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朱大可: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附郑念:拿什么抵御无常?/王鹤)

郑念生前演讲时的照片
13592_131101103029_1
郑念

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
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念家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
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彿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
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

2011年03月31日
——亚洲周刊

郑念:拿什么抵御无常?(王鹤)
郑念
前些日子,微博上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时光当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一九三一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正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一九三九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
  一九四八年秋,郑念夫妇回国。后来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又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一九四九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她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三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一九八○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一九八七年,她出版英文版回忆录《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遇的作品。一九八八年,程乃珊母女将其译为《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一九六六年九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藉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文革结束,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着书、演讲,抵御老来的病痛、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

——共识网,读者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