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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

艾晓明:怎样告诉别人你读过书

艾晓明

有位同龄人发言中读遍世界名著,这在英美国家也许是可能的。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幼儿园听到的是英雄故事,上小学时读缩略本,上中学读选章,上了大学如果是文学专业可能要求你读全本,读比较文学就甚至要求你读古希腊语了(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专业要求也不一样)。我退休前给中文系学生上外国文学课的时候,建议学生读英文译本,语义的分量和中文翻译很不一样。

文革中外国文学毫无疑问都是禁书,1974年我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只有前苏的革命文学例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记得一位教授发配到我们那个京山分院,带了不少世界名著,趁他回城我们几个同学在他书架上偷名著看。我抱了几卷本《战争与和平》,老师十来天就回来了,我也根本没可能看完。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摸到这样的名著,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就像中了头彩。

十六岁到农村去后有没有可能接触到世界名著呢?也有的。因为当时回城讲出身,一些成分好的知青同学都回城当工人了。留下的知青有很多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他们开始把父母的藏书带到乡村。感谢我的知青朋友刘晓林,从他那里我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也是多卷本,我们是隔山涉水传递交接着看了几本。英国名著《奥列弗尔》也是那时我在灶火边读完的,因为两个人不能同时看一本书,我一边塞柴火一边读书,就有先睹为快的乐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我也是那时看的,但我不知道《悲惨世界》的故事并非只有一卷。

今天我不是在英国皇室或乡村酒会,引经据典来颂扬他国文明是外交官的事。说实话,我年轻时可怜的阅读经验,置身文明教养深厚的人群,无地自容。提起旧事只是想说,文革期间禁书并非不可得。有微信传,莎士比亚作品迟至1978年才出版,不是这样的。别忘了,中国文学家遭遇政治重创后,大量转向了翻译界。

还记得王小波的文章吗?在《我的师承》中他写道:

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同文中他还说: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王小波青少年时代读了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在回忆中补充了安徒生、马克吐温;还有现在读者不再沉迷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温瑞安。假如王小波成为国家领导者出访,他会不会说到,当年我读武侠,"就像十世饿鬼看见佳肴",并且还自创功法"将一手弯曲如勺,将气从胸前舀起,在空中把气倒出,以另一手为勺以接之。如是反复倾接"……

禁书年代的阅读堪称遭遇奇特,如精神病人隔着铁窗栅栏看桃花嘚瑟。有一天我与小记者思乐分享手机视频:文革时山东大学的年轻人狂跳"大海航行靠舵手"。她笑,我笑出眼泪。我说你总问文革经验对今天的我有何影响,看看这胳膊一个弯一个直的弓箭步;现在我堪称一个平常人(不是疯子或者神经病),就该谢天谢地了。我容易吗我?

王小波的阅读说明了禁书未必不可得;再一个,不容遗忘的是,一部当代翻译文学史,多少惨遭毁灭的文学大师以此寄托哀思。那时有没有莎士比亚(别想歪了),有的。有关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一位比较文学学者"乐其可知也的博客"中有详细说明:

朱生豪的31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是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翻译成就。朱生豪的翻译主要是在1942-1944年间完成的,主要依据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 。1944年12月朱生豪去世时仅完成31种戏剧的翻译,以及未完的《亨利五世》译稿。1947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27 种。195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1 种。1955 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朱生豪翻译、虞尔昌补译《莎士比亚全集》(5卷本)。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生豪翻译、吴兴华等校订、梁宗岱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11卷本)。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裘克安等修订、辜正坤等补译《莎士比亚全集》(8卷本)。虞尔昌补译本和梁实秋全集译本(1967-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在大陆中国的隔离,可以说,50余年间(1947-98)朱生豪的译本被多家出版社不断刊行重印,其声誉也因此被高频重复和强调,并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例如黄雨石),由此确立了朱生豪译本丰碑式的地位。

1944年之前,莎士比亚的翻译已经取得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2] ,朱生豪显然熟知这些早期译本,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4)写道:"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以上都是那位学者博文所述。下面是我的话: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民国时代的版本在过去老大学的图书馆是有收藏的,新版本31 种也在1954年面世。1970代如果要读莎士比亚,可以来自后面这个版本。但也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你的密友中有这类藏书人,家世注定不凡,这个敢于藏书并携往乡间者,当如王小波感叹杜拉斯之《情人》的第一段:"无限沧桑尽在其中"!而那个年代又能进入到与中国的政治厮杀绝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胆识,又正可以成为一种契机,即对那个乌托邦世界的审视与决裂。去读徐晓的《半生为人》,或者请教徐友渔、崔卫平教授吧。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间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那通向民主墙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阅读这条暗河。奇怪的是,在这些自由派著名知识分子的朋友圈里,怎么没有当代一位最伟大的同龄人。

王小波读了他说的那些经典,至今无人质疑。他写的《我的师承》一文,我读过很多遍。它像"乌兰巴托的夜"那首歌一样,让你对自己说,不许掉眼泪。他引用的诗行,那雍容华贵之美或永难忘记的韵律,连同他对之深怀不露的爱恋,本身就是诗品。一直到他完成了黄钟大吕般的《青铜时代》系列,他才说:"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文学上的师承"。这勇气什么意思,是敬畏,是敬业,用今天的流行语是跪了。这态度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王小波将翻译文学和近代创作区别开来,以此评价中国语言文学的水准,并将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政治命运与之联系,这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远见卓识。他一个人说出的判断,与为君王拟稿的所谓当代文学"浩如烟海"、"灿若晨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书单来看,同龄人的阅读经验,的确浩如烟海,我不是开玩笑。假如这是真的,把国家交到他手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试想如果王小波是文化部长,岂不是人人得以大闹天宫?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曾是戏剧作家,英国首相丘吉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总统密特朗有"欧洲最有文学修养的国家元首"之美誉……眼下这样的桂冠眼看就到了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庆幸?

我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写作训练程序。新生一年级写一百篇笔记,二年级八篇书评,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学位论文。学生刚从高中毕业进校,说老师啊一百篇哪里写得出。于是连编带抄,包括星期一食堂卖什么菜,我喝了一瓶可乐。星期二食堂又卖了什么菜,我又喝了一瓶可乐……诸如此类。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写自己的阅读经历,你来上大学的,又不是将来出去送盒饭,你不写读书对得起爹妈交的学费?这样学生开始入门,不过刚开始写的也是报书单:小学我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学读了琼瑶这学期我读了《简爱》、《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男生另有所爱)……这样的作文通常我打回去零分也不给。搞啥呢,中文系是这样混的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我们也要充分肯定,同龄人的书单开了那么多,和大学新生的水准也有一比嘛。不是另有读者开始条分理析,潘恩怎么讲,政府权力如何限制等等吗?我不是学习小组的,但也要说,这个书单比我当年上大学时批林批孔的书单,要好了几百倍了。剩下的,用王小波《我的师承》的话来说:"剩下的事只是学习"。不学怎么办——脱裤子: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

2015年10月25日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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