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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

吴伟:80年代政改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

赵紫阳(一九八七年八月在甘肅天水)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他的名字,与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从80年代初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直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武力镇压学潮而被撤销职务的10年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近16年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经邓小平提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后的改革操作。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偿试。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党内左的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干扰,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1989年6月,改革因天安门广场那场镇压而被迫中断。
资料图: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后赵紫阳率常委亮相


这场步履维艰的改革,从研讨到展开,也不过只进行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有益探索。
有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
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赵紫阳则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从政治改革研讨一开始,赵紫阳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提出,同时把邓小平提出的表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在改革的内容上,在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规定:"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征集修改意见报告上的批示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同样强调了"党政分开",但他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它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性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紫阳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将它扼杀掉。
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回顾1980年代改革历史,可以看到,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高层中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在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回顾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从1986年10月研讨和方案制定的时候开始,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资料图:赵紫阳与中央政改办全体人员合影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页)
政治体制改革阻力的来源还来自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比如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二是党中央各主要职能部门的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三是党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不足。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组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好处,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中共十三大以后,党内保守的老人集团在一线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等人不遗余力地阻碍、破坏十三大通过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开始"倒赵"。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站在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推动学潮一波波向极端发展,最后又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尝试。
鲍彤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成熟。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成熟或不成熟,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杀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当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转变为一个以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资料图:赵紫阳在软禁中
经过这场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6年中对中国政治问题所作的反思,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建立起"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
据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刚刚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圈子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说过:"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赵紫阳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赵紫阳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做了彻底的反思,他说:"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第二,要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逐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主张,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当他离开权力核心成为一名囚徒,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应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就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第三,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他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 "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赵紫阳强调,要"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和各级政法委,以保证法院、检查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赵紫阳还主张,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
在建设法治国家问题上,赵紫阳特别注重强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为此,他在十三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在当时长期舆论管制、媒体管制的情况下,要保障公民权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公民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提出,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他说:"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第四,通过制度化限制公权力,防止腐败发生

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不建立民主制度,不实行宪政和法治,执政者的权力受不到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执政者走向腐败就是必然。当时还在台上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说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

第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8年3月中旬,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赵紫阳再次指出:"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赵紫阳之所以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
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1989年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

第六,用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在赵紫阳晚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
赵紫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第七,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的关键在执政党

在赵紫阳的晚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即便是在自己成为国家囚徒的晚年,赵紫阳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这个党仍然寄托着希望,他真诚地说:"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9页)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第八,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向宪政民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

从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加剧。随着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腐败加速,也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这些情况,赵紫阳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的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这里概括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总的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注:本文作者吴伟,中国现代史学者,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鲍彤的秘书,《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鲍彤在80年代曾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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