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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星期四

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张千帆
自从2013年5月起,国内反宪政的杂音即不绝于耳。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姓资论"为开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骂中狼狈收场,我原以为反宪政已经日暮途穷,却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鲜耻。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策划站台下,反宪政行为依然断断续续、苟延残喘。直到本月中旬,《环球时报》还抛出"'宪政'背后包含着政治盘算"、"宪政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云的反宪政评论。这些胡言乱语收获的骂声似乎有所减弱,但那只是因为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社会对这套陈词滥调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任由他们自娱自乐而已。
反宪政立场之所以不可理喻,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违背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论你是谁。反宪政者可能以为自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发表反宪政言论能让自己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但是没有宪政,他们自己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君不见,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度贵极人臣、呼风唤雨,到头来仍不免沦为权力斗争的祭品,而他们所享受的人身权利保障甚至还不及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这就和曾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年大搞领袖崇拜,等到自己自食苦果、沦为最高领袖的阶下囚之后再拿起宪法,早已无济于事一样。当前各级官员平日尸位素餐,一旦遭到纪检调查即享受"双规"待遇,人权不受任何保障,各种跳楼、上吊或"被自杀"现象屡见不鲜。没有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身自由,即便官场既得利益者也只能生活在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尊严感的状态。
如果你不是严格意义的既得利益者,宪政对你就更重要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企业家,那么你一定知道在中国办实业的艰辛。由于宪法平等未得到落实,民营企业获得贷款要比国企难得多。如果你搞民间集资,又很容易被扣上"集资诈骗"的罪名;几年前,浙江女商人吴英就差点因此被判死罪。除此之外,《刑法》还有"非法经营"等若干"口袋罪",随时可能套在你头上。一旦地方财政紧缺,需要没收若干企业资产做做补贴,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杀鸡取卵的对象。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就是如此。如果连人身权都得不到保障,财产权就更不用说了;一旦人身自由受到威胁,你甚至巴不得"花钱消灾"。面对网络流言,小品演员赵本山吓得赶忙表态:"要是国家需要我的财产,都可以拿",可见没有宪法保障,有产者脆弱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你是普通工人、农民或农民工,那么宪法对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就是建立在你身上——你的工资待遇低,你的房产得不到保护,你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廉价征收。所有这一切都用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拉动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维持GDP高速增长。然而,低人权也许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某种"优势",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劣势。其实,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要剥夺自己的劳动力和财产,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生产出各种高大上的产品供别人享用呢?究竟是谁需要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
哪怕宪法只实施了一条,如果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能落到实处,你能选举为自己谋利的工会或农会,那么你的处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然,如果你能把选举权真正行使起来,中国本来就没有必要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如果你选举的村委会能代表村民利益,那么村长就不会偷偷背着你们卖地了。如果你选举的人大代表确实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那么各级人大就会一改几十年如一日的"橡皮图章"面貌,为立法和监督等本职工作尽责尽力,而各级官员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为所欲为、嚣张跋扈……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克服自己的低人权劣势。
如果你是警察、城管、军人或普通公务员,你根本就不算"既得利益者"——虽然你吃的是体制的饭,虽然社会常常把你和政府视为一体,但你的工作压力往往很大,而待遇其实不高,寻租机会有限,上升空间很小,而且官场黑暗,每一步高升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从而将更大的把柄交到别人手里。如果你不愿意同流合污,那么很容易成为上级或同僚嫉恨与报复的对象,而上级对你的奖惩是不受司法监督的"内部行为"。在法治国家,公务员诉领导占了行政诉讼的很大比例,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受到国家尊重与保护。只有宪政才能让你做一个有尊严的国家工作人员,坚持原则、遵纪守法等美德才会成为你的安全保障而非晋升障碍。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因为只有宪政才能化解官民矛盾;只有宪政才能让你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
即便你是一个无业游民,你也不可能游离于宪政之外而生活。你首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工作,也许是因为政府不让你摆摊设点,而做一个流动商贩本来是你谋生的权利和自由。印度最高法院即曾判决,政府不得剥夺流动商贩的生存权与经营自由。即便你赋闲在家,你还是要喝水、吃饭、呼吸空气,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些无可争议的人类基本需求能得到安全的满足吗?少数既得利益者可以吃各种"特供",喝特制的矿泉水,但是没有工作的你不能。北京的冬天很冷,寒风刺骨,但我如今却特别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风大,而现在除了风神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缓解北京的雾霾了。我的孩子曾在日本上过短短一个月的小学,他告诉我日本的自来水是可以不经加热随便喝的,下课时小朋友们都这么做,因为自来水的质量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安全标准。最近刚看到微信上说,我们的自来水有各种抗生素,据说比艾滋病还可怕。我希望这只是谣言,但我确实很久不敢喝水管里流出的水了。
"舌尖上的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另一大困惑,我不止一次劝诫小朋友不要贪吃,别随便买街上的烤肠、羊肉串……不是我歧视路边商贩,而是这些食品的安全质量确实是一个未经检验的问号。除了政府工作人员不该作为的时候作为(剥夺流动商贩的基本生计),该作为(检验食品安全)的时候不作为之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宗教自由的压制是造成生活不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宗教事务条例》就不知增加了多少污染和餐桌上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空气、水、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国民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有一次参加宗教研讨会,结束前我开玩笑说,今晚穆斯林和佛教界朋友们享受的食品要比我们安全得多,因为他们吃的是教徒制作的"特供"食品。这就是道德信仰的作用,也是宗教自由的作用。如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能够落到实处,各种教派可以自由传播自己的信仰和学说,让更多的国民成为具备坚定信仰的公民,我们的污染兴许会少得多,食品安全得多。即便政府还是那个样子,我们的免费公共物品也不至于被自己糟蹋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我最近在给中学生讲宪法,首先纠正了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公民权。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中小学生也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他们是权利受损最严重的一代。
以前有一位年轻朋友甚至对我说,她不想在国内结婚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这句话当时令我很震撼,但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夸张吗?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空气、水、食品和奶粉污染之外,这个制度让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几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们就被绑上了命运的战车。之后十二年的全部付出都是为了高考那一刹那,那几门课的考分浓缩了长达十二年人生的全部价值。在这十二年当中,这数亿起早贪黑的不幸儿童竟成了家中最辛苦的人,每天六点来钟起床,背着沉重的书包在拥挤不堪的人流和车流中赶路,晚上则往往很晚才完成作业,节假日还有各种"兴趣班"、辅导班。但有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的孩子在加拿大上小学期间,每天七八点钟起床,八九点钟上学(我从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一律清晨七点就把孩子拉到学校),回家也没有作业,上课甚至不用买书,从图书馆借一学期书,看完了还回去,给下一年弟弟妹妹继续学。和他们轻轻松松养大的孩子相比,难道我们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小学生真的一定更"合格"吗?
教育和宪政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制度每天都在对青少年犯罪,剥夺他们的幸福和健康。和我们这一代相比,今天00后的物质、信息乃至娱乐方式都极大丰富了,教育也得到了极大普及。在1980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录取率不到5%,大学生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百里挑一;今天,北京的高考毛录取率已达到80%,是三十年前的20倍。按照简单的供需逻辑,高考压力应该成倍降低才对,但不可思议的是,今天的高考压力却恰好相反、成倍增加,以至我经常宣扬"今不如昔"论:今天的孩子还不如甚至远不如我们当年幸福!三十年改革,中国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上去了,为什么反而牺牲了孩子们的幸福?
长话短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了,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取消了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等计划配额,但是中国教育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正是因为它仍然实行国家严格管控的计划体制,大学招生的分省指标就是计划教育体制的象征。计划经济的教训告诉我们,配给意味着短缺,制度性配给意味着永久性短缺。国家对教育的管控人为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进而产生巨大的高考压力并扭曲中小学教育,使得中国没有幸福的儿童。除非不打算在中国混,你的孩子或者十二年如一日面临残酷的竞争压力,争取上一个像样的大学;或者提前自暴自弃,准备在一个二三流大学浪费四年青春。我对北京的中学生说,他们因为父母有北京户口,已经是"天之骄子",在大学招生中享受巨大优惠,但是从我自己孩子的经历来看,他们活得一点不轻松。更不用说那些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却没有北京户口,因而不能在北京高考的随迁子女;也不用说那些在招生标准上遭受巨大歧视的外省籍考生,他们的高考压力还要比京沪考生大得多。
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有更多更好的大学,来帮助化解每年高考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呢?中国发展到今天,北大、清华每年毕业那么多找不到工作的高材生,难道他们连本科那点ABC都教不好吗?我经常拿宋氏三姐妹求学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说事,因为凭她们的资质和实力,要上哈佛耶鲁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她们偏偏选了多数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这所女子学院?因为虽然这所学校也许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其大学教育的品牌却和哈佛耶鲁一样硬,而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没有歧视"民办高校",美国政府没有人为扶植"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航空母舰",没有人为划定"985"、"211"并歧视没有入围的院校。打破计划模式的最后堡垒,让国内大学自由平等竞争,向国外大学开放国门,我们会看到这个国家会涌现出许多比北大、清华更好的大学,优质高等教育供给会迅速增加,高考压力会成倍减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幸福还给全国数以亿计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人性化的"素质教育"。
当然,没有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教育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掩盖历史、扭曲观念的洗脑,由此培养出人格不健全的国民,使之很容易被裹挟到既得利益者为了转嫁内部危机而炮制的各种"爱国主义"狂潮之中。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事实真相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判断,多数国民即不能理性对待自己和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冲突纠纷,而国家统一与和平的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和任性。反宪政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教育和宣传体制长年造成的后果。
中国历代之所以郭沫若式的御用文人和周小平式的文痞如此之多,其廉耻感如此之薄,无非是因为言论不自由,文人们或因专制威吓而不敢说真话,或因利益诱惑而说假话。其实,他们只是这个体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宣传工具,未必能在协同作恶过程中捞得几根骨头。实际上,他们最应该感激言论自由的救赎,因为只有当言论自由获得宪法保障,他们才能远离言论带来的诱惑、恐惧和耻辱,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荒废在令人作呕的马屁文字上。
无论你的身份、地位、人格状态是什么,宪政对于每个人都一样重要,反宪政也就是反人类。我们有什么必要和自己如此过不去呢?如今,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浪潮,不仅贪官们移民,富豪们移民,凡是有条件出国或把子女送出去受教育的家庭也在移民。没有宪政,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逃离,或者留下受难。然而,有能力逃离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无处可逃,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把这个国家建设得好一点,让我们自己在宪政的庇佑下过一种正常、健康乃至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们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一点点,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追求幸福原来不只剩下逃离这一个选择。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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