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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旧文重发(1):脆弱的农村社会与“2020年的中国”(綦彦臣)



小引:倾向农民还是大学生?
2009年将是中国充满危机的一年——官方不再回避这个敏感话题,如《瞭望》周刊2009年第1期有文章称"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高企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有可能尖锐化"。文章认为春节过后,农民工会进入城市"游荡",7月份大学生毕业高峰将加剧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可以说,这篇难得说实话的文章是对温家宝专门关注大学生就业形势之举动(即校访与许诺)的一个政治诠释。至于对农村形势的认识,还十分浅薄。
一、"不确定性中国"的两类描述
与"就业——危机"之如此沉重话题相对应的另一个视角,则是"2020年的中国将会如何?"。而2020之所以成为一个指标值,是因为中共政治精英集团(仅仅是权力核心层的少数人,中下层多数不如此)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国际战略条件则是"中国能够赢得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设想,因美国的金融危机暨严重经济衰退似乎更加伸手可触,因此,以"不生变故"为内含的"不折腾"政治定调有了相当的逻辑基础。然而,将近乎无解的中国农村社会危机与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联系起来考虑,观察家们不难发现:其一,中国的未来越来越缺乏确定性,所以,像周其仁那样的大牌学者才讲"以规则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其二,全球金融风暴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决不亚于十五世纪西方世界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现在言其结果为时尚早,所以,像郎咸平那样的左派学者称"一个没有经过经济危机洗礼的民族算不上成熟的民族"。
周论并没有否定中国往好的方向发展,更多的暗示是"机会与运气",这当中显然包括不言而喻的制度理性即民主政治的推进;郎论并没有否定危机将催生一套新制度的可能性,这当中显然包括由经济制度而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本质还没有脱离农业文明,农村、农业、农民之所以一直成为政治关注焦点,根本就在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我认为始自1860年的洋务运动)近一百五十年的历程,根本就没有摸索到建立农村新型社会结构的路子。特别是近十年来,农村的自治政治似是而非,大大地错过借经济膨胀而推进社会结构转型的机会。结果,农村整体治理还限于"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水平上。
二、统治的历史与历史的债务
现在,对中共高级统治阶层压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后的社会稳定状况。大量个案表明:随着农民货币收入的骤减,北京附近的农村地区(如河北)抢劫、抢夺案件大幅上升,甚至出现了受害人抓获犯罪嫌疑人而警方不予立案的情况。在偏远的内陆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如广西陆川,飞车抢夺已经成了乡村年轻人"既鄙视又羡慕"的生活方式。
农村治安恶化是表面现象,内里实质则是中共六十年来工业化道路一直在使用"剪刀差"方式剥夺农村。其具体剥夺行为分为三个梯度(其间时间变量有交差):第一个阶段是1953年起实行农副产(主要指粮食、植物油料者),至1996年实行粮食收购价补贴,用农副产品的剪刀差积累了国家工业的初始资本;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农民大规模进城起,至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实行为止,用农村廉价人力资本支撑了中产阶段的崛起,也以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廉价商品出口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金融风暴;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起急速城市化起,至今仍未结束的农地商品化。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伦理问题,因为一方面中共利用立法与执法及行政合一的权力限制农民实现真正的农地私有权,另一方面则又以"苟可以"的政治文化心态允许地政府"卖地吃饭——卖地自肥"的财政结构生成并继续运转。
据《参考消息》转引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7月22日文章《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弊端已达到极点》,称:"由于法律没能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充分的保护,致使强征和乱用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据说全国有近5000万农民丧失了耕地。"且不论此五千万数据的准确性,只看它的数据背景,完全可以判定中国在2020年以前心然发生严重的农村危机,只是我们尚无法测知其爆发形式与"历史后果"而已。请关注这样的数据背景:(一)到2006年底的时候,中国农村剩余适龄劳动力规模为4.9亿,而农村边际容纳量仅为1.7亿,也就是说有3.2亿需要从事非农工作(进城打工或在本土经营产业);(二)按非精确估计论,至2006年底,中国有1.8亿农民工在城市或本地非农方面工作,仍有1.4亿无法挣得任何农业外收入;(三)至2007年底,官方资料(如《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5日)披露:沿海地区约有1.37亿农民工打工,因全球金融风暴影响,有8%至10%的返乡。
很显然,面对深重的危机仅仅依靠粮食补贴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连杯水车薪的作用也起不了。从短期政策效果看,应以发放"农村福利购物券"为技术手段,保证农村人口在2009年能平安度日,人均额度不应低于三千元。从远期政策效果看,应当完全认可农地私有化进而是资本化。
三、数典忘祖的非理性制度
远期政策效果是政策固化为制度的经济学判断——这样说似乎太过专业了一些,我们引用历史事实来印证限制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则可以发现:从合作化运动以来(中经人民公社的建立与解体),中国所行的土地制度不仅是反现代化的,而且也是反传统的。简单地说:土地政策的苏俄化既不容于西方(欧美)体制,也大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好的一方面。当然,在引证历史之前,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人口大国实行耕地底线保护政策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但是,这个保护政策并不是与土地私有化绝对冲突的。而且,在土地私有化选项上仍然存在两个重大政策变量:第一,土资源的可置换性,如废弃城镇所腾出的"公占土地"完全可以还耕(由于本人手头没有撤乡并镇后全国"公占土地"的闲置数据,固尚无法做出相应的数据化判断);第二,随着土地私有化暨资本化的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定居的流量加大、农村自发城镇选点会出现,因此,可能腾出大量旧有怕宅基地,从而转化成耕地。
简单地说,目前反对农地私有化的主要力量主要来自于共产党内的庞大特殊利益集团。至于以耕地红线为威器呵斥土地私有化的行为,实际上仍是国家威权向共产党内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一个堂皇借口。我们姑且把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原始动力"搁置在一边即不作为政策模型的因素,那么,就容易从历史案例中得出教训。历史上典型案例从王莽的"王田制"为最,其本意是实际农村社会重新公平与消灭土地兼并。但是,这个政策实行四年就被迫自动宣布为止,其原因绝不简单地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反对",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层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后者需要救急资金时无法将土地变现,等于消灭了他们的生存机会。比较而言,现在中国农地的非私有状态亦是如此,它不仅消灭了许多人的生存机会,如不能卖地治病,而且消灭了许多人的创业机会——农地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极其微小且法律手续与成本极为烦琐与高昂。中国当代经济史学专家叶世昌在《中国经济史学论集》一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57)中总结王莽"王田制"即反土地私有化政策时说:"应当受田的人得不到土地,而其中有能力买田的人不能买,需要卖田以救急的人又不能卖,他们自然也会拥护这一制度。"
此外,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极速繁衍,再加上中共执政前二十余年放开人口生育以备战争的国策,使"土地迷信"逐步成为执政集团的信条。所以,清中晚后的开荒垦田政策在中共建设兵团政策那里得到了继续。中共的"土地迷信"不仅在社会公平方面使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源源不断地获利,而且,围湖造田、垦荒造田的非理性举措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比如至今未曾由官媒公开报道的1975年安徽水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于1966年的军队围湖造田导致的。高级记者张广友在其著作《抹不掉的记忆》一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P109)第二章写道:"围垦了城西湖最低洼的蓄水区110平方公里,使原来常年蓄水面积由140平方公里减到30平方公里。由于湖的容水量减少,把四周1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逼到高处,使原来沿湖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新的淹没区,当地群众意见很大。"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如北宋时代浙江地区鄞县与越州的围湖造田,其效果是"从表上看,增加了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但是破坏了水利灌溉系统,却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减产,得不偿失"(见前引叶书,P217-218)。两者不同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安徽城西湖围垦是官方主导的,即林彪请请示毛泽东军队搞生产,毛以"五·七指示"形式批准。南京军区在"五·七指示"精神下找了这么个项目;而发生在北宋的围湖垦田则是民间"盗湖"即未经政府许可的行为。
结语:我看"2020年的中国"
不管中共意识形态系统如何不断推出新产品,其国家治理战略与技术的粗陋性,六十年来本质未变,改进不大,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重大代价之一就是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至于由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农村社会三十年来之形势逆势,其结果远未见底,可以估计:到2020年,中国农村社会的老龄化将比原来预计,提前十年发生,其人口红利将降低30%以上;这等于说,前文所指的4.9亿适龄劳动中的近一半失去了获收农业收入的机会;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将需要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估计每年不下于两千亿,除非此间允许农地私有化,使"老多少少"家庭能够以土地售出换取养老开支所需。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与农村适龄劳动力获取农业外收入机会的大量减少,中国农村人口将有两亿人陷入相对贫困状态。从政治逻辑上讲,邓小平始自农村的改革到2020年将出现"全面亏损"的局面。至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政治口号,在落空的情况下,当局可能会采取"更技术化"的表达来诠释,一如1966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那样。
在全球分工方面,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步向全球"金融市场"转变并形成"新技术洼地"——吸引全球技术的流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复制从伦敦到纽约的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过程,相反,城市人口相对贫困数量将维持在七千万到一亿之间。因为技术进步势必减少业主雇佣数量。此外,中国到2020年将正式形成一个"新阶级",即大学生非就业群体,其群体年均规模将保持一千万左右。这个"新阶级"很可能是破坏既存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日初稿,一月八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于《自由圣火》网站2009年1月9日,系《危机中国》系列文章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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