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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

晓丹:怀念"叛逃者"赵復三先生

图右一:赵復三。中:本文作者晓丹
2015-09-10 08:58:35  

(一)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復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復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復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復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年,赵復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復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復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復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復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復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復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復三在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悄悄去了巴黎,他有个女儿,在巴黎教钢琴。就这样,赵復三抛弃所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逃亡之路。
一年之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立大学(简称OCU)的校长吉尔.沃克先生聘请赵復三出任宗教哲学系教授。这所大学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奥克拉荷马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沃克校长本人就是基督徒,他曾多次访问中国,都是由赵復三先生做的外事接待,当时赵先生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当然是统战部,但赵先生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坦诚自己有宗教信仰,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心里有一根底线是家族传承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经过多次接触,沃克校长对赵先生的人品、学识非常钦佩,尤其对赵先生在基督教方面的知识、学养欣赏异常,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赵復三这样的人在中国高层的处境,很早就向赵先生暗示,如果遇到麻烦,他可以鼎力相助。就这样,赵先生转辗来到了美国。我也是在这所大学认识了赵先生,并与之结下多年的友谊。
(二)
1991年夏天,我先生邵剑平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获得金融博士学位后,被OCU聘为金融系教授,我们就从弗吉尼亚搬来了奥克拉荷马。在校方举办的新学期教师联谊会上,我作为家属也被邀请在列,因而认识了赵復三先生。第一次见到赵先生,他的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和他交谈时,他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华东师大,他笑了,说:"啊,我们是校友!圣约翰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我们进校先后大概相差了40年吧!" 那时候我26岁,他已经65岁了。而我知道,1949年院校合并之后的华东师大,哪里敢称自己是圣约翰的传承!
邵剑平与赵復三。
我后来去选修了他的圣经课程,他对圣经的教义、真理、以及经文的讲解真的是如数家珍,还常常直接引用拉丁文做注释,他的英语及其优美,一堂课下来,给人满满的饱足感。他上课还非常讲究礼仪,穿一套剪裁相当合体的黑色西装,戴一个白色的脖圈,那是神职人员的装束,学校对教授并没有服装上的限制,但作为神学教授的赵先生,他对自己有严谨的要求。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来说,孤单一人在美国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为赵先生特别配置了一栋简易居所,就在离学校不远处,他每天上下班可以步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学会开车,在美国不会开车简直就是没有腿。而赵先生真的学会了,无论是购物、出门办事,还是会友,他都是自己开车。我家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赵先生每次来我家也都是自己开车来。
当时,OCU还有另外两位华人教授,一位是计算机系的王立天,他是台湾国民党高官王升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教育系的刘迪麟,他的太太居然和我有亲戚关系。我们四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常常在周末开party,当然是来我家的次数最多,我家当时住在奥克拉荷马郊区一片橡树林中,是周末休闲的好地方。赵先生和剑平很谈得来,常常一聊起来就不忍释手,尽管他学识渊博,又是长辈,但遇到他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金融、经济等问题,他总是虚心请教,我常常听见他用这样的语气对剑平说话:"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或者:"这方面我不懂,请谈谈你的看法。" 赵先生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样小礼物,有时是买一袋时鲜的水果,有时是带一本书。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生中珍奇古玩不会少见,却常常会对我家里摆设的一些寻常饰物,或者墙上的一幅无名作者的油画发出由衷赞美,他总能从这些普通的物件中,找出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且说出来头头是道。我心里明白,倒不是因为那些东西真有那么好,而是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教养, 对主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礼貌,一句话,是他生命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的点滴细节上都折射出光辉。他的这些言谈举止常令我感动,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喝党奶长大的一代人在文明涵养上的欠缺。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剑平喜欢逛旧书店,有一次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中文圣经,是1913年的版本,里面的文字是近代古文,及其优美流畅,书的扉页上写着"美国施约瑟新译"、"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印行"。据书店主人说,藏书者是一位旅行家,在全世界各地买了许多书,尤其喜欢收集圣经,他过世后传给下一代,到孙子辈就把这些书全都廉价卖了。赵先生来我家,剑平拿出书来请他鉴赏,他竟然激动不已,说这恐怕是绝本了,年轻时候他就听说过施约瑟牧师,他是从美国去中国的一位传教士,非常精通汉学古文,这本圣经是他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位牧师手有残疾,他是靠一根食指打字翻译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作"一指圣经"。赵先生再三叮嘱说:"好好保存这本书,这在中国恐怕早已绝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眼神都充满怜惜。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一本绝版好书更值得这样以爱相待,而他的爱心里,又包含多少难言的悲哀!我则由衷感谢赵先生说出了这本书的来历,不然,这世间还会有谁知道"一指圣经"的故事?即便有人知道,又如何与眼前这本书发生任何关联!
八九年之后,美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投入了民运,各方力量也都想把赵先生拉进自己的阵营,但赵先生一概拒绝了各方面的接触,包括各路记者的采访。他非常低调地住在奥克拉荷马这个美国西部偏僻的小城,宁愿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小人物交朋友,他和我们一起谈哲学,谈历史,谈信仰,谈各国见闻。赵先生很少谈他自己,只有一次谈到他还在国内的太太,和两个在欧洲定居的女儿,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他和太太感情一直都不好。他和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时事,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对极权制度的认识可谓是深入骨髓的,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这样决绝地背井离乡,走上这条叛逃者的流亡之路。事后,李鹏曾经通过其他人转达口谕说:"想办法让赵復三回来,只要写几个字就行。"所谓写"几个字"也就是"悔过书"的代名词吧,我亲耳听到赵先生对剑平提起这件事时,面带平和的笑容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民运界因为无法与之接触,看不清赵先生的真面目,就出现了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务,也不排除国家安全部门自己就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以抹黑他在海外的名声。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却毫不辩解,默然无语地度过了8年教书生涯。1998年他从OCU退休,打算去欧洲与女儿同住。临行前,在我家里为他送行,那时候他侄女赵红也来到OCU就读,我们就是在那次party上认识的。
赵先生去欧洲以后给我们寄来过平安卡片,这也是他的悉心之处。其实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互相交换贺卡,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张他1993年写给我们的贺卡,那是圣母怀抱着圣婴的封面,打开来,里面除了英文的印刷体之外,还有赵先生亲笔写的汉字:"剑平、晓丹:愿圣婴带给你们平安、希望和仁爱,并经过你们流向周围的人们中间。復三 九三年圣诞节"。赵先生的字相当工整,一笔一画,有棱有角,正如他做人,谦恭严谨,是非分明。
赵先生是2000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的,那时他与耶鲁大学已退休的图书管理员陈晓蔷女士结为连理,两人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环境幽雅的小房子里。
这里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三)
晓蔷老师是我的忘年交知己,我们常在电话里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和復三先生的故事。
她和復三认识是从很小的时候。1931年晓蔷出生于上海,住在淮海路(从前的霞飞路)一带,復三的叔叔家也住在那附近,復三常到叔叔家来玩,经常见到这个比他小五岁的晓蔷妹妹,他们也常在周日的时候,一起到慕尔堂做礼拜。在晓蔷的印象里,復三就是一个大哥哥的形象。
后来,晓蔷家搬去了苏州,在景海女中就读时,她和林昭是同班同学,林昭原名叫彭令昭。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女生叫陈景苏,她们三个成了景海女中的"三剑客",都是才华横溢,文采极好,常在当时有名的《苏报》副刊发表文章。1949年以后,晓蔷随父母去了台湾,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台大毕业,到东海大学教书,1971年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最终读了一个图书馆专业的学位。毕业之际,正值耶鲁大学图书馆要做四库全书,她就应聘作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林昭,这位北大才女,却在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许多年,不屈不挠地与专制极权抗争,最终被判死刑。枪决她的当天,政府还派人到她家里向她母亲索讨两毛钱子弹费。而当年那位有"太白遗风"的潇洒女子陈景苏却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中学时代的"三剑客",就这样面对了各自的人生命运。
看起来,晓蔷的命运还算是最好的,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日子过得宁静而美好。1978年,赵復三去耶鲁大学访问,竟与晓蔷不期而遇,这位昔日的大哥哥,已成为博学多才的儒雅人士,而这位当年的小妹妹,也已成为端庄优雅的知性女子。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重逢只意味着生命里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擦肩。
又过了20年,復三已从OCU退休,定居欧洲。1999年春天,丈夫已经过世的晓蔷,独自一人去荷兰参加郁金香节,本来另一个朋友会去接她,却临时有事,就请復三帮忙去接晓蔷。这位昔日的大哥哥,接到了从前的小妹妹,他们一起去看郁金香,去逛博物馆,生命的又一次擦肩,使两人都停下脚步回眸凝望,自此,他们有了通信交往,有了感情的连接。
定居欧洲的赵復三,日子过的并不愉快,他没有很多储蓄,买不起单独的房子,住在女儿家里,又总觉得自己是女儿的负担,在给晓蔷的一封信里,他甚至流露出去修道院打发余生的念头。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如何去修道院面对孤独贫苦的生活?晓蔷想想心里都担心,于是主动提出让復三来美国与她一起生活。2000年,復三来到美国,他们就住在耶鲁大学旁边一座小房子里,两人相依相伴,携手散步,同案读书,度过了9年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时间,復三完成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工作,这本书原是60多年前,冯友兰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讲稿,先是被涂又光翻译成中文,后来冯友兰之女冯宗璞请復三做翻译,又出了赵的译本,目前普遍评论都认为赵復三的译本更好。
2009年,83岁的赵復三患了突发性脑溢血,在医院昏迷了一个多月,经过全力抢救,身体是恢复过来了,记忆力却全面丧失。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是谁,我和剑平又是如何在OCU与他相识,他却非常清醒地对我说:"真是对不起,我患了病,脑部做过手术, 从前的事都忘记了。你说的这些好像有印象,也许见到人可以想起来。" 我听了心里很悲哀,问晓蔷老师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她说:"是的,凡是从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吃能睡,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只是需要有人时时陪伴照顾。"我真的为晓蔷老师担心,她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又如何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状况的病人?晓蔷却乐观地说:"目前还好,我还能开车,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医院就在离家几分钟之外的地方,我们身上都随时带一个按钮,发生紧急情况就按按钮,救护车几分钟就会到。"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两人都去住老人院,她说也想过,但两人都不习惯美国饮食,何况费用也高,他们出不起。
这样又度过了6年,復三先晓蔷而去。我收到噩耗的时候,立即给晓蔷老师打电话,她对我详述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復三走了,晓蔷在"松雪岭"为他买了一块墓地,虽然花费较之别处墓地贵了许多,但晓蔷觉得,为了她所爱的人长久的安息,花费再多也是值得。
"那是一个有湖有溪水的地方,风景很美。"晓蔷幽幽地说道,"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容闳也葬在那里。到耶鲁大学来的学生、学者,都会去看一看容闳的墓地,也许他们也会顺便看一看赵復三,復三也就不会太寂寞。我能做的,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最后的一点清风明月......"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清朝留美第一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欲报效祖国,回去当上曾国藩的幕僚,他大胆向慈禧奏折,开创了清朝的留学事业,后来又出版《西学东渐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无人可以匹敌。但晚年,他是死在美国的,这就有了"松雪岭"的墓地。
追思礼拜那一天,来的人不是很多,復三一向低调,就连去世也是这样悄然。来吊唁的人多为他生前好友的第二代,他的生前好友,活在世上的也不多了。这些人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墓园的草地上,默默地回忆故人生前的点滴,没有大量的花圈,却有很多盛开的白玫瑰,那洁白芬芳的花朵,仿佛象征已逝者高洁的品格。白玫瑰,此刻当是生者对故人的最好寄托吧,像晓蔷说的:"给他最后一点清风明月......"
晓蔷老师还告诉我,她收到一些朋友送的礼金,全部转捐给了一家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这也是復三的心愿。復三生前就有这样的慈心,总想着对社会做一些捐助,他们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知识和见识,前些年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到旧书店去寻宝,买了大量的书籍,復三认为年轻人需要有学养方面的熏陶,最好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他和晓蔷在旧书店里买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好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下一代年轻人得益。这些书在復三过世以前也都做了妥善的处置,一千册捐给了香港浸会大学,另一千册捐给了晓蔷的母校台湾东海大学。这两所大学都认真地做了编目,每一本上都注明了由赵復三和陈晓蔷捐赠。晓蔷说:"我和復三都是老派的理想主义者,心里总放不下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只可惜復三到老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同胞做一点事。"
是的,在长达二十六年流亡的晚年生活中,赵復三先生不计世事沉浮以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样一位终身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落叶归根,只能是埋骨异邦!这真是不幸啊,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不幸,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赵復三先生走了,我知道过不多久人们就会将他忘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太健忘的民族,面对世代的苦难,我们选择忘记,面对历史的罪行,我们选择忘记,面对良心,面对灵魂的拷问,我们通通选择忘记,难道忘记真的是一副万能的安慰剂,我们还要付上多少可怜生命的代价?而我也知道,赵復三先生是会宽恕我们的,他对上帝虔诚的宗教情怀,会让他再次为这个民族捧上一副悲悯心肠。而我们,又如何宽恕我们自己,如何可以在忘记之前,用忏悔的方式得到上帝的宽恕?(刊於明鏡月刊201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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