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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

梁京:炸不醒的中国梦

天津大爆炸死难者遗体(网络资料)

此次天津港的爆炸事件,无疑会成为中国多年来最惨烈的奇灾之一。但不难感到的是,国人对这场巨大的人祸普遍持冷漠和无奈的态度。重要的原因,就是无需经过调查,每个人都能非常确定地知道,导致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一定是权力腐败,而这场灾难绝不会终结中国以权谋私的老把戏,而只会以"不了了之"。

当然,这场人祸加剧了许多人对末世到来的恐惧,有人把1626年京城火药局爆炸的故事拿到网上传播,更强化了人们对本朝气象与明末极为相似的印象。当局乃至朝野文人对这场灾难的反应,也丝毫不能减弱人们的这种末世感觉。一如既往,在朝一方的基本方针就是"硬著头皮保持淡定",宣扬"正能量"个和"主旋律",压制各种不利当局的言论和消息,而在野一方则不失时机地指责,当权者的失德、失道与失政是本次灾祸的根本原因。

在微信中,我发现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讨中国公共安全灾难总是"以不了了之"的深层原因,但这种努力很容易受到"网管"的干涉。一篇题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的旧博文,竟然很快就因其政治敏感性而被删除。通过搜寻,我还是找到了这篇写于2011年末博文的作者是彭晓芸。题目非常好,可惜分析不足。

普遍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是中国历朝的末世气象。这个政治规律与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显然有联系。问题是,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为何如此顽固,为何如此颠扑不破?要回答这个问题,确有难度。

我以为中国反自治的文化是通过"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来支撑的。虽然"做人上人"是个人在所有社会中的本能冲动,但不同文明和社会对个人间竞争的冲动有不同的激励和制约。基督教文明"做天上人"的价值就是一种不同于中国文明对个人竞争的激励和制约。西方文明得益于这种激励和制约相当明显,尽管要讲清楚背后的学理并不容易。

对中国人来说,我认为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相结合,必然导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普遍后果,从而导致地方公共治理的灾难。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必须系统地压制地方共同体的利益追求,从而压制公共利益的正当表达,这就要依赖官僚追求升迁,追求个人功利的强烈动机,要让这种个人功利冲动不扭曲真相,不欺上瞒下,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政治败坏,大局一定糜烂。

中国文明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宿命,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不搞中央集权的新政治秩序,这种新秩序既能兼顾地方自治,又能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

习近平的中国梦,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旧梦"。他在十八大的就职演说中,讲到"要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而只字不提社会和地方自治,就是因为他无法超越中国人争"做人上人"来支持中央集权的治理理念。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并不孤立,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知识精英,普遍不认为需要超越中央集权的理念,他们和习近平一样,都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分权自治的新政治秩序。尽管多年来中国知识人中一直都有关于"联邦制"的议论,都不免流于空谈,因为提不出有想像力的路径。

人类的一种本能倾向,就是对那些拿不出办法的难题,乾脆不承认其存在,尽管这个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灾难。天津港的爆炸固然令人惊魂,但我相信还是炸不醒反自治的中国梦。 "编外英雄"们的人生既不出彩,结局也令人可悲,但中国的消防队伍中不会有自治文化才能培育的"地方英雄",而会继续有无数可怜的父母,愿意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个平时逍遥、事故发生却难以胜任以致引爆灾难的"编外"岗位。

——RFA

【附注】
1626年京城火药局爆炸——王恭厂大爆炸,亦称天启大爆炸京师大爆炸王恭厂灾明末北京奇灾等,为1626年5月30日(明朝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端午节次日巳时(上午9时),明朝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的离奇爆炸事件,造成半径达750米、面积达2.25平方公里的爆炸范围及2万余人的巨大死伤[1]。后人估算,此次威力约为1至2万当量三硝基甲苯,相当于广岛原爆[2]
由于提及王恭厂事件的古书均记载了巨大声响传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动荡及灵芝状烟云等疑似由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甚至超自然力量才有可能产生的离奇现象,单由火药库爆炸是不足以造成的,再加上事件发生后,爆炸范围附近的伤者和尸首皆发生衣服被卷去而致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怪况,更为此灾变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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