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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

李宇晖:沈大伟的文章特殊在哪?

2010年4月21日,沈大伟(左)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会面

美国的知名中国政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最近在《华尔街时报》上出人意料地刊发了一篇预言中共统治即将崩溃的文章。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关注国外的中国政局研究,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一开始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讨论,我并没有在意。但没想到我的导师也把此文链接发给我问我感想。我的导师主要研究选举规则和选举政治,平时很少关注中国的消息,如果他都重视此文,可见影响是相当大了。

但是看完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上面的内容并无惊人之处,很多都是微博上的异议圈已经经常讨论的问题。沈所列举的五大证据,其实从实证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看,也都算不上非常过硬,更像是某种猜测。虽然我同意他的现体制时日无多的结论,但是对于论证过程并不完全赞同。

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文章从专业研究中国政治的知名学者嘴里说出来还是有非常不同的意义。正同沈教授所说,无论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基本上都没有学者在发生之前做出过预测。这一方面跟社会科学预测模型的精确性有很大关系:毕竟都是小概率事件,又受极多变量的影响(如国际环境、社交媒体的发展、国内经济状况、执政党内部状况等等),既然目前还没有任何技术能准确预测地震的发生,预测政治变革当然也很困难。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纯功利上的原因:即使一个学者真心相信某个小概率事件有可能发生,他未必会愿意拿自己的学术声誉做赌注去预测。如果这样一个事件出现了,而学者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并不会太难堪,反正众多同领域学者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一个学者做了某个吸引眼球的预测,而最终所预测的事没有发生,那么对他的职业生涯可能有很大影响,同行可能会认为他是为了吸引媒体关注度而故意炒作。国外的学者和国内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灰色收入,媒体稿费也只占一小部分,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较高的工资。而一个学者的工资水平,归根结底是同行的评价(而不是大众的青睐)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研究某个国家政治的学者,即使对该国再不看好,也不会轻易做出此国即将崩溃的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沈大伟敢于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且发在一份发行量极大的大众媒体(而非学术刊物)上,就显得非常惹眼了。他自己也表明这是在赌自己的学术声誉。为什么他愿意这么赌?唯一的可能是他对自己的结论已经非常自信。

单看他列举的诸多论据,很难直接看出这种自信从何而来。比如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习的作品放在党校书店白送都没有人拿。这个论据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很难有吃惊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书如果有人拿才真是咄咄怪事。但这并不说明沈的自信没有道理。只是这种自信并非学理上的,而是直觉上的。对于一个长期跟中共官员打成一片的善交际的人,其实不难从官员的神情、语气中感觉到气氛的变化。只要看看两会上那些每年出现按时捧场的娱乐明星的照片,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气氛的诡异,居然连这些政治戏子都装不出该有的笑脸了。沈接触的人以体制内的幕后知识阶层为主,感觉到的差别想必比镜头前的表演更加明显。很难想像在高层斗争如此白热化的情况下,官员们还能闲庭信步——他们只要别像王立军那样坐着轮椅出来受审,就该值得庆幸了。

当然,沈提出的这些现象终归还是外在表象。如果中共的问题仅仅是谁打压谁的问题,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博弈重新达到新的均衡,继续统治。中共的最根本问题,也是沈教授没有提到的,归根结底还是当局失去了物质资源不断增长的手段。之前所依靠的毛时代积累起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且由于计划生育平均年龄越来越大;靠大量烧煤大量炼钢的高污染增长模式,也因为雾霾而难以持续。过去的污染(如水污染、土壤污染),危害主要针对底层,高层可以不闻不问,而雾霾却伤害了包括外籍经理人群体在内的精英、中产群体。这些人的不满,甚至用脚投票离开中国,等于掏空了当局的主要支持者群体。此外,房地产泡沫也因为大量空置房而面临拐点,更是断了各级政府的一个巨大财路。赖以统治的经济收入开始捉襟见肘,才是中共以及一切专制政权的真正危机。而这种危机具有强大的周期性,虽然无法预测何时发生,但是最终是无法避免的。在民主国家此类危机通常会引发政党轮替,而在无政党轮替的国家,将无可避免演变为反体制的运动。

之前的第三、四、五波的民主化浪潮,都是在学术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是这些革命所积累的大量实证材料,或许可以帮助学者们预测下一次,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变革。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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