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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日星期六

茉莉:从瑞典坼迁看中国“坼迁市长”——一部被禁记录片引发的议论

         

英国BBC的纪录片《中国市长》(The Chinese Mayor),讲述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坼迁修城墙的故事。此片在中国被禁播,瑞典电视台却买来转播了好几次。我了解了导演的拍片意图,读到一些翻墙看此片的中国观众的网上反应,也读到瑞典观众对"中国市长"的批评与指责。
令人惊奇的是:一位在中国人眼中大刀阔斧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好市长",在瑞典人看来他全都做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一个瑞典观众看了该记录片后,在网上发表了一句冷峻的评语:"中国离民主还很遥远!"
恰好,此时瑞典正在迁移该国最北的一个城市——基律纳(Kiruna)。同样是非常棘手的城市坼迁,在专制国家里,被坼迁人的权利遭到漠视并被剥夺,而在民主国家里的被坼迁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尊重。笔者因此想要比较一下,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坼迁,展现出怎样不同的理念与操作程序。
                                       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蕴藏丰富铁矿

 ◎ 中瑞观众对耿市长评价两极

《中国市长》获得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近距离接触奖,还出席了日舞电影节。制片人赵琦对记者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认为海外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大部分透过新闻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会对中国产生偏见。制片人希望能通过该纪录片给世界呈现出真实的中国人生活面貌。
事与愿违,尽管西方电影节奖励了这个记录片的制作,但西方观众似乎并未因此片改变对中国官吏的"偏见",甚至更增添了某种疑虑与不满。倒是在中国观众中,这个被禁的记录片激起了一片热烈的颂扬之声。我很理解中国观众的心情。在腐臭弥漫、怠惰无能的中国官场里,突然冒出一位个性鲜明、有魄力并大刀阔斧做实事的"明星官员",不禁让人眼睛一亮。
耿彦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国文人赞誉为"前无古人"。2008年,耿彦波担任大同市市长,上任不久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辉煌的计划:在有着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市长梦想将大同市从不景气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建设成"旅游天堂",以文化资本获得商业经济收入,这令一些本地人产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而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
就在耿彦波的宏伟计划不断推进时,2013年2月,上级突然来了一纸调令,不由分说地把耿彦波调到太原任市长去了。大同人百般不舍,民意顿时沸腾起来。人们拉着横幅走上街头,甚至下跪请愿,大声呼喊:"耿市长,留下来!"
尽管备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好市长"耿彦波在离开大同时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他坼迁了五十万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无定所、倾家荡产的上访户;其次是大同耗资上百亿的造城工程烂尾,有些地方形同"鬼蜮";再次,是他为大同留下30亿美元(上百亿人民币)的债务。
记录片一开头,就出现一片硝烟滚滚如战场般的坼迁工地。五十万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数千栋房屋,一下子就哗啦啦地给拆掉了。中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强势作风,把生性谨慎的瑞典人吓坏了。一个看完记录片的瑞典朋友对我反复念叨说:"这是hemskt!"(这是可怕的)
一切都让瑞典人匪夷所思,他们因此向我提出不少问题:"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坼掉五十万人的房子?""这样坼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坼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
中国人一般不会提出瑞典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的传统是"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则是"民为父母"。中国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只能将自己与城市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位清官,他们被耿彦波坼城修墙计划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这位市长会"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由于耿市长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无比魁伟,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浏览的网贴中,只有一位网名"下载大哥"的大同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对耿市长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清醒的质疑,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是应该发挥一人之力,还是应该集城市居民的全体智慧?试问作为城市的居民的我们,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动参与我们自己故乡的规划建设?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那么城市的城市化就更应该听听市民的建议。"
 ◎ "民为父母",程序正义第一

即使这位罕见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长能听听市民的建议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个城市是否应该坼迁、怎么坼迁,只有市民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父母",市长只是"公仆"而已。因此,耿市长那种"兵贵神速"的强坼强迁作风,在瑞典人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羞耻"(我的朋友玛格丽达语)。
为什么耿市长的作为会被瑞典人视为"羞耻"?这是由瑞典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是对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长所做出的公共事务决策,在瑞典人看来没有依照"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大错特错。
那么,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移走一座城市,并能保证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小城基律纳的坼迁方式,也许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律纳位于北极圈内,以冰旅馆闻名于世。这个城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被誉为世界最大地下矿场。由于几十年大规模的深度开采,矿区被严重侵蚀,城市出现缝隙,整个地区面临塌陷的危险。
早在2003年,瑞典国有LKAB矿业公司就向基律纳市政府通报了矿山的危机,提出:为了开采基律纳地表下的80亿吨铁矿石,当地人民面临选择:是搬走城市呢,还是关闭铁矿?2004年,基律纳市政府向当地人民发布有关城市危机的新闻稿。2007年,市议会投票决定小城的命运。由于没有达成共识,左派党和中间党投了弃权票,该决议被推迟。
2008年,中间党人塞尔伯格征集了签名请愿书,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全民投票。同年,国有矿业LKAB公司的董事会公布,城市转型的成本估计为125亿瑞典克朗,该公司将全部承担这个开支。2009年,市政府修订综合计划,决定新城区将建在基律纳西北。2012年,市政厅举办建筑设计竞赛,获胜的建筑师开始设计城市的未来。2014年,市议会议长与LKAB公司总裁签订有关城市重建的赔偿合同,新基律纳市的建设开始快速启动。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律纳的议会、媒体和民间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评估,人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情况、权衡利弊。他们聆听各方面专家的辩论和分析,对这座小城的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论证。各方力量在此展开了博弈和抗争。
                                          瑞典矿业公司专家向人民讲解基律纳矿区的危机
最后,几乎所有的基律纳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城市不搬迁,铁矿被迫关闭,大多数基律纳人就会失业,城市也会衰败下去。当地人终于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决定:把城市迁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准备坼掉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区域里的3000栋房子,迁走1万8千个居民。
"程序正义原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除了基律纳政府、议会、各党派和媒体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外,负责迁移项目的瑞典White建筑事务所还安排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向当地居民咨询意见。
我们在媒体里听到基律纳人的各种意见,除了谈拆迁方案和补偿方案等重大问题之外,还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节问题。例如,有当地人抱怨说,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坼掉那房子他会感到很失落。还有女人说她很伤心,因为那个将要坼掉的公?坝幸惶醭ひ危撬昵崾碧噶蛋牡胤健?
当地政府尽可能可以满足每个被坼迁人的正当要求,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照顾基律纳人的感情需要,保留当地的一些古老建筑。例如,一座曾获选为"瑞典最美丽建筑"的木制教堂,将被一砖一瓦地卸下来,然后在新址上原样重装。按照计划,基律纳的新市政厅要到2016年才能入住,新城将在2017年开张,整个迁城计划可能要延续数十年才能完全结束。

 ◎ "为民父母",剥夺被坼迁人权利

这种步步为营按程序办事的理性决策方式,可以说是务求完美无缺的"慢动作"。瑞典人的理念是:首先应该预测和讨论坼迁中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和损失,尽可能找到解决或弥补的办法,不能让任何人的利益在这场大迁城中受到损害。
人道资本主义国家瑞典如此慢腾腾的坼迁,在中国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弊端"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优越性是:领导决定一切。中共官员要尽快出政绩,要"大干快上"出效率,绝不容许坼迁工程被干扰而长期拖延。
因此,大同的坼迁展现了令人惊愕的"耿氏速度"。2008年初耿彦波任大同市长,才三个月时间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坼迁。除了耿市长本人豪情满怀的个人意志之外,当地人民有没有聆听各类专家展开的公开辩论?有没有大同人在媒体上反复讨论坼城利弊?被坼迁人的困难和意见有没有被政府一一听取并解决?有没有反对党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否定、并经过议会各党派的多次协商、论证与投票?
和中国各地的坼迁一样,大同市的坼迁是以政府为主导,而被拆迁人作为利益的相对方,其正当的参与权则完全被剥夺。在瑞典,议会是权力决策机关,政府只是执行者。而大同市政府集权于一身,市政府既是"开发商",又是主导者,兼"运动员"与"裁判员"等双重角色,其他涉及利益的民间当事人无权置喙。
程序正义原则在耿彦波这样的"好官"眼里,似乎毫无意义。虽然耿市长吃苦耐劳干实事,但他也和所有的共产党官员一样,习惯性地包办一切,无视公民权利,代替公民思考决定。他们这些习惯于"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不认为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参与决定城市的未来。
因此,在大同坼迁过程中,无论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拆迁方案还是补偿方案,被拆迁人几乎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市长颁布指示。一些利益受损的民众只能到处追着耿市长,苦苦哀求"好市长"给解决自己的困难。
不光是大同市政府不屑讲程序正义,山西省委于2013年2月突然将耿彦波调任太原市,也是一个横蛮无理的决定。就在被调离的半年之前,耿彦波还再次被大同市人大会议全票选为市长。当时,55岁的耿市长表示要再在大同干完一届,以完成自己铺开的宏伟蓝图。然而人大"橡皮图章"的选举结果不如上级党委的一纸命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人对调离耿彦波一事做出正式的解释,记录片屏幕上只出现一行字幕:"谁也不知道原因。"

 ◎ 先搬后赔与先建后坼之流程差别

在《中国市长》这部记录片里,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些房子已经被坼掉的市民,居然还没有拿到赔偿金,甚至没拿到任何书面的补偿协议。大多拆迁户只能掏出自己的积蓄或借贷,自己租房过渡性地住下,先遮风避雨,然后排号等待新房分配。
我在网上找到大同市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发出的《房屋征收流程》。这个流程规定:先搬空房屋,政府验收房屋之后,才签订补偿协议。这样的强制坼迁导致大量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由于没有合理的赔偿和安置,被坼迁者的矛盾尖锐时,甚至以自焚、跳楼等手段抗争。这是一种带着血泪的坼迁。
耿市长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坚决表示"绝不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虽然在记录片镜头下,耿市长似乎还比较耐心地接待访民,但从整个强力而快速的拆迁过程来看,他根本不在乎牺牲广大被坼迁人的利益,为了宏大计划他要求人民克服困难。市长还对一些施工单位压价,对一些开发商大户房产主实行无偿拆迁。
如此拒绝"公正补偿",强行"与民争利",耿市长倚仗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抢劫的基础上实行的土地公有制,以及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例。弱势的被拆迁者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在这场博弈中毫无对抗的本钱。除了以死相拼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被政府驱赶。
这样看来,大同市的坼迁似乎不需要多少成本,因为没有人有能耐和政府讨价还价。但当耿市长离开大同时,即爆出大同市财政负债上百亿元的消息。有人在网上质疑:耿市长耗资高达500亿元的古城建设工程,其规划和预算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经过市人大批准?作为纳税人,大同市居民竟然不了解自己税金的去向。
而在瑞典,政府在坼迁之前就必须办妥安置所有住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先建好新房子,再坼旧房子。据说,在基律纳重建的三千座房子都会很漂亮,因为当地政府找来过上千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生物学家、土木工程师及建造商参与这项庞大工程。
                                            基律纳居民在市政厅与官员对话
至于瑞典的坼迁方的经济补偿,首先是所有被坼迁人都将得到合理的补偿,再加一笔可观的搬迁费用,然后由他们自己去新城区或购或租新房。有关机构制订了各类保障措施,确保人们有能力住上与老住宅面积大小相同,甚至更大一些的新房。我听到一个基律纳搬迁户在电台说,他们家将迁移到一套比旧城公寓更大更漂亮的公寓,但新公寓的租金也比老公寓贵,为此,国有矿产公司愿意承担租金的25%。可见坼迁方对居民的赔偿和补助都是很慷慨的,为此矿产公司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不管将来铁矿是否会赚大钱,瑞典人的理念是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吃亏。
  ◎ 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中国市长》的制片人特意要用这部记录片,在国际上宣扬中国有耿市长这样"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这样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公平地说,耿彦波市长不但有雄心抱负,有能力,也有一点文才,他曾题写了一副楹联表明自己的心迹:"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虽然我的瑞典朋友认为,一个记录片不能证明这位市长就没有腐败,但我却觉得,此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清官"。
不过,"清官"不等于"好官",历史上,清官为祸的例子也不少。笔者在前面已经例举了耿彦波给大同市留下的诸多祸害,例如,耿氏"造城运动"令该市陷入债务泥潭;他走后大同的坼迁以及修城墙的工作停滞。他借修建古城改变大同市状况的梦想落空,并没有引来大量游客和滚滚财源;很多被强制坼迁的住户没有给安置好,被裹挟其中的人民白白地做出了牺牲。
如前所述,好高骛远的耿市长在坼城中的所作所为,有严重的"家长制"式的专制思维及其手段,即在没有人民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个人梦想,强制性地在大同推行。为了政绩搞面子工程,他铁腕执政,把专行独断的行政权力使用到极致。
耿市长的梦想不能说不美,正如他在《大同赋》吟咏道:"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但美梦不是免费的,理想破灭是要付出代价的,应该有人为此负责。

令瑞典人想不通的是,肇事的市长本人完全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在瑞典,去年落选下台的首相赖因费尔特,不久就在电视镜头的跟踪下,以失业者身份到职业介绍所去申请工作。但中国没有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机制,耿市长不但不需要对他在大同留下的烂摊子负责,而且被提拔为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市长。在记录片中他含着眼泪离开大同,但还是走得很潇洒。
幸好有瑞典基律纳给世界提供一个迁城的美好典范,让我们看到,民主制度下的迁城事务必须有众人的参与,这样可以减少公共决策的风险,从而获得决策的效果与合理性。
记录片《中国市长》让我们看到一幅全盘皆错的图景,看到当今中国无所不在的坼迁悲剧性场面。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与此相反,在专制政权里,往往是一些头脑发昏的人在任意而为。没有人民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人民无法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力,无论何等清官好官,其肆无忌惮、缺乏监督的权力都可能导致无法补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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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六月号、七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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