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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

胡平:有如此恶劣的手段 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先谈陶铸事件。
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冲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1968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18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然而今天大权独揽的习近平,在打压不同意见方面,却走得比江、胡还要远。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  2015年9月4日—201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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