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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杨光:习近平的“治藏方略”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欢迎途径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禅(前右)。


由胡耀邦和习仲勋奠定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传统,到习近平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赤诚善意,变成了十足的政治敌意以"党治"取消"自治"和"法治",单方面关闭与达赖喇嘛协商谈判的大门……他错误地解读了苏共和苏联的教训,则就难免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了。


习仲勋以温和宽厚待少数民族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在中共高层历来有所谓鹰派与鸽派——即强硬派与温和派——之争,虽然两派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共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统治,但是二者的分歧仍然具有实质性意义:对于人权与道义的实现,手段往往比目的更具优先性和决定性。在中共老一代里,诨号"王胡子"的王震将军是著名的鹰派,以"铁血治疆"的军事恐怖统治奠定了他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一世威名";胡耀邦则是著名的鸽派,留传至今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即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发起——中央之所以不开"湖北工作座谈会"或"广西工作座谈会"而只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其本意正是为了尊重藏人、藏地、藏传佛教、西藏文化的特殊性,修正并补偿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治藏政策对藏人和藏文化的严重伤害。可惜,后来的中共只是留下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形式,却抛弃了胡耀邦召开这一会议时所怀有的那种愧对藏人、感念藏人、欲施恩补过的政治善意。
不太为众人所知的是,"今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不仅是中共"民族宗教战线"的元老——五六十年代其在"五马进京"之后及担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之后,八十年代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调往中央书记处之后,习仲勋都曾分管民族、宗教事务——也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与胡耀邦立场最为相近、甚至比胡更显温和的鸽派人物。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以书记处名义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推出了特殊化治藏方针和全面援藏计划,在那个会上,习仲勋是胡耀邦的主要支持者和助手。
习仲勋早年曾主政西北大区,是王震的顶头上司,因批评王震对少数民族乱捕滥杀且向中央告发,导致王震被赶出其一手打下的新疆,由此习王二人终生交恶。习仲勋在"解放"青海藏区时执意感化——而不是像王震一样杀掉——曾对共军负有血债的藏人头领,曾被毛泽东称赞"比诸葛亮还厉害"。十世班禅初识共产党,很幸运,第一个与他打交道的中共大人物是习仲勋,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忘年交,班禅从少年时代直至去世一直视习仲勋为亦师亦友的长辈和无话不谈的挚友。人们都知道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为"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的清算而蒙冤受难十七载,却不知当时习仲勋还有另一个罪名,就是和李维汉一道同情、支持了班禅喇嘛攻击党的西藏政策、替反动藏人鸣冤叫屈的"七万言书"。后来习仲勋与班禅均获"平反"之后,班禅还曾为此事向习致歉,习仲勋一笑置之。

习氏父子"治藏方略"大相径庭

胡耀邦之后,江泽民开过两次、胡锦涛开过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从中央书记处升级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下,虽仍是程序比较灵活的座谈会,却渐渐变成了一本正经的例会,每位总书记任上至少照本宣科开一次,而随着级别、形式的升级,内容方面却明显降级,胡耀邦时代会上讨论的主要是政治性、政策性的大政方针议题,江胡时代则聚焦于 "对口援藏"、资金和项目等琐细议题。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8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习近平作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藏民众和西藏宗教文化最为强硬的政治讲话,首提"六个必须",谓之"治藏方略"。这"六个必须"若各个分解,其实也并无新货,无非是毛邓江胡时期各种分散的强硬观点的大杂烩,但如今合在一起,冶为一炉,则不无恐吓威慑之"新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习近平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在"六个必须"之首,无疑是以"党治"取消"自治"和"法治";二是在前五次座谈会提出的"四个认同"——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首次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变成了"五个认同",要求一个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古老民族认同一个主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革命政党,这极其荒谬;三是首次以最高领导人背书的方式,白纸黑字以"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的强硬路线取代了邓江胡时代实际执行的"与达赖喇嘛接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实用主义路线。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微信帐号"统战新语"推出署名"格桑"的文章,宣称"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这意味着习近平当局已经单方面关闭了与达赖喇嘛协商谈判的大门。
在习近平发表此番讲话之前,包括达赖喇嘛本人在内的许多藏人一直对习近平抱有期待,正如许多自由民主人士在习近平提出"意识形态亮剑"和"七不讲"之前一直对习的政改取向抱有幻想一样。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与乃父习仲勋不无关系,人们难以相信,与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不同政见的宽容厚道大相径庭的保守僵化、好斗逞强的民族宗教政策,竟出自他亲生儿子习近平之手。
如果不是与"九三大阅兵"存在时间上的冲突,十年一度的西藏自治区"区庆"纪念大会本应在九月一日如期举行。更改日期当然是一桩小事(也许是方便习近平腾出时间亲自参加),但这也足以体现习近平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毛泽东式治国理政风格:九月三日并非国家法定节假日,抗战胜利大阅兵更是史无前例的心血来潮之举,而西藏九月一日"区庆日"则是从1984年至今已经执行了三十年的定制,在习近平这里,"政治规矩"说立就立,惯例和"制度"说废就废,无需任何法定程序。无怪乎由胡耀邦和习仲勋奠定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传统,到他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赤诚善意,变成了十足的政治敌意。

民族问题是苏联崩溃的直接原因

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发表了他对于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个人看法:"竟无一人是男儿"。显然,此事对他刺激很深,以至于耿耿于怀,但仅此一句,就暴露了他历史视野之褊狭与政治见识之短浅。在习近平看来,苏共和苏联黯然落幕的下场肇源于戈尔巴乔夫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政治改革的失败,肇源于前苏联执政当局对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缺乏"男儿"气概的软弱和退让,所以,他要反戈尔巴乔夫之道而行之:他搞公开化、我偏搞黑箱化,他搞政治改革、我偏搞全面专政,他搞姑息妥协、我偏要强硬到底。
但是,习近平从本质上误读了苏共和苏联的败亡教训。其实,历史事实并不复杂,苏共并非亡于改革派,而是亡于保守派: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配套、不到位,以及在改革遇阻的关键时刻在总理、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等关键岗位上重用了一批保守派人物,这些反对改革的官僚发动了八一九政变,将原本尚有转圜生机的苏共彻底置于必亡之境。
苏联也并非解体于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即便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三国或更多的国家无可挽留,只要俄罗斯仍然坚守联盟立场,多数加盟共和国也就不会脱离,苏联仍将以新的面貌而存在,事实上,苏联解体于主体民族俄罗斯的分立主义: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俄罗斯作家代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大发牢骚:"俄罗斯人一贯乐于助人,但你们却认为你们所有的不幸都是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贫穷落后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瓦连京·拉斯普京)当时这不过是气话,不曾料想一年之后,俄罗斯议会竟以高达96%的支持率通过了脱离苏联独立的宣言。在中国,如果是极左派要发动政变赶走习近平、拥戴薄熙来,如果是汉族人要甩掉西藏包袱、实现汉族人的独立主权,人们有理由责怪习近平对右派或对藏人不够"男儿"、不够强硬吗?
苏联的民族问题之最后恶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它绝非如习近平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苏联中央的软弱和退让而突然恶化,而是因为假联邦、假平等、假自治包装之下过于专横、过于强硬、过于集权的民族政策长期积累沉淀的问题突然总爆发所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当局随意改变民族疆界,有的民族被整体流放——如去年被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原本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而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却被斯大林整族强迫迁徙到哈萨克;有的民族被故意划入存有敌意的他族行政区域以便"以夷治夷",苏联解体前夕相继发生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仇杀事件、由阿布哈兹问题引发的第比利斯流血冲突事件等,就都是苏联中央政府专横强硬统治的积聚效应,而不是什么软弱涣散、没有男儿气概的报应。
事实上,不仅斯大林粗暴,戈尔巴乔夫也不见得软弱,比如纳卡问题,该自治州本是亚美尼亚领土,90%居民是亚美尼亚人,却被斯大林划归阿塞拜疆管辖,戈尔巴乔夫本该基于多数民意和纠正历史错误的原则予以解决,却一味以"不能变更疆界,以免引起连锁反应"为由对民意呼声置之不理,直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结果,对民族问题的历史纠错、政治纠错倒是没有在苏联形成连锁反应,连续发生的民族暴乱、族际流血冲突事件却成了苏联末期的一道特殊景观。
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之后,理性分析、中立看待这一历史往事,对中共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煎熬。客观地说,苏共之亡、苏联之裂,既有偶然因素作祟,也有其理所应当、势所必至之处,某种程度上,灭亡是它们恰当的归宿,没有什么好惋惜的。习近平欲吸取苏共和苏联的教训,这对中共与中国,理当是一件好事,但他错误地解读了苏共和苏联的教训,则就难免一错再错,重蹈覆辙了。
2015/9/4

——《动向》杂志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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