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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东方无忌:求教和奉勸——插嘴时文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两者都是"权力"又都是"笼子":"领导"和"治"是权力,"党"和"法"是笼子。为求把两者"统一起来",究竟该把"领导"的权力关进"法"的笼子,还是把"治"的权力关进"党"的笼子?

權力和籠子

  時文: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必須)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統一起來……。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二○一四年

  插嘴:本屆中央領導上台之初,就宣佈「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將此義代入上述決定裡,則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兩者都是「權力」又都是「籠子」:「領導」和「治」是權力,「黨」和「法」是籠子。那麼為求把兩者「統一起來」,究竟該把「領導」的權力關進「法」的籠子即「黨在憲法法律內活動」呢,還是把「治」的權力關進「黨」的籠子以「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求教。

  如何施行「對歷史的侮辱」?

  時文:全中國當時(按指「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時期)才有幾所像樣的大學?一共才有多少教授?一項研究表明,一九三六年中國所有大學的在校學生只有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二人,這還不到今天一所清華大學的在學學生人數。

  少數大學教授當時的優越生活對工農大眾來說,是很不公平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如此之大的社會差距在發達社會裡不可想像。

  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堪稱「一團糟」,當時的國家治理甚至沒有深入到基層社會,也未能突破地方力量的實際割據,……。

  ──《病態的「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環球時報》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插嘴:一○四年前推翻千年皇權專制的辛亥革命、一○三年前首創亞洲民主共和的建立民國,都是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態度,難道橫眉謾罵它才算尊重,客觀分析它倒是侮辱嗎?「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自有極可批判或「侮辱」的地方,不過應該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可隨批判者的方便隨意變化。七八十年前罵它「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為法西斯統治,自己上台以後也大搞這「三一統治」,於是就不罵了;五六十年前罵它壓迫人民剝削工農大眾,現在自己造就大批權貴壓榨民工血汗搶奪全民土地,也就不罵了;輪到《環球時報》奉旨開罵時,可以做「新舊社會對比」的似乎只輪到「侮辱」自己的東西了。例如說當年全國大學生「不到現在一所清華大學的在校學生人數」,令人想起當年那區區四萬苦讀學子的「人數」肯定不如當今不聽課不讀書不考試的「在(官)職」學士碩士博士多,而當年那麼少的學生裡面卻出了那麼多的頂級大師!說當年教授錢拿多了過著優越生活,「知識分子與工農如此之大的社會差距在發達社會裡不可想像」,令人想起現在權貴們的「優越生活」與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全國平民「如此之大的社會差距」在任何社會裡都不可想像。至於莫名其妙地抱怨「當時的國家治理甚至沒有深入到基層社會」,那就得讓中國社科院王偉光院長給該報上一堂「國家與革命ABC」課,講解反革命國家機器的「治理」如果「深入到基層社會」,共產黨的革命還有戲沒有。國民黨無力壟斷一切生存資源因而留給共產黨的這一大好機遇,共產黨的喉舌《環球時報》即使再「病態」,也不該去侮辱它啊!

  別罵「做夢」

  時文:極少數人想通過香港進而在內地搞「顏色革命」,那就更是白日做夢了。

  ──《人民日報》評論員:《少數人想搞顏色革命是白日做夢》二○一四年十月四日

  插嘴:評論員啊,世間罵人的話多了,你為何單挑「做夢」去罵呢?你不知道全國人民正在響應號召「白日做夢」(上夜班者除外)嗎?

  非法權威和業務補課

  時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北京會見工聯會訪京團時表示,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也為普選特首奠定了憲制基礎。這是人大作出決定後,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就香港普選問題發表談話,值得香港各界高度重視。……張德江強調人大決定不可撼動,更是顯示了中央依法落實普選的決心。

  ──《人大決定不可撼 特首普選有希望》,(港)《文匯報》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插嘴:謹按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並未制定任何「法律」,只是通過了一個《關於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人大常委的「決定」自然可以成為法律,可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須「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佈」。上述決定倒是「公佈」了,卻並未經過「國家主席簽署」,自然更無「主席令」作後盾;其次,不管人大常委的決定履行了何種手續,它也並不「最高」。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大常委之上尚有一個「最高權力機關」管著它,那就是全國人大,其一個職權就是「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可見那條所謂「最高法律權威」的決定,是完全可以被更「最高」的權威所「改變或者撤銷」的。

  准此,委員長所揮舞的「不可撼動」的東東,不是法律,更不「最高」。不是法律亦稱非法;而違背憲法封它以「最高權威」,也只能是「非法權威」。

  准此,我看人大幹部從委員長起的業務知識,極有補課的必要。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张坚:发展中华灿烂文化还是发扬专制统治文化?

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场景

今天习近平要借鉴古代治国经验,其意思除了有以"反腐"手段清理门户,集中权力于己手之外,不还是用霸、王两手来控制子民吗?不还是要维持中共专制制度吗?

中共执政之后的各任最高领导,不管是少言寡语的邓小平、胡锦涛,还是爱说话、爱发挥的毛泽东甚至有点轻佻的江泽民,在公开场合公开发表的讲话次数总是不多的。唯独习近平上台以来两年,频频发表公开讲话。究竟是其信心不足抑或过分自信,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习近平通过频繁的公开讲话,表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目的,以集结自己的政治力量,起到减少自己的政治阻力,达到自己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的企图肯定是有的。

中国文化传统早已被中共斩断

101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为现在的他和中共治理国家的能力提供有益借鉴,就是这样性质的一篇讲话。
习近平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这句话当然不错,而且中国人不知说了多少年。可是,中华灿烂文化今天还存在吗?
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道统承载者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读书人。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死人无数。然而中国读书人有个优良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管什么情况下,即使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国处于二千年中的一个转型时期,北方所谓"五胡乱中华"时,中华民族发源地——关中地区的汉人被杀了三分之二,少数贤人仍然能够把中国文化传统延续下去,绵延不断。
可是1949年之后,在毛泽东时代(包括华国锋时代)的三十年里,竟然消灭了中国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三十年里中国大陆始终处于政治运动中,凡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理念的,只能用命去换。一个人可以逃过一次运动,可逃不过三十年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读书人再也没有什么"退而隐居"、"独善其身"。当能够活下来的读书人都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时,当现实社会只剩下所谓缺乏人性的革命准则时,当没有了坚持中国文化(道德、教育)道统的承载者时,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只能是一片废墟。
毛泽东时代之后,没有了再要以命来换中国文化传统的坚持,可中国文化传统已成一片废墟已是事实。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也从来没有以政权的力量去推动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传统。虽然,中国文化会自发的重建,然而那是一个从底层文化开始的缓慢的过程。所以,至今中国文化传统仍是一片废墟。
面对被中共和毛泽东毁灭的中国文化的一片废墟,口口声声要继承毛泽东的当今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还侈谈什么中华灿烂文化?

中国文化民国时期开始中西融汇

任何一种文明、文化都是有层次的。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文化研究来说,同(治)光(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现代学者资中筠认为,民国的学者已经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文化道统的承担者。
同光时期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现代文化开始碰撞的时候,而民国时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融汇一起的开始时期。
就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中的确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孟子更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说。孔孟学说中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继承过来,成为现代民权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根本。
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并不是现代民权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以民为本的思想,都是建筑在为君权服务的基础上的。
《夏书》中有"后非众无与守邦",说的是有民,国君才能有国;历史明君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已经多一点为民考虑了;《春秋谷梁传》"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贾谊的 "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都清楚的表达了"民"只不过是"君"的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最重要的工具;荀子说的最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把君与民的主次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则是以人权天赋的观念输进中国。统治者与公民的关系,是以民为主。是民的私权利才派生出政府、统治者的公权力,公权力是私权利授予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公权力是有一定限制的,而不可能是无限的君权。当然,私权利也有个"群己权界"的问题,也受到不能影响他人权利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学者贤人甚至绝大多数一般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文化思想观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代表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已经开始了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融汇一起的进程,或者说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转向中国现代化文化的进程。
这些新的中国文化道统的承担者中,其实也包括民国政府中的大部分官员和统治者。当然,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实现民主政治,民国的公民也不可能一下子拥有全部的人权。就是已经有了初步的中国新的文化观念的民国官员和统治者,他们的思想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开辟了宪政的道路,不管开始时进行得如何磕磕绊绊,走莫走样。如果中华民国的官员和统治者没有这点新的中国文化观念,那么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几十年里,始终处在中共"解放台湾"的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和平转向民主政治的。
可惜,到了1949年,刚刚开始起步的新的中国文化道统就被狠狠斩断了。

习要的还是统治民众的专制文化

依据《共产党宣言》说"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孔夫子《论语》中则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949年开始代表中国文化高层次走向死亡,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死亡。然而,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总会有一定的文化同时存在。
无论分析文化层次还是看中共统治摧毁中国文化的政治实践,离权力中心越近的地方,原有文化就被摧毁得越厉害、越干净,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乡野山沟、市井陋巷则还会保留有原来的底层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大陆求诸文化(道德教育)于大学、科研机构全是缘木求鱼而不得,而如上海"柏阿姨"、"周立波"等底层文化走红的缘故。
中共统治权力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化。除了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之外,中共、毛泽东的根本目的就是夺权、保权,他们用些许现代的手段将二千年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权主义制度的极致。二千年专制政治文化的核心,《汉书》中汉宣帝说得很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毛泽东生前也几次说过这句话。
今天习近平要借鉴古代治国经验,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其意思除了有以"反腐"手段清理门户,集中权力于己手之外,不还是用霸、王两手来控制子民吗?不还是要维持中共专制制度吗?口口声声说为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民权、民主!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张伦:习近平的悲剧执政?——从文艺座谈会说起

图:出席文艺座谈会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右)把習近平(左)等人當背景玩自拍


习近平的新文艺座谈会,在其谋划里,这或许应该是一次习在文艺领域树立权威和影响的重要会议,结果却演变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公关危机,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大的败笔。打掉周永康换来的一些资源,一夕间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执政开始面临新的危机
    10月15日,习近平召集了一次有关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在习及其智囊的谋划里,这或许应该是一次习在文艺领域树立权威和影响的重要会议,但结果却演变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公关危机,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大的败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重的,如邀周小平、花千芳、范曾等这类臭名远扬者与会,一些参会者事后令人作呕的吹捧等,都增加了人们对座谈会普遍的反感。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所采取的这种毛式文艺座谈会形式的政治运作所勾起的人们对毛时代的记忆,强化了对当下毛式政治 某种形式的回归的反感。从这次座谈会的组织以及人们的反应来看,习近平执政开始面临新的危机。
来自内部的权力斗争当然还在继续,但应该不是其主要威胁。其执政的一些操作和论述,脱离社会的期望,有悖于一些正常的判断和感觉,这才是习执政面临的最大风险。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体制原因,也可能有习及其智囊的行事风格和判断问题。值得探讨和关注的是:这场座谈会所暴露的问题在今后一段得以更正的机率有多大,抑或还会继续且成为其执政不稳的重要原因,这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首先,由于缺乏勇气和前瞻,利益集团的纠葛,保江山意识的作祟,一直不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应有的步伐,中共面临明显的权力合法性和社会管治危机,缺乏更有效的制度和思想资源与技术来应对一个日渐复杂、多元的社会;官员大规模腐败、利益冲突显化、公民思想意识日渐觉醒等,也都逼迫官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为应对危机,官方习惯性地重拾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和提法,试图以这种以毛补邓的方式来削减和消除这些危机,重建一些领导人和政党权威。

干涉艺术的政治则往往是坏政治

  这种与时代相违的想法和手段,姑且不谈其过去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负面印记,就从其可能的效果的角度讲,显然也是无法应付今日与毛时代那些提法做法产生的背景全然不同的问题和现象。因此,人们不仅对重拾这些表示反感,同时内心也感到滑稽可笑。官吏们阳奉阴违,虚以委蛇,网上冷嘲热讽,人们无动于衷,漠然对待,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些企图是绝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最近王岐山的反腐讲话,事实上已经承认即使在如此高压反腐打击下,许多官员照样我行我素,腐败照搞,只是以各种更隐秘的方式而已。习座谈会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是注定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媒体、网络、个体意识高度提升的时代还能接受一个由政治领袖来决定文艺的创作风格、好坏的做法?艺术的本质是自由。显然,这种陈旧的思维和做法,是既不可能让艺术创作者满意,也不会让艺术欣赏者满意的。笔者过去曾说过,艺术的本质需要自由;干涉政治的艺术不见得是坏艺术,但干涉艺术的政治则往往是坏政治。
 其次,从这次被人诟病的与会人选来看,这种体制运作上的痼疾再次暴露得一览无遗。与会者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所谓的左派人士,且选择网络世界和艺术界名声如此不堪的人物与会,只说明要么是习及其智囊要们对这些人情有独钟,要么就是对这方面的情况毫无了解,这两种可能问题都很大。至于传言的有人试图以此绑架诋毁习总,也不能全然排除这种可能。但即使真如此,也说明习被各种官僚势力包围,左右。总之,这种选择都是以现行制度作为依托进行的,是官员们察言观色根据政治风向、领导的偏好而完成的,是现行制度运作的产物。由此,也常因领导人好恶独断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而可能带来负面甚至是灾难性的政治后果。这在此事上再一次得以暴露。
  从制度的运作角度做一政治学、社会学的观察,上述这类现象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信息来源、领导人和官僚选拔运作机制,这类现象就很难避免。几年前当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笔者在受邀为BBC 等媒体撰写的相关评论中就曾就此做过分析,——派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前往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施压,其结果就等于逼迫其委员会必须授奖给刘先生,否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信度。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外交官是不够格;明白而不向上级说明,不仅是领导不明,更是体制痼疾所决定。这次会议,又提供一例证。

习近平强势风格与中共体制嫁接

最后,习近平个人的强势风格与这种体制的嫁接,就更易产生这类问题。邓后所谓的集体领导体制,因派系和观点的不同,有些问题不会轻易出格,必须兼顾各方反应,或有助于一种谨慎的决策,也可能议而不决,累积问题,酿成危机。习上台后,试图通过集权强化其个人和中央权威。但因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资源,只好通过打虎反腐等方式来政摄对手并借用一些传统的树立形象的方式等来强化权威。由于中国缺乏合理的宪政权力架构安排,这种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权力运作和集中,在现有体制的嫁接下,如领导人一人独大,过于自信,信息来源扭曲,幕僚图利自保媚上,那领导人出现决策失误就难以避免。围绕习的文艺座谈会出现的种种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前景。
  或许,中国的困局在于,在现有制度架构下,弱势领导,或可酿成危机;强势领导,亦可造成灾难。而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既对强势领导有所约束制衡,又能赋予国家合法领导人足够的决策权威,官僚体制能有效运作,信息能多元畅通的这样一种局面便始终阙如。显然。这是由于中国的体制结构设计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又由于权力继承已经到第三代,传统合法性资源已大幅消耗,新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授权。面对新的危机,习近平似乎象古希腊神话里推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试图以其强力扭转其颓势,再造中共政权和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但因其所借助的方法和依赖的结构中本身蕴含着造成这颓势的机理,其自身或许就会成为巨石下滑的因素——从网上座谈会后对那种对其的失望情绪,我们或就可见一斑。打掉周永康换来的一些资源,一夕间就因关爱周小平、花千芳、范曾等消失殆尽。不断地树立权威,又不断地失去;回应民意的速度措施跟不上社会期望的攀升,最终可能得者不偿失者,即使一时暂缓巨石下滑,终难改巨石滚坠与自身权威的沦丧,成为某种悲剧性的执政风格;中国历史或许也因此将再添悲剧。习氏的新文艺座谈会,再次给出某种预兆。如不想成为悲剧人物,习就需彻底改弦更张,跳出巢臼,借社会之力,再造结构,彻底改变巨石下滑的机理。而他是否明白这个道理呢?是否还有这类座谈会的事件,或许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曾伯炎:换汤不换药的以法治囯



党大还是法大,这根本要害不解决,实质由党主法的人治,暴露习近平仍想以法为术,强化其党治,而这党治正是法治的死对头……


党在法上,党比法大之格局

中共四中全会公报,以法治国,其话语设计规模、宣传号召的声势,已压倒一切声音。似乎,真有建法治国家之决意了。
可是,在公报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反夏强调了13次。说明这国家,仍不放弃党在法上,党比法大之格局。吾国吾民,65年在党领导下,形成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资源的垄断,形成的特权及其惯性与骄性,不可动摇也不能削弱。这利益集团或称特权阶级的强化,就难与平民在法面前,讲人人平等。在法面前讲人人平等的国家,平民对总统说三道四,绝对不致以"寻衅滋事"罪下狱。就是损害名誉了,也只能像平民递诉状到法院,由法律判决。在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党比法大,平民与共党成员同罪,判处的宽严也大有区别。从下岗工人夏峻峰自卫伤人被处死,权贵谷开来蓄意毒死人却判死缓,无法律前人人平等,讲依法,仍是依权,这以法治国是表,以党治国以权治国仍是内核哩。
中南海首脑,最近请社科院研究员讲法,他们听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授课,对汉唐以来用外儒内法治国的传统,很合意,便要学帝王们,在公报中讲"德主法辅"的传统统治术,以法辅掩盖党主而己。若外儒内法这剂药能救这红色王朝出政治之危,则历代王朝就不致亡,清朝在这"三千年未遇大变局"前,就不在辛亥时崩溃了。何况当年慈禧,后来也不得不顺从康梁变法维新哩,百年后的红色王朝,还能从外儒内法的治术,寻到还魂丹与救命草吗?足见共党政治文化的空乏,对现代政治文明之顽抗了。
眼前,他们讲法,声很高,抓人,仍手狠,以寻衅滋事为由,抓捕大陆民众,一串一串。香港学生普选诉求,竞然抓了300余人,而且抓了护法律师蒲志强,判了从事公民建设的许志永,他们依法治国,不要公民社会,仍要顺从的臣民社会,仅此,就说明他们与现代法治社会,正背道而驰。

红色恐怖开国:毛以杀治囯

当年毛泽东,最自诩治国,是无法无天,却也借林彪笔记中有"克己复礼"下句乃天下归仁。在文革中,掀起评法批儒,借商韩批孔孟,叫全民大讲了一次法,甚至韩非说的"儒以文乱法"也用作批儒的武器哩!却在那全民评法批儒高潮里,张志新、林昭、王辛酉等,却非法地寃死了。不是也同今天雷同,法治叫得很响,无法无天地抓人仍然很多吗?
记得胡耀邦与赵紫阳时期,讲过法治,不是口号,是行动,不是法家的苛政与王法,而是讲民主结合法治,讲回归传统,也是儒家仁政,非法家的苛政,以法平反了千万家庭的寃假错案,用法解放了有贱民身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1949年后取谛了审判的律师辩护制,也是胡赵时期恢复的,可惜这真要以法治国的启动,被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悍然而止,再回到共党前30年毛的以暴治国的老路了。
65年,共朝扬法的旗旌以欺世惑民,老夫见得多了——1949年共军打进城市,也效刘邦进咸阳的约法三章,到处散发约法八章的传单,约法上许的愿,只在安抚民心,人心略定,物价尚未稳定,用枪杆子镇压,就开始了。以枪夺权,就变以枪治国了。镇压反革命,一天,在成都就杀百余,下面是村村开花,乡乡见血。几月后,我调川西一僻乡土改,乡政府门前的杀人布告犹在,被杀也非两三人。而是一串,有天真年轻干部问地委贾书记:为何需杀这么多?笑答曰:政权初建,需杀人立威嘛!
这段陈年老事记下,说明这红朝是以红色恐怖开国,入城时的约法八章,不过是宣传广告类的安民告出而已。在八年抗战加三年内战,国力与元气大伤,不休养生息,能以杀治囯吗?

习近平经承邓小平政宗毛泽东

乡下掀起土改,城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乡下斗地主的财,城里斗资产者的财,接着又斗教授、文人等知识分子的魂,斗到人们失魂落魄,"丧失做人的尊严,便称改造好了,斗了17年,还不罢休,文化革命还把斗人斗魂的运动,再掀高潮,斗到国破人心烂,烂到今天还未止呵。
毛泽东那前30年的统治,难到不是以斗治囯吗?
效果是:中国不仅被他斗成穷国,也斗成烂国,烂到当年穷到恶到与今天北朝鲜相似,王伟光这社科院长,他著文要重启阶级斗争,再讲专政,又是想拖历史车轮再倒退,退到毛的老路,把什么外儒内法拆开一看,很可能经济承邓小平,政治仍宗毛泽东,翻版出外邓内毛来,岂不也叫两个30年不互相矛盾吗?
只是,邓是借十一届三中全会那股春风,才复出上台,中国用打倒四人帮否定毛,才打开困局。习近平想把毛邓的一切大包大揽,他俩那些包不住揽不完的罪责,总要发酵,酝酿出沉渣泛起,妖孽作怪。若认识不清中国唯GDP取得的这点成绩,恰是摆脱老的部份桎梏,若再举毛旗,或将毛藏在邓的外表下,中国,便只会再走上北韩的死路。
党大还是法大,这根本要害不解决,仍然党大于法,由党主法,实质是人治仍难进入现代法治,无论在公检法作许多技术性调整,例如高院设的巡回法庭就能促进司法公正,那么,帝制时持上方宝剑那些八府廵按,就也可促进法治了。却无不是强化的帝制,而习近平仍想以法为术,强化其党治,这党治正是法治的死对头,这65年治国,万千罪恶,难道不是在"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下"孕育、打造与泛滥的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人民主权:我的坚守与梦想——郭飞雄法庭陈述

郭飞雄
[编者按:11月28日,郭飞雄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次日凌晨2时50分,审判长剥夺当事人最后陈述权利,强行宣布庭审结束。但在审判长无数次打断并最后 剥夺辩护权利的情况下,郭飞雄仍进行了异常顽强、雄辩、深刻的自我辩护:中国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不惧为此担当承受。本文即郭飞雄法庭陈述,由其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特在此致谢。] 


一九八四,这是奥威尔的一部名著的名字,也是我切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时间起点。
这 一年,十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傍晚,在上海华东师大西区食堂的咖啡厅里,我有幸听到了一位老人的演讲,老人的面庞刀削般刚硬,瘦矮的身体几乎都裹在灰色的风 衣里。他用尖锐的江浙口音的普通话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头脑僵化、对社会实施思想禁锢、动辄以政治批判压制作家的创作自由。这位令人尊敬的 老人名叫王若望。此时我刚从鄂西北山区县来到大上海不到三月,平生第一次目睹有人在公开场合严厉抨击最高领导人,我的心灵所受撞击之深是难以名状的。
当 时的上海正沉浸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小阳春"里,是年夏季,开明政治家胡耀邦扭转此前的极左回流,在作协四大上宣布政治权力不再干预作家的创作自 由,受此激发,上海地区倾向自由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们迸发出强烈的政治和思想言说激情,他们像开春躁动的生灵,纷纷走入大学讲坛、学术研讨会、沙龙、咖啡 厅,发出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呐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相互竞赛,比试谁能更新颖、更深刻、更立体的引介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比试谁敢于讲出 更多的真话,敢于直指反专制争民主的主题。王若望先生即是其中言论最大胆的自由作家之一。实在的说,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及其全国的同道,当时在学术专业性方 面或许有所欠缺,但他们的言行透出了一种法国启蒙运动学者那种无畏而激烈的思想气质,展示了人类精神品格原初的理想性、纯真性和简单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奠 定了后来三十年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基调,我本人可以说就是在这场"小阳春"中获得启蒙的,是这些自由的传播者大胆、开放、多元的言论的受益者。 作为哲学专业的求学者,我的知识库或许稍稍偏重于对中西古典名著中的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反刍,但从精神品格和政治倾向的形成上,我是一九八零年代自由精神的 产儿。
自 倾听王若望先生演讲前后的那段时间开始,我就是各类学术讲座政治讨论的赶场式的听众,也是校园里带有青春骚动性质的球迷闹事、食堂罢餐等事件的现场"围观 者"。那几年,人们对后极权统治下的禁锢、压抑越来越感到难以忍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直接行动的政治脉动在青年学生中酝酿,它终于在198612月的学潮中爆发,"小阳春"滋养下的上海实际上是那次学潮的中心。我一生中真正投入自主决策:带有高度风险性质的自由民主运动,是从19861222日的大游行开始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阔的上海人民广场上,我们一行数人举着标语,突然面对脚步咚咚地奔涌而来的数千名青年工人时我的心情曾是何等的紧张。1989年 波澜壮阔的全国学潮爆发时,我已是武汉一所大专的教师,同八六学潮时一样,为了尽义务,也仅仅只是为了尽义务,我做了自己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做的直 接行动。其后十余年里,我间或回到武汉,或徘徊于当年演说时的站位,或回顾某一危急时刻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以及一青年学生突然模仿电影情节高喊"冲啊"引 发数百人(或许数千人?)奔跑瞬间造成我们脚下的长江大桥像蛇一般扭动的那令人惊骇的魔幻一幕,心中深深明白:我的一生,业已和那个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
八 九·六四北京长安街上发生的对和平抗争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市民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之一。它造成了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彻底分裂。从此我决 意,永远不向屠杀无辜民众的强权者妥协;从此我决意,将生命投入到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中,尽职尽力、受危受难、承天之意。后来我们知道了,从最黑暗的时刻开 始,中华大地上无数不屈的心灵几乎在互不知晓的海洋孤岛状态中不约而同的展开了政治反对运动的新一波原始探索。十余年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奋斗者如同 神农尝百草一般,尝试了各种和平反对的斗争形式,直至一九九零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传入中国,促成了中国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的思想成熟;直至世纪 末互联网时代突如其来将在茫茫迷雾中长期探索互不知晓的奋斗者联结成网;直至2003—2005年,宪政自由主义的行动派——维权运动诞生成形,中国政治反对运动因此找到了具有高度原创性、深扎本土、不可磨灭的扩展道路。
2005128日, 我和范亚峰等人从北京八宝山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走出。我心情沉痛地怀抱着赵紫阳先生的大幅照片,走在人行道上,对面站着不少警察,回头向殡仪馆方向 看去,只见它的外面排着由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汇成的弯弯曲曲的黑色长龙。我问范亚峰:估计有多少人?他略一沉吟,回答:今天加起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那 段时间我正和范亚峰等人商议如何推动民间的有效联结。此后数日,我们反复研讨,得出一致判断:不同于1989年 悼念胡耀邦先生时公开合法的境况,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发生在高压时代,官方要求每个人凭身份证登记、认证。这犹如一把悬剑,潜含不确定的风险,令 许多人望而却步。即便如此,仍有数千人毅然出席,足以证明人们的道德勇气正在恢复,民主运动的人气正在重聚。根据这一微妙的政治浮标所昭示的信息,我们决 意采取大胆、坚决、持续性的行动,尝试将民主运动升级至新阶段。半年内,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集群横空突起。这段颇具象征性的插曲,见证了维权 运动与八九学潮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血缘联系,也见证了行动者是如何与心怀皓皓之白而逝的伟人同命运、与自由精神不灭的永恒的八九一代共风险中汲取力量的。
我 们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法律区间内,公开、合程序的活动,捍卫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我们所推动的蔡卓华印刷圣 经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等个案维权和政治实验,通过互联网这一加速器、放大器发酵和传播,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立体介入。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主理想主 义者勇敢的站了出来,越来越多孤岛般各自为战的奋斗者通过参与维权或接力绝食联结起来,越来越多被侵权的底层反抗者在英雄的维权律师辅助下走上自觉的政治 维权道路。四宇光明,八方星聚,汇成浩浩洪流。在多元合力下,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由曾经被迫的边缘重回民间公共精神生活的主流,其汹涌澎湃,逐波升级,引发 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高度恐惧,严酷的打压随即而来。
作为维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屡次首当其冲。从20054月 至今,我先后四次被刑事拘留,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坐牢五年。在这四次拘押中,我曾呆过六个看守所,两个省级、两个市级、两个区县级的。警察和秘密警察对 我所进行的共计二百余次的审讯可谓创纪录,有时他们甚至是一日数次让已判犯人用担架将绝食中昏沉乏力的我抬上四楼,而后固定在铁椅上。在这四次关押期间, 我曾五次绝食,绝食总时间为3天+59天+24天+75天+25天=186天。我的激烈绝食曾引起自由阵营的有力回应,在2006年 接力绝食运动中起到了某种先导或示范作用。但后来有秉持世俗人文主义立场的朋友向我善意的表示不解:自由民主主义主张人性,承认合理利己主义,你总是绝 食,自己把自己弄得很惨,似乎有违人性,意义也不大。由于不愿用"大道理"面对面的回应世俗人文主义,我一直未曾正式答复这一批评。无形之中,绝食日记或 者回忆录已不再续写,相关的激励推动亦弃而不为。但临当必要个人的绝食仍然进行——为什么?我为什么绝食?为什么坚持绝食?从头至尾,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我绝食,不仅仅是为了向极权体系的政治迫害表达强烈抗议,而且,主要是为了自证——向 我自己、向我内心永恒存在的最高神明见证我自己,我是真诚的,是在为纯正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受难,为心田永远不可玷辱的洁白而担当。推源溯流,绝食行为的原 初模型是苦行僧的苦行,他们为某种理想而尝试肉体的极限。现实中我的绝食,是安全的、可控的,绝食过程是尊严的,旁观者的敬重自不待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外 界反应,而在于内心体验。第一次绝食后,我惊奇的发现:过去熟视无睹的墙壁原来是这样的洁白。浮想中我又顿悟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心地是何等的圣洁,而被滚滚 红尘缠绕的我也有机会在尘世中摆脱缠绕,走向心灵的圣洁。每次长波段肉体减压后的清澈洞明的心境,都让我感到尘世的杂质和内心的杂质已被过滤;我们所追求 的结构性、制度性的自由民主理想超越了个人命运,超越了兴衰成败,显示出超凡脱俗而又驾驭凡俗的"大地上的神性",值得为此付出,值得将生命沉浸其中。虽 然并不是全部如此,但总有那么一段持续性的美妙时间,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为自由民主而受难的我,正在幸运地分享或映射我内心永恒的神灵,那光明灿烂的影 像,正在体验一种指向极致的纯粹精神欢乐。对于我们短暂而凡俗的生命而言,什么是永恒?永恒就是这样的时刻。我从不主张他人模仿我的长波段绝食,2006年接力绝食运动就要求参加者绝食不超过48小 时。但我从不认为,绝食与人性相悖。相反,绝食是和平抗争的有力手段,是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内在力量的表现,是受难担当的见证。绝食行动内含的人类对宗教 情感或宗教般圣洁、至上性精神价值的追求,本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尊崇的个人自由、个人自治主权和人民主权、自由民主政体,自身就内含着人道和自 然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当这一代人面对着有着罕见的专横残暴记录的极权体系的高压、政治恐惧症普遍弥漫之际,尤其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有力的、有节制 的、审慎的激发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存着的对理想性精神价值的追求,借助由此焕发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帮助人们治愈那种表征着主体萎缩的不自然的、不健康的、 有违基本人性的政治恐惧症,走向对个人自由的正常捍卫,对个人政治主权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伸张。这一切,是可以与有原则的合理利己并行不悖的。民主运动并不 反欲望、反功利、反世俗,那些生命冲力理应得到包容、顺应,但必须受到精神力量的规制、驾驭。民主运动是人性的运动,也是道德的运动、理想的运动,它激励 业已觉醒的公民和正在走向觉醒的公民正视每个人所拥有的无限珍贵的精神价值,表现出自由民主理想相称的主体自觉和道德担当。这就是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呼唤主 体自觉、呼唤人民主权和个人政治主权、呼唤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深层人学动因。至于个人绝食,对我而言,是高度内敛的自我激励、自我见证方式,是我 坐牢的功课之一。每次苦行受难,都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净化。我珍视这种与自由民主理想共振的个人体验。
对 于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无休止审讯,我基本上以零口供形式回应。审讯者之所以对我屡下重手,使用各种手段折磨,就是因为我的沉默和不妥协。在对我实施电刑时, 行刑者一边对我的头、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电击,一边恶声暴骂:"给你缓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让共产党出丑,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共产党狠!"他们 几近疯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强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跟共产党对抗是错误的,自愿放弃推动民主,以此获取缓刑,而后接受安排重回大学教书。他们企图就这样通 过迫使几位他们所称的"扛大旗的"接受缓刑,达到丑化维权运动、瓦解民间斗志的战略目的。在2007年, 我们想坦坦荡荡、自然而然的为推进民主而坐牢,都异常艰难。这可能是后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曾长达四十二天被手 脚穿插钉镣在床板上,曾遭受无数次辱骂、殴打、拔头发折磨。在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中,行刑者将高压电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电刑。为了维护我永 恒的人格尊严和男性的完整性,我不得不以承认事实上并无法律证据的"非法经营",让行刑者有所得而住手,侥幸避免了如同仓在押人员那样下部电成一片黑糊的 悲惨命运。当日凌晨,悲愤莫名中,我一头猛力冲向玻璃和墙,以死抗争,又侥幸未死、未残!但春节过后,电刑又来。在任何情况、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 坚守住了两条底线:绝不放弃自由民主理想、绝不出卖或者指认他人。这也是审讯者不断夸赞我的人品、且因此有所收敛的地方。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严峻考验面 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坚持的人生信条,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洁。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微笑着对他人、对我自己说,我在绝境中的行为,对得住"人"这个称号,仰不愧 于天,俯不怍于人。仅此而已,此生足矣!
人 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其实,从容就义并非至难,双眼一闭,形体毁灭,精神永恒。而没有底线的暴力狂施加的无休止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让你求生不 得、求死不能,此时此刻,如欲守住心田的洁或许比从容就义更难?我的个人选择自然并非对于人格问题的标杆,那种高压下暂时妥协而后关云长般复归道义、再证 尊严的做法,亦令我很敬佩。即使高压下崩溃,虽不可取亦非大恶。我的惨痛的亲身经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宽容和体谅,而普遍的宽容和体谅氛围有助于受害 者的心理健康的恢复和尊严的再证。真正应当鄙视的是极权主义的下作败坏、返古兽性。他们不是像古义所要求的那样尊重对手的人格尊严,让对手有尊严的去坐 牢,有尊严的去死亡;而是专门以侮辱践踏对手的人格尊严为能事。我相信,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这种灵魂的卑劣。万古千秋的人类都不会不鄙弃那种公然 否认人道和正义的普世性、公然用高级哲学去合理化论证美化暴力暴行专政兽性的极权主义。
2007年,"正常地"、堂堂正正地、顺顺利利地为自由民主去坐牢,曾经是被捕后还须付出巨大的惨痛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2007年, 我历经磨难,仍坚守底线,才迫使维稳体系放弃强迫我法庭认罪、接受缓刑的幻想,获刑五年,而后光荣的去坐牢。我的坐牢和选择直接挫败了后极权维稳体系的战 略计划,我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就像一根小小的鱼刺,卡住了维稳体系的咽喉。而后,胡佳力抗逆流,高智晟再次人格起义、勇薄云天,张祖桦、刘晓波动员知 识界集体发声,胡佳和刘晓波获得国际大奖,茉莉花运动遍地开花,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多中心、网状结构于是彻底铸成,"愈压愈涨潮"的奇局令民间振奋,令强 权者惊骇。返回到2007年,在扇起风暴、激起其后数年民主运动升级涨潮的"蝴蝶效应"里,那在大地上方飞翔的数双蝴蝶的翅膀中,应该有一双是属 于我的吧?七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波打压的狂潮中,除了"实业界的良心"王功权先生和"赤壁三杰"黄文勋、袁小华、袁奉初以外,坐牢的目标已不再那么难以达 到,有十几位民主战士已光荣获刑,其过程平稳、波澜不惊。丑陋奇诡的强迫"认罪""缓刑"的肉体-精神折磨正在减弱。虽然乌云依旧翻滚,但强权者钢铁浇铸 的冷酷心地毕竟多了一些回避兽性折磨的羞耻感。在民间,把为推动自由民主而坐牢、而担当、而受难视为光荣的道德价值高悬,光明灿烂地闪耀,那个我们希翼和 向往多年的一代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良知起义、担当命运、逐波逐波地走向直接行动从而"填满监狱"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觉醒的一代公民崛起的一代主权 者面前,极权主义获得的将不仅是出丑、出更大的丑,它的自心而溃、冰消雪融,是任何强权枭烈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兽性永远压不住人性的成长和伸展,它不仅会 在尘世间处处碰壁,而且也违反它自己的载体"人"的目的"人"的规则,因而或迟或早必将自我毁灭,从历史画册中卷铺盖走人。
在我公开挑战极权并反复被捕或入狱的动荡生涯中,我的妻儿受到了最大的牵连。2006310日, 太石村村民参加人大代表竞选,我的妻子一大早出门买菜,竟然遭到了女特务的拦路阻止,她气愤地回家告诉我,我下楼找特务评理,被早已准备好、埋伏在楼下的 特务打得满脸是血。我曾带十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去中大西门购书,在公共汽车上,几名特务轮流上前,放肆地对着我的女儿和儿子的脸拍照、摄像,全车人一片 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的女儿大了,亦懂得了害怕,一次在我们全家四口如往常一样前往体育中心露天健身器械处锻炼时,六七名特务在身后很近的地方紧跟 着,并用广东话高声吵嚷着什么。女儿不时扭头去看,满面惊恐,对我低声地指责道:"爸爸,就怨你!就怨你!"我痛苦得无言,八年来这一幕在我脑海中时常浮 现。2007年 春,广东国保在审讯我时,曾对我发出威胁:如果我不认罪接受缓刑,坚持要坐牢,我的儿子就上不了小学,女儿也会被安排到很远的初中,将来她读高中时,会被 电脑派位到农村中学,让她读不上大学。对他们的威胁,我是完全相信的。我知道这个特务机构的做事规则和过往纪录。在未被关押状态下,我曾为解除特务对我儿 女的人身威胁,并为抗议汕头警察开枪射杀数名保卫土地的无辜农民、捍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新闻自由等事,而于200628日在中南海国务院门口绝食。但是,在囚禁中,我无事可为。200711月 中,我在天河区法院被宣布判刑五年,临走前,我转身问旁听的妻子:儿子上学了吗?妻子回答:没有,他们不让。回到广州市第三看守所监室里,当晚,我辗转反 侧,几乎通宵未眠。数日后,同仓一名已判的、五十多岁的经济犯突然问我:老杨,你的头发怎么白了一片?我不大相信,监室里没有镜子,我只好让其他几位在押 者看看,众人异口同声。由此我才相信:伍子胥过昭关——一 夜白头的故事,发生在了我身上。我曾把儿子被阻止上学的事讲给那位五十多岁的经济犯听,他先是摇头:什么年代了,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事?!我一一道来,一一 解释,他出于对我的人品的一贯认同,终于相信事情是真的。这位一九六零年代曾因家中地主成分饱受欺压的经济犯,突然蹲到地上,双手捂脸,无声地抽泣起来。 不让我的儿子读书,我没有哭,他却哭了。我没有哭,可我的心一直在滴血。此后一年间,心中不时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能再这么毁了儿女一 生的前程,得采取行动。这就是我在2008年 底通过梅州监狱的探视窗口对妻子提议让她们母子三人设法出国的原因:让儿女到一个受教育权不会被破坏和阻挠的自由国家去,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这是为人父 母者目前状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帮助下,我的妻子、女儿和儿子辗转来到泰国,滞留数月,却在签证上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此时,宾馆 里突然住进了数名奇怪的国内来人,妻儿出门时又神秘地差点遭遇车祸。关键时刻,令人尊敬的傅希秋牧师和另一名高尚仁慈的英国女基督徒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 引领她们母子三人来到了美国,她们随后得到了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接纳、帮助。孩子上学读书之事从此不再成为疑难。对于危难之际冒个人风险救助我的家人 的傅牧师、英国女基督徒和侠义的王女士等人,对于人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伟大的基督教会和高尚的基督教徒们,我的心中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虽没齿不 忘。他们的义举让我直接地、深沉地感受到了人类之爱的普遍、无私和崇高,感受到了自由民主文化博大堂正的气象。这对于我的灵魂也是一种洗礼和提升。
2011913日 出狱后,我通过网络和妻儿建立了联系。当我读到女儿借用动画讲述的出国历险故事,读到故事中表达的她的被动、她的迷茫、她的不适应,以及她对故乡童年伙伴 的思念时,我的泪水竟如温凉的溪流缓缓潺潺,断断续续,流了三日。作为男儿,在狱中,为任何事情,包括儿女,我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女儿得意地问我:看过哭 了吧?我答:哭了很多。可女儿已经不再是幼年时那个总爱让抱让背的娃娃,她已长大,长得高高的,性格变得骄傲、叛逆,事事由自己拿主意,与我的距离似乎越 来越远。她对我自公开挑战极权以来的十八年间欠下太多亲情和责任隐隐不满,不时反讽,甚至很少再以"爸爸"称呼我。我心中隐痛,却茫然无助。一想到女儿和 儿子,无尽的内疚总是把我的心田淹没。数月前的201474日, 在天河区看守所会见窗口,张雪忠律师告诉我,去年十月,女儿曾为我画了一幅像,据说画得还很像,画中我的身后是群山,画上写着"高山仰止"四字。这幅画曾 在一个庄严的殿堂展示,为的是呼吁营救我。虽然我自知尚不足当此期许,但我从传述字里画间读到了更深的意蕴,这意蕴让我满目透亮,穿越厚墙,直照云空:亲 爱的女儿,在这特殊状态下,我又一次赢得了你对我公开表达的爱!
2011年 出狱后,看到国内自由力量遍地开花、遍地集群的情势,我心中的振奋不言而喻。作为理想主义者,努力升级民主运动是我注定的选择,而且比以前更坚决、更稳 健、更阔大。在这公开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新阶段,我和广东公民社会同仁们一道,扎硬寨,打死仗,直接行动频频。藉声援南周事件的历史契机,我们成功进行了 一场有序、理性、节制、平和的政治集会实验,并巧妙地以我们在街头政治上的率先突破为杠杆,造势增速,推动全国民主运动潮涌。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名运动和"八城快闪"街头宣传,是我们推动"除恶法,修良法"的社会运动的起步实验,也是我们将觉醒公民的直接行动提升为富有普 世价值"沉甸甸的含金量"的公民社会主权实践的一次重要努力。后极权维稳体系依据其镇压惯性,将上述两桩政治实验列为我"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两大罪 名,亦并非意外。古曰:"与虎谋皮,未知其可。"但是,自由民主宪政主义对于极权主义,必须与虎谋皮,必须用真理的力量逼迫这个"人虎"脱皮去牙,回归人 性,放弃僭权,还我主权。
下 一步我被判刑,亦在政治迫害的惯性之中。为捍卫包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为施压要求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坐 牢,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光荣。今年开春,风和日丽,入夏,风云际会,我和全国数十位民主战士的先后判刑坐牢,不仅于平衡强权者、激发更多公民觉醒并参加民 主运动的大局有所佐助,而且于我个人的养心净神也不无小补。不管此次将被判刑多少年,坐满出狱后,我的第一选择仍将是为推动宪政民主事业而直接行动。
对 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向历史见证:我们没有向极权政治的兽性屈服,没有放弃人类的尊严,没有放弃坚守心田那不 可玷辱的洁。屠杀无辜、奴役人类的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永远不会向肆行高压和暴力统治的强权者妥协,我们给予极权主义首要的、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惩罚,就 是依据人道和正义的基本规则,判明其反人道、非正义的本质,从道德上彻底抛弃之。我们坚信,未来千百代的人类也必将根据同样的规则作出同样的选择。力量或 有强弱,但弱势的自由民主运动必须向强势的极权主义不断地发起和平的反对运动,哪怕是做推石的西西弗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逐日的夸父,或移山的愚公。见 证不屈,是我们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首要意义所在。
对 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摆脱极权主义通过暴力和谎言制造的政治恐惧,恢复我们自然、健康、自由、主权的人性。在 极权主义不断蜕变的大势下,人民依然处在大面积、持续性的政治恐惧中。这是很不正常的,这属于人民的心理病态。当代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推动者,必须找到为 自己、也为民众进行心理疗伤的有效方法。这首先需要我们呼唤、高扬自由民主价值的理想性,以理想激发公民对个人尊严、自由、权利、主权意识的觉醒和尊崇, 驱散心灵被极权主义所蒙上的被动驯服、过度恐惧的迷雾。这将进一步催生一代觉醒的公民的主体自觉,激励他们担当道德自由的责任,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为推 动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而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启蒙,行动是主体自觉实现的客观见证。行动,以及承其后果而后更坚决、持续的行动,不仅是公民个人走向良心起义、尊严自证、灵魂升华的唯一道路,而且也是人民摆脱政治恐惧的社会心理病态实现自我救赎和文明跃迁的唯一道路。
对 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实例支撑从而陷入无法实现命运自主的困局,才能阻止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力 垄断集团在转型时代以各种变体继续奴役人民。在人类野蛮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人道文明的进化,暴力威权文化亦不断吸纳新资源而变换形态。未来的中国,不仅面 临着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博弈,而且在极权崩盘后,还可能面临李光耀-普京式一元"鸟笼政治"与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政治之间的博弈。中国宪政民主 事业推进者如欲推动极权主义的消融与和平转型的实现,并防止新加坡-俄罗斯式小格局、小容量的强人政治为中国未来埋下停滞、动荡的祸根,必须采取坚决、智 慧的自由联合行动,做大做强人民主体的自主力量,以强大的公民社会制衡政治权力,以成熟的政治反对力量建设性、战略性地规制执政力量,并最终走向三权分立 和普选时代的正常轮替,从而使政治转型走上最符合人民主权要求、最有利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用政体革命压倒政体蜕变。中国需要反对党,这已成为中国 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劲呼声。中国民主运动负有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一个自由、文明、强大、且有纵深动员力和全局统摄、扁平结构的现代政治反对党的历史使命。为 了创建这样的政治反对党,我们必须行动,必须秉承高度责任感、智勇兼备的行动,必须尽可能在达成圆桌共识基础上、在修法改制基础上或在赢得民众极大同情和 立体参与基础上,果断、纯洁、透明的行动,并担当由此而来的一切厄运。
作 为一个已将生命和自由民主事业融为一体的老战士,回顾过去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我实在地感受到:我们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 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能有机会参与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难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能在其间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 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 幸运。在自由的遐思中,这让我联想到了中国古人所创设的那个脚踏大地、头顶天空的人字造型的无限深意。


杨茂东(郭飞雄)
201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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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決定投入台中立委補選


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決定投入台中立委補選
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決定投入台中市立委補選。(取自吾爾開希臉書)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在台灣安家落戶的大陸民運人士吾爾開希30日晚間發出聲明,決定投入台中市立委補選。

吾爾開希表示,從年初太陽花學運到這次九合一選舉,台灣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他稱之為「民主2.0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權力不再來源於世家,不再來源於派系,也不再來源於僵化的所謂藍綠分野。台灣未來的政治語言將會是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實始終存在於台灣,但從今以後,這個力量將超越藍綠,超越激情,建立在自主和理性的精神之上,他強調,這就是他參選的動力來源,勝選的信心來源。

吾爾開希在1996年來台,迄今已18年,從六四民運人士成為台灣的女婿,歷經台灣大大小小選舉,今年初,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但進入被太陽花學運佔領的立法院主席台,從陳為廷手中接過麥克風,對著彷彿二十多年前自己的那些年輕人,充滿激情的高呼:「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

他不諱言,其他大陸民運人士和流亡者對他都有著一分羨慕,因為他可以住在台灣,更羨慕的是,他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1997年7月,吾爾開希取得臺灣身份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臺灣人身份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他承認,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他投入台灣的公民生活、社會運動,即使碰到許多不同意見,讓他感動的是,不論如何對立,「是不是台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他表示,台灣最大的挑戰來自於中國大陸,正是他出生的地方,如何面對這個抗戰是所有台灣共同的課題。而他相信,深化民主是面對這個挑戰的不二法門,他願意承擔著選民的期待,進入國會,成為這個時代的開拓者!

——风传媒

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

曹思源讣告(附相关报道和文章)


                   
讣告

曹思源先生于20141128625分因癌转移导致肺部感染心肺衰竭,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68岁。
   
感谢社会各界亲朋挚友的关爱与帮助 ! 曹思源先生追悼告别仪式定于2014122日早上830分于八宝山东礼堂进行。谨此泣告各位亲朋好友。
   
联系人:曹剑 联系电话 13810322603
联系邮箱:cornemuse@163.com
                                          曹思源治丧小组
                                          2014年11月29

【附录】

VOA:著名宪政学者曹思源病逝

著名宪政学者、中国破产法专家曹思源因为癌症于11月28日凌晨6时30分逝世,享年68岁。
曹思源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曹思源离职,创建了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
曹思源因曾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数十项修宪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
曹思源生前经常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多次作为嘉宾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他头脑敏锐、思想开放,语言犀利,在采访中就中国的宪政、经济和一系列其他敏感问题直言不讳。
他在三年前罹患癌症,手术后继续参加多种学术会议和讲座,而且继续撰写各种文章和评论。曹思源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这次发病非常突然,昨夜病重以后医护人员随即全力抢救,到今天早晨6点30分终于无力回天。

                                           
劉銳紹:倡行法制的曹思源

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狼兵已在磨刀霍霍,我們正在捕捉各方面的最新動態。忽然,電話響了,是曹思源的妻子打來的。在電話中,我第一次聽到曹思源失蹤的消息。
她說,曹思源於當天中午從古城區家中外出買菜,本來準備很快就回家,但自此一去無蹤。當時,他的衣著很隨便,腳上還蹬著一雙經常在家中穿用的舊鞋。
不久,我們終於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知道,曹思源是被捕了,直接原因就是他受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委托,組織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觸怒了權重一時的李、楊集團,因而招來身繫囹圄的結果。
四月中旬學運開始,形勢越趨嚴峻,不少人大常委認為有必要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局勢。曹思源受人大常委胡績偉的委托,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聯名要求開會。此舉直接刺痛和威脅到當權者的利益,因而要馬上壓下去,不但不准開會(有一內部規定,全國人大的有關會議必須中共政治局討論和確定後才能召開),還要追查此事始末。
曹思源首先被捕,成為今次「秋前算帳」中第一位被算帳的知識分子。他被捕是在血腥鎮壓之前,可見當權者一早已有部署,而不是鎮壓後緝捕漏網之魚,從而可以證明當權者整個算帳行動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
曹思源現年四十三歲,江西景德鎮人。他出身低微,家人靠做手藝過活。貧困的生活給曹思源很大的鍛煉。他讀完書後,一直在基層工作,為他了解國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直至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當時帶他的導師正是張顯揚。
這段學習之後,曹思源進入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當時趙紫陽擔任該委員會主任),成為了國家智囊班子的一員。隨著多種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他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了企業破產法的構想。他奔走於各大城市之間進行調查,提交報告。一九八四年,他開始為推動「破產法」而開展院外活動。當時他遇上了敢言肯說的人大代表溫元凱,並通過他動員了其他人大代表,把破產法的議案提了上去,就此開始了訂立破產法第一步。
後來,曹思源被調到全國人大法律起草小組,負責執筆起草「破產法」。草案出來之初,人大常委會不通過,曹思源於是分別按資料打電話給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向他們逐一解釋和聽取意見。當時有人指他不應這樣做,認為這樣會「影響人大常委的獨立思考」。但他認為這是憲法容許的,所以仍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幾經艱難,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終告誕生。曹思源亦因此而得到「曹破產」之名。近年來,他還不斷地關注「破產法」的執行情況,希望提出完善和修訂的方案。去年,深圳當局要處理一宗破產案,還特別請他南下作「軍師」。
「破產法」一役後,曹思源又向「人大會議旁聽制」進軍。他說:「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後難的,即首先是將人大會議公開化,例如大會、常委會議設旁聽制度,其次是實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差額一定要多於席位一半。」
從一九八七年起,他到處演講,力倡人大會議設旁聽制,後來他更為全國人大代表起草了有關提案,結果再次被接納。由一九八八年六月起,多個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國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旁聽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動成功。
經過了在體改委的幾年工作,曹思源雖然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但他同時感到很多無可發揮之處。主要一點是:體改委的工作逐漸變成是為領導層搜集支持其政策和主張的材料,為領導層創造輿論基礎;真正從下而上的改革方案卻往往不被重視。所以,曹思源去年毅然辭退了體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團負責人萬潤南的支持下創辦了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四通研究所」)。
很多人不太了解四通研究所和四通集團的關係,其實兩者只是經濟撥款的關係,四通集團撥出一筆款項讓四通研究所進行他們認為值得搞的項目,從沒有要求他們為四通集團的市場和業務作調查研究。這純粹是一種支持
「窮得只剩下知識和良心」的專業人士開展調研工作的行動,加上國內的行政制度規定任何機構,都要有上級掛靠單位,所以才出現了四通研究所與四通集團這樣的關係。
四通研究所成立後,連曹思源在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師,有時協助一些零碎的雜務。就這樣,這個位於海淀區民族學院附近一個胡同小院內的研究所便幹起來了。他們的工作中,較多人熟悉的是
「修憲活動」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簽名事件」。
曹思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議會民主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長遠是修改憲法,在憲法中應對人民權利、地位有具體規定,包括投票權和選舉權等。在八九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向若干人大代表提出了五項有關憲法的建議,包括人大應設立憲法委員會,使人大及常委會有效行使解釋、修改和監督執行憲法的權力;修改憲法條文藉以保護商品經濟的地位和公民私有產權;要求增加條文,說明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均應作無罪論。
為了深入探討,加強思想溝通,曹思源於三月廿六日組織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豈料又遭到「勸告」。當時中共高層已決定憲法暫時不作修改,但恐怕在研討會中會出現與中央不一致的論調,所以要間接施加壓力。曹思源本來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大代表,但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招呼」不要出席。曹思源同時也接到「勸告」,請他把範圍和影響縮小。為了大局和長遠利益,曹思源主動限制了與會人數,並婉拒了港、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連一些已發出的開會通告都要收回,所有通知信都寫上姓名和編號,以便入場時核對。當時,這種做法引起了不得其門而入的記者們的猜測,甚至有所誤解。其實,曹思源所想的,正是要避免被人抓住把柄,說他們借輿論界來壓中央,橫加責難。此事反映國內連一些學術主張的傳播自由也沒有,確實悲哀。
與曹思源交往已有一段日子,對他有三點印象至為深刻。其一,他是典型的漸進改革派,這一點他自己也直言不諱。他了解中國有很多事情是急不來的,更不能激進,所以他便常採用院外活動等合符正常途徑的方法,而且也常奏效。
其二,他是個對目標鍥而不捨的人。前面提及的破產法的產生過程可以證明這點。他的人力正表現於事情似勝似敗、希望若斷若續之間。
其三,他的說情說理的表達能力至為到家,相信很多聽過他演說的人都會深有同感。可以說,他的每一句話,都說到點子上的。

中国宪法与各国宪法有何不同
——曹思源《各国宪法比较》拾英
信孚大学学员  刘小东 
为什么曹思源要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他十分困惑!一部据说十分伟大的宪法,竟然保护不了它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造反派一会儿扭住他,让他呈卑躬屈膝状,一会儿又揪住他稀疏的头发,强迫他抬头拍照。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刘少奇鼻青脸肿,鞋子被打丢了,只能光着脚站在地上。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权利。可是宪法根本保护不了他。
根据《世界宪法全书》,曹思源把世界上110个国家的宪法与中国宪法进行比较,有很多惊奇的发现。

1,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宪法是一部专政宪法。中国宪法第一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曹思源发现,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宪法宣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国和朝鲜。
民间流行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吃素的"。难道它是吃荤的?没错!看看以前专政国家的"业绩"吧。前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24位政治领导人,有14人被杀害,60名军事领导人,有54人被杀害;有120万普通党员被处死或判以徒刑,斯大林处死的共产党人是沙皇俄国时期的8倍。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3年多的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把这个国家的700万人口,杀了330万。
2,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举世公认,各国宪法都作出了类似规定。中国宪法第二条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在于,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人民行使主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比如匈牙利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它通过选出的代表和以直接的方式行使主权"。中国宪法则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人"代表"行使,根本不知道还有直接行使权力一说。中国人不能直接行使舆论权,对政府官员、政府行为进行评议;不能行使直接投票权,直接选举高级官员和进行公民投票。如果某个独裁者(比如苏哈托)控制了代议机关,全国公民的意见就会无法得到表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到体制外去造反。
实际上,人大代表的"代表权"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如果全权代表,那不是"代表"而是"代替"了。人民代表可以代表人民发表政见,但不能因此阻止公民直接发表自己的政见。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应该由公民进行直接投票进行决策。
3,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基石。美国宪法的结构甚至就是对三权的详细标注。各国宪法都特别载明,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治理国家的基础。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只有7个国家的宪法,没有确立三权分立。
按照现行中国宪法的描述,中国不讲"三权分立",而是讲"一府两院"(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唯一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类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应该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一个不受任何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常常会造成沉痛的灾难。
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4,公民知情权
世界各国宪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公民知情权。在110个国家中,有104个国家有"公开化"的条款。公开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审判公开、议会会议公开、条约公开、政党公开、官员经济状况公开、招标公开。议会会议公开,已成为各国通例,并作为一项制度在想法中确立。比如法国宪法规定:国会两院会议公开举行。议事记录要全文刊登于政府公报。中国宪法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它举世震惊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却只字不提他们向选民公开信息的义务。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要管理国家事务,宪法又不允许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中国宪法的逻辑。
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5,宪法监督
各国宪法基本上都规定了宪法监督的制度,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有宪法,却没有宪法监督机制,宪法岂不成了废纸一张?各国宪法监督机构,多由法院承担。其中,由专职法院负责的占53%,由其他司法机构的占30%,由议会负责的占11%,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占7%。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但是,那些举报上来的违宪材料,只会躺在人大抽屉里睡大觉。民间有一个笑话:现在唱歌跳舞有人管,偷鸡摸狗有人管,就是违宪没人管。
6,修宪程序
中国自1954宪法以后,都没有规定严格的修宪程序,也没有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特别程序。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在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其他宪政发达的国家,也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修宪程序。良好的修宪程序有效地防止了单一机构垄断修宪权,确保宪法不被随意篡改。
1975年1月,中国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17日会议结束。19日突然发表了公报,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已修改完毕。
7,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
中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对之做出规定的是人大代表《选举法》。按照该法,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间接选举是中国选举的常态。实际上,选举的常态应该是直接选举,它能直接反映民意,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列宁就说,"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
直选的范围不仅包括议员,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间接选举不是由选民直接挑选最终当选者,很难体现选民的意志。比如,很多老百姓痛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光荣当选"。间接选举之弊,还在于很容易出现威胁、贿赂代表,操纵选举现象。
8,政党规范
在110个国家中,有82个国家对政党作出规范。其中,只有5个国家规定某个执政党要处于特殊地位,另外的国家,不仅没有规定任何政党要处于特殊地位,甚至连政党的名字也不在宪法中出现。它们只是在宪法中对政党行为进行规范。规范内容主要是:一、任何公民都有权组建、参加、退出某个政党。二、保护多党制,绝不能只有一个政党谋求执政地位。三、党国分离原则。政党必须与国家机构分开,政党不可敢于国家司法和军队,国家元首必须中止自己在其政党中的活动,军人、安全和司法人员不能参加任何政党活动。四、政党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只能是,出任议员,影响立法;担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中体现该党执政思想。五、"票箱里出政权",政党是否执政,只能依据它在法定选举中得票多少。
极少数国家,对政党地位做出了规定。比如,越南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古巴宪法规定,"古巴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领导力量",还规定,"在党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努力将其成员培养成未来的党员"。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不仅规定某个当要处于领导地位,还要把青年作为其后备军和接班人。这不仅让人想起秦始皇。他自封"始皇",幻想"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不成想,到秦二世,秦朝就玩完了。
9,人权
人权范围很广。各国宪法中比较突出的提到的有:国籍选择、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
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国籍的内容。它们大多对双重国籍作了规定,其中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只占少数。中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国际?在什么情况下失去本国国籍?能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国籍?这些问题在中国宪法中只字未提。对之做出规定的是国籍法。中国的国籍法规定:"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国公民一旦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很多国家在国际上采取不禁止的态度。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原则,很多国家的公民可以拥有双重国籍。比如,美国和香港。
宗教自由是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享有一项基本人权。各国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呈现"两多两少"的特点。即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宗教活动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极少数国家只允许公民在头脑里有宗教信仰自由,而没有参与宗教活动的自由,极少数国家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宗教自由。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宪法中并没有保障性条款。根据2001年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一,只有出版单位有权进行出版活动,个人无权自由出版;第二,出版单位的设立要经过行政审批;第三,出版单位设立后,出版活动必须接受政府严格监督。这岂不是说:我承认你有恋爱自由,但你与谁恋爱,必须接受我的审查和监督。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过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韩国宪法规定:"言论、出版不受审批和检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10,国家机构
各国宪法都对国家立法机关、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军队统帅、司法机构做出了规定。
各国的立法机关有"一院制"和"两院制"的区别。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关只设一套机构。所谓两院制,就是设立两套机构的议会制度。这两套机构一般叫参议院与众议院,或上议院与下议院。目前世界上大国一般都采取两院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两院制的优点是,既照顾了人口的代表性,又照顾了地区的代表性。就中国而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人大代表名额,则各地会很不平衡,损害地区利益;如果按省份分配人大代表名额,人口多的省份的公民的平等权利也会受到损害。实际上,假如中国实行两院制,既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还可以使立法更慎重和周详,避免草率、武断的决策。
在110个国家中,有76个国家的元首是总统。在三权分立下,总统权力受到制约。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把国家主席对万翻译为"Chairman",而改成"President",与总统相对应。但是,按照宪法,中国的国家主席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只有"公布权"、"发布权",充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传声筒。
在实行总统制的76个国家中,总统直接由选民选举的有52个;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掌握行政权力的,有66个。行政首脑如何产生,关系到他对谁负责。政府首脑由选民直选产生,直接对选民负责;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直接对议会负责。后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人会问,议会选举产生行政首脑有何危险性呢?议会产生政府首脑,相当于议会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有导致议会专权的可能;一旦某个党派控制了议会的绝对多数,那么它也就掌握了政府首脑及其掌握的国家行政权。此时,国家权力将有失去制衡与监督的危险。
军队属于谁?毫无疑问属于人民。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为什么属于人民?因为军队是人民花钱养的。既然如此,军队的最高统帅,毫无疑问应该是国家主席。令人乍舌的是,中国宪法竟然规定,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既不归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也不归人民政府——国务院及其总理,而是归一个单独的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特例。
举世公认,司法必须独立。无司法独立,即无司法公正。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中国宪法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两个重大缺陷:没有确立法官的独立地位;没有规定法官的任命程序。匈牙利宪法规定,"法官独立并只服从于法律"。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司法机构独立行使职权"。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宪法?宪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权利,规范公仆权力。它不是光荣榜,没必要把什么人的名字写进去。它不是理论著作,没必要把什么主义、思想写进去。它不是历史书,没必要追溯可歌可泣的历史。它不是党章,没必要把某个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写进去。宪法要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要书写的是民意中没有差别的"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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