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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1日星期三

资中筠:历届留学生与“报效祖国”

注:本文不包括早期留苏的人员,那应属于共运史的范畴,不在本文题下。

从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上半叶
首批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在容闳的建议下,清政府派一批小留学生赴美。但这批学童没有学完就被召回(1881)。此时清朝的上层士大夫还抵制留学,认为是苦差事,出去的贫寒子弟较多,有的官宦人家子弟上了派送名单还找替身。我的一个亲戚的父亲就是当替身出去留学的。他原是一家高官的门房的儿子,这家被指派送一名子弟留学,就让门房的孩子顶替去了。他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这些人职位大多不高。尽管如此,还是带回来一些新的观念和现代科技知识。詹天佑这样的杰出人才就属于此列。这个时期还有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培养造船业的工程人员和海军军官,严复就是留英学海军的。


第一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图片源于网络。

甲午战争之后的留学高潮,晚晴派遣留学日本较多,有官费有自费。不过当时清朝已经是末路了,官费送出去的留日学生大多数在那里进行反清革命运动,极小部分学科学技术,回国从事技术工作或行医。(日本医学比较发达,在中国西医中有欧美学派和日本学派。)还有一部分学军事。欧美留学生大多倾向科学、教育救国,日本则起了西方文化二传手的作用。

庚款留学生是特殊群体,影响最大

《辛丑条约》赔款共4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223万两,美国分得32,939,055两,合24,440,778.81美元,占7.3%。
美国退款共11,961,121.76美元,从1909年1月开始实行,到1940年止,逐月退还。
1911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此之前,从1909年起已经派过三期,共180人。到1928年,国民政府提出教育中国化,凡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学校都由中国人管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成为正式的国立大学。抗日战争中,美国于1943年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庚子赔款,由庚款建立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由中国人管,继续资助留学生。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大约三四千人。在各种动荡中,包括抗日战争,办学经费源源不断。

留美预备学校大门,图片源于网络

庚款留学规模大,时间长。在美国带头之下,同时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英国、日本、法国都相继退款办学。所以庚款留学不止是留美,当然留美人数最多。这批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影响深远,有以下几个特点:
1)派遣留学生不是盲目的,确实是在全国招生,经过考试,选拔优秀生。例如第一期报名603人,只取了63人。有了清华学堂之后,更加先有正规的基础学习,然后出国,一般都可直接插班到大学二三年级,接着读研究生。成才的效率比较高。
2)培养的目的比较明确:"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商为主,文、史、哲、政法次之,大约2:1。
3)绝大多数学成回国,在各个领域起骨干作用。无论哪个领域的开拓者都有留学生的身影:自然科学、工程、实业、金融、新闻、文化、教育以及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方面的官员,等等。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无论是学什么科的,分布在教育界的比例最高,对办学制度、学科建设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教育的特点是可以培养一代一代的学生,所以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这部分有关数字大多引自《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碧莹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一般认为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黄金十年。对此,这批留学生功不可没,可以说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我们现在可以举出来的各个领域大师级学者绝大多数都是这批留学生:胡适、梅贻琦、马寅初、叶企孙、蒋梦麟、潘光旦……按比例,成才率最高。

动机和效果

美国方面的动机:培养对美友好的知识精英,影响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这是受到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的刺激)。所以美国坚持退款一定用于办学,不得他用。
中国方面也需要培养建国人才。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有所觉悟,痛感自己落后,所以才有"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的想法。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外交官,他自己就是幼童留美的学生,所以对留学的好处有切身体会。他向美国交涉,力争退款,并且赞成办学。所以这是两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对中国更加有利。
教育界绝大多数是留美的,留英次之。留日的在这个阶段较少,因为日本总想附加条件,加以控制。留法的在文学、艺术领域比较多。留日的回国后多数从医、办实业,从政的也不少。
抗战胜利以后的留学生实际上是前一阶段的继续。用庚款成立的中华教育基金还没有用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留学也开始增加。1945年以后出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准备回来的,但是由于内战以及国内形势的突变,就产生了因政治取向而选择去留的问题。

1949年以前"海归"的作用(除了庚款之外,还包括其他方面资助的,例如教会、基金会)。
1)外交:知道如何与外国打交道,出了一批早期的杰出外交官,如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等。
2)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特别重要,遍布理、工、农、医、实业、金融、新闻、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各个领域。
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从无到有,效率高,很快出成果、出人才。
4)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为新文化奠基,引进各种思潮,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引进的精华结晶为科学和民主。
5)这批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最艰苦条件下的精神力量。

取得这样成绩的主客观条件

1)主观条件:这些人在出国前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对近代中国之各种弊病刻骨铭心。无论哪一行都是抱着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目的。由于自身的文化修养较高,对外来文化比较懂得取其精华。
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都保留了一定的人格独立,就主体而言没有被权势所收买。即使进入政府的,贪官比较少,也仍然保留了独立的见解,如胡适、傅斯年、罗加伦等人。
庚款的条件是学成必须回国,实际上也很少人想留在国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化不了",难以融入西方社会。同时,他们本来就有报国之志,回国后也主要在国内机构服务,极少数在外国公司工作,从社会地位来讲,"洋行职员"在那个时期是被看不起的。到40年代末,有些人滞留不归是政治原因,但这些人心理比较矛盾,过得并不舒畅。
2)客观条件:直到二战后,欧美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华人得到高级职务的机会少。这批留学生大多出身中上层家庭,有很强的民族自尊,而回国则物以稀为贵,物质待遇上不亚于国外可以得到的,社会地位则更加优越。
无论是晚晴、北洋和国民政府都需要用人,一般风气对文化人比较尊重。"海归"大都受到重用。私人领域办学、办实业也比较自由,自主创业机会较多,所以发挥的余地比较大。他们回国大多能一展所长。
另外,没有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当然还有许多旧礼教、旧习惯思想的阻碍,而这批留学生恰好是新思想的载体。他们做的正是"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所以被称为"偷天火的人"。他们引进各种思潮,当时有百家争鸣的空间。不利条件是政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办不了大事。

1949年以后的前三十年

过去留学生主要是学成回国的,很少作移民想,这点与底层劳动者不一样。大批滞留海外是1949年以后。
1. 滞留海外大多是不得已的,心情矛盾。他们对国民党失望,而且在台湾狭小的空间也难以立足;对共产党不能认同,实际上也难以见容。在国外谋职糊口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总感到流落他乡。即使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或取得一定学术地位,例如在大学任教等,但总有一种孤臣孽子的心理,因为他们还是有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有一位已经进入名牌大学相当受尊重的老教授写的诗中有"忍教小儿学胡语"句,很能代表这种心情。
2. 50年代初,受到国内新气象的感召,有的留学生开始回国,想一展所长,实现建设新中国的抱负,随即为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吓退,已经回来的除少数外都未能逃避厄运(钱学森是极少数特例)。
3. 当局并不一定欢迎大批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早年的"海归",或未留学而仅在国内受过"洋教育"的,都不受信任,需要经过彻底改造,对国外回来更有戒心。大体上对两种人有选择地争取回国,一是有国际名望的,可起宣传作用;一是急需的科技工程人才,特别是军工方面的。所以军工方面反而对出身条件放宽。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排斥的。当然,无论何种人到"文革"都难逃一劫。
4. 另外一些是政府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新留学生,政治上筛选比较严格,主要是学习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及有关国家的语言,回国后在科技和工业建设方面有所贡献。中苏交恶以后即停止派送,其中一部分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牵连。

80年代出国潮和移民潮

经过长期闭关锁国,一旦开放,出现了阻挡不住的出国潮。

滞留不归的比例空前高

80年代出去的主要是到美欧发达国家,而且以美国居多。外部世界和宣传的反差太大,一旦接触现实有上当受骗之感。同时国内外实际条件的差距也很大。他们普遍对外面的感觉,用一名学生的话概括是richer and freer(更富、更自由)。不少人是长期受迫害,或者父母受迫害,感到寒心而逃离。另外,国外教育资源丰富,容易拿到奖学金,学习环境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

主客观条件与战前大不一样

客观上,欧美国家排外和种族歧视已大大减少,而且鼓励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留学生给予种种优惠待遇。主观上,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之后,这一代人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优越自尊已经十分淡薄,能够较快适应和融入西方社会。

一部分人还是选择回国,对改革做出贡献

在这点上,与早期的留学生有相通之处,期望在改革的东风中能够一展所学。实际起过作用的主要在经济专业,引进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观念。一部分进入政府,企图影响政策,励精图治;另一部分发展民营企业,相当成功。在教育学术界也有一些影响,不过不断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困难较多。
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本来准备回国的,大批滞留不归,已经回国的又被迫外流也不在少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人才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当代民族国家界线不那么鲜明,个人的出路是决定性的,世界公民的观念开始普及,这无可厚非。如果中国本身不能吸引人才,而且浪费人才,这只能归咎于体制、政策环境。除了大敌当前的战争时期,没有理由要求国民做出牺牲。但是大批精英流向国外,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确是重大损失。

90年代以后的变化。

留学生成分有所变化

8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在国内读过本科,而且多是其中佼佼者,学习能力和意愿都较强,在国外也刻苦学习,生活比较艰苦,或靠公费,或由外资资助,还要勤工俭学。而90年代以后的新现象是留学生成分复杂,日益低龄化,主要是一批新贵和新富,把子弟送出去镀金。有的就是在国内高考落榜而出去。学习目的也不明确,国外学校良莠不齐,并非都有严格要求。有的国家某些学校以中国留学生为赚钱的来源。早期的留学生中也不是没有纨绔子弟,但是极少数。现在这样大批的低素质、高消费的中国留学生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部分并非纨绔子弟,而是由于国内的教育体制日益扭曲,学校风气日益不利青少年成长,父母希望子女在比较健康、正常的环境中成长,也尽量争取条件把子女送出去。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发达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缓慢,就业机会减少,"海归"似乎又多起来。不过并非如媒体炒作那样已经形成"回流潮"。真正回国就业的还是少数。一部分海归实际上是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有语言和对国情了解的优势,被派驻中国。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受到客座教授的特殊待遇。但是他们多数已经入了外籍,或有长期居留证,随时都可以离去。
当前整个体制和社会环境与20世纪前半叶大不相同,所以尽管"与国际接轨"成为主流的口号,但是国人已经没有那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渴求,当政者甚至有种种疑虑和排斥,"海归"极少有可能像庚款留学生那样真的"截他国之长,以补己国之短",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

一点感想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做哪国人,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发展前途,可以用脚投票。即便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移民,也可以理解。到了国外,不论是取得绿卡还是入了外国籍,对故国还有感情,念念不忘,想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人之常情。完全成为住在国国民,不再关心中国事,只顾自己安稳度日,也无可厚非,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如此。只有两种情况不可取:一种是在中外之间以吹牛蒙骗抬高自己身价,两边通吃;另一种更恶劣的是有意与国内的权贵、贪腐势力同流合污,为阻碍中国汇入人类进步文明制造舆论。自己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可以恣意批评住在国,却力劝中国不要走民主道路,为专制唱赞歌。自己在外国择地卜居,享受着青山绿水新鲜空气,竟然著书吹捧中国的环保现状。
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关键期,问题很多,阻力很大。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做着艰苦的努力,希望挽救民族的沉沦和堕落。各个时代的海归正在从各个角度继承先贤"吸取外人菁华,以灌输文明于祖国"的遗志。那些在海外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有了谋生或创业的能力和机会的人,可以不参与,可以保持中立;如果觉得在海外不如意,想回国来发展,当然也是自己的自由,但是即使不能以所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也请不要拉后腿,帮倒忙。

——微信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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