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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张铁志:共产体制与摇滚乐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这是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歌曲。他们成立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这场"春天"被镇压后,政府关闭表演场所,打压言论自由。"宇宙塑料人"开始在城市边缘进行地下演出,围绕着他们,酝酿出布拉格的另类青年文化。1976年,他们被逮捕、审判、判刑。第二年,剧作家哈维尔和一群知识分子声援他们,发表声明说,"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七七宪章"。
但"宇宙塑料人"其实不是一支抗议乐队,他们只是想玩摇滚乐,他们最政治的歌曲就是这首《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1969年,东柏林的摇滚青年口耳相传滚石乐队将于10月7日在西柏林围墙边的高楼上举办演唱会,他们在东柏林围墙边就能听见滚石的吶喊。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西柏林电台DJ的玩笑。那天,当大部分青年被动员去参加东德建国二十年的纪念,几千个来自东德各地的摇滚青年来到柏林围墙边,准备跟着滚石的魔鬼音乐起舞。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滚石,而是东德警察的逮捕。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共产国家基本上把摇滚乐看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毒素。尤其,摇滚乐本来就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与解放、挑战权威的音乐,且其强烈的节奏有煽动身体的能量,因此在六零年代,披头士和其他摇滚乐以不同的地下方式流入俄国、古巴和其他共产国家,的确对年轻人造成不小的影响。但当然,摇滚乐并不能真正撼动那些坚固的政权。
最近的两个事件也是关于共产体制和音乐的关系:一个是斯洛文尼亚乐队Laibach去平壤演出,另外一个是中国文化部发布一百二十首网络歌曲黑名单,称这些歌曲"含有宣扬淫秽、暴力、叫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
这两个事件恰恰有着相反的意义:一个是体制对音乐的吸纳或者作为一种开放的姿态,另一个则是典型的压抑与排除。
政治压制音乐其实不限于威权体制:1968年,芝加哥政府禁止电台播放滚石乐队的歌曲《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但滚石乐队就说,他们自己都没觉得一首歌曲的力量这么大,政府居然害怕;这也正是前述"宇宙塑料人"的质问:他们为何要害怕摇滚乐?这批被禁的华语歌曲,有的是一般年轻人插科打诨的流行歌,有的反映了年轻人的挫折与愤怒,他们并非政治抗议歌曲。说是破坏社会道德则是欲加之罪──毕竟在这个国家已有不少身体与道德自由。无论如何,掌握权力者似乎总是比创作者更相信摇滚乐的力量。
而共产政权邀请西方乐队来表现开明,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东德政府虽然在69年逮捕了摇滚乐迷,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后,知道自己的正当性逐渐衰微,以及西柏林那边不断有大型演唱会(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来吸引东柏林青年,因此东德政府决定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演出,以化解青年的不满。最重要的例子就是1988年邀请了美国巨星Bruce Springsteen──因为他具有左翼色彩,并对美国里根政府有严厉批评,所以对东德政府来说似乎是个好选择。没想到这场演唱会来了三十万人,让摇滚青年们感受到自由的空气;一年之后,柏林围墙倒塌,很多人回忆说,那场演唱会是敲响自由的钟声。但关键或许并不是摇滚乐的魔力,而是东德政权本身已经摇摇欲坠。
Laibach作为第一个去平壤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被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但这个成立于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的乐队不是典型的西方乐队,他们本身就是诞生于共产体制,且其造型和视频的意象强调一种法西斯主义美学风格,虽然这主要是一种反讽。所以对北朝鲜政权来说,这也是合理的选择。更何况现场参与的群众不是一般年轻人,而是被选择过的,Laibach的演出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和色情挑衅。说到底,这场演出还是对北韩政权有化妆作用:组织乐队演出的挪威导演莫滕·特拉维克(Morten Traavik)就对BBC说:"朝鲜被西方描绘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但实际上,它对外界的开放程度比媒体上流行的报道好得多。"
所以,中国政府毋须担心这一百二十首歌,北韩政府当然更不用担心这场演出,除非来的是崔健,或者南韩的偶像团体。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现为新媒体"报导者"共同创办人兼总主笔。历任香港《号外》杂志总编辑、《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总主笔、《周末画报》主笔。著有《声音与愤怒》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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