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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李直:反腐之後的常態政治

周永康的宣判,意味著中國政治又恢復到了以前的常態政治。以周永康案的結束為标誌,習近平主導、王岐山主抓的「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運動已告結束。


如果從政治讖語「反腐敗找死」的角度看,反腐敗運動的結束,等於保全了黨的主幹力量,因而也就保全了習近平自己。以長遠計,雖然反腐收場的方式可能非習近平所選擇,但反腐收兵本身對習近平而言,也许并非一件壞事。就此,兩年多的反腐敗運動,其實只是見證「反腐敗找死」這一政治禁忌的過程。


事實表明,反腐敗這一所謂「新常態」政治,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在國家層面,既沒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缺乏體制性的支撐力量。在不變更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進行反腐敗,反腐敗遂成地道的自挖牆角。在習近平接位初期,這種看似自挖牆角的舉動與習近平鞏固權力的合理需求之間,可在延續中共整體性權力之點上達成妥協與平衡。因為習近平鞏固權力與習近平反腐敗,是確保中共權力地位可延續的一體兩面。


因此,超出鞏固個人權力的「合理需求」而尋求清黨式的反腐敗,就必遇「膠著狀態」的頑強抵抗。而且,由於中共把永續執政設為至上目標,所以,一切損害這一目標的行動都不具黨統意義上的合法性。於是,頑強抵抗超出「合理需求」界限的反腐敗的力量,就不僅人多勢眾,並且還占據著黨統合法性的制高點。這些力量,完全不必以「非組織活動」來顛覆主導和主控反腐敗者的權力,而大可名正言順地以黨的名義,用現存正常的組織程式和手段,通過民主集中制來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這種根植於中共組織制度的特點,構成了在中共黨內進行大規模反腐敗以及政治變革的煞車機制。一切不順應這種煞車機制的人,都將被甩出中共的權力之車而摔至粉身碎骨。因此,習近平現時所面對的,並非隱藏的、陰謀式的、非組織化的反對力量,而恰是公開的、符合黨統及其意識形態的、循既存正常組織程式的反對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利用黨內有限的自由空間,如發言、投票,在暫態改變黨內的領導架構。


停止「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中共政治又將恢復到常態。這個常態,就是最高層領導以默許其同事、中下層官員一定程度的腐敗為對價,來換取這些人對其個人權力及其所依附制度的擁戴,並以此來潤滑各級官員對政策的實際執行。這種常態政治,自江澤民時代始,到胡錦濤時代,已然運作成型。


當然,這種常態政治的代價,就是社會多發、頻發的各類災難性事件。最近兩年多,中國災難性社會事件的數量相對下降。這個下降,是反腐敗的附加效應。由於害怕因其他事情而牽涉出腐敗,各級官員皆提心屏氣,到處堵漏,唯恐出事。在反腐敗中,不幹事、不出事,是多數官員的座右銘。反腐敗的風球一撤,官員的心態放鬆,不用再怕因其他事發而查腐,許將導致災難性事件報復式的增加。最近中國大陸出現的養老院大火、兒童「集體自殺」和長江沉船事件,只是這種趨向的端倪而已。


常態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等於解除了各級官員在兩年來日重的危機感。危機感的解除,能否有助於政策的推進,能否恢復以往黨內的潛規則及其建基之上的信任關係,進而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地位,都尚未可知。如果其正面效應遲遲不出現,那麼,這就無異把各級官員的危機感轉嫁到了習近平身上。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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