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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张雪忠:自由主义者怎么会敌视商业文化?(附 许知远:被扭曲的情感)

张雪忠、许知远
  
今天在朋友圈读到许知远先生的一篇题为"被扭曲的情感"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感叹自己"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并且由于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人们不但"逃避崇高",而且还讥讽它,践踏它。

在中国的知识人群中,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似乎一直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一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人,仍不时表达出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敌视和鄙夷,却实在是让人大为费解。

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敌视商业文化,两者甚至一直是相生相伴的。自由主义的敌人才经常以"崇高"的名义仇视商业文化。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乃至当今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对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的反动。

商业文化很少佩戴"崇高"的面具,但它既不会排斥崇高,也不会贬低文化。它只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它让崇高的人可以更方便地追求崇高,让平凡的人可以更方便地安于平凡。商业文化与自由主义的亲缘关系,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的包容性,对不同人的不同文化偏好和生活方式,尽可能给予同等的包容与接纳。

相反,形形色色的反商业文化、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则常常是偏狭的,具有强烈的排斥性。比如,许知远先生一边承认,"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iPAD显示屏",一边却认为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阅读者",因为"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都失去了书的意义,不能迫使人们追问人生的意义,并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许先生他所期待的,是那些"在北京街头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阅读者"。但他却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把书夹在腋下的,才是真正的阅读者,或者为什么只有被夹在腋下的书籍,才能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实际上,许文中的"真正的阅读者"这种提法,只是以个人的审美偏好来评判不同阅读习惯的精神价值,也只是体现了作者的偏狭意识和怀旧情绪。当然,怀旧本来就是偏狭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外,许先生还感叹,"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们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看法,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但我却实在不明白:人们在餐桌上为什么一定要相互汇报阅读书目,并且为什么一定要谈到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我个人看来,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不但应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各种不同的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和阅读介质,而且也应体认到,阅读对象、阅读方式和阅读介质的多元化,本身就是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实际上,多元主义本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以商业文化表现出来的多元文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因地制宜地接触和获取适合自己的文化产品;阅读不再是少数人以"崇高"名义进行的"崇高"活动,而是大多数人的学习或消遣方式的一种。

自由主义不但欢迎文化多元,而且也鼓励人们追求物质福利,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压制人们的物质追求的同时,还能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当然不排斥出现一些描述苦难和奴役的精神作品)。

许先生在文中表示,"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他们"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一套房子、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这里姑且不去追问许先生到底通过什么调查,从而得出这种普遍和截然的结论。我只是不明白,一位享有自由主义知识人名声的人,怎么会如此贬低人们的物质追求。人们把房子看得至关重要,这也能有什么错?房子对人们很重要,是因为它确实很重要!居者有其屋,难道不是古今中外人们的一贯理想吗?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读得书越多,就越是明事理,也越能够理解:努力追求物质福利的人,并非不关心人生和理想,因为对殷实富足生活的追求,本来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读书不多的人,每当看到大街上来去匆忙的人们,我都能够体会,他们和我一样,都在为更好的生活奔波忙碌,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无论他们是否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也都值得我去尊重、理解和祝福。

(附注:我的文章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打赏)

——转自 微信

【附录】
许知远:被扭曲的情感

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再次看了电影《日瓦戈医生》。精彩之处仍不可胜数,一个片段给我印象尤深。医学院的学生日瓦戈,抱着几本书乘坐老式电车,跑过莫斯科街头,脸上充盈着希望、好奇、单纯……生活正在向他展开,一切皆有可能。

多年来,我总是期待在北京街头看到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他们可以神色匆匆,也可以散漫不羁,书是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墙。

出人意料的是,我一次也没碰到过。在这座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在餐厅里、地铁车厢中、公园的长椅上,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iPad的显示屏。但是,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似乎都失去了书的意义。它们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迫使他们追问人生的意义。它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技巧。总而言之,它们不提供另一种逻辑,只加固原有的逻辑。这也是此刻的中国,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幻想的、缥缈的、精神的领域不断萎缩,甚至变成了一种笑料。

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理想,不自觉地贬低知识、思想、精神的空间,认定它们不合时宜、软弱无力。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对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看法,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人们甚至耻于提及一些词汇。在王蒙高声说"躲避崇高"十多年后,人们不仅躲避它,还讥讽它、践踏它。

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倘若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此刻中国的精神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胡萨克时期的捷克、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处。一套强大的、虚假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系统崩溃了,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一整套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这么多年残酷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变得如此模糊;在塑造了这么多雷锋王进喜这样的道德楷模之后,"道德"变得暧昧不清;在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个人"与"自由"的面目都模糊了;在把"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用坦克碾平了学生的诉求之后,"知识"与"知识分子"不仅失去光环,还是无用的象征;不断高唱的"社会主义理想",让"理想"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因为新生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这种被欺骗感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人们选择了什么也不相信。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种稳固的东西,来抵挡生命必然的脆弱。于是,所谓的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东西,不仅占据了我们外在的空间,也填充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一段时间里,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们的空虚,物质也带来了新的自由。而那种什么也不信任的态度,似乎也让我们感受到某种自由和尊严,它多少印证那句名言"玩世不恭其实是带着面具的良知"。

这短暂的交易已经到期了。物质的力量,不再能缓解精神的空虚,反而开始加剧焦灼。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却也表现出罕见的茫然无措。因为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一套房子、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越是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现实就越是折磨他们。"玩世不恭"也与良知脱离了关系,很多时候,它仅仅是"玩世不恭"。昔日的嘲讽对象,早已瓦解。"嘲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应被警惕的力量。它还加固了现存的扭曲秩序。二十世纪的主要暴政,不管是共产主义、法西斯的极端权力,还是金钱的统治,都是以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为基础的。正是精神世界的独特性、自足性,让每个人不同,让他们抵御被滥用、践踏的危险。

而这种独特性、自足性的前提,是人们必须重新寻找到探索、描述自己精神空间的词语、思想与情感。这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场景,令北京的街头出现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或是聚会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机勃勃、也经常不知所云的高谈阔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内在世界。但这种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词汇、情感拯救出来,给它们赋予本来的光彩。精神、思想、知识不仅不是脆弱、无力的,反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它们永远在防止现实权力变得过分粗鄙与粗暴。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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