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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

《争鸣》杂志社评:警惕极权主义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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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習近平一頭紮進了「文山會海」:

  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紀委史無前例地召開了三個月之內的第二次全會。這是一次規模擴大了三倍的「擴大會議」,所有「在京領導同志」、中央軍委和軍紀委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各人民團體、軍隊和武警部隊的負責人共三百六十五人列席了會議。

  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常委會打破只開半天會議的慣例,足足開會一整天,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高法、高檢五大國家機構黨組匯報工作,亦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需當眾向常委會──實際上是向習近平──匯報工作,這種作法前所未有。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一月二十三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新年首次集體學習。

  這一連串會議很不尋常,或時間詭異,或開法反常,或議程、內容出奇──比如政治局集體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但這些會議相互銜接,一氣呵成,會議的基調是完全一致的。這個基調就是:以習近平的是非為是非,以習近平的好惡為好惡,習近平想怎麼開法就怎麼開法,想開成什麼會就開什麼會。當然,在這每個會上,習近平都是閃閃發光的明星式主角,都興致勃勃、當仁不讓地作了「重要講話」。

  習近平造了一些新詞兒,比如「政治規矩」──官媒詮釋曰「最大的政治規矩就是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黨員時時刻刻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三、四號常委當著其他常委的面向習總匯報工作,也被官媒稱之為「政治規矩」。他復活了一些已隨文革過期作廢的老詞兒,比如毛澤東的「刀把子」:「確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照習近平的意思,似乎是說替胡錦濤掌握政法「刀把子」的周永康不是黨的人,而是敵對勢力安插進去的「奸臣」。他再三強調了一個不變的主題:集權、集權、再集權;擴權、擴權、再擴權。集權者,習近平也;擴權者,中紀委也。

  觀此番新年新意,再聯繫到兩年多來強化意識形態、強化輿論管控、強化中央權威、壓制公民社會、疏遠港台民意、聯俄抗日反美等內政外交上種種乖張行為,習近平集權與中紀委擴權的政治恐怖趨勢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偉大領袖」+整風運動是個什麼後果。讀過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真理部+政治警察是個什麼東西。薄熙來、王立軍在重慶「唱紅打黑」,習近平、王岐山在全國唱意識形態、打「老虎」「蒼蠅」,二者確乎有所不同,但影影綽綽之間,又透出極其神似之處。

  要警惕,在個人集權的道路上,習近平已經走得夠遠了。「領導小組」、「全深改」、「依法治國」、「打老虎」……,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東西都有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集權獨裁目的。「領導小組」削弱了總理,「全深改」玩殘了常委,「打老虎」嚇壞了「老同志」──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這些江胡時代的親信重臣及其幫派和山頭,兩代「老同志」已經丟了面子、折了羽翼,從此自顧不暇,折騰中共三十年之久的老人政治或將壽終正寢。事實上,習近平已經成為繼毛鄧之後權力最大、掣肘最弱的中共領袖。

  兩年前,履新不久的習近平推出「八項規定」,誓言「老虎蒼蠅一起打」,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官場整肅風暴的開端。兩年來,有六十位省部級以上黨政幹部、十六位軍級以上軍官「被帶走」,更有八萬多名中低級官員倒在「八項規定」上面。這些數字超過了江澤民、胡錦濤當政二十三年處理違法違紀官員的總和。江、胡不肯做、不敢做,或者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情,習近平不僅做了,而且做成了。於是乎,至少在人們的感覺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威權梗阻頑症即將治癒。

  不過,不論「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的套話說得多麼義正辭嚴,「打老虎、拍蒼蠅」終究是選擇性反腐。打誰不打誰,打到什麼程度,誰先抓誰後抓,甚至誰先公佈誰後公佈,背後都是有精細政治盤算,有宏偉「戰略部署」的。真要「有腐必反」,「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塌方」的何止山西,共產黨整個都要塌掉了。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中共貪污受賄史,官場腐敗墮落史。三十多年來,GDP與腐敗水漲船高,人民對貪官污吏的厭惡和憤慨也日積月累,與日俱增。腐敗分子是抓不完的,也因此,反腐敗雖有風險,卻民心所向,是政治上最容易得分的一本萬利的事情。可惜,江、胡無膽識,身入寶山卻空手而回。拜江、胡自私昏憒所賜,習近平輕而易舉揚名立威,雖「治國理政」乏善可陳,卻僅憑「打老虎」樹立了形象,贏得了聲望,鞏固了地位,收攏了權威。

  中共的統治以黨委集權、小班子密謀、一把手專擅為特徵,官員的利害得失、升降獎懲、政治命運掌握在少數幾個上司手中,要想官運長久,就必須投靠依附,盡心報效,金錢美女,投其所好。在這樣的體制下,官員由清變貪極易,而不貪不腐則屬官場異類,很難在共產黨裡討生活。不改變一黨專制的現行政治制度,反而加強所謂「集中統一領導」,只選擇性打掉幾個山頭的幾隻「老虎」,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別說治本,治標也很難辦得到,不藉此走向極權復辟的回頭路,就已經是對中國人民的高回報了。

——《争鸣》201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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