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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4日星期五

胡少江:习近平和万里的三个不一样(附:万里的四大贡献)

2013年习近平给万里拜年

万里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年代的回忆。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一个完美的年代,但它肯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感到有希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不仅社会充满了活力,中国执政党的高层也出现了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田纪云等在内的改革群星。人们怀念那一代领导人,也自然会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与他们进行比较。

如果拿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在任中国领导人和万里等改革派做一个比较,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思考问题的范式不同。经过文化革命的逆境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反思,万里那一代改革派在考虑重大政治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较少受意识形态的禁锢,敢于挑战党的既定政治和思想权威,能够从实际出发,按照常识办事,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对中国发展有力的事情,就敢于担当,敢于去做。

万里不仅在副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的位置上力行改革和推动法治,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也干出了特色。例如,他在毛泽东仍然在世的时候便违反"圣意",不顾毛的宠臣们的不满,大胆整顿铁路秩序,清算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又如,他敢于突破执政党关于"一大二公"的惯性思维,支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家庭承包。这些与共产党的传统相违背的作为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缺乏独立思考,他们成长的过程是揣摩上级领导人的意图的过程,是努力追求与领导意图完全一致的过程,这正是他们能够经历逆向淘汰而生存下来的全部诀窍。从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是中规中矩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的继承者。挑战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个不同是,万里等改革派是自信和宽容的,他们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保护和鼓励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万里提出"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会上他还脱稿对被保守派攻击的著名记者刘宾雁进行了保护,公开支持刘提出的敢于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的"第二种忠诚"。

与万里等人截然不同,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签就是政治上的严厉镇压。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划定一个又一个禁区,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教师、记者、律师、网络大V等进行的镇压达到了三十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毛泽东时代的严厉的意识形态政策如出一辙。这种不允许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不仅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也充分表现了他们在思想、制度和社会层面的全面不自信。

第三个不同是对待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态度和对待前苏联崩溃的观点完全不同。万里等人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类共有价值观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虽然也主张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政制发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但是他们对于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代表的经济建设思路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们眼中,一个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中国发展的未来。

前苏联的保守派领导人试图通过政变来阻止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对这一历史事件,万里曾经明确地指出,那是前苏联政权违背人民的意志,被人民抛弃的结果。他对此作出的最生动的评价是"活该"!这与习近平等人为苏联的解体大感惋惜和将失败归结为开放改革的态度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万里是一个遵从人性、拥抱未来的政治家;而习近平等现任中国领导人则是一些愿为被人类抛弃的极权制度殉葬的悲剧性人物。

【附录】

胡少江: 万里的四大贡献

两天前,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万里逝世。继胡耀邦、赵紫阳先后去世之后,万里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中国改革派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标志著一个时代的结束。"胡、赵、万"曾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央领导层的"改革铁三角"。没有这个铁三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高层追随者,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政策和势头,也不会有随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

万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没有屈从毛泽东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疯狂政策,而是顺应民意,遵从常识,全心全意地支持邓小平的恢复生产、整顿秩序、改善百姓生活的务实方针。作为铁道部长,他不惧毛泽东宠臣们的淫威,顶住政治压力,克服重重障碍,努力恢复铁路秩序。他的做法很快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清算,本人也再次在政治上被打倒。

万里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已经广为人知,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遵从中国农民的诉求,背弃他所在的共产党组织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荒谬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支持和推广以农民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应该说,中国农业改革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但是改革政策的政治支持者则是赵紫阳、万里等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歌谣,生动体现了这两位中国改革家对中国农民的贡献。

万里不仅是中国农业改革的支持者,主持制定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系列农业改革和农村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全面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在中国农村发展突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模式之后,他又运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坚定地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在城市继续推动改革事业,支持各省市的财政包干,支持中国对世界开放,引起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特区和开发区的建设等。

万里的第三个贡献是坚定地主张削减党对意识形态的专制,让人民自由表达意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竞选活动兴起的时候,他是反对动用行政手段禁止竞选活动的极少数书记处成员之一。在共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将"反对自由化"从草案中剔除的政治局委员。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政治立场,使得保守派政治老人对他极不放心,从而坚决反对他进入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会。

万里的第四个贡献在于他在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对学生的保护和对镇压行动的无言抗议。他在加拿大的公开谈话中肯定学生的爱国立场,这与李鹏等人在国内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立场,他在回国后遭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训斥。其实,一九八九年在万里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他从一个乐观、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这种转变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由于各种原因,他无法做到拍案而起,但是他用消极的态度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立场,并从此疏远了他的老上级邓小平,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晚节。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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