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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

王之虹口述:身为陈子明的妻子


陈子明与王之虹

问:他(陈子明)上一次得癌症是哪一年?

王:九四年。九四年的五月份出狱,九月份确诊癌症,手术放疗。

问:实际上子明在监狱里身体就发现不适?

王:子明当时在监狱里已经感觉到不好,后腰老疼,总是觉得不舒服,小便也感觉不适。于是我就跟监狱管理人员沟通,督促他们给子明做体检,监狱方面安排子明去公安系统的医院检查,当时没查出问题,但那个时间子明已经陆续感觉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多半年了。

九四年五月份子明出狱保外就医,但有关方面仍不让他回家,说是要让我们避开六四敏感日子,所以一出狱就开车直接把我们拉到石家庄一带。

问:他们安排住宿吗?

王:都是他们安排的,并且很多人陪着我们。

当时公安局说有50-100位的外国记者围在我们家门口,他们知道子明要出来了,作为交换条件,当局必须让他马上离开监狱,所以只好不让我们回家。子明出狱以后,他们用面包车把子明在监狱里的书全给拉到子明妈妈家去了。我们就由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些人陪同,直接把我们拉到石家庄去了。到石家庄后,外媒老报道陈子明一干人在哪儿哪儿,期间也接子明的父母和我弟弟到石家庄我们的落脚地看过子明,只是每去一拨人就得给我们换个地方,就怕别人知道我们在哪里。就这样,还是有人不断在报道,据说消息都是人家通过卫星监控获悉的。

本来公安方面问我们想不想上别的地界儿转转去,但是因为我脚崴了走路不方便,就没去别的地方,一直呆在石家庄那一带到六四结束以后才回家。

问:他们配了一辆专车?

王:何止一辆专车,一大堆,前呼后拥的,等我们到达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地方,河北公安厅派了很多辆车等候,北京公安局一处张处长带队,后面跟着很多人,这是贴身跟着我们的,吃饭等都与我们在一起,周围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些人。河北公安局的车是远距离跟着,不贴近,近距离陪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在外头逛悠着一直到六四,不到一个月吧,六四过后才回了北京。回到家后,我们归置归置,收拾收拾。

子明的病症实际上是我无意的时候发现的。我在给他洗澡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因为平时他的皮肤都是有弹性的,睾丸那里摸上却是硬邦邦的。我说你这个情况不对啊。子明说可我不疼啊,你捏着我都不疼的。我说你这肯定有问题,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当时没想到是癌症。我还给大夫打电话,我说子明这个情况应该看什么科,然后她就跟推荐人民医院泌尿科的大夫。子明去医院那天我正好有事没陪着他,那位大夫特别有经验,子明过去后他一摸一弄,什么检查都没做,就判断百分之九十五是恶性肿瘤。那天刚好是周末,他要求子明下周一就住院,并给安排好了床位,他告诉子明这个病还是比较急的,绝不能拖。

结果我们就赶紧跟公安局沟通。因为子明是保外就医,不能随便离开家,公安局当时没太在意,还在拖延,一直也没有回音。我就急了,跟他们狠狠地吵了一架,他们这才同意安排子明住院。那位大夫特别高效,周一子明才住进医院,周四就给他做了手术。按照医院的程序是手术结束以后取出来切片,再出检验报告结果。因为大夫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凭自己的经验就断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恶性肿瘤。但公安方面却故意干涉,他们跟医院里说了一堆话,医院就扣着子明的化验报告不给。我这边就找医院要,大夫也帮我们找,结果是大夫先看了报告就告诉我们结果,公安方面还为此责怪大夫。大夫就说这是人家病人的东西怎么能不告诉人家家属啊!

最后诊断下来,是精原细胞瘤,算是这种病里头恶性程度特别高的一种。但是比较庆幸的是,子明的病过了初期刚进入中期,差不多这个级别。为什么说睾丸那里会特别硬呢?因为正常的睾丸是软组织的,这个精原细胞瘤是在里头吞噬掉正常的细胞,等于那个全部被肿瘤占位了,但是从表面看,又不红又不肿大,就是把你原来的细胞全部占位,侵蚀,所以恶性程度比较大。好在手术大夫说,他用肉眼观察了一下周边,没发现侵润出去。这个病特别可怕的一是淋巴转移,一是骨转移。子明的淋巴没发现转移,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科学,有仪器可以检测,大夫就是肉眼看一下觉得没什么事情,淋巴就没给他扫描,就做完手术了。

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公安局一方面是扣着结果不告诉我们,另外子明住的病房,他们要求24小时老开着门,看守就在门口呆着,结果同病房的病友也特别大的意见。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法再住下去。子明手术以后,我们就跟大夫商量,同意我们先回家,等过几天该拆线再回来。大夫也挺同情子明这个情况,他一没医保,也没什么收入和积蓄,为了节省些我们的费用,他就都给开的国产消炎药。他说其实效果都一样的,但进口的会贵很多倍。

因为知道子明患的是恶性肿瘤,子明就说这方面应该多找几个朋友咨询,正好吴阶平跟子明有远房亲属关系,所以通过他们家亲戚找到了吴阶平的侄子,也是专门做泌尿科的专家,在协和医院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夫。他又给子明检查了一下,建议要把周边的淋巴清扫一下。现在没有进行淋巴清扫,那就做一个预防性放射治疗吧!但人民医院大夫有他的说法,他认为淋巴一清扫,人的免疫力就特别差。两个大夫不同说法,子明想了想觉得不行就做一下放疗,做一个预防。人民医院保卫科的那些人特左,我们就想换医院,但一般不在人家医院那做手术他们都不愿意接。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了北大医院做的放疗,一个星期做一两次,剂量也不太大,做了一个月,医学上叫预防性放疗。

放疗的时候我用三轮车载子明过去,做完再载他回来。子明对放疗特别敏感,一做就恶心,同时白血球下降得很厉害。我就特着急,问大夫有什么办法,大夫说可以打针,他说如果白血球下降不是太厉害,就打五十块钱一只的针,打一个月,如果下降很厉害,还有三百块钱一针的,级别不同。我说你该上就上。打针维持着,把放疗做完,然后基本上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查下来一直情况还稳定,大夫说基本上过了五年以后,这个病差不多就算好了。再后来一年一查,又查了几年没问题,这次癌症就这么过去了,算起来这次发现胰腺癌距离上次癌症的时间是十九年将近二十年。

问:子明这两次癌症病理方面的原因,跟当年的囚禁或者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王:子明第一次癌症我觉得肯定是跟监狱有关的。从监狱出来的人,营养、牙齿、皮肤这些都不好,就说明人体内的分泌是受到严重破坏的。此外还有情绪方面的原因,关小号,关禁闭室,绝食什么的,这些对他的身体肯定有极大的破坏。

我也一直在探讨第二次的癌症跟第一次有没有关系,刚开始国内的医院说第二次癌症是原发的,但是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把子明第一次癌症包括放疗的资料全部带过去了。我是特别好奇,因为人家说胰腺癌一般都发生在那些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时常熬夜的人身上,子明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也很规律,而且他这个人性格也很好。美国大夫告诉我,因为放疗照射的部位正好是胰腺,上次的放疗造成了子明胰腺的破坏,所以引发这次胰腺的癌症。后来的一件事,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子明在美国经过一段治疗以后,突发了一次大出血,位置在胃和十二指肠交接的地方,我就觉得很纳闷,因为子明从来没有胃病,也没有十二指溃疡,怎么突然间就会造成胃出血?美国大夫告诉我,这是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做了几次放疗造成的。可那才做了几次?就造成了他大出血。回到北京后301医院肿瘤科几个大夫也说子明在美国的胃出血,是放疗造成的。所以放疗对于人体的破坏真是很厉害的。

问:如果当时不回国,继续呆在美国做这种治疗和康复,结果是否会好些?

王:如果继续在美国,他的药也得停了,他也不能继续做了,做下去身体已经不行了,因为他那会儿体质已经很弱了,所以大夫也说过一段不好的话回来再做。回国后一发现他身体情况不好,我们便第一时间跟美国大夫联系了。那个大夫就觉得子明体质太弱,这种长途的飞行受不了。另外呢,就是过去了体质太弱也没法上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那个在美国用药物控制得很好的胰腺癌病友,在我们回国前也去世了,她存活了两年多一点。

所以从治疗选择的方法上面,我觉得还是对的,还是比较科学的。我们非常清楚每个阶段的状况是什么,该怎么做,中医是很难提供这个的。何况子明一听说得了癌症这事,心理上已经是死的准备都做了。决定去美国的时候,在离开国内的前一天,他把遗嘱都立好了。

问:从朋友们跟他接触来看,感觉他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力很强大,但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他有没有沮丧或者一些比较消极的情绪?

王:没有,他说,已经来了,你怎么办?你就要正面面对,其实没有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他就该看书看书,该干嘛干嘛,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问:实际上他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全部放下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和癌症做斗争上了?

王:那倒也没有,他那个阶段实际上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查询整理资料之类的,修改关于赵紫阳的书啊,答应过人家写的东西,现在写不了了,要跟人家说,不能写了。"宪政运动史"……这些杂七杂八,手头有些事,他都给做完了。还有台湾陈宜中对他的访谈记录都是他亲自校对的。

子明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完成两个东西,一是自己的自传或者说是自己的思想历程,二是要写一部小说,关于文革期间的一部小说。在四五期间,他第一次受到冲击,在劳教的时候,他以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物为题材写的纪实小说,已经完成了二十多万字,后来平反了忙于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完成就搁置了。但是不幸的是,在六四后家中被抄家,这个小说就遗失了。为了这个小说的底稿,我们联系公安局,多方寻找,最后都没有找到。所以这次他还想写这样一本小说。但是后来他的身体状态不许可了。此外,还有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的获奖答谢词,都是他在化疗期间亲自写的。

身体好些,他一是会看书,也会写点东西。身体不好,他可能会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脑,听听音乐。我们想让他活动,但是外头太冷,于是他就会在屋里跳跳舞,晒晒太阳。他不会给人家老是病病歪歪的感觉。实际上他的状况是挺差的,但只要他弄得动,他都会看书、看杂志,或者写点东西,或者网上浏览,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iPad上看各种东西。

问:选择去美国的时候,跟官方的这种关系的处理、与官方的这种互动是怎么进行的?

王:关于出境的事情,子明明确表示说自己要以自由身,自由出去,自由回来。2007年我们就开始尝试,申请去了香港。2008年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所以当时没有直接选择去美国,子明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有意选择了避开。子明有很多次提出要求,官方都没同意,例如六四前期去香港、台湾,都是赶上敏感时期,还有一次去美国也遭受拒绝。后来我们又去瑞士、法国、比利时,本来官方也不同意,我们再三坚持,同时强调是纯旅游性质,后来他们就同意了。还有一次申请去南非,也同意了,但是因为子明眼睛不好没去成。

所以这些年子明一直在做这种尝试,他说我们当然渴望着出去,因为你搞民主,不去体验一下那种氛围和人家怎么搞的怎么行,所以他很想亲身体验。但是你想让我流亡我肯定不干,我要自由去自由回。去澳大利亚前,官方还想让子明做几点保证,子明说这个保证我不会给你们做。但是我会告诉你们,我不会跑到国外突然变得极左,我在国内说什么,我在那边仍然说什么。我不会在国内说一套,在国外说一套,这就是我的承诺,我不会跟你们保证我到那里后不见谁不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全在他们监控下。子明在澳大利亚做了八场演讲,包括和军涛的合作演讲,那是他们十九年后第一次见面。我们在一个朋友家共同住了几天。回国以后,公安没说什么。这种互动,也使得彼此之间多了一些信任度。

于是这次到美国治病,我就提前跟公安局说现在国内的医学水平达不到,我们肯定不会放弃最后生存的机会,得尝试着去境外治疗。当时我跟公安申报的就是美国、日本、台湾和香港四个地方。他们说要子明的诊断书,我就把301医院开具的子明癌症的症断书给他们复印了一份。他们又说要请示上头,然后迟迟没有回话,我催了多次,等到我们决定去美国了,我又催了一次。我说很着急了,我们马上要动身了,现在,你赶紧给我答复,实际上他们也拖了些日子,但是我们没管他,该办签证办签证,该买机票买机票。最后公安局答复我们说没问题,走吧,已经是2014年1月14、15号。我们是1月18号走的。

问:从子明出狱算起,官方的态度是否有过矛盾和变化?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否希望子明会出国呢?

王:他们始终希望子明出国。从九三九四年,就不停地在跟我们谈,但子明态度很坚决。中间有一度他妈妈特别希望他出去,在与公安局谈时说到,之后公安局又来找我,说他妈妈同意了。我说子明已经表示了不出国。在探视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问题说给子明听,后来子明明确地跟监视的那些人说,在我的问题上,我妈妈说了不算,听之虹的,之虹能全权代表我!就等于把这个口封住了。

在出国的问题上,他们知道子明的态度特别坚决,所以始终没有跟子明本人谈过这事,就是不停地来找我。子明第一次保外就医之后,又重新入狱,又得癌症。公安局明确地跟我说,子明如果不出国,他这次就甭想保外就医。后来我把这些话带给子明,子明说不让保外就医,他就死在监狱里,态度仍然特别强硬。在这个过程中官方至始至终没找子明谈过一次,都不敢正面谈,就不停地找我。公安局找我说,只要你们答应了,我们就迅速地办好你们一家三口,孩子都带上,一家三口全都是我们负责。

1996年底,公安局有一个熟人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王之虹,给我回个电话。"我一听,就撂下电话,跑到外头的公用电话亭,他问说在哪呢,我说在外头公用电话呢。他说:"嘿!你还挺聪明的。"因为我家里的电话是有监听的,他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事。我拨通电话:"说,什么事?"他回答说是子明保外就医有松动了。就告诉我这么一句。后来劳改局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下午两点,你到人民医院来。我问干嘛呀?他说看子明体检的结果,当时我一愣,前些日子看了结果怎么又有新结果?后来我一想不对劲,可能子明保外就医了,我二话没想,先跑到孩子幼儿园跟老师说,对不起,孩子正在睡午觉,帮我把孩子叫醒,我要带他走,我有急事。

之后我就给孩子带了点衣服、食品和水果,抱着他奔向人民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劳改局的一位处长招呼我说:"之虹,上车。"一上车就开走了。我问他干嘛?他回答说是到监狱接子明。我说你们真够损的,接子明你们不提前跟我说!他们回答说怕你又外头新闻瞎嚷嚷去。我说什么东西都有个分寸,亏我多了个心眼中午把孩子接回来,不然弄到很晚孩子怎么办?那天我们下午就到监狱。他们跟我说各种规则,叨叨半天,让我作为保人身份签署各种文件,到晚上七点才放了子明。

当时子明正在牢房看新闻联播,狱友还问他:"哎,克林顿再次当选,这事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子明说肯定会有好处的,因为你换了个总统要重谈,这个呢轻车熟路。正说着队长来了:"子明,出来。"子明说别捣乱,我看新闻呢!之后他说,之虹来了你出不出来?子明说之虹来了我当然出来,出来他们就宣布再次保外就医。随后开始收拾东西,捆书弄书,一直弄到晚上十点。孩子是由一个女警带着玩,最后弄得都困了睡着了,抱着上的车。

到了德胜门,他们又讲了些保外就医的规矩,让子明签字,子明不签,他说我到今天没有承认我是罪犯,罪犯陈子明这种文字我都不会签的。他们说保外就医必须有这手续。子明说保外就医又不是我要求的。后来他们改口说是之虹要求的,他说之虹要求的之虹签,不是我要求的我不签。你们要觉得不合适,那我就回去,你们开辆车送我回二监吧。态度特强硬。结果当地派出所没辙了,没办法又把市局的人给招来了。市局的直接把我找过去,说,怎么回事?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明明知道子明这个态度,你们老招他干嘛呀?后来他们说,算了算了,子明不签,之虹你就代签个你的名字就完了。所以子明出来还是我作为监保人签的字。

问:他这一生,和家庭命运是直接关联的,有没有家人也探讨过这方面的得失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王:可能就是有得有失。从结婚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包括很多年我们都不在一块儿。但是实际上,这种感情让很多人还是觉得很羡慕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觉得很幸福的。这种幸福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两个人能相互理解和支持。比如说他在临去世前,始终就在那说,我是最幸运的,我眼光好,选了你做我老婆。他的择偶标准,包括心地善良,大方,美观等。后来我说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他说可是我找到了,我就觉得我很幸福。这是他自己的感受。

我作为妻子来说,跟他经历了这些风雨,我也认为我很幸福。因为幸福就是彼此之间相知和相爱。子明在这方面,又是作为男子,是值得称赞的。他做什么都处处为别人着想,比如我们做企业那段时期特别忙,我就说自己辞了工作回家当家庭妇女吧,我料理家也是很强的。我要在家,会让你回来特舒服。子明说不要,因为你也是很强的女性,让你在家里你会和社会疏远了,会让你生活得很没意思。我情愿我俩都那么忙,生活简单点就简单点,但是彼此活得更有味道,所以这方面他处处为人着想。

第二个呢,他特别大度。我是男孩子性格,在朋友圈里属于特活跃,很多男孩子特喜欢我,当年我在厂里追求我的人也很多。子明这些都知道,我也都不隐瞒地告诉他。他有的朋友,就敢公然到我们家来约我跳舞。子明不会跳舞,他有时候知道我喜欢跳舞就给朋友打电话,问有空吗,有空带我们之虹出去跳舞去。后来我就说,哪有你这种老公啊,你就不怕我被别人拐跑吗?而且你知道人家可是你的情敌。子明说两人感情好,打是打不散的,两个人感情不好,拉也是拉不住的,我对你的人品有绝对的信任,所以我也会放心。对你的人品,对我朋友的人品我都放心,所以我不会有任何担心。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一人挣钱一人花,大件的,汽车什么的,他都不管,他说你爱选什么选什么,你爱买什么买什么。但有些我拿不定主意,比如买房,他说你拿不定主意跟我说,我帮你参与意见,但是你只要能拿定主意,你全权拍板,反正钱都在你那。极度的信任,这种感觉也是夫妻之间特别幸福的感觉,这个幸福可能每个人的认同不一样。

关于教育孩子,子明说有利有弊。对于儿子来说,可能最大的不利,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环境,他和我们一起处在被圈禁的环境,导致没有机会去接触朋友,这对儿子性格有很大影响。

后来子明保外就医,在家不能出门,除了看书外就是带孩子和做饭,我就开玩笑说我们家倒过来了,他是家庭妇男,我是外头跑的。那几年他对于孩子培养很用心,他的理念是重点要培养孩子的习惯、性格、兴趣和方法,他也意识到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一定要保持要一致,所以私下他不停地跟我沟通这件事情。比如我在孩子面前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会私下悄悄来跟我说你别这么做,反过来我会提醒他。

我们有大量的朋友,并且都是素质很高的,如果孩子从小带到这种环境里聊天,都是很大的收获。儿子小时候孤单单的,造成了他性格的内向。后来为了弥补,我们开始带他跟着闵琦出去玩,这个经历确实让他变化很大。刚开始我印象特别深,那次我们人特别多去山西,一吃饭就三桌,你想吧,孩子也特别多,他不算队伍中最小的,但也属于偏小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专门给孩子安排一桌。最大的孩子好像是杨东平女儿,那年念初一,剩下的就都是小学生了。我们允许他们自己点菜,意外地发现,他们排着队给大人敬酒来了,他也会拿着杯子后头跟着,到了桌子跟前,他会说"干杯",你再跟他多说两句他就跑。从那次后,我就发现跟着大孩子,他也会模仿着做一些事。经过几年以后,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旅途中我会拿着录音机录下闵琦讲的历史文化知识,回去后给他反复听,他自己也会找一些书去看,子明在家也和他探讨这些话题。到了十岁左右,有时候闵琦讲的时候,他就会在下面答些话。比如闵琦记不起来的历史人物叫什么名字,他就提醒说那是谁谁谁,把大家都惊着了,这么点小孩,怎么什么都知道?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包括爱情。要不是在监狱里,子明也不会这么直白地表达他的爱情,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理性,一直到八九之前,我说子明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我爱你。我知道,他内心里特别喜欢我,这个我能感觉得出来。但他从没跟我说过。但是在监狱里头他就会写信:"在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会拿你的照片把玩,深深地思念……"还包括我爱你之类的。有一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唱了一首他在监狱里新学的歌,名叫《两颗心,四行泪》。他听别人唱之后觉得这个词特好,所以他跟人学了以后唱给我听。所以我觉得,监狱这种环境也激发了他这种情感的表露。

问:关于维护婚姻和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夫妻之间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互信任不能有猜疑。沟通也很重要,有事需要相互沟通,大事小事都要沟通,沟通后要达成一些做事的规则。婚姻还需要夫妻双方的和谐与匹配。子明说,他选老婆的标准是,心里美,容貌美,优柔大方,说话得体,见人热情,人来就熟,性格外向。他说他找到了,这样的老婆适合他。

教育孩子方面,我们认为关键的事情要管,三四岁孩子要教育的事很多(5岁之前怎样教育怎样有,过了5岁后,有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好调整了)。关键的是,不能撒谎,不能抽烟,家长的榜样是重要的(家长的做法,孩子都看在眼里,家长老在玩麻将,看电视,孩子就很难能用心看书,就很难勤奋)。说了不听就别说,说了就要管用,不管用就别说。家庭对于教育观点要一致。一个人管一个人护,这种情况最槽糕了,还不如不管。孩子小时候的陪伴也很重要,陪着玩,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就会学会很多。另外,家庭要有一个和谐商谈、沟通的氛围,包括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包括与子女之间的沟通,让孩子从小就掌握这种方式,有这种意识,从小让孩子学会沟通、谈论、说明,争取,而不是发脾气。

问:从子明的性格看,有什么称得上是弱点的东西吗?

王:子明实际上很书生气。他不太会社交,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不玩权术,也不玩手腕。他对人特别真诚,对谁好真是掏心窝子的。所以,作为他妻子是幸福的,他对你好,真是真心真意的。军涛在一本替子明的什么书上写的序说,是之虹成就了子明。子明不擅长社交,正是因为有了之虹,才弥补了子明这个缺陷。

问:子明临终前有留下什么遗嘱吗?

王:那会儿他说话已经很弱。但是走之前的前一天,他会见的人特别多。(这些在上面的文字中都有说明了)

第二天我就跟子明说要回趟家,去取郑也夫需要的资料。他说好的,你去吧!我就把徐云叫来搭把手。第二天一大早,徐云到了医院,我就回家取东西去了。我前脚刚到家,徐云就给我电话,说子明情况不好,血压低,人昏迷。徐云知道我的态度,就是不做破坏性抢救。大夫说,你能代签字吗,徐云说可以,因为大夫知道我的意见,我在很早前就把这些意见跟大夫表明过。过一会徐云又来电话了,说之虹,你马上回来,子明状况不好!那时候我进家门没到五分钟。我弟弟是头天夜里的飞机到的北京,一听这情况,就说我跟你一块去,你在车上赶紧睡一觉,我开车。我们俩就从家里往医院赶,我一路上打电话,把北京所有的亲戚都通知了。

我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到得都比我早。我二嫂说,子明在拼命地找你。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能猜出来意思,就问他,你是不是找小妹呢?他就点点头。后来他们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让我通报到哪了。我说到楼下了,他们就跟子明说,之虹已经到楼下了,子明就笑了,伸着手抓。

子明最后离开的时候,病床边围了亲戚、朋友。之前子明体质不好,很多人要来看我都拦下了。这次发现情况不好,我就主动打电话,你们要来过来赶紧过来。他去世的时候,在北京的亲属全来了。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包括他弟妹,他侄子。他妹妹妹夫也刚从美国回来。小毕在,徐云在,高小弟和欣平,都在身边呼唤着他,试图与他交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问:他走前有没有对你个人情感生活的安排?

王:他早说了,他说你这个人是不能孤独的,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个人。我父母那边,就依靠你了。他的妈妈爸爸怎么安排怎么照顾,我之前有些说法。他说,这方面你一直做得很好,就按你的意思办,我很放心。

实际上儿子到大二大三,他就说,这孩子我放心了,他是个做学问的孩子。像我们知识分子的子女,如今能够沉静下心做学问的孩子不多,他是这样的孩子。而且他有很多比较优秀的品质,经历了大学这两年,他的自我意识、自主想法很强了,所以你不要管他了,自己的道路自己走。我甚至说起孩子成立家庭什么的,他说你放心吧,错不了。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找到你那么好的妻子。儿子的性格又很像我,也会找到好妻子。

他们家是长寿家族。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活到九十岁没问题。所以别人让他写传记,他一直说,我传记七十岁以后再写,现在我还可以做很多事。像现在他搞研究,他就觉得自己到八十多都能弄,因为我爸爸八十岁还在做专利翻译。他原以为可以很从容,但是得了这病,一下子就把所有安排打乱。他爷爷那辈,有男孩有女孩,五个全活到九十多岁。他父亲今年九十四周岁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没你们家长寿,我走在你前头,省得你走了我自己太孤独,子明说希望走在我前头。我们谁都不愿意走在后头,说留在后头孤独。因为感情太好,一下走了一个,会觉得特别孤独。

问:子明走时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王:子明生前的理想未能实现,我相信这绝不是"遗憾"所能概括的。

但不能不说子明是幸福的,他生活在一个和谐幸福的大家庭中,身边有着亲人的关爱,有着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

正是因为这样,他在80年代与这么多的朋友用聪明才智,用团队的合作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图书出版、思想智库、社会调查、公务员职业能力考试、办学办报……

六四后,子明入狱判刑,子明与军涛的律师吉苏皖、高晓风、张思之、孙雅成挺身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在那紧张的几天日子里,许多朋友守护在周围,为律师提供证言证词。虽然知道无论做什么可能还是改变不了审判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写出公正的历史。

判刑后,我们与子明一起努力抗争,争取监狱中的条件改善。为了让子明的思想不因环境的封闭而落伍,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为子明提供了新书阅读的方便。一些朋友为我借来了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我手里有10个借书证,方便给子明借书。有的朋友还不定时地到书店为子明挑选他们自己熟悉专业的图书。对我而言,每次去探视前是最忙的时候,一些朋友会聚集在一块,与我谈论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文化领域等各种信息,以便将有关的信息传递给子明。特别是何家栋,由于家中的杂志、报纸种类比较多,他提供了子明在狱中的报纸杂志的主要需求。他的爱人陈蓓为了保证子明杂志报纸的阅读,改掉了自己剪报的习惯。今天我们能够看着子明生前著作一套套地出版,这既源于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也与他多年封闭环境中朋友的支持、帮助密不可分。

在子明生病的日子里,多亏蒋彦永大夫鼎力帮助,使得子明的病能迅速诊断,及时治疗。也多亏美国MGH医院的安德鲁·朱(Andrew Zhu)给予了细心、科学的照顾与治疗,使得子明的病情一度得以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子明的好朋友徐云,他在我们身居北京的日子里,随叫随到,帮助我一块儿照顾子明。在子明生病的日子里,是朋友们的支持、关怀、帮助,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使得子明在确诊胰腺癌晚期后度过了314天。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一切都让我感动。子明是大家的,他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大家关怀、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在这里我谨代表我的家人真诚地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子明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殉道者·缅怀陈子明》(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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