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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胡平:反思占中

持续近80天的香港占中运动落幕,围绕着占中运动的策略之争应该说也告一段落。
不错,围绕占中运动的策略之争牵涉到很多层面,因而孰是孰非看上去好像还很难得出结论。其实不然,因为不同的策略首先是基于对形势动向的不同判断或估测,而到底哪一种判断或估测符合实际,哪一种不符合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后来的事实加以验证的,因此孰是孰非也就是可以得出结论的——借用一句官话,这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知道,占中本来是"占中三子"两年前就开始呼吁、开始筹划的,但发生在去年的这场占中运动却并非是学生和民众响应三子的占中号召,而是学生的占领成声势后,三子才和学生商议,借势宣布占中提前启动。由于在占领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成分庞杂,但只有学生的组织性最强,所以学生变成了主体。可惜学生谋略不足,听不进包括三子和泛民在内的各方人士的建议,致使占领旷日持久,错失见好就收的良机。
学联也承认,港府同意对话是让步,因此算得上"好"。那么,学联为何不见好就收呢?为何在对话后也不收呢?
因为学联认为港府还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学联相信,继续占领,将迫使港府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这是当时所有主张继续占领的人们的共同想法。倘若他们当时就认识到,继续占领不可能使得当局做更多让步,而只会徒然地增加民怨,继续占领就成了亏本买卖,越是多做越是多亏,那还会有谁支持继续占领呢?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有那么多人误以为继续占领有可能会迫使当局做更多让步呢?他们的想法无非是:正因为占领打破了常态,造成交通阻塞和市民生活不便,因此增加了当局的管治压力,当局不能不采取措施应对。当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向占领者做出更多让步,于是,占领者自行退场;要么,当局强行清场。可是大家又料定,港府不敢实行六四式清场,也就是说,当局只能采用比较平和的手段清场,因此,清场就决不可能成功,占中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政府做出能让占领者接受的让步。
力主坚守者认为,香港的占中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态,北京不敢镇压,港府没能力清场。民众和学生保留少量人和扎帐篷等形式维持路面占领,成本极低;大多数支持者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时候上班,只是在清场时"见坏才上"重复占领。在这场比较谁更耗不起的对抗当中,优势显然在民众和学生一边。除非北京让步,去中心化的占中运动不可能有退场机制。即使学生领袖提出撤离,其他民众也未必认可。总有部分人不想无功而返不愿意退。一些人累了退出,一些人休息够了再回来,一些新生力量加入,维持象征性的占领,被清场了再一拥而上重新占领。
想想也是,如果政府一旦宣布清场,现场马上就聚集起好几万人,政府如何清得下去?就算政府搞突然袭击,一举清除了某些占领场所,第二天成千上万的人就又来了;或者,你政府刚清除了这几条街道,民众很快就占领了另外的街道,搞得政府顾此失彼,无可奈何。
然而,清场的事实证明,上述判断或估测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金钟清场那天,泛民去了很多人。有人讥讽这些泛民作秀,因为他们并不是"留守到最后一刻",而是"在最后一刻留守"。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公允的。本来,对于清场,泛民内部意见不一,有泛民说要自首,有泛民说不自首,待在家里等着被捕,没几个人说要去金钟现场的,可是后来他们都去了现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考虑。
在金钟清场前夕,双学和泛民共同发出呼吁,呼吁雨伞运动支持者重返金钟,留守占领区不合作到底。我记得,在此之前,泛民和双学有意见分歧,很少共同行动。这次却共同"呼吁雨伞运动支持者重返金钟",那就表明,面对终极清场,他们抱有一种希望,希望往日的占领者们都能再到现场来,哪怕只有高峰期20多万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港府的清场就清不下去,形势又会令人为之一振。
但结果是,港府清场很顺利,除了占领者坚持和平,不作抵抗外,更重要的是现场的人太少了。据《苹果日报》报道,金钟现场只有一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来围观的。参加最后一天行动的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周保松告诉我们,坐在那里表示留守,等着被警察带走的只有两百来人。
更令人泄气的是,清场是在大白天进行,各媒体都有报道,还有现场直播,但也未见有多少港人闻讯赶来,完全没有重现9月28日29日,因港府打压抗议运动,反而激起更多民众积极参与的壮观场面。可以想象,如果在清场时赶到现场的民众数以万计,形成包围反包围,清场也无法进行下去。
资深民运人士刘山青讲到这次清场的一个笑话。他说在清场前,他们几个讨论过清场要花多少时间,曾经做过立法局议员的曾健成预计这次清场到明年(2015年)一月都清不完,他本人则估计至少要好几天,唯有社民连成员唐婉清断言"2小时搞掂"。
结果证明唐婉清说对了,清场只花了2小时。刘山青感慨道:还是女人的直观最准确。刘山青说,他"相信被抬的二百人都估不如唐婉清准确。唐氏是社民连的大义工,全天候留守金钟占领区,74天中大概睡了70晚帐篷。可见,头脑发热在运动中是没有用的,还是劳动人民清醒些"。
问题是,为什么99%以上的曾经的占领者们到最后关键时刻都不来了呢?
不是因为身体的疲乏,因为他们早就回去休整了,体力早就该恢复了。
也不会是因为恐惧。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后来也都看到了港府没有出动坦克车机关枪,并没有过度暴力,不会有什么人身危险。
按我的分析,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
且不说群众运动本来就很难持久。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在两个月后被清场的,到后期现场的人数也很少,占中持续的时间比占领华尔街还长,可见这不是香港的或中国的民众只有五分钟热度,缺少持久性,而是群众运动的普遍特点。
另外则是因为占领者们意识到占领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继续占领没有意义;有些人或许还感受到周围舆论的压力,感到继续占领只会引起更多市民的反感,继续占领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副作用的。也不排除有些人担心留下案底,对自己的前程不利--如果占领能达到目的那还好说,那也值了,既然已经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又何苦留下案底。于是他们就会想,清场就清场吧。如果在清场过程中出现过度暴力,或许会激起一些人赶到现场声援抗议,但既然清场大体和平,所以他们就更不会去了。
其实,早在占中的中期,坚守的人就已经很少了,但是由于主张坚守的人声音很大,以至于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那些离去的人只是回去稍事休整,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是退出,是放弃了。
我想,泛民,主要是双学的领袖,一定过高估计了坚持占领者的人数,以为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就能重新集结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是的,学生领袖--特别是对学生--曾经有过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早已迅速损耗掉大半了。
相比之下,港府倒是看得准一些。它料定清场时不会有多少人聚集,所以才敢在光天化日下搞清场,而且把清场过程搞得很透明,以至于到事毕,不仅西方政府,就连国际人权组织,都没有一家出面谴责港府施暴。
伯林讲过,好的政治家应该是好的心理学家。伯林说,最担心那些一味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而对身处的社会环境不了解,对各种力量的可能的反应及互动没有准确的评估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把好事搞砸。占中的学生领袖们的一大失误就是,他们对人的心理,对群众的心理,把握得不好。
今年2月1日,香港民阵发起"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大游行。这是占中运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首次大型示威活动,但可惜只有1万3千多人参加,远远低于发起者预期的5万人。民阵召集人陈倩莹分析说,人数少并不代表民众接受政改方案"袋住先",更可能是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游行的效果感到疲倦,有更多的人倾向于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或者以其他更激烈的方式抗争。
我同意,参加人数少不代表民众接受当局的政改方案,但是它确实表明民众的挫折感、无奈感和斗志消退。至于陈倩莹分析说那是表明更多的人倾向于采取公民抗命等更激烈的方式抗争,我以为这种分析不符合实际。证据之一就是,在游行结束后,人群随即散去,并没有发生事前不少人估计会发生的占领运动或其他形式的更激烈的行动。
去年占中刚结束,就有人预言不久将发生新的占领运动,例如在圣诞节,例如在元旦。我当时就指出这不可能,在短期内,香港都不可能再发生大的占领运动。道理很简单,要发生新的占领运动,谁来发起呢?有多少人会响应呢?
这次占中运动结束后,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给自己打分,他给自己在启蒙方面的成绩打满分,但是对自己在社会运动方面的成绩只打零分。要发起占领运动,如果响应者太少,不成阵势,固然是失败;如果响应者很多,但就像这次占中那样,人一多就失控,发起者本人就被晾在一边,甚至很快就形成无组织、无领导、无中心的局面,那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同样也不是成功。
更严重的是,就算有人发起新的占领行动,会有多少人响应呢?一般人都会想,这次占中,有几十万人参加,持续了70多天,尚且无功而还,空手而归;如果再去占领,参加的人不可能更多,持续的时间也不可能更长,自然更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既然如此,再去参加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占领行动不同于一般的集会游行。在香港,人们还享有集会游行的自由,不会因参加了正常的集会游行而受到惩罚,不去白不去,就算去了也白去,白去也要去,因此仍然会有不少人参加正常的集会游行。可是,占领行动不一样,占领行动是公民抗命,参加者有风险,很可能吃官司,如果去了也白去,那又何苦去呢?
另外,有这次占中的先例在,如果再发生占领运动,一般人都预期当局将重施故伎,就是不会让步。于是到头来,就算有人再度发起占领行动,只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参与。这就是说,在近期内,大规模的占领运动不可能发生。
我先前反复强调,占中运动原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只因学生不肯见好就收,一味坚持占领,导致民意逆转,反倒把到手的成功丢掉了。有些人的观点和我正相反。他们认为,占中运动之所以遭受挫败,是因为领导者太温和,错失把运动升级的最佳时机。
去年11月19日,有部分抗议者试图冲进立法会大楼,未果。由于冲击者有打砸行为,还招致了泛民和一些学生领袖的批评反对。有些激进派很不服气。按照这些激进派的看法,占领立法会的威力远远大于占领街道:如果不是拖到11月中下旬占中运动已经失去初期的规模和声势,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去占领立法会,那就很有可能迫使当局做出更多的让步,比如说在学联与港府对话后,因为港府没做出实质性让步,那时大家就趁势冲进立法会,使运动升级,那就很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不消说,这些激进派的看法是受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影响。他们希望香港的占中运动能复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可是在我看来,香港的占中运动根本不可能复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应当看到,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长达20多天,这在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占领运动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有人说,美国也发生过占领议会的事件。2011年2月11日,美国威斯康星州新任州长、共和党人沃克宣布削减政府雇员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引起该州政府雇员工会和民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威州首府麦迪逊,举行抗议集会,很多抗议者进入议会大厦,占领了议会大堂和走道,有几百人干脆在大堂打上铺盖卷过夜。但是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不同,美国威州民众占领议会大厦,占领的只是议会大厦里的大堂和走道,并没有占领议场,没有妨碍议会正常运作。就在占领期间,州议会还经过60小时听证会通过议案。因为议会大厦是公共场所,是对民众开放的,所以政府拿着占领民众没办法。后来,还是地方法院出面,下令要求议会大厦晚上下班后关门,闲杂人等清空,这才把占领民众赶出议会大厦。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不一样。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主要占领的就是议场,并因此造成立法院的瘫痪。按理说,议场是不允许占领的,政府有权动用警力清场。事实上,占领立法院事件发生不久,马英九政府就提出清场,但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不赞成动用警力清场;时任台北市长的郝龙斌也不赞成强制驱离学生,主张加强沟通,让事件和平落幕。由于国民党内部对占领事件的立场很不一致,这才使得占领行动得以持续。直到20天后,王金平进入立法院探视学生,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承诺做出更大让步,学生表示接受,于是在几天后自行撤离现场。
由此可见,台湾学生的占领立法院行动之所以能持续那么长时间,能赢得政府的一再让步,实际上是和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公开分裂分不开的。美国威州的占领事件,由于执政的共和党(包括州长和共和党占优势的州议会)观点一致,都拒绝让步,最终硬是通过了相关法案,反对者虽然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回到香港的问题上来。香港和台湾不同。台湾虽然缺少国际承认,但毕竟享有事实独立;香港却只是一国之下的行政特区。尽管港府不是铁板一块,立法会中的建制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在香港,民主派的力量比保守派大,但问题是,人大831决议不是出自港府,不是出自香港的立法会,而是出自中央,出自全国人大。如果北京拒绝让步,那么,在大陆还没发生大规模的民间运动的情况下,单凭港人的抗争,是不足以迫使北京改变的;泛民议员可以否决当局的政改方案,但却无力将之改变。这就是说,如果港人效仿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会,也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反而倒有可能招致更严厉的打压。因此,从更激进的立场,批评这次占中运动过于温和,其实是不成立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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