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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

羽戈:与父辈谈政治

天安门前的崔健(左)
我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一位同龄朋友读后,感慨万端。他非常羡慕我和父亲之间的和睦与腹心相照。他和他的父亲,哪怕坐在一个房间,彼此却隔了一个时代,哪怕肉身距离不足一米,精神距离则超出十万八千里。他们的隔阂,主要源于观,一者是毛时代的忠实粉丝,一者是新时代的青年,偏偏他们都喜欢谈政治,每谈必吵架,每吵必翻脸,最苦可怜的母亲,前后奔走,左右劝导,终于说服丈夫和儿子各退一步。现在父子在一起,都不主动谈政治,可是不谈政治,二人几乎无话可说。
我告诉他,我和父亲的共同话题其实寥寥,文中不是写了么:"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至于政治观,则是欲冲突而不得。父亲这大半辈子,为生计所驱使,含辛茹苦,晨兴夜寐,根本无暇、无心关注政治。当然,不管他关注政治与否,政治一直在关注他,作为破产地主的儿子,那些年来,政治让他休学,就得休学,让他下乡,就得下乡,让他颠沛流离,就得颠沛流离,让他忍辱偷生,就得忍辱偷生……政治洪流之中,他好似一块浮木,命运从来不由自主。
我努力追忆父亲和我谈政治的情节,勉强找到两例。一是2002年寒假,我从大学回家过年,忘了是哪天,父亲喝了酒,有点兴奋,对我说:这回俺们人当上了总书记,安徽能享福了。彼时我年轻气盛,说话毫不客气,直接驳斥他:第一,安徽人当总书记,安徽未必能享福;第二,哪怕安徽能享福,你这样的平头百姓未必能享福。父亲思量片刻,转而默然。
还有一次,应是两年前,父母居住近三十年的老屋不堪风雨,计划重建,然而材料递上去,数月不得批准。父亲打电话抱怨,说颍上人孬,眼里只有关系和钱,缺这两样,什么事都办不了。我本想告诉他,这不是人心与人性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缺口太多,黑幕太深,权力便四处寻租,腐败便不可遏止。话到嘴边,不由犹豫,最终还是咽到肚子里。所以说这只是一次未遂的政治争论。
我之想起这些往事,则因读到黄裕生教授的一段高论:"今天,不少人都一个遭遇,就是不仅难以与父辈言政治,与同辈也多难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政见不一,政见分歧,而实质不是。难以相言的实质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相异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野,一边是已进入现代国家观念: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利、尊严与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一边是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国人中只有少数真正持现代国家理念,而大多数恐怕还持后一种国家观。开启现代性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通过追问与确立个人之自由与权利,最终确立现代国家理念,厘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仍需大启蒙。这是在国学热的今天不可不清醒与坚守的一个方向。"
这番话,曾在朋友圈风靡一时。我见过至少十遍,简直能背诵下来。黄教授的论断不仅精当,而且切中了年轻一代的心思,否则何以如此流行呢。不过读到后来,我则开始琢磨,将"政见不一"视为表象,将"历史时代的分野"视为实质,这么总结,是否过于简单或粗暴?父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是否断裂到泾渭分明?这两个时代是否锻造了两种截然相对的政见,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集体至上,一种是个人至上,一种是义务本位,一种是权利本位,一种是专政,一种是宪政?
朋友与父亲的,以及我与父亲的故事,似乎都在印证黄教授的观点。然而,我还得说两个亲历的故事,主题同样是父辈与政治,味道却大不一样。
2008年春节,我在老家度过。年初四,我和弟弟及两位堂兄,到乡下给六姑姑与六姑父拜年。六姑父是老教师,他还有一个身份:老右派。一生饱经磨难,老来依然壮心不已,胸怀天下。我们进屋,他正看CCTV4,时值大选前夕,议会打架,党派骂战,此起彼伏,热闹远胜于过年。这正中善于发掘台湾负面新闻的央视下怀。此后我们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电视。六姑父手指混乱不堪的电视画面,感慨道:台湾的乱,背后是不乱,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大堂兄点头,接口道: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一党专政!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惊诧,以及心底奔腾的狂喜。六姑父生于1930年代,已经年过古稀;大堂兄生于1960年代,小学尚未读完,便被迫下乡,12岁开始做生意,至少干过十个行当,2008年前后,他的主业是卖猪肉。这两个人,与我相距一个时代,甚至不止;聊起政治,却无太多隔阂,而能相谈甚欢。说起来,他们还是那个旧时代的人物,譬如不会用电脑,不会用智能手机,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时代的歧异,以及文化与生活的歧异,并未导致政见的歧异。
大表姐的命运,与六姑父相仿,落难于"文革",1980年代时来运转,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可惜她不比六姑父旷达,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于她则刻骨铭心,纠结为灵魂的阴霾。表现之一,即对伟大领袖的滔天恨意。记得她有一句名言,大意是:什么时候把百元人民币上的头像换掉了,中国才能太平。有一回,她到我家作客,席间重提此言,被一位来打油的顾客听到,问她:你说换谁?大表姐答:换邓小平!那人嘿嘿冷笑:都是一路货。这一幕,大概发生在我的高中时节。我早已忘记了那位顾客的形象,忘记了他是中年还是老年,却始终铭记二人的对话及他的结论。如果说对毛的无限热爱与对毛的无限仇恨属于一个时代的两面,那么认为毛与邓本质上是一种人,即便搁在今日,怕也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政治觉悟。
于我而言,这个故事还有一点启发:毛时代与邓时代之间,貌似一刀两断,实则藕断丝连,甚至一脉相承。如果目光停留在前者,以此划分两个时代、两代人、两种政治观,既脱离了现实,更不符合历史与政治的发展逻辑。对此,生于1961年的崔健曾有良言,他对年轻人说:"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
我无意与黄教授唱反调,更愿意把我的观点视作一种补充:第一,我们与父辈之间,未必相隔一个时代,父辈可能是从旧时代突围的前锋,正如我们可能是从新时代落伍的后卫;第二,哪怕相隔一个时代,我们与父辈,不是不能谈政治,也许在"谈什么"之外,我们还得思考"怎么谈";第三,哪怕我们与父辈难以谈政治,这背后的原因,却未必在于时代,我们与父辈的隔阂,未必是时代的隔阂;第四,在时代的分野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统一,在时代的断裂之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时代的承继;第五,我们的思索与追问,不能止于"时代"这两个字,时代不是标签,更非终点,时代背后,还有个体的人、活生生的人。
切记,以时代为分界线,用代际(父辈、我们、老一代、新一代……)分析政治,极有可能滑向一种危险的言论:等他们都老了,死了,这个国家就能进步了。把转型的希望交给时间,不仅怯懦,而且愚蠢。因为对政治而论,企图用时间解决问题,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连时间本身都会变成问题。当我们期待老一代退位,新一代上位,使国家焕然一新,国运蒸蒸日上,最后却发现,所谓新老交替,不过是川剧变脸,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就连台下喝彩和打呵欠的声音,都没有什么两样。

2015年9月19日
——微信公众号"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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