿是镶红旗,正好相反。趁现在纠正一下也好,书里写错了。 
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学生领袖,父亲也好,我也好,对于辛亥革命是完全拥护,因为我们是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王朝的。在我小时候,市面上歧视旗人。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笑话,"你是什么人,我是旗人,骑人就要打,后来我说是在旗,你再骑我就再打。"我就很不高兴,甚至那时候就有念头要成立满族党之类的,当然很可笑了。 
《大师》:您父亲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和老舍是好朋友。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于浩成:我父亲五四以后主要在教育界,到抗战前期大概是1935年、1936年,就跟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一些联系。我哥哥董易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来被发展入党。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听他们两个人在家谈CPCY什么的,我知道他们谈这些事情,我哥哥后来就到新的联大去了。 
1941128日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接收,很多教授被捕,我父亲倒没有被捕,被软禁在家里。大概是1942年初,我家获准搬出燕园,回到城里老宅。后来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当时是晋察冀边区北方局城工部部长,他是我父亲在师大附中任教时的学生,过去俩人关系就很好,他是四川人,当时家境贫穷,我父亲还资助过他。刘仁派人和我父亲联系,1942年秋天我父亲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同时我也参加地下工作,19437月去晋察冀边区。 

《大师》:您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于浩成:我父亲或者是我哥哥的影响。那时候读了很多书,特别是鲁迅的,也算是左倾,另外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很多学生投奔大后方,就是到重庆到昆明去。可是我和父亲一样,走上延安这条革命的道路。 
《大师》:到延安后,当时您知道整风运动吗? 
于浩成:当时没有认知,在北京时我也看一些敌伪杂志,上面有所谓的共区情况,比如说江青过去叫蓝苹,周恩来八面玲珑,党内一些斗争也都讲了,但是没有讲到延安整风。1944年初,我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完反扫荡以后,整个抗大二分校回到陕甘宁边区,那时候才听到延安整风的消息。抗大二分校在清涧,地理位置是绥德和延安之间,后来我要求到延安学习,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学生没有参加整风。 
《大师》:没有被波及到? 
于浩成:对了。 
《大师》:您父亲参加革命后是不是改名叫于力?于浩成这个名字是怎样改出来的? 
于浩成:我父亲当时为了家人安全,怕日本人迫害我们,所以就改名于力。那时候离开北京天津参加革命的很多青年都改名,学鲁迅、巴金,改名都有点作家的味道。我到边区以后,我父亲写了100多个人名让我挑,他是佛教徒,写的几乎都是僧人的名字,可是我选择了比较世俗的两个字,浩成,一直叫到现在。 
《大师》:您的英语比较好,是什么时候打的底子呢? 
于浩成:离开北京前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一,我订了一份英文报纸自学英语,去边区时还带了一本《英汉大词典》,可是到了游击区就扔在那了,带的东西太多过封锁线不容易。后来去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它有英文系和俄文系,我就进了英文系。日本投降以后,分配我的工作先是在晋察冀日报,后来又调到晋察冀司令部当英文翻译,那时候来的外国客人都是我们接待,前驻美大使韩叙当时和我一起工作。占领张家口以后,我又要求学第二外语,到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读了俄文系。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那为什么后来进了天津市公安局呢,您都会两门外语了,当时应该是很吃香的人才吧? 
于浩成:日本投降平津解放后,当时调了俄文系四个人到天津外事处,因为天津的外商外侨比较多。工作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天津市公安局来借人,听说我会外语,所以就借调到天津市公安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外交部筹备组忽然一个电话叫我去报道,天津市公安局领导跟我说怎么不经过我们就叫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去看看吧,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我去了以后,于光远跟我谈话,说王稼祥要赴任首任驻苏大使,分配我做他的秘书。行前问我还有什么事儿,我就很坦白地讲了,我有一个处分没有撤销,当时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定我为反党分子,给我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现在还没有撤销。他一听说这个,就回去商量,回来告诉我说你先回天津吧,有需要你的时候调你再说吧。以后我详细跟你讲这个情况,我为什么受到这个处分。这是我一生的大事了。 
《大师》:好,那再去群众出版社又是哪一段? 
于浩成:我到天津市公安局担任一处六科科长,后来由于干部不团结,给我撤职降级。这个时候我要求回北京,同意了。先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几个月以后大区撤销,华北公安局少数干部上调到公安部,大部分人回到各省市。我是被调到公安部编译处,所谓编译处实际上是顾问的工作处,那时候有上百名苏联公安部门的专家受聘到公安部,我们就是给他们当翻译的,口头翻译或是笔译。后来部里有人建议成立群众出版社,就调我去主持,当时给我的名义是编辑部主任,科级干部,快到文化大革命时提我为副总编辑,实际上是我一直主持社里的工作,所谓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是上面干部兼任的,挂个名而已。"文革"结束又恢复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来主持工作,后来提为社长、总编辑了。 
《大师》:群众出版社当时的定位是什么? 
于浩成:就是出版公安工作方面的书籍、理论、政策业务等等,另外向群众宣传公安工作,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所以叫群众出版社,是这么一个性质。 
《大师》:但是像影响很大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你们出的?这个不像公安工作啊? 
于浩成:对,也是我们出的。这个实际上是公安部劳改工作。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伪满洲国的官吏都在抚顺管理所,当时他们让每个人都要做一份检查,要把你一生的犯罪事实都写出来,实际上是自传的性质,所以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后来就把这个报到公安部,一般管理战犯的是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局接到后就给我们了,当时我觉得很有价值,先出版一个灰皮书,印少量的给内部,同时也报给毛主席、周总理。后来毛主席开了会,说这个写得很好,就是检讨太多了,老是说"我罪该万死",这个不必了,改了以后还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社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周扬还提出来应该由人民出版社出,我们没同意。 
《大师》:像这么大影响力的书还有吗? 
于浩成:另外一个就是翻译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或者在北洋时代都有过翻译,但是这次我重新找人翻译了。中宣部还把我找去谈话,批评我们出版苏联的侦探小说、反特小说,先是赞成的,后来中苏关系坏了,说是反映苏联的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等错误的侦查路线,结果不让出了。后来有个通报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反特小说不好,最后写了一笔该社还出版了《福尔摩斯》,但当时部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就不让出反特小说,但是《福尔摩斯》没有受到批评。除此以外影响比较大的是《古拉格群岛》,写苏联改造营那些事情,出版以前在公安部内部有很大争论,所以决定后来只是内部发行。 
《大师》:像你刚才说的灰皮书就是指高官才能看到的内部书?什么样的书可以成为灰皮书,什么级别的人才可以看到? 
于浩成:定得严一点的是局长以上,有时候定处长以上。群众出版社在赫鲁晓夫报告以后,出版了很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书,都是内部发行,处以上的干部可以看。 
《大师》:他们叫你啄木鸟,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于浩成:当时我考虑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可是这些事情都要经过党组批准,就先出了两本《啄木鸟丛刊》,以丛刊的性质出了两本书。后来党组批准了,才正式出刊《啄木鸟》作为大型文艺刊物,我请茅盾题了个书名,很受欢迎,在全盛的时候每期发行甚至有上百万。 
《大师》:这个杂志发了多久? 
于浩成:到现在还没有停刊吧。不过我退休以后,跟我接班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他们完全办成一个侦查破案的刊物,但是群众也很感兴趣。我在职时不仅有侦查破案,很多冤假错案也借这个杂志发出来,因此很多省委对我们刊物很不满意,他们要我们发表的是他们要整的人的事迹,所以他们对部里也提意见,部里怕惹祸,所以我去职以后,这个方面就少了,完全是侦查破案性的了。啄木鸟的意思就是森林的保护者,除掉害虫,正好也适合于公安工作,就是除暴安良了。 
《大师》:反右时你受到什么影响了吗? 
于浩成:说到这,不得不说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的时候,这个事情说来比较复杂,我父亲后来一直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当院长,校长成仿吾这个人是比较左的,他对无党派人士还是有偏见,党内有中央政策,所以他不得不表面表示团结,但是实际上他是比较排斥,他一直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跟学生在一起开会,成仿吾是湖南话,人家也听不懂,像我父亲多年在北京当教授,完全京片子了,很受群众欢迎。成仿吾那个时候他跟郭沫若、郁达夫一块儿办创造社,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华北联大时,当时北平已经快解放了,他说国民党区域的这些教授们,将来解放以后都给他们重新登记来分配工作,不但要重新登记,还要亲自来登记。当时有一个教授提出来说,成校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眼睛也不好,也老了,他还要亲自来吗?是不是让秘书来登记就行了。成仿吾说,不然,这是态度问题。当时这个教授就反驳成仿吾,这个话恐怕不对吧。过了两三天,这个教授就被调走了。 
我父亲离开北京到晋察冀边区以后第二年就成立参议会,成仿吾被选为议长,我父亲为副议长,当时还选了三个驻会参议员,就是咱们现在所谓常委的意思。1945年成仿吾回延安参加七大,其余参议员开会,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主持开会布置工作。这位主任原来是晋察冀专区雁北分区的一个专员。他说下一月份于老去那里,这个参议员办什么,那个参议员办什么,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就散会吧,我父亲说等等散会,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这次会议记录怎么写,是不是写办公厅主任召集会议,分配副议长如何,驻会参议员如何。他说不对不对,他说于老你不要误会,我是提出建议。我父亲说,整个会议的过程大家亲眼听到了、看到了,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适的。我父亲就拂袖而去,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机关事务主任张明远来接待,张后来是高岗手下的五虎大将之一,他跟我父亲说,下面的干部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党外人士是有执权的,我父亲说成仿吾他是一把手,他走了以后当然应该是副议长来主持工作,虽然我是党外的。 
后来延安整风了,边区政府好像也整风,但是没有整党外人士。可是我父亲听那位秘书主任讲,司徒雷登还不是他的衣食父母,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美国人的买办似的,我父亲非常生气。还有一件事,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先是成立了华北政府,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在一起由董必武代理主席,我父亲做监察院院长。一次,京津附近的峰峰煤矿出了事故,我父亲就去调查,结果不让进门,说我们是军管的。我父亲说,我是边区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他说那也不行。我父亲非常生气,党外人士只是一个招牌吗,那怎么行呢?所以关系就不好了。 
这样一直到了1947年,在华北联大,我当时是外语学院俄文系的学生,教育学院一些要求入党比较积极的学生,特别喜欢报告我父亲这位非党员的院长说什么话了,以示对党的亲近,当时谣传说我父亲想回北平。成仿吾居然在联大党委会上就讲,民主人士来,我们欢迎;去,我们欢送。与此同时,他们就整我,先是开生活检讨会,跟整胡耀邦是一样的,党内从来就用这种办法来整人。我对党是非常忠诚的,我就坦白交代我的思想,讲了延安种鸦片不好,另外我感觉到思想不自由,整风那些整人的事儿,结果越说越深,最后搞了一个材料被搞成反党思想的决定,留党察看。下去搞了一年土改,后来应允给我撤销处分,也没有撤销,一直带到天津。 
1947年时已经整过我了,所以到1957年我就比较注意,没有再划右派。跟我当时的特殊环境也很有关系,群众出版社那时刚成立,部里领导业务人事关系归北京市公安局。当时有个群众书店,是过去公安局一个地下侦查据点,为了掩护工作以书店的面目出现,所以就把书店跟出版社合并了。我虽然很谨慎,但是也有暴露的,比如说有一次跟大伙一块读报,一个右派分子叫季拥(敌伪时期的一个作家,原名季果安),他说共产党只要奴才不要人才,我听了就拍桌子说对,说得好!可是我这次倒躲过去了。可是群众出版社也不能没有表现,结果我们有个编辑变成右派分子,报上去以后没有定成右派分子,定性为坏分子。 

《大师》:等于这一劫算是逃过去了? 
于浩成:我逃过这一劫。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1968年您被送进秦城监狱,当时的罪名是什么呢? 
于浩成: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逮捕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经过公安部党组的批准,从香港进口一些书籍作为群众出版社的工作参考,其中有一本叫《电影史话》,里面有江青过去叫蓝苹这些事儿。这些书买回来后都作为绝密,锁在柜子里,一般人不得借阅,只有内部人经过批准可以借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出去把材料泄露了,我的罪名就成了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是反革命,就把我抓到秦城。公安部当时很多副部长被抓,处长就抓了我一个。关了三年后再下放到五七干校,定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监督劳动,每个月给30块钱生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给我平反,补发了一部分工资。 
《大师》:能不能讲讲在秦城那三年狱中的经历? 
于浩成:去了以后就被搜身,只允许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单人的牢房,关进去以后根本不提审,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最初半年连报纸都不给看,后来能轮流看《人民日报》,到我手上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报纸了,再后来又允许看毛选,我这个手不释卷的人,没有东西看难受极了,就把毛选从头到尾看了多少遍。 
后来外面喊口号,庆祝九大开幕还是闭幕的,就有人来让我写证明材料,发给我纸和笔,我就写了下,中央专案组,希望我的问题早日审查,不要无限拖延。 
材料拿上去后,剩下的纸我没有交。后来倒是开审了,他们让我把写的材料烧掉,我不同意,他们就过来扭着我的耳朵,强迫我,真是莫名其妙。 
《大师》:您之前提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群众出版社时,你们有打过交道吗? 
于浩成:打交道,谢富治原来是云南省委书记,后来调任公安部部长,他文化比较低,参加中央一些会议,毛主席经常会说一些典故,他回来以后都讲不清楚,有时候就只能记一个字。一般就是让我写材料,不是直接给我,他告诉副部长,让副部长跟我说下大体是什么事儿,我写后再报党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找我办了一个古文班,找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讲《左传》,有一些局长也来听一听。谢富治就是想学一点,因为到毛那儿他根本听不懂。文化大革命我看到部里出的简报,他也批评了这个事,于浩成办什么班,完全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打倒封资修。 
当时很有意思,谢富治是红司令,公安部其他人都是黑帮,他们把我们归于彭真、罗瑞卿这一系。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人到上海揭发罗瑞卿,后来就让我们写谢富治的发言材料,我虽然是群众出版社的,可是实际上部里历次公安会议都作为工作人员,是起草报告或者写简报之类的参谋。先是揭发罗瑞卿,揭发材料里还提到彭真如何如何,正面的评价,后来传出来彭真也不行了,又把他剔掉。当时的情况谁也摸不准,后来很多副部长也被捕,再后来我也进去了。 
《大师》:你觉得谢富治这个人怎么样? 
于浩成:反正是很左的了,整人很厉害,比如说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斗得一塌糊涂。据说他是四方面军来的,就是张国焘那个部队,四方面军整知识分子最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大师》:您去五七干校待了多久? 
于浩成:1971年去,直到1975年回来。那时候还是黑帮分子待遇,但因为从秦城放出来,所以对我稍微宽一点。有一次,我老伴得子宫瘤要开刀,医院让我回去签字,军代表不同意,说五七干校的人一年只能回去一次,黑帮的还不一定让你回去呢。我说我老伴开刀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你要负责的。后来开大会整我,斗我。在五七干校时也有过很多惊险的事儿。 
《大师》:您说惊险的事儿是指什么? 
于浩成:当时我们公安部的干部跟政法学院(现在叫公安大学)在一起,都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有个办公室副主任叫黄连荣,也是挨斗挺厉害的,天天斗他时拿他的头撞墙,这个人有点精神半失常。他跟我很聊得来,有一次我跟他说嵇康《太失真》这篇赋文里有两句"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嵇康当时指皇帝,我这时说就是指毛。后来另外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你这太危险了,他随便对外讲,被军代表知道了你是大罪,我也很害怕,但是后来没有事儿。他们就给我起外号叫呆公,呆头呆脑的意思。后来我看报纸上好几天没有林彪的消息,我感觉到有问题,果然说是党内有传达,黑帮不让参加,照样下田劳动。后来有次又让我到沙洋镇去打酒,路过劳改总部时发现门口的林彪立像正在拆,我回来跟大家讲,确实是林彪出事了。别人讲,你这个呆公,呆公不呆也。 
《大师》:粉碎"四人帮"后您就平反了? 
于浩成:1975年回来还没有平反,1976年唐山地震又让我们去救灾,出发前祝家耀还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去。到了唐山一个派出所,他们开会也没有提我,那时候我党籍还没有恢复,靠边站。先是我家里给我通信说江青已经垮了,四人帮被粉碎了,还没有正式传达,一直到月底部里通知让我们撤回,参加揭发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后来给我平反,到1978年初恢复成立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主持社务。 
《大师》:从秦城到五七干校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您的家庭生活方面受到什么影响? 
于浩成:家里面很愁,没有收入,生活很困难,而且我老伴也下放到怀柔县,从怀柔回来时,夜里坐着别人运木头的大车,非常危险。五个孩子就靠家里一个老保姆来管事儿,当时对我们家是很尽责,她死后我的孩子们在十三陵山前找墓地把她埋葬了,还立了块碑。 
《大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前半生的信仰,得出哪些结论? 
于浩成:1942年到解放区后,我就感觉到不自由,在共产党领导区域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自由呢,只要你不抗日,一般他不管你,特别是言论、报刊都不太管,你看什么书他不太管。1947年我就是准右派,1950年时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后来参加清理积案,也随囚车到过现场,亲眼看到犯人被枪杀,当时北平也好、天津也好,一天杀200个人,我感觉完全是杀人以立威,而且确实有草菅人命的。特别是我亲眼看到的,天津市长温世珍(温家宝的伯父)从监狱里提出来,那个时候是大敞门汽车,军人拿着枪围着,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桌,在那向犯人宣布罪状然后执行死刑。还有驻日大使许世英,他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处决,家里早去送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准备在行刑前换上走出监狱。结果被判了以后,两个人架着他往车上走,有一只鞋掉了,他想回头看一看,那个军人不干,就把他押上车了,我看见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合法、合理?北京还有一个人,我觉得是罪不至死,不二判是法治界的国际通例,判了刑怎么又来判呢?而且他当时很相信党的政策,说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但是一下子就没了。还有后来我没有参加,光听着报道的,燕京大学校长卢志伟怎么被斗,他女儿起来揭发他,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1979年理论务虚会对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思想界影响都很大,徐友渔把80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分了五六类,您被归到务虚派,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分法? 
于浩成:我认同,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能够自由发言,直言不讳来讨论问题,这是从来没有的,对中国的思想开放起了很大作用,反思"文革"的教训,提出改革的主张,这个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帅提出来说很多理论问题我们另外开一次会议,后来由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来主持,他就找了一拨人,当时于光远提名我,可是公安部不同意,当时是赵苍璧部长,他们都认为应该由陆实,公安部研究室主任参加,因为过去部里各种文件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认为他是第一个秀才。中宣部答复这次务虚会不是由各部来推荐人,而是由筹备组直接聘请,至于陆实要参加,如果将来需要再扩大范围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此前批判四人帮时法学所开会,有时候也约我去,有一次我跟陆实都去了,于光远也在,陆实居然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都不同意,他说这是右派的观点,过去我们反右的时候批判过的,这个思想差太远了。 
最后就由我参加,务虚会最初是批判凡是派,整个会议发言很多,我认为精彩的有王若水的发言,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是个人崇拜》,李洪林写的《领袖与人民》,是说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 
另外严家其提出来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的问题,比如说毛,一直是他当主席,八大以后一直没有开党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九大,斯大林也是这样的,所以要解决终身任职的问题。当时我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反对批判冤假错案,后来关于中国青年的出版,汪东兴也找麻烦。我们这些人确实是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还有苏绍智、郭罗基等。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开幕会上讲,我们改革需要有一批革命的闯将,后来看起来这些闯将纷纷勒马,事实上到315日闭幕会已经完全改变了。邓小平没有复出时,是支持民主墙的,但是后来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而且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他就变了。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路线是有所反思的,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又要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是党的统治权力,所以他由主张改革转到事实上就是把改革限制了。 
《大师》:你们的思想底色,思想共性有哪些? 
于浩成:当时这些人认识也不一致,比如说我们自己对法治的认识都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讨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后来就说是不是要依法治国,再后来又提到法治跟法制又有什么不同?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发展的,大概是在八九时就感觉到比较大的问题了,提出人权问题。后来觉得只有宪政才是真正的民主,其他的所谓民主都不对的。这次十八大的时候,还有人提出协商民主,协商怎么会是民主呢?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我在十八大以前的想法,但是大家需要民主、自由这一点,恐怕是是比较共同的。 
《大师》:胡绩伟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您编的民主丛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于浩成:那个是在1989年春天。先是胡绩伟自己写了一本《民主论》,出版前他就把打印的书稿给了我们几个人征求意见。后来胡绩伟就要约我,王若水、李洪林担任副主编,决定出民主丛书,把胡绩伟的《民主论》作为丛书第一本先出,19895月还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借着民盟的地点开的,很多人到会,这个会议我主持。胡耀邦415日去世以后,为了悼念胡耀邦,大学生纷纷起来游行示威,那个时候正很热闹,5月份开这个会,大家发言也是跟当前的事儿联系起来。比如民盟一个刊物的主编楚庄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杜鹃夜半流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大家都是慷慨发言。后来整个丛书就没有再出了。 
《大师》:那《新启蒙》刊物呢? 
于浩成:是在1988年。上海的王元化和王若水商量搞新启蒙,搞了一个丛刊,只出了四期,已经有七期的稿子,但是后来都出不来了。1988年在上海开了一次会,王若水、李洪林、戈扬、于光远他们都去了,在那次讨论会上,准备成立新启蒙。 
19892月王元化到北京来,我们有一天晚上在都乐书屋,一个民营书店里举行新书发布会,很多人都发言。我就说了什么叫新启蒙,现在我们不但要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要批判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我说新就新在这里。后来方励之来了,他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实际上把这个会给搅了。他来后直接提出人权问题,要求释放魏京生,引起很多记者骚动,其实我们并没有通知记者,会议被迫中断,我们就宣布散会。其实1986年时他就在安徽科大搞了群众运动,学生上街了,导致胡耀邦下台,这次他又这样一来。对他的做法到现在还有争议,历史的问题以后再说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师》:等于也是中断了? 
于浩成:后来也被中断了。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