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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8日星期二

张千帆: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

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发表了我的"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之后,四月网(作者不详)对这篇评论做出了回应("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认为我对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评价过于苛刻,"偏于情绪,少了些君子之风。"

其 实,此文开头即不够严谨,因为作者引用我的尖刻批评("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是针对去年六月前后官媒接连抛出的力挺"中国模式"、抹黑西方宪政的短篇评论,而不包括《中国震撼》。我之所以选择评论这本书,是因为它还引用了一些数据,尽管不准确或极易产生误导,还是值得撰文评论的。"中 国模式"和《中国震撼》一以贯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国(如印度)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应。

"中国模式"一文的第一个不满是我批评《中国震撼》"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认为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就在当局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时候,本文作者却仍然死抱着这一个指标不放。事实上,没有谁否认中国在GDP上的成就,虽然这 个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水分——"中国模式"说中国GDP反而被低估了,因为民营企业有少报产值的动机,但是它却只字不提政绩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显然有多报的 动机;过去一年全国实体经济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响尤其严重,但是报上去的产值却仍然增长5%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另一个问题是GDP 是否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我认为显然不是。除了国民幸福不等于人均GDP、国民不自由会极大压制其幸福感等理由之外,唯GDP思维的问题在于 只看成果,不看成本;只论产出,不论投入及其产生的其他后果。有投入,就有产出,但显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就越好。"十年文革",多少家庭付出了惨痛 代价?但是GDP也只有1967-69年三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只要工业保持高增长,多大的社会灾难都未必在经济增长曲线上有所体现。近三十年来,中国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物产极大丰富本是自然之理,但由此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耗竭了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而所 有这些显然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句话就能轻轻带过。"中国模式"论却"一俊遮百丑",闭口不谈盲目发展的诸多代价,认定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乃至政府贪 腐都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等工业化结束才能逐步解决。该文还把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党运动归因于工业革命。在我看来,美国进步党运动及其带来的公务系统 改革是民主深化的自然结果,和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退一步说,即便此论对其它国家成立,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公权约束严重匮乏的中国也未必具有足够的承载 能力。对发展的代价轻描淡写,竭力回避,恐怕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不论中国此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健康与可持续,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是不是集权制度的功劳呢?左派似乎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 能简单划等号。当然,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要弄清哪个是主要因素、哪个是次要因素殊非易事。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国民勤劳的结果,而不 是政府恩赐或体制优越性的体现。政府和政治体制有功劳的话,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维持了基本社会秩序,二是执政者足够开明,允许人民享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 由。不论政府是好是坏,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高压秩序会压迫自由,但没有秩序也是不行的。虽然从经济增长受益最多的是以官员为核心的既得利益群体,但不可 否认的是大多数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了。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仍在做大;虽然分配极不公平,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然而,所有这 一切既不表明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也不表明如果实行民主,中国的发展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民主搞砸了,事情当然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启动民主改革 究竟会怎么样?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想都不想就把自己看扁,认定中国人天性搞不了民主。某些人对中华民族如此卑微的自我评价,似乎和 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极不合拍。

但是《中国震撼》和"中国模式"却全然不这么认为。它们就像"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一文中说的那样,专 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捏。除了夸大民主转型的失败之外,他们特别喜欢拿来说事的"软柿子"就是印度。这只"柿子"找得很好,因为和某些转型失败的国家不 同,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欠发达大国。在某些人眼中,通过印度,民主和贫穷、混乱、低效率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中国模 式"笔下的印度是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不仅经济、卫生和教育落后,而且司法腐败,效率极低。作者还颇擅长"以其矛攻其盾"的策略,用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的 话来抨击印度司法,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来批评印度民主。可惜上述引语都没有说明任何来源,无从查证。只有作者说张维为去印度讲课, 接连发生两次停电。但这种孤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去印度不多,迄今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初在德里讲课,一次是五年前在相对不发达的加尔各答开会,均没有遇 到一次停电。事实上,印度高校的基础建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难道就能凭此有限个人经历说明印度经济与教育发达吗?

既然"中国模式"不 负责提供其结论所依据的出处,我只好自己去查证某些事实。"中国模式"在渲染自身优越性的时候,一个比较牢靠的证据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印度高好几岁。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平均寿命不低,确实可算作一个可喜成就,但印度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平均寿命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page=6),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人均寿命为68岁,比印度(56岁)高12岁;改革三十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而印度提高到66岁,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却比中 国进步更快。中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七,而印度死亡率三十年前则高达千分之十二,近年来下降到千分之八,和中国相差无几,可见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在"中国模式"只字不提,能看到的只有"据印度媒体分析",印度经济落后中国十年,社会发展则 "落后30年"。后面这个论断从何而来,仍旧不得而知。

"中国模式"的另一处惊人之语是,饿死数千万人的中国"大饥荒"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据说"1952-78年间,中国比印度整整少死1亿人。" 讽刺的是,"中国模式"引用的权威是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正是他指出,民主比专制优越的地方是印度至少避免了中国的"大饥荒"。虽然森也 批评印度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但是其自由民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模式"的笔下,大名鼎鼎的森竟然发生了 180度大转弯,成为集权专制的辩护人。遗憾的是,这篇大作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出处,能查到的只是王绍光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11期的书评,其中 讲到森在和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批评印度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远不如毛时代的中国:"印度平常每八年填满棺材的尸骨就超过了中国那场严重 的三年大饥荒了。"即便我们同意森所描述的事实,也不能把他曲解为印度民主不如中国专制。我们在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只能谴责制度的主动杀人,譬如过高的 粮食征购和抢夺农民口粮造成了"大饥荒"、"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文革"的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而不能责怪医疗、卫生和经济落后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少 谴责力度要小得多。否则,比中国死亡率低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也不鲜见,难道我们能因此谴责中国政府或制度造成多死了多少人吗?事实上,除非政府的过 多管制剥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人为造成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证明的,也没有谁能证明一个更加集权的印度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并提供更 好的公共服务。

说到印度司法,"中国模式"涂刷的印象是不仅比中国更黑,还更低效。中国法院好歹有明确结案要求,虽然某些大案根本不按要求 来,但印度法庭审判似乎遥遥无期。据不知哪一位"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要466年才能审理完,递了诉状好比进了人间地狱。该文还专 门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印度告状要等10年才知道结果。不论茅老是否在特定场合下说过此话,但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如果只是特殊个案,难道中国没有这样 的个案吗?我对印度司法不熟,只好请教德里的国家法律学院院长辛默涵(Mahendra Singh)教授。辛教授很谦虚,承认印度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审案时间长,但也指出"中国模式"一文明显夸大了这些问题。譬如司法腐败在基层法 院确实存在,但在高等法院就很少了,最高法院则迄今从来没有被指责过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刚查处了一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济问题",还不知其涉案金额多 少。而众所周知,这只是中国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印度法院之所以审理时间长,主要还是因为案件量大,而司法精英化导致法院人手不足,并且实 行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明显改观。根据辛教授提供的文献资料,印度最高法院定期出版《法院新闻》 (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courtnews/2014_issue_2.pdf),显示印度最高法院总 体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去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共立案22459起,审结了20819起案件。截止2014年6月30日,还有65970案件待审,差不多 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各邦高等法院更加滞后,目前积压总共448万起案件。2014年第一季度审结48.6万件,新立案50.9万件。按此速度,每年审 结不到200万起案件,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审理完积压案件。这个效率和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相当,何来的"466年"、"完全崩溃"等各种惊悚的说辞呢?辛教 授对我说,印度法律界承认司法的各种问题,但显然不是要抛弃印度司法制度,而是为了如何改进它。自1950年立国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过大量进步判决, 有力保障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基本人权。在我看来,印度法治和中国一样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

"中 国模式"特别提到了种姓制度之恶: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不到人口的4%,却占有司法的近七成职位和接近半数的国会议席——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出处,因而无从查证 其准确性。事实上,即便这些数字准确,对比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已经不那么"惊人"了。如果说婆罗门在印度属于特权阶层,那么"党员"也算中国的特权阶层,而 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过5-6%,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法官和各级人大代表的党员比例,应该远不止七成吧。"中国模式"认为我们用种姓等印度"国情"为 其落后现状开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姓制度是历史留给印度的不幸遗产,没有谁会像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那样认定"存在即合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 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确实仍然在拖累印度,但是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已经远不如印度建国时期,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而印度之所以能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其民主制度。那些认为印度民主一片漆黑的左派们在诋毁民主之前,还是应该先读一读201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印度民主的成 功》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第八章关于印度学者对种姓政治的评价。

在一个种姓歧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印度政治原先自然也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所主 导。1920年代,印度民主的火车头国大党自身的领导层主要就是高级种姓。最卑微的表列种姓约占人口的15%,表列部落约占人口的8%,加起来将近人口的 1/4,但是他们连选民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政府和政党中选派自己的代表。然而,到30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就已经在民主竞争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发生根本改 观,许多国大党选区的委员会主席来自低级和中间种姓。印度独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邦政府中取得了政治实权。国大党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和高级种姓之间的斗 争,而增强了吸收中间和表列种姓的能力。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印度多数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属于非婆罗门种姓,其中有些来自中间种姓,但也有不少来自 "落后"种姓。到1990年代,北方邦产生了一名"受压迫"种姓的首席部长。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低种姓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 一部分。1997年,表列种姓成员纳拉亚南当选为印度总统。虽然印度总统没有什么实权,这仍不失为印度民主的象征性成果。

民主政治催生平等 机会,而印度式平等并非仅仅是形式平等(不歧视和平等竞争),而是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那就是国家要求把某些岗位保留给落后种姓的"种姓保留"制度。上世 纪七十年代,印度的种姓政治开始活跃,低种姓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七十年代中期,某些邦已经为表列种姓和部落分配将近20%的政府职位,为其它落 后种姓保留将近50%的名额。1979年成立的曼德尔委员提供了一份种姓清单,把400个种姓列为"落后种姓",其中多数属于劳动者或首陀罗种姓,并要求 从政府公职到国企和大学录取的各种公共机会都适用种姓保留制度。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为表列种姓和部落保留22%的中央政府职位,其它落后种姓保留 27%的职位。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忽略,"中国模式"对印度民主政治带来的这些成就一概不提。

"中国模式"坚守反民主立场,批评我在其它场 合下发表的"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民主再腐败,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等论断,并引用脸书创始人之一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为例,反问"有几 个民主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这种诘问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威权主义和经济至上价值立场。有的美国公司高管可能为了避税而变成新加坡国籍,但是低税就一定 好吗?中国的左派们什么时候变成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究竟又有多少美国人会真的因为此而认为新加坡比美国更优越呢?与印度是民主的特例类似,新加坡也是威 权的特例,在此不赘述。虽然新加坡实行一党独大,也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并不都长一个样。毕竟,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议会当中也有反对 党成员,尽管人数不成比例。假如新加坡完全像中国这样禁止反对派的实质存在,迫使任何政治批评沉默,很难说执政党还会这样相对廉洁高效。新加坡的政治转型 已经不远,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论新加坡吧。至于"中国模式"对欧美民主的杞人忧天的关怀,认定民主必然造就懒惰贪婪的民众、欧债是欧盟过不了的"坎" 等不一而足,身在天津爆炸余波中的我们只能"呵呵"了——放心吧,欧盟不会因为希腊而崩溃。民众再懒惰贪婪,也不如专制者的懈怠贪婪可怕;民主的危机再 大,和专制的危机相比不过是芝麻。
虽然我不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的论点,但这类争论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左右公知 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不要政府抓右派、左派就兴高采烈,政府打左派、右派就幸灾乐祸。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隔空对骂,只能说 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停留在极不成熟的水平。我对国内精英左派的主要意见是投机心理似乎较重,甘愿用极不平衡的"论证"为昭然若揭的制度缺陷和政府不当作为 "洗地",完全背离了西方左派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精神。如果论辩双方有一方言不由衷,言论背后还藏着其它目的,那么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希望这种指 控是不公正的,也期待左派学者能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说理赢得对方的尊重。

——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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