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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梁京:占中考验习近平的纠错能力

香港公民抗争……
习近平对香港问题有一个最根本性的判断错误,就是他认为香港搞真普选对他掌控大陆政局是不利的。这个判断错误的根源有这样几个,第一,他不信民主,更不信中国人能搞民主;第二,他坚信香港的民主派后面有"境外敌对势力"作祟;在这两个前提下,他认为自己能够赢得香港、内地,尤其是中共内部的足够支持,迫使民主派就范。

我以为局势的发展很可能与他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习近平反腐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而且已经形成欲罢不能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习近平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其实是来自中共内部的腐败势力。习若想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就必须调动一切相信正义的力量,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这种情势下,习近平一面与党内贪腐势力作殊死之搏,一面还要与香港民主派较量,其实是很不理性的。

占中运动的发展表明,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完全不能用所谓外部敌对势力来解读。事关港人的基本尊严,关乎香港前途和后代福祉,香港若再无人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民主权利抗争,不仅港人会遭到世界耻笑,中国人都会遭到耻笑。我相信习仲勋和他同代的共产党人都能懂得其中道理,习近平为什么反而不能理解了?

香港有法治和社会自治的基础,因此,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不容易出大乱子的。习近平和中共当权者害怕的是给香港真民主,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但眼下的现实是,真正动摇中共统治的是这二十年官僚阶层不受约束的腐败。在这个大背景下,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究竟对大陆会是什么影响?

从常识出发不难理解的是,有了民主自治权利的香港,并不希望中国内地出现局面失控,因为内地的混乱对香港没有任何好处。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民主自治的香港会支持内地进行稳健的改革,而不是像俞正声所害怕的那样,甘做颠覆中共的大本营。

这两年,中共与香港民主力量博弈的过程告诉我们,习近平并没有什么得力的人才帮他处理香港难题。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高官们无法赢得港人的信任和尊重,不断加剧香港危机。这是中共在六四之后逆向淘汰和全面腐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与其让这些无能和贪腐之辈绑架自己的香港决策,还不如大胆信任港人会珍惜自己的民主自治权利。

我的判断是,习近平对香港民主派的强硬路线,是在十八大之前的决策。当时他对自己上台之后面临的严峻形势,绝对没有现在这样清楚。他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低估了中共内部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也低估了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意志。这意味著单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他既没有本钱,也不应该选择与香港民主派对抗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有没有纠错和调整的空间?我以为是有的。习近平对香港有误判,外部世界对习近平又何尝没有误判。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习近平的反腐会走这么远。正因为他反腐没有回头路可走,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局带来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与中共抗争的香港人与二十五年前北京人相比,政治上要成熟很多,这不仅增加了对习近平的压力,也增加了习近平纠错的空间。因为香港占中力量不会轻易给习近平动用军队来镇压的机会,只要习近平不把事情做绝,就有回旋余地。

不利因素是双方存在巨大的文化和思想差异。这意味著习近平不可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而需要时间、需要形势进一步恶化形成的压力。我相信香港的民主力量对此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独立运动成功的五个条件

苏格兰公投……
举世瞩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揭晓,正如外界预期,苏独主张以微小比例落败。但是,外界也一致承认,虽然落败,但是苏格兰独立运动能够走到今天,虽败犹荣,甚至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观察苏独运动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独立运动要取得成功,至少需要五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一个高水准的领导人。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苏独运动的领军人物萨孟德被称为"全英国最会打选战的人"。他有长期战略,一步一步有规划有步骤。他个人魅力无人可比,电视辩论效果惊人。他最被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善於抓住任何机会推动苏独。例如,苏格兰网球名将穆雷去年在温布尔顿竞标赛决战击败对手,萨蒙德就在看台上展开苏格兰国旗,极大鼓动了苏格兰人的爱国热情。1993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也是与哈维尔如日中天的声望和调停能力有直接关联。一个有魅力有办法的领导者是独立运动成功的推动力量。

第二,要有经济上的自主权。这次苏独公投未过,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很多苏格兰人无法舍弃留在英联邦带来的经济上的稳定性和社会福利,不愿面对独立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独立后的货币制度,北海石油存量的分配,就业机会,国债,以及欧盟会员国等议题上,独派也没有提出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去争取支持。政治分歧和民族自尊固然可以树立起独立运动的旗帜,但是这样的运动如果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第三.要能够长期韧性地坚持。苏格兰独立运动由来已久,到这一次英国愿意同意苏格兰以公投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这可以说是独派长期努力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可得。独派领袖萨蒙德学生时代就开始积极推动苏独,1987年当选英国下议院的第一场演说,就提出了苏独的主张,但是走到公投,还是经历了27年的漫长时光。在这麼长的时间中,不放弃,不气馁,尤其是不因而变得激进而吓跑一般民众,这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要有普世性的价值的追求作为基础。民族独立运动,不能仅仅是出於民族自尊心,还要有更充分,更普世性的诉求。苏格兰的人民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要求更多的公平正义,被称为"苏格兰原则",这个原则的确立为他们争取到了道义上的很多支持。北爱尔兰争取独立的运动,其实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独立中掺杂了宗教对立的因素,使问题变得复杂,并带来太多的对立与仇恨,就就是一个教训。当初美国独立运动,也是建立在追求自由,平等得价值得基础上得。

第五,要在内部形成大多数的共识。这次苏独功亏一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未能得到超过半数以上的支持。取得内部共识,既是独立运动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一步,其实也是最艰难的一步。独立运动不成功,老实讲,就是独派还是佔少数,因此,怎样从内部做起,争取内部大多数人的共识,才是独立运动取得成功最关键,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任何独立运动应当倾注最大的力量去做的事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周保松:當第一枚催淚彈擲下來

香港公民运动遭遇警察催泪弹
剛回到家,又餓又倦。但我怕一覺醒來,記憶會模糊,所以我想將昨天所親身經歷的如實說出來,為歷史留點紀錄。我好希望其他香港人以及我們的子孫,能夠好好記著,在2014年9月28日這一天,這些和平勇敢的香港人,為我們這個城市的自由民主,為我們這片土地的尊嚴,付出過什麼。

我是下午三點多從灣仔地鐵站出來,沿著告士打道經演藝學院走去政府總部。沿途很順利,去到添美道口,警察已在那裡架起鐵馬,將我們和留守在政總的人分開。過不了多久,從灣仔過來的市民已將整條干諾道中站滿,甚至行車天橋上也全部是人,根本見不到盡頭。當時正是黃昏,陽光灑下來,數萬人齊喊「釋放黃之鋒」和「我要真普選」,真是有說不出的悲壯。

我在離警方鐵馬不遠的前幾排坐下來。我看著前面的防暴警察,不知為什麼覺得很憤怒,忍不住大聲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香港人,我們爭民主,將來你們也可以享有一人一票,為什麼你們要來鎮壓我們?好幾位警察面有難色,將臉別過去。不過,因為進入公民廣場的所有通道已全部被封鎖,而那麼多人之所以經過前日一天一夜的堅守後再跑出來,正是擔心警方清場在即,於是大家都想將鐵馬推開,讓數萬人能夠回到昨天所站之地。

有了前兩天的經驗,大家知道一推鐵馬,一定會吃胡椒噴霧。所以,走在最前的市民,每個人都已戴好眼罩口罩,穿好雨衣,打開手中雨傘才開始推。一推,警察的胡椒噴霧就開始狂射。市民手無寸鐵,唯一方法就只是用傘被動的擋,完全沒攻擊可言。捱不了幾分鐘,所有人便已受傷。我站在後面,開始加入急救隊,幫忙受傷的朋友用紙巾擦眼,再用水洗,同時接收從外面遞過來的水和傘。傷者表情都好痛苦,但沒有什麼人大聲呻吟,甚至沒有人叫罵警察。大家只是默默承受。

大概過了十分鐘,另一批市民開始嘗試再推,然後又是另一輪受傷。如果你站在遠處,根本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因為你只見到五顏六色的雨傘在陽光下晃動,卻不知道眨眼間有一批人會受傷倒地。去到第三輪,我覺得這實在不是辦法。力量實在太懸殊,既移動不了鐵馬,又徒令市民受苦。我於是跑去和不遠處負責主持的李永達說,可不可以叫大家暫時不要再推,就在原地坐下來。只要坐下來,人愈聚愈多,警方就不可能清場。可惜這些說話,在當時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一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面對警察武力。但很奇怪,現場既沒有慌張也沒有恐懼,大家彼此信任互相幫忙,有人照顧傷者,有人維持秩序,有人補充物資,有人在為下一輪做準備。大家如此平和如此團結,甚至沒想過作出任何反抗。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開外的男人,吃了胡椒噴霧後很憤怒,拿起水樽扔向警察。身邊的人馬上制止,並將他勸離現場。香港人就是和平到這樣。我並不認識這些市民,但此刻想起他們每一位的面容,內心仍然隱隱作痛。他們受的苦楚,不會有任何人知道,甚至不會得到身邊的人的同情,但他們實在是用他們平凡脆弱的身體去為這個城市受苦,去為我們每個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是抗爭者,不是暴民。

大約去到六點,李柱銘來到人群中間。李柱銘正想開口說話,另一輪的推撞又已開始。我於是拿好水,準備迎接傷者。誰不知天空中卻有一個物體大響了一下,然後冒著煙向我們飛過來。人們大叫催淚彈,並開始向後撤退,同時還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夠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從上空滾下來,落在我的腳下不遠處。我的眼開始劇痛,呼吸開始困難,只好拚命邊跑邊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幫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遞過自己手上的。如果我沒估計錯,這應該是昨天香港警察發射的近九十枚催淚彈的第一枚,向著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市民後退數百米後,見警方沒有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集結起來抗議,大概半小時後在干諾道中又是另一輪催淚彈,形成很大的煙霧,大家在煙霧中狂奔亂跳,痛苦掙扎。

經過這輪折磨,我一邊往後退,一邊開始擔心。我不知警方還會使用多少武力清場,我甚至恐懼他們會否開槍,在香港重演一次八九六四。我決定往中環方向走,因為我在金鐘現場完全上不了網。我一直跑到遮打花園,並在臉書上發了一條訊息:「各位同學朋友,我剛才在最前缐,親眼看著一批批朋友捱催淚彈。來日方長,我們實在不必要在此刻承受那麼大的犧牲。我在這裡以個人名義,懇請大家,離開吧。帶著你的同伴離開。拜求大家。」

發完訊息,我開始往回走,見到一些學生還在往金鐘去,我於是勸退了一些看來特別年輕的,叫他們快點從中環離開。回到人群中間,人山人海,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叫大家撤退,甚至也沒有這樣的理由。於是我只好來回在人群中大叫有沒有中大同學。有些同學應聲而出。我低聲和他們說,估計鎮壓很快會來,懇請他們考慮清楚,是否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就算留下來,也請千萬要小心。我後來見到阿牛(曾健成)有大聲公,遂請他讓我用大聲公和附近的示威者再說了一遍。有位媽媽走來和我說,你說得很好,但後面有許多人聽不到,你可否去和他們說多一次。我舉頭望向遠處那黑壓壓的人群,只感到無力到極點。

我心想,唯一的方法,是讓在場的人的朋友和他們說,也許才能起到一點作用。於是,我又一次往中環跑。未到遮打花園,我見到許多人邊跑邊叫,「警察放催淚彈了」。然後,在長江中心附近,大批警察開始佈防。入到遮打花園,前往舊立法會大樓的路亦已被封。再走到遮打道,更是全副武裝的防暴警。我開始明白,警方全面清場恐怕馬上要開始,而且是從中環和灣仔兩邊同時迫向金鐘。我於是在面書發了一條訊息:「各位,中區已嚴密佈防,密密麻麻都是警察,鎮壓在即。年青的朋友,再次懇切呼籲大家,不要抱任何僥倖心理。來日方長。如果你未准備好的,請離開。這絕對不是懦弱。」

這個時候,我實在已沒力氣也沒勇氣再一次跑回金鐘。我幾近虛脫地坐在遮打花園,看著十多個勇敢的年青人,手牽著手,一排站在遮打道中間,直面全副武裝的警察,決心以血肉之軀阻擋他們前進。那一刻,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掉下來。我是多麼不願意他們受這樣的苦,多麼想走上去拖他們離開。但不知為什麼,我做不到。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當然害怕。他們自然也知道,催淚彈打過來,身體要承受極大苦楚。他們心裡想也清楚,他們其實無力抵擋。但他們仍然選擇站在那裡,高叫口號,迎接這預知的一切。我在這些年青人身上,看到一種說不出的力量。

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我們會一起走下去。


 2014年9月29日清晨五點

鲍彤:漫谈被毛邓摧毁了的孔子学说

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
65年前中共以武力夺得政权后,遵循《共产党宣言》,实行了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决裂"。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65年来最受伤害的是两个学派:杨朱和孔子。在这篇漫谈式的短文中,只能极简单地提一下孔子学说的几个论点。

孔子是人道主义者,主张"仁"。仁政,是孔子的理想,却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抨击和嘲讽的对象。毛邓建国,建的是专政。在他们手里,国家是专政工具。它的任务不是施仁政,也没有施过仁政。

孔子是贵族,待人将心比心,有同情心。他坚决反对损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张帮助别人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但在毛眼里,不仅凡是"敌人"赞成的,全党必须反对;而且,对朋友,用毛自己的话来说,也应该"己所不欲,要施於人"。这是我聼杨尚昆亲口说的。

世人都知道毛在庐山会议上骂彭德怀"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但局外人不知所指,高层则讳莫如深。背景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毛指示彭,对阎锡山应采取"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方针,但彭学过孔夫子,服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大怒,开会批彭几十天。毛和孔不共戴天,可见一斑。

邓小平何尝不是!他虽然最不乐意反自己,但是非常乐意反右派。他当然知道大学生是爱国的,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血腥镇压。

毛邓都是"领导"一切的人,在这种人手里,孔子的命运可想而知。

根本用不着等到文革。"矫枉必须过正"是中共历来动员群众的法宝。如果靠了孔夫子,毛泽东肯定上不了天安门,邓小平也没法把几十万军队调到天安门广场上来。

习总书记最新指示中有这样一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个论断,与人所共知的毛邓的理论和实践不符,除非把毛邓排除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外,否则不太容易理解。

马克思主义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进中国境内以后,就被有识之士称为"过激派"。原教旨,加传播者,加践行者,三者都有走极端的冲动。而走极端,正是孔子学派认为必须警惕的危险——"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什么是中庸?宋朝的程颢下了传诵千古的定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如果用现代语言,我想可以这样表达:不偏,不走极端,是正确的路;不易,不瞎折腾,是颠扑不破的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希望大家努力做君子,反对走极端瞎折腾。

程颢的话发人深省,尽管过去常被视为陈腐的老生常谈。必须感谢中共65年来的实践,包括从"造反有理"到"稳定压倒一切",包括从全面没收私有资产到大力培养红色亿万富豪,也包括从批孔批儒到讨伐普世价值,处处都在教育人们非重新认识中庸的正道不可。

怎样通过一位圣君来做到中庸是个天大的难题。孔子推崇一位大智者——舜。

作为君主,舜有极其高超的治国理政艺术。他总是虚心请教和仔细考察各种平凡的意见("好问","好察迩言"),研究正反双方不同的主张,最后走中间路线("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君主而能客观地不偏不倚走中间路线,应该说是大智者了。孔子希望能够发扬这种正道。问题是,这样的大智者太难找了。谁有权力找?谁有本领找?找不到怎么办?找错了又怎么办?万一找到的是毛邓,喜欢终身制或者垂帘听政,岂不又是浩劫?

所以把走中间路线的希望寄托在智者身上,未免渺茫,而且危险。

好在现在有了立宪民主制度,治国的主体不是君主。整个公民社会是国家的主人。公民社会由不同的群体组成,他们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制衡和合力,他们各自的权利和意志的制衡和合力,既能避免偏颇,又能避免僵化。

可见即使是古老的孔子哲学,同人类其他的文化遗产和最新的文明成果一样,都能够在公民社会中得到新的生命。

孔子生活在君主时代,自然有"君君臣臣"的等级思想。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仍然有必要实事求是指出三点:

口头上批封建等级制最兇的党,不仅最热爱,而且最认真,在全社会实行了最全面最严密的社会等级制。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批判"君不君,臣不臣",除了反对"犯上作乱"以外,还要求君臣各自克尽自己的职责。

孔子反对苛政和暴君。商汤推翻暴君夏桀,周武推翻暴君商纣,是孔门最津津乐道的革命故事。连"革命"这个概念,也因而成为常用词,流传至今。

总之,我同意这样的论断:不论古今中外,都有公民社会应该汲取的养分。孔子学说中当然有落伍的成分,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分辨的。在毛邓大救星的宝库里,天天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在帮助做美容手术,见不得人的东西难道还少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林忌:香港--由占领中环到遮打革命

上演(Umbrella Revolution)「遮打革命」的香港。(图片来自林忌Facebook)


地下党出身的梁振英,正如2012年特首「选举」时被唐英年揭发,在面对2003年50万人上街时,建议政府「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同催泪弹对付示威人士」;于是9月28日防暴队与催泪弹是出动了,香港人却不害怕,选择与防暴队进行游击战,结果梁振英技穷了。

这场被各国传媒称为 (Umbrella Revolution)「遮打革命」,是源自9月22日香港学界发起的大学罢课,以至9月26日的中学罢课;香港学界要求中共履行承诺,让香港人于2017年有真正自由的普选,而非筛选候选人的伊朗式、北韩式假普选;26晚上,过百名学生「突袭」以前长期开放予公众使用,最近却无故设围栏、设防的政府总部前地,在香港法律上属公共空间的「公民广场」。特区政府为打压学运,非法与无理拘捕17岁的学运领袖黄之锋,更抹黑为「袭警」;市民愤而到场声援,接连数日不肯散去,特区政府竟知法犯法,无理拘禁几位学运领袖,更以搜查证据为理由,地毯式搜查黄之锋的房间私人物品,更禁止他们保释离开。

而面对过万市民留守政府总部外,特区警察竟禁止香港人和平集会,宣布集会为非法,更多次封锁现场,禁止市民进出,再大量使用胡椒喷雾,袭击高举双手以示清白的香港市民。于是,市民愤怒了。28日下午,数万市民包围政府总部附近,要进入集会会场声援,警察却变本加厉,全面封锁会场,于是多次发生冲突之后,市民冲出马路,占领香港岛最重要的公路干线。警察不但没有撤退,更反面出动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在多次乱喷胡椒喷雾也无效之下,竟胡乱向人群掟催泪弹,人群当中既有老人家,更有小朋友。香港警察以铁腕对付市民,以为可就此驱散平日从不反抗的香港市民,他们却失算了。

原本号召力不高的「占领中环」运动,却因警察胡乱使用武力,激起了香港人同仇敌慨;示威者且战且退,令地铁只有封锁金钟站,而警员则只能徒步从湾仔及中环步行前往现场。晚上八时多,湾仔地铁站的市民纷纷对素来有声誉的香港警察高声喝倒采,垂头丧气的警察在港岛各处被愤怒的市民包围以至指骂,香港人,由从未受过军训,竟变成自发进退的全民游击队,港警以武力赢得战场,却输掉了战争。

晚上十时,警方在中环闹市大量乱掟催泪弹,市民于是散去,改为占领铜锣湾,另一路则在九龙占领旺角;加上金钟近万人仍不散去,香港警察无法拾收乱局,只有改以包围的形式。有人笑称梁振英为「港独之父」,虽不中亦不远矣,因为香港的气氛,就有如台湾当年的美丽岛,如开枪的话,则会有如另一个二二八,这是万劫不复的道路。中共暂时退却了,香港市民则继续占领金钟、铜锣湾以至旺角的道路不肯散去,这是香港历史上的首次。

运动已非由政党所领导,这个政治危机比起2003年的7.1大游行更难解决,中共必须面对的,是坚持要求真普选的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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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文明与反文明的一天

苏格兰公投与伊力哈木被判重刑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日子,与被捕超过八个月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乌鲁木齐被庭审的日子,意味深长地巧合了。

伊力哈木被庭审的时间是两天:9月17日与9月18日。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分裂国家"以及"组织成立分裂国家集团"。但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时,伊力哈木明确宣布:"我是无罪的,从来没有组织成立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从来没有从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然而他却遭到重判,庭审之后的第五天,他被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而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为联合王国已有307年的历史。更早的历史上,1314年,苏格兰军队大败英格兰军队,取得苏格兰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选择在700年后的2014年进行独立公投,被认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性。正如好莱坞有关苏格兰独立英雄威廉·华莱士事迹的著名电影《勇敢的心》,今天的独立公投被赞誉为"苏格兰'勇敢的心'延续了700年!"

就在公投前两天,媒体人长平为德国之声书面采访了我,我的回复是:

苏格兰独立公投这一即将发生的事实,其意义难以估量。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不但对于英国和苏格兰已经今非昔比,我想对于这个世界也将是今非昔比。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言的"倒退",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为首要,而且,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如苏格兰在英国的自治程度,早已是真正的"高度自治",较之中国任何一个有"自治"之名的地区,都是事实上的天壤之别,却会在21世纪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更符合自我意愿的命运,再一次证明自由乃天赋人权,公投乃普世价值。而对大一统的迷信和维护,才是真正的落后与反动。作为藏人,活在当下,目睹(尽管是遥远距离地目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此及彼,心灵震撼。因为对天赋人权的认识、对自我身份的定义,从未像今天这么真切、迫切。

18日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已经揭晓,55%说"NO",45%说"YES",正如有关分析人士所言:"在选前,英国政府为了挽留苏格兰,其实已经宣称将让苏格兰取得接近完全自治的地位下,还有这么多人支持苏格兰完全独立,确实相当令人注目,也显示选举要求是成功的。……透过这次公投苏格兰公民们已经展现自决的能力"。知名藏学家、伊力哈木的好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艾略特·史伯岭)先生对我说:"事实上,苏格兰的情况是我的理想:按照民主原则而实行人民自决权。不是一个,也不是少数人的集团要决定未来,而是全国人民。"

与此同时,苏格兰独立公投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中国网民流传甚广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没有英国媒体的讨伐檄文、没有权力机构的恐吓、没有硝烟、没有坦克、没有牺牲、没有警察、没有境外势力、没有寻衅滋事、没有抓人、也没有暴打妇女、一切都没有。一个国家的统独大事就这样落下帷幕,一人一票震撼着世界……这场公投都是赢家。"

我还要补充一句话:这场公投不但没有这么多的"中国特色",而且,更不会有被指控"分裂国家罪"的伊力哈木和七个年轻学生。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奇特,文明与反文明会在同一天呈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茉莉:“补天”英雄何以成为专制大敌?——伊力哈木对新疆问题的经济学透视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
  
                    
      (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控"分裂国家",23日上午十时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第十二法庭一审宣判,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身为新疆维吾尔族人,伊力哈木教授深信他的新疆是最美丽的,他乐于谈论维吾尔族曾创造过《福乐智慧》一类的不朽经典。这位立志"以卑微的生命去呼唤民族未来"的维族学者,在汉维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时期,义不容辞地,充当了一个被喑哑的民族的代言人。伊力哈木贡献给维吾尔族和中国的,除了他耿耿敢言的赤子之心之外,还有他个人丰富的学识、广阔的视野和介入现实的智慧。
然而,2014年1月26日,这位维护国家团结民族统一、反对暴力的温和学者却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的罪名正式被捕,目前正戴着手铐面临审判。在伊力哈木被囚禁之后,涉及维族人的暴力袭击事件愈演愈烈,由新疆蔓延到中国其他城市。遭受意外袭击的人们在血腥中恐惧哭泣,风声鹤唳,整个中国已无人安全。
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说:"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 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矛盾尖锐时,需要极其清晰和全面的思维, 以不致于被偏见和无知所蒙蔽。
被视为"维吾尔族的良心",一直致力于汉维民族相互理解、消除冲突的伊力哈木失去了自由,但他留下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在万劫不复的仇恨与暴力杀戮之中,一个试图"补天"的民族英雄拼尽全力所做出的努力。
◎ 官方和维族学者不同逻辑链

无论暴力袭击事件如何令我们震惊与悲愤,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在该类事件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条因果逻辑链,清晰的或者隐蔽的。
面对愈来愈多的血腥,中共官方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释。早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时,就有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自称深究原因,摆出了一条逻辑链:"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骨干潜入新疆大学演讲,到通过广东韶关事件散播谣言,再到境外反动势力对暴力事件的遥控,一个隐秘的逻辑链已浮出水面。"
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官方说辞都如出一辙,都一致使用这个简单之极的逻辑链,把新疆骚乱之源一味归咎于"境外反动势力"。这即是说,新疆之乱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无关,与少数民族权益受损无关,与汉族官吏的腐败掠夺欺压无关,仅仅只是外来势力怂恿和裹胁的宗教和种族之乱而已。
精通汉、维两族语言、以学问为职志的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无法接受中共当局这个偏狭不通的说辞,因为这个说辞不能解决新疆的问题。伊力哈木以自己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说明"外来反华势力"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他指出:很多维吾尔人与警方的冲突,根源于维族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不满。
笔者尽可能明确地归纳出伊力哈木文章中隐藏着的逻辑链,大致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没有落实——中共对维族采取的歧视与压制性政策——经济发展程度不均——处在弱势地位的维族人无法和汉人竞争——维汉之间冲突加剧,导致更多的暴力活动。
尽管心怀痛苦,但伊力哈木仍然坚持其学术理性,他以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推理,展示出这个清晰的因果逻辑链。他的很多学术著作研究维族青年的高失业率,指出他们因无法和汉族移民竞争而产生失败感。早在十几年前,伊力哈木就从事《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并进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2011年,伊力哈木曾应中共官方高层的要求,撰写了的《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这部长篇学术论文详尽地分析新疆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双语教育"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建设兵团问题,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大汉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对其中每一个问题,伊力哈木都展示现状,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建议和思路。
◎ 以经济学为立足点透视新疆现实

之所以能够对中共当局的新疆政策进行理性的批判,伊力哈木所依据的,更多的还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即他立足于经济学去透视新疆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二十年新疆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但受过教育、极富潜力的维吾尔劳动者却大面积的失业,让他们和父辈们一样挣扎于社会的底层。""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维吾尔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权利问题。"
伊力哈木的田野调查中出现很多精确的数据,例如,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低于15%,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南疆的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在一些重要的权力部门,例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没有一家新疆国营企业有维族人做一把手;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
有学术前辈教导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  伊力哈木正是这样做的。在汉、维两族语言之外,他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并能用上述语言获取信息。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深知必须有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才能研究特别复杂的新疆问题,于是他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系统性地进修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等课程。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断言:"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伊力哈木用事实和数字证明社会不公及民族歧视问题,说明维吾尔族人主要因为经济利益受损,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抗争文化,不能将之一概称为"分裂主义"。伊力哈木同时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 难能可贵的民族自我反省意识

一方面,伊力哈木充满道德勇气地向权势说真话,批评中国政府,努力为维吾尔族争取一个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并呼吁中共当局给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的权利,呼吁世界保护维吾尔人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在另一方面,伊力哈木也能正视维吾尔族自身存在的问题,他反省本民族的弱点和堕落的趋势,从民族的伤口上挑出毒素来。
在《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一文中,伊力哈木指出:"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一个有历史文化、有梦想的民族被视为"犯罪民族",伊力哈木为此痛心疾首。他还对维族知识分子的现状表示失望,说与内地的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相比,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长期的社会高压下集体噤声,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
伊力哈木谈到他对新疆地下宗教活动泛滥的忧心与惊惧,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值此民族全面溃败,陷入无日无之的暴力恶性循环之中。在这位维吾尔族忠实的儿子眼里,新疆就如中国古代神话记载的情景:"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就像神话中的女娲一样,伊力哈木一心想要找到补天的宝石替人民消灾,让维吾尔族能够自立自强。他炼就的五色宝石就是他关于新疆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及他给中国政府的中肯建议。
 ◎ "刽子手继承受害者遗嘱"

伊力哈木和几个追随他关注民族命运的年轻学生走入了囹圄,被构陷为"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以温和公正立场说话、真心缓和汉维矛盾的学者会遭受如此厄运?
笔者在广泛阅读伊力哈木文章之后认识到,正是这位维族学者务实、真诚的学术研究触怒了中共。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会很自然地对政治社会折射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在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学等方面尤其如是。专制依靠谎言而生存,它最害怕的就是事实和说理,伊力哈木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局的大敌,成为一位被囚禁的悲剧英雄。
网友巴丢草创作的漫画
一般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在于他们拥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能够形成一种整体性思路。但中国一些官方知识精英热衷于为当局既有政策辩护,并不去认真考察严峻现实、寻求正确答案。例如国内大批"吃新疆饭"的汉族学者,当新疆地区民族冲突紧张之时,他们举办的研讨会,除了强烈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之外,居然还有人大谈"美国阴谋论",荒谬地把罪责推到太平洋那边的美国。
被巨大的苦难沉重地压迫着,伊力哈木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求真求实的历史责任,在人人恐惧噤声的时代一个人驱马先行。如前所述,伊力哈木以他的知识系统,对新疆的现状做出了完整有力的表述,深究了经济权利与民族自治权的关系,成就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家之言,填补了新疆研究的空白。
中共当局监禁试图"补天"的伊力哈木,因此掐断了维族发表不满的唯一声音,使汉维两族失去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但伊力哈木很幸运地,给我们留下了他的那些了不起的研究成就。在暴力的火焰仍然熊熊燃烧、血光四溅之时,尚未麻木的人们应该超越自己的墓地为后代思考:汉维两族是否还能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伊力哈木曾经回应一些建议他逃往国外的朋友,说:"我哪里也不去,维吾尔人的问题在中国,解决的办法也是在中国。如果一定要坐牢,那么我会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出狱以后我还是会在中国寻找维吾尔人的前途。如果我死了,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将我安葬在我的故乡,这一点幸福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刽子手继承受害者的遗嘱"的做法。例如清末的慈禧太后,她囚禁了推动戊戌变法的光绪帝,不久却因形势危机被迫实行类似的变法。据说前不久,习近平因为新疆危机罕见地召开党内重要会议,谈到为维族人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补充: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加速维吾尔地区城市化、提供南疆的维吾尔学校更多的教育经费),这些都是是伊力哈木多年来所呼吁和建议的内容。
专制皇上一贯如此,他们可以"英明"决策对少数民族施加恩惠,但绝不容许弱小民族产生自己的代言人,绝不容许少数民族精英为本民族的权益发声。不过,就我对伊力哈木的理解,他坚信真理胜过权力,不会在意个人的失败。只要习近平愿意实施他所建议的新疆政策,伊力哈木愿意牺牲自己,愿意付出自由作为代价,这是悲剧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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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九月号

天理:敢怒、敢言、敢上街!

图:市民在添美道及立法会停车场设置物资站,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水及口罩等用品


这几天,由于黃之峰和几位中学生的被拘,香港人民的占中行动提前展开,前天(27)和昨天(28)继今天进入高潮。学生们今天同时在香港的多个地方举行占领行为,学生们的英勇不屈的行动,令香港特区共党书记梁振英先生大跌眼镜。

     据学联的朋友们讲,昨晚十时梁振英还下令对不服驱散者开枪。警方数千名警察重重将金钟特区政府大楼一带封锁,四面八方各路口同时推进,警察则人人带着防毒面具,当风向吹开人群时,他们就对反抗的愤怒人群施放摧泪弹!

     由于警方大规模镇压在即,学联下令同学们若是不想留下的,可以先行离去。学联的朋友们还说,警方已经准备了大量的橡胶子弹,对不服从者开枪。有一学联的朋友叫警方让开一条路,让那些女学生离开,却惨遭一轮警棍对待!

     目睹这一现实,许多学生立誓不离开了,誓与金钟共存亡!于是,许多学生拿铁架设路障阴挡警方的前进!在香港特区政府大楼外面,占中者热诚高涨!群情激昂!"梁振英下台、警察无耻"之声阵阵响起。演讲的,说道理的,喇叭声晌耳不绝。

     在这得称赞一下这次占中的组织者,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出色!口罩和矿泉水源源不断送到现场,现场还有学生教导人们怎样对付摧泪弹烟雾的方法,一切都进行得有条有理。连当地传媒和外媒对他们的工作也赞口不绝。

     最可喜的是,参与占中者人群中,不泛有许多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支持者,他们喊的广东话虽然不那么的标准,但他们的确是用心来支持香港的民众争权利争普选的。由于香港民众的愤怒,香港政府态度似有软化,据悉,港府决定推迟政改的第二轮咨询。

     这次香港人做了万全的准备,明知道成功机率渺茫还奋不顾身去闯,敢怒、敢言、敢上街!对那些为中国民主,人权一直在抗争的香港人,本人只想衷心地说一句;正是由于你们的抗争和坚持,让中国大陆争自由民主的同道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今天香港的那些不放弃的人们也不仅仅是争取自己的权利,也是在为全中国百姓争取本来应有的权利!

     谢谢你们,我们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生死与共!

     天理于香港旺角2014-9-29

李直:“階級鬥爭”呼聲再起凸現中國政治失衡

王伟光网络漫画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的"國內階級鬥爭不可能熄滅"之說,在中國大陸引起了強烈反響。

在發表於《紅旗文稿》雜誌上的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中,王偉光放言:"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

其實,中國大陸50歲以上的人,對王文的語言及其邏輯應該一點都不陌生。毫不誇張地說,《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的內容及其風格,與40年前文革時期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相關文章如出一轍。客觀而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王文都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文革作品。

今人所謂文革,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稍微熟悉中國大陸歷史的人都清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中共8大提出的有關地主、資產階級已經被從整體上消滅,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說法,後來遭到了毛澤東的否定。並且,毛以階級鬥爭"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鬥爭藝術,把中國拖進了文革的淵藪。在文革中,讓千千萬萬中國人遭到迫害的,正是王偉光提倡的"人民民主專政"。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之父習仲勳受害於這個專政,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更是死在這個專政的鐵拳之下……

即使對於中共這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革命政黨,馬列原教旨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也是極其有害的。因為要搞階級鬥爭,就必須劃分階級,即毛澤東所謂"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要劃分階級,就要看財產多寡。於是,在文革前中國官民普遍貧窮的狀況下,中共官員享有的物質供應特權就被當成了"資產階級法權"。沒有財產,資產階級法權就成了劃分階級的標準,由此"資產階級在黨內"就成為必然結論之一,階級鬥爭變身黨內鬥爭就成為必然結果之一。又由於毛澤東所謂"小生產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產階級"、當然還有資產階級法權的"最高指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就成了中共治黨治國的圭臬。繼續革命,就是年年、月月、天天鬥,直鬥得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直鬥得經濟崩潰、"國在山河破"……

王偉光此次在其《紅旗文稿》的文章中,毫不掩飾地全面重拾了階級鬥爭及其相關理論,這其實也是全面重拾了已被中共11屆三中全會決議否定了的文革主張及其道路。而現時中共若依階級鬥爭理論而行事,則首先會引起黨內混亂。現在中國大陸,誰有產誰無產幾可一目了然。以中共官員現有的財產規模,毛澤東所說"資產階級在黨內"真可謂一語成讖。

當然,王偉光重拾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之說並非其心血來潮,而是緊跟、照辦的結果。只不過,他把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有關講話中的階級分析的只言片語又向縱深開掘了一下,以馬列原教旨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把中共前後三十年貫通串連了起來。

王偉光可以大放文革言詞的現象表明,中國大陸的政治已然失衡,全面左傾已成定勢。馬列原教旨意義上的左傾會導致什麼局面,中國大陸民眾應該了然在胸。 

(作者為中國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黄一龙:读九号文,伤“两头真”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封面
"九号文件"全称叫《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于去年4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本来是"机密文件",只发给市地师级机关"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的。几个月以后,香港《明镜月刊》刊发了它的全文。不过境外刊载大陆种种机密绝密文件在在多有,真真假假难于求得实证,所以并无太大影响。那知北京警方办事认真,它迅速成立专案组,查清该机密文件为职业记者高瑜(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世界新闻自由奖得主)所提供,于今年4月将她抓捕,随即由权威的中央电视台抢在法院调查审判以前,把她解上屏幕坦白认罪。原来那"九号文件"的机密之处,乃是表示中共拒绝宪政民主拒绝普世价值拒绝公民社会拒绝市场经济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探讨历史拒绝议论时政,这样的信息,本来极像境外敌对势力盗用名义对中共的造谣污蔑,说它坚持独裁专制拒绝现代文明奴役本国人民维护权贵资本践踏思想自由隐瞒历史真相不准批评当局,说得十分不堪的。我对于境外媒体的这类指责,一向以为其所指事实容或有之,但不过少数愚官蠢吏的自选动作,不会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所以姑妄看之,并不重视;此次忽由官方媒体公开承认文件就是它的文件内容就是它的机密,这对于我,真是极大的震撼:我们能够这样贬损自己吗?这就是我们不走老路不走邪路所选择的正路吗?这才细查文件,发现不仅其姿态和语言与境外势力高度重合,而且其锋芒所指,正是中共建政以前教育群众的思想和语言。它所批判的罪言罪行共七项,除那时关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党史中的"一系列错误"多数尚未发生、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未出现以外,其它四项都曾是中共对全民和全球堂堂正正的宣言。
试将中共当年的"宣传前言"和九号文件的"批判后语"略加排列,逐项比较:

关于宪政民主
前言:"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一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后语."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对立起来。"

关于普世价值
前言:"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原则》,1943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 "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论英美的民主精神》,1944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
后语. "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把西方价值观说成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性、永恒性。"

关于公民社会
前言:"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中共二大宣言》,1922年7月);"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切实保障人民权利》,1941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后语. "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借公民社会宣扬西方政治理念,称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基础;将公民社会视为在中国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良方妙药'。"

关于新闻自由
前言:"……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这样的新闻政策,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的研究……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的交通机关。"(《出版法之修正》,1946年2月18日《新华日报》专论)
后语.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否定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标榜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宣传西方新闻观的实质,是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企图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
以上引文说明:一、四对"前言"和"后语",都出自同一个共产党的官方文献,代表其中央的声音。二、"前言"是公开的,面对四海公众,怕他们不相信,现在则禁止传播;"后语"是机密的,面对党内高官,怕公众知道了,而如无高姓记者的发布和中共官方的证实,至今依然被藏掖着。三、公开的"前言"和机密的"后语"彼此否定,互不相容。四、说"后语"的当局一再表明他们就是说"前言"的长辈的忠实接班人,他们正是沿着长者们的既定方针(或"过去方针",其实都一样)走向既定目标;他们绝不"互相反对"。准此,明眼人当能循着以上要点,逻辑地推出党的最高领导层几乎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个动向,那就是,他们领导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建设公民社会维护天赋人权更不是要接受普世价值融入现代文明,而是坚定地打江山坐江山保卫党的"长期(七十年?七十万年?)执政的合法性";为了吸引群众实现这一关键的"后语",才有所有公开宣传的"前言"。正如一篇名文《"宪政"就是要在中国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所说,当年鼓吹宪政乃是为了"从政治上联合、团结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和选择";而一当政权到手,再"尝试"它就会"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前言",不过都是从不准备兑现的谎言。只有这样解释,上述四点才能互不抵触,共存共荣。
假使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中共党史乃至整个当代历史的判断都会有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对建立政权以来几十年间功过成败的估计。长期例行的理解是,中共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间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从甚多的失误和挫折中走了出来,实行改革开放,走向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目标。这种理解,是把上述公开的"前言"当做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而推演展开的。而如果遵照九号文件把"后语"所指向的"党治长存"作为根本目标,则中共的革命就基本上没有失误可言,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节节胜利了。中共建政以后,从前三十年的历次运动到后三十年的诸多折腾,差不多每次都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党的专政权威,即使人们诟病极多的三年大饥馑期间,也由于千万饥民饿死以前都见官就说"社会主义好!我吃得很饱!"而显示出"多么好的人民"(一位大长官的话)和多么大的党威。当然,如果说得细一点,几十年中也有不顺的时候,这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几个月,居然开七千人大会诉三面红旗的苦且容忍饥民脱离党的领导包产到户自己开荒;还有就是七十年代末期起大约十年时间胡赵当政真心搞改革开放从而搅了大局,时有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还闹六四风波,差点使国家走向民主自由。除此以外,九号文件锁定的目标总在一步一步地临近了。在这个意义上,该文件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企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是确有根据的。
研读完这篇重要文献,唯一感到担心的,是我的一批"两头真"的老哥哥老姐姐。所谓两头真,时贤杜光有个解释,说他们是"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积极投入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一代。这是'真'的一头,是青年时代的'真'。近年沿着这条'真相-真理'的'两真'之路,他们热切地探求历史真相,寻觅超越传统观念的真理。找回了青年时代的真诚,重新焕发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致力于揭示真相,探讨真理。这是另一头的'真',老年时代的'真'"。现在问题就出在那个"真心实意为理想"的"理想"上,我因为长期在一些真哥真姐的熏陶下跟着走上他们的道路,对于上述"理想"接触甚多,知道那就是本文所引"前言"里自由和民主,他们曾经真心地为追求它们而跟随中共的舍身奋斗贡献青春,尽管许多人以后在种种运动中受到本党的折磨打击,但是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深信不疑终身不悔至今为它感到骄傲。可是"后语"九号文件告诉他们,让他们骄傲的那些"前言",不仅现在禁止说禁止想更不准追求,就在当时也根本就是欺哄他们的假话。对于一生跟着亲爱的党从事最崇高事业的他们,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假使当初向他们宣传的就是这个九号文件,他们还愿意为它所推荐的反宪政民主、反普世价值、反公民自治、反新闻自由的社会奋斗一生贡献一切吗?何况当时具备那些特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社会就在他们脚下,也的确无须劳神为之奋斗了!静夜反省一生,当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一辈子啊,岂不悲哉!
这就是我深为"两头真"哥姐担心的私衷。不过,较之那些当年的"一头真"、早早地在革命斗争中英勇死难的同志们,躺在坟墓里还坚信他们献出生命追求的美好目标一定会由他们亲爱的党胜利实现,并且坚信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无耻地反对和批判这个目标,而丝毫不知本党自有"九号文件"!——墓里的牺牲者和坟前的未亡人,究竟谁更不幸呢?
2014年8月26日于不设防居

作者附注:本文关于"前言"的引文,多数录自笑蜀收集中共历史文献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出版以后,即被中央宣传部门以她"借古讽今"罪查禁。本文所引仅其中极少的字句。关心中共当年怎么庄严地动员大批热血青年为该党今天庄严地抛弃和批判的目标奋斗的当代青年,可以点击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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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哈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全文)

伊力哈木
(按: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在2011年应官方高层要求所撰写的《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他曾于2013年10月进行第一次修改,但尚未定稿。)

自张春贤主政新疆以来,中央新疆政策的大力推进及张春贤本人一系列努力,新疆各族居民对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又开始抱有良好期望,而且,张春贤在很短事件内就赢得了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极高评价。
目前看,新疆新政在解决民族矛盾上的思路,是以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来缓和民族矛盾,短期内肯定会有良好效果,但深层次问题尚未触及,情形不能乐观,易起反复,要赢得民心民意,真正长治久安,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调整。
 
关于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其现状、成因及解决建议,现择其要者,简列总结如下:

一、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
现状:
就业压力问题是中国各地都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新疆,就业问题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今天,维吾尔族进入城镇的就业机会,已明显呈现出集中在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这个狭小领域,民族间的就业机会差距巨大,存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在就业中遭歧视的现象,这些成为影响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汉族不满的首要因素。
城市和农村形成就业难题的具体成因不同,所以这一问题分为维吾尔大学生失业问题和维吾尔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两个问题。
1、大学生就业问题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为17%,远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就业率。而据我做的社会调查,维吾尔族大学生实际就业率应当低于15%。大学生就业难除造成一些家庭因孩子上大学而贫困外,还造成维吾尔社会广泛的“读书无用论”。

2、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本质上是维吾尔族城市化、工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的结果。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
维吾尔族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南疆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脱贫无望,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这种恶性循环长期持续下去,甚至会造成南疆脆弱绿洲生态圈的崩溃。
成因:
1、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机会中随时可见的明显的民族歧视,是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首要原因。公务员招聘、国营企事业单位招聘,少数民族比例严重偏低。七五事件前,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少数民族。有些单位因为从来没有维吾尔族,偶有维吾尔人会被门卫拦住。就业门路狭窄,使新疆出现一个奇观,新疆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业余参加外语培训的热情,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因为他们只能寄望在涉外贸易、旅游乃至国外找就业机会。就业难问题,甚至特权阶层也无法避免,自治区某维吾尔族高级干部的孩子于内地大学毕业一年后,在找工作无门的情况下,拿到王乐泉批的条子才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2、新疆是以封闭、互相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不同地理单元获得的国家投入差别极大,尤其是南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远远落后于汉族聚集的天山北坡地带。而南疆地理位置的偏僻遥远,北疆汉族聚集城市对维吾尔人的排斥,南疆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天山北坡经济带”(新疆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天山北麓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带是生产力高度集中的地区,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新疆83%的重工业和62%的轻工业,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占新疆的40%以上,城镇、交通、能源等基础条件好)这一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时遭限制,更是增大了南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 
3、基础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新疆在教育系统的投入上,南疆北疆差异极大,而在南疆,尤其是在中学部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又存在民族间的严重不对等,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此外,南疆的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像库车、莎车这样维吾尔人口集中的人口大县只有一所维吾尔语高中。这些因素都造成南疆维吾尔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对从事现代农业和转入工业化造成了极大障碍,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后,职业选项极少,只能被迫大批进入内地寻找发展空间。

4、“7・5事件”之后,新疆几乎所有的维吾尔聚居区都保持高压维稳政策,进入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的南疆农民大批返回农村,基层政府采取严格限制人口外出的政策,令农村就业问题恶化。
建议和思路
维吾尔族的就业困境,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积累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或许需要一个涉及面极宽的立足长远的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单纯借助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人为创造一批就业岗位的思路,一方面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长此以往,维吾尔民族将成为一个全民靠救济为生的民族,令维吾尔人产生羞耻之心。
而我个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安排,有以下思考:
1、《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二十三条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就业优先的明文规定,即便考虑目前实际困难无法真正落实,也应逐步大维吾尔族就业机会,逐步形成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就业安排必须有一定民族比例的制度。目前,新疆公共服务部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严重不足,像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公证、司法机关、市政等面向社会的部门,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2、以政府积极引导等方式,促进区内人口的流动,缓解南疆农村严峻的就业压力和生态压力。譬如,有计划有比例控制地将南疆人口向兵团农场和北疆的城市工业带转移输送。与其自治区花巨大人力物力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几千公里之外、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沿海打工,不如就近组织动员其向区域内转移。目前,新疆建设兵团人口流失严重,当地采取各种办法从内地吸引劳动力,这种人力吸纳不应对南疆剩余劳动力封闭。
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区域内的人口转移,既可缓解南疆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起到增加民族互相融入的机会,可消解维吾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兵团及北疆城市是“汉族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心态。
3、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新疆就业困境的最根本和长远出路,还是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而非行政安排。张春贤书记赴任后,新疆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上明显加大了力度。建议可进一步展开一套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企业家的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长期计划,通过与内地高校和沿海地区交流等安排,形成长期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培训机制。此外,还应鼓励汉族企业家与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合作,广泛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政府培养和扶持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最便捷方式。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少数民族企业家过多出现在政府组织的民族团结宣讲活动中,未必有最好的宣传效果。民族企业家的作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动员力量。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之外,他们应该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加大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在这方面积欠的旧账过多,但通过加大基础教育改变一个民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五到十年就可有明显的改观。至少使得新增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大幅降低。目前,政府在南疆大幅增大基础教育投入的同时,最需要克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纠正业已形成的读书无用论,一个是纠正双语教育出现的严重偏差,消除人们的恐惧。
5、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新疆各少数民族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工业困难,创业能力也严重不足。建议自治区加大适应新疆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龙头经济特征的专业人才或初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如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少数民族进入矿业、纺织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已展开相关工作,在维吾尔社会有很好的信心反馈。
建议自治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协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技术骨干,使他们成为在新疆传播技术的种子和创业骨干。
6.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力量,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着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新疆正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企业召不到合适人员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产业工人,建设一批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可改变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窄、就业观念局限的问题,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有助于少数民族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7、利用区位和地缘优势,扶持发展新疆本地文化创意产业,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对中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针对性地培养和扶持一批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有广阔市场的现代创意型人才和中小企业。中国在IT、动漫、广告传播等创意产业领域,对中亚地区拥有绝对优势,但汉族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会遇到极大的文化和语言障碍,维吾尔族则拥有天然便利和优势,依托内地已经形成的技术优势,新疆完全有可能培养出对中亚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它可使目前中亚对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由文化输入变成文化输出。这项工作做好,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双语教育”问题
现状:
“双语教育”问题是除就业问题外,维吾尔社会反应最强烈的问题。新疆的双语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单语(汉语)教育,它在维吾尔社会,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有意要建立一个以汉文为主导的“一种语文,一个源流”教育制度,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族,以行政方式加快民族同化与吞并。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作为新疆的官方语言之一,维吾尔语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与重视,维吾尔语应有的法律地位也未得到保障。
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中反应最多的问题,是造成大量孩子母语、汉语都没学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掌握知识,对学校产生畏惧感。新疆的双语教育要求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一系列课程,这导致维吾尔等少数名族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不断上升。此外,双语教育最直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以提前退休、或在学校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岗位,让一大批维吾尔族教师成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双语教育”在新疆变成“单语教育”,引起的越来越严重的担忧和反弹,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捍卫接受母语教育、确保本民族语言文化不被消灭的维权运动。而它之所以引起维吾尔社会巨大的文化消灭恐慌,另外一个原因与近些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有极大关系。
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急剧萎缩,带来的深刻后果并非只是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和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抵触,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的维吾尔社会从此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因为南疆社会整体极为落后,绝大多数维吾尔居民不懂汉语,环境因素造成各绿洲相对封闭,传播外部世界和现代资讯的书、报、广播、电视已与绝大部分家庭绝缘。
而维吾尔文化和出版事业的萎缩,意味着除极少数熟练掌握汉语的维吾尔精英外,传统维吾尔社会接触现代信息的路径被完全切断,在突然加剧的社会开放和竞争环境中,他们适应这种外部刺激的先天条件远不如内地的汉族传统社会。他们不但难于掌握现代社会知识,亦难于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无法习得现代社会的理性、包容、开放的意识,极易陷入日益被现代社会抛弃的恐惧感和危机感中。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适应新环境的艰难,使人们很容易陷入愚昧、狭隘、野蛮和绝望的境地。
最近十多年来,传统维吾尔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罪率急剧上升、道德迅速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盛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对汉人的仇恨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化日益加剧的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失误,让落后的、愚昧的、狭隘的、极端的、封闭的和狂热的思潮和观念乘虚而入,而这些正是滋生三股势力的温床。
靠反复宣讲民族团结、靠政府援助以及加速维吾尔社会的汉语化等措施,都不足以在维吾尔社会筑起反对分离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堤坝,恰恰相反,容易被视为强化维吾尔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能跟上时代和历史的脚步,才是削弱三股势力滋生土壤的最长效手段。
因此可以说,维吾尔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落后,不但是维吾尔社会的敌人,也是汉族社会的敌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维吾尔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汉语教育,都认为真正的“双语教育”来得太晚,但与此同时“双语教育教育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也也已经成为维吾尔社会的普遍看法和主流意见。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的特殊地位,不能作为语言同化或歧视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应该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而非通过“大一统”,教育不能变成母语母文的的刽子手。
而今天新疆的“双语教育”之所以变成“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推进方式失之简单粗暴有关:
1、基础性和技术性准备(师资力量、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以一刀切方式推进;
2、在教学内容设置和课程安排设置上,未参考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兼顾维吾尔学生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需要;
3、以新疆各地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和维吾尔学生的学习能力,事实上即使只是单语教育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4、在“双语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加剧了汉族学生和维吾尔学生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比如在阿图什市,汉族人口22725人,维吾尔族人口198217人,柯尔克孜族人口29186人,如果不算市区40公里外的市二中,只有三所高中,汉语学校一所(州二中),维吾尔语两所(州一中,市一中),维吾尔语学校每个班50人以上,而汉语学校只有30人。师资力量按学校投入的方式,拉大了汉族学生与维吾尔学生掌握和接受知识的差距。
建议和思路:
1、新疆需要真正的双语教育。在国内,吉林延边地区其实是“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可采纳其经验,对新疆的“单语教育”内容和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调整。
2、加大对民族聚集区推进真正的“双语教育”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力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纠正民族间严重不平等的错误。
3、培养“双语教育”的师资力量。目前,“双语教育”最大掣肘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且这一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只能针对性对现有师资力量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减小或消除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的地区差异。
4、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选拔上,目前的高考加分制度虽然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但在实践中,真正的获益者,多是并不需要分数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有门路、有背景的汉族学生。或可取消加分,把加分的空间代之以新疆本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知识测试的内容,对维吾尔学生来说,这不但其体现出我国在新疆推行的教育不忘本民族文化传统,亦可由此加深对新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了解,形成更丰厚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
5、重视和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和出版事业,扭转民族文化事业迅速萎缩的局面。在财政上,加大对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维吾尔语对现代信息现代知识的追踪和跟进能力;自治区政府乃至国家,应当将在维吾尔农村社会推广现代社会生活和生产常识,纳入重点计划。
对民间的维吾尔文化事业,自治区应当摸索出一套鼓励和支持的办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此外,自治区应当对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试行渐进体制改革,尝试引入市场机制或目标考核机制,调动现在人员的积极性和活力,避免继续目前人浮于事的局面。
6、自治区或国家,应当增大对维吾尔社会转型问题的专项研究课题和投入,鼓励更多的汉族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的参与,甚至是国家学者的参与,为执政者解决新闻民族和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智力支持。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价值的真正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空间盼能赋予更多独立空间。
7、有计划和目标地培养一个新型的少数民族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以专项基金的方式将之纳入国家计划。
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人才匮乏,甚至以严格的现代标准看,因新疆科研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制僵化以及现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结构老化,新疆并无真正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无论以促进新疆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发展,还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来看,少数民族高端人才都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是能进入主流,则越会因为这种荣耀而增加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

三、宗教问题
现状:
七五之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急剧上升,无论南疆传统社会,还是城市里的官员知识分子,甚至在北京,校园大学生群体中也开始悄悄出现了保守宗教的热潮。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部分人士观察到,在做礼拜时,经常能看到不少年轻人泪流满面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社会信号。
宗教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中仅次于语言的标志,极端情况下,会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精神避难所。
新疆宗教问题上,最严重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更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
2.另一方面,与近些年来宗教政策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地下宗教活动泛滥。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一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私下惊呼,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新疆从来不缺哈萨克文和汉文版的《古兰经》,而市面上看不到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这种对比容易让人认为宗教管理政策具有强烈的民族针对性。前些年,沙特国王免费送来了100万本《古兰经》,民间到处流传,结果96、97年出事,又把它收回来,现在地下出版商盗版印刷,一本卖50元甚至80元。
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警惕和反对宗教极端思潮,他们也看到共产党通过无神论和世俗化教育,对维吾尔社会破除迷信、革除狂热、愚昧的贡献,但在今天,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最反感宗教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令人反感的。
成因:
虽然今天政府对宗教热情较以往已有了很高宽容度,但长期坚持无神论,对宗教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在遇到涉及宗教的问题时,政府易处于极为被动的应对局面。
具体到新疆,则忽视了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的特殊地位,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人们几乎很难分得清政府的社会世俗化主张与压制少数民族文化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尤其是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政府往往在专政机器的自信和对宗教问题缺少基本了解的恐惧之间剧烈摇摆。
而97年以来,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反宗教极端主义却变成了反传统宗教,压制正常的宗教信仰。
近期,新疆政府在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极端宗教思想的的确不可取,即便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极端思想也是对传统宗教思想的一种扭曲。但是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不可否认,新疆的确存在极端宗教思想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极端宗教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从来都不占主流,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强大倾向。而像现在这样对宗教极端思想进行扩大化的想象和宣传,并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恰当的治理措施,在客观上只会逼驱群众更倾向于宗教极端思想路线。此外,即便是批判宗教极端思想,也应当主要由在宗教学识上资深的、有崇高群众威望的宗教权威人士来完成,而不是世俗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更不应当把批判的目光放在民众衣饰、胡须这样的表象细节上。
在维吾尔社会面临的极端宗教思想这一问题上,以下认识尤为重要:1.对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的界定很重要;2.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目的应该是保护正常宗教活动;3.维吾尔社会原本可以宗教与传统文化习俗的关系,但目前已经没有了权威人士和地位;4.维吾尔社会丧失了自我道德约束和文化调整的平台;5.积极的声音没有正常发出的通道;6.官员为保乌纱帽,麦子杂草一起烧。
目前,新疆政府在以宗教领域为主的维稳和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维吾尔人的生活,就业和流动,新疆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思路和手段,若不加以改变,宗教问题恐将成为影响新疆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最大原因。 
建议和思路:
伊斯兰世界其实也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难题,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埃及等国,在解决宗教问题与现代化转型上,各自都有成功经验。不妨像当初改革开放时期向西方学习标准和经验一样,借鉴这些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1、建立和完善关于宗教场所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宗教场所天然是一定社区的公共纽带,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依照面积、人口或社区单元等制定标准,在便利居民信仰所需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只允许建造一个宗教场所,而且必须配有获得官方资质认证的专业宗教人士,依照明确法律法规实施登记管理。以避免严厉管控下,老百姓正常宗教需求无法满足,结果以家庭为单位和场所的地下宗教四处泛滥。这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不妨直接在宣传中明确取法国外经验比如土耳其等世俗国家),以减少抵触。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对宗教人士的培训制度。没有权威而专业的宗教人士,人们就会私下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宗教知识的人学习。专业宗教人士,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系统的培训,获得官方的资格认证(比如伊斯兰教协会)。对他们的培训,除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宗教知识学习外,还要有一些现代社科知识的学习,有意识地引导宗教人士向开放、发展和适应现代社会方向发展,尤其是国外宗教与现代社会互相适应与融入的经验和范例,使他们拥有更广阔和开放的视野。
关于宗教人士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制度性安排,可分批、分层级、有计划地通过在自治区、全国一级乃至国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培训学习,逐渐培养一支有专业宗教知识同时又有开放视野的宗教人才。此外,可以加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院校与国内外的专业宗教学习研究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发展自身的宗教研究能力。
3、公开引进和出版国外现代整理编篡的宗教书籍,满足社会的宗教学习需求。新疆今天几乎见不到维吾尔文的宗教书籍,人们私下阅读的维吾尔文宗教书籍,只能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其实,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世俗化成功的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行卓有成效的编篡整理宗教书籍,在满足宗教需求的同时,又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走向开放和现代。政府组织编译引进这些国家的宗教书籍,既可满足社会的宗教需求,又可堵住地下极端宗教出版物的市场,传播一种更温和、开放和包容性的宗教观念。
4、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但关于宗教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的研究,依照现代学术标准,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学院,而且应当有权威的伊斯兰研究机构,政府应当鼓励非穆斯林学者也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它不但是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此外,在宗教上的研究和投入,亦可增加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发言权,由被动转入主动。
5、善于积极利用宗教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力。在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社会,宗教人士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尤其在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不发达的南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在传播现代观念和知识方面,宗教和市场更有办法。
事实上,宗教界人士在同样在思考如何去应对社会转型问题,政府不妨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宗教界人士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贡献出他们的经验、智力和知识,发挥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一样,不愿意看到动荡、混乱、仇恨的社会,宗教本身是向善的意志,宗教人士天然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人群,给他们适当的公共话语权而非压制其话语权,他们可用自己的语言做社会的安抚和止痛工作。
6、朝觐问题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朝觐是新疆在宗教问题上做得堪称极失败的一项。其实,朝觐只是虔诚穆斯林的夙愿,一个人会因为朝觐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而不会因此变得极端或狂热。朝觐资格的认真审批,没有必要以封闭方式操作。关于朝觐,沙特每年都会对各国有配额限制,有幸获得朝觐资格的毕竟是少数,沙特每年给中国多少配额,中国的配额如何分配,完全可以用更公开透明的方式操作。目前的朝觐,在孳生严重腐败的同时,在新疆,也成为激发强烈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四、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
现状: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目前偶尔可以公开谈的主要是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心理隔膜。而比心理隔膜更严重但很少有人敢公开交流(实际在维吾尔社会内心有强烈抵触)的问题,则是物理上的民族隔离问题。
新疆物理上的民族隔离,指的是宏观上,汉族人生活地域的相对高度集中,其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是兵团,二是乌鲁木齐,三是石河子、奎屯为代表的天山北坡城市,它其实构成了一种物理空间上与维吾尔族人的隔离。
微观层面上,乌鲁木齐等少数汉族维吾尔族混居城市,也形成了壁垒极为分明的聚集区。尤其在七五之后,最新的新疆统计年鉴表明,2010年,新疆各民族杂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集中的现象。
这种“从对方民族聚集区撤离”的抉择,不像出租车拒载之类的民族歧视和隔膜行为,容易被发现并被制止,而它产生的历史影响也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
在新疆,与民族物理空间隔离相应的另一面,是身份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恰好是汉族、维吾尔之别。这种民族隔离,对维吾尔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在维吾尔社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巴勒斯坦和南非的联想,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这种身份隔离,被不少维吾尔知识分子称为“汉人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南非的白人,而我们则是南非的黑人”。
新疆的这种民族分布格局,在汉族人心目中,同样也形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对新疆的“二分法”,即他们(维吾尔人)的那一部分新疆(南疆),和我们(汉族)这一部分的新疆(北疆)。新疆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观念共同体。 
成因:
新疆这种民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
新疆自解放后始在政府动员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几乎全部拥有体制内身份,而且大都安排在兵团内,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此外,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工业投资和规划项目,也与前述内地移民项目相配套适应。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年的城市化的发展规划上,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而随着随着兵团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使得新疆在石河子、奎屯等城市外,又出现了一批诸如阜康、五家渠、铁门关、北屯等居民构成几乎全部是汉族人的兵团城市。而在“十二五”期间,兵团还将加快推进第五师的五星市、第四师的可克达拉市、第七师的胡杨河市、第十三师的红星市、第十四师的玉龙市的建市。而这些兵团城市长期以来排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使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
这些制度性因素,无异将会进一步加剧汉族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使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在生活中互相融入的机会更加降低。兵团通过加快城镇化正在撕裂新疆,使新疆出现更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和兵团的城市化相比,莎车县、墨玉县、伽师县等南疆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对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民族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建议和思路:
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客家人、潮汕人与当地人聚族而居长期械斗,积百年血仇,但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社会的分工和利益纽带的联系,使之迅速互相融入,昔日的仇怨今日已不复再现。长远看,新疆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类似的乐观态度看。但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或减少这种人为的物理空间的隔离,而非继续强化。
事实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和指针,就是让这种物理隔离空间处于被打破或逐渐瓦解的过程。
1、不要再建立民族成分单一化的城市。新疆目前正在重点实施城镇化的一些城市,若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势将形成更多单一民族的城市。在新城镇的建设时,建议可因势利导转移部分南疆人口,利用政府之手,引导区内人口流动,形成新的民族杂居格局。在民族人口比例上,政府可在财力允许范围内和可操作的基础上灵活调控。
2、聚族而居是人类社会性使然的天性,但在政府可控的资源上,要尽可能地增加民族杂居和混居的机会。在这方面,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兴城市国家,为增加各民族的互相了解、促进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利用住房分配机制,有意按人口比例使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的人群形成杂居、混居格局,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充分实现民族混居和互相融入的机会。
像乌鲁木齐这种多民族混居城市,政府可在向社会提供政府安排的廉租房、安居工程、福利房时,尽可能地促成更多的民族混居社区,避免城市出现社区民族构成单一化的格局。此外,对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可调整的群体,在工作机会和岗位的安置时,要有意促进跨区交流,比如维吾尔族干部尽量安排在汉族聚集区工作上班,汉族干部尽量安排在维吾尔族聚集区上班,尽一切可能增加两个民族的互相融入和日常接触交流机会。
3、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比如银行、公交、水电、保险等行业的人员,应逐步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掌握一定的民族语言,会让少数民族从内心认为,政府并不只是汉人的政府,而是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的政府;对汉族工作人员来说,也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民族自治区,它与内地纯粹的汉族地区并不一样。

五、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
现状:
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不被信任,是新疆民族问题中一个极为突出且影响极大的问题。1997年7号文件其实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个分水岭——中央认为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到了新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指向很快就使整个维吾尔族变成分裂分子嫌疑,接下来就是维吾尔族干部作用和地位的迅速下滑。维吾尔族干部的边缘化又导致汉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不信任状态中。
尽管今天的中共是一个超民族、超阶层、超利益群体的政党,但在今天的维吾尔族社会,一个普遍的总结和概括就是:汉人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汉人,汉人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汉人。
因为在现实层面上,维吾尔族干部整体比例严重偏低,厅局级实职岗位的维吾尔族干部更是少见,有些重要权力部门,比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则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在国营企业,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人们甚至举不出新疆有哪一个国营企业有维吾尔族的一把手。
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代表的数量少,参政议政水平低也从一方面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不断被边缘化。
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无论是在全国政协,还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维吾尔委员的比例都很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13人中,仅有4名维吾尔人,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正副主席中维吾尔人数量少、比例低、地位低下。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仅有10名维吾尔委员,历年来呈下降趋势。维吾尔自治区新一届政协107名常务委员中,仅有27名维吾尔委员,仅占常委总人数的25%。维吾尔委员的数量与维吾尔族占新疆人口(约47%)的比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治民族的地位严重不符。
而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有代表2987人,少数民族代表409名,约每27万少数民族中有一个人大代表。在少数民族代表中,维吾尔族代表仅25人,其中的23人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人是解放军代表团代表,约每40万维族人中才有一名代表。虽然少数民族代表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但维吾尔族代表比例却恰恰相反,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和全国的人口比例。
以上都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已经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维吾尔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在急剧下降。
解放初期,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上,中共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培养出一批合格胜任的干部梯队,但中共执政已历60年,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才早已应当不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不足,有长期因素,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不被信任,则是与历史对比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自1997年以来,少数民族干部的地位和受信任程度直线下降。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边缘化带来不信任感,带来情绪和隔膜,这种隔膜又反过来成为少数民族干部不值得信任的理由。
少数民族干部在权力上的被边缘化,感觉不被信任,带来的问题是,相对汉族干部,他们普遍更胆小怕事,有话不敢说,私下议论牢骚。近10年来的高压,使新疆的维吾尔社会处于一种普遍无人敢说话的境地。邓小平曾说,群众的沉默是可怕的。但干部都不敢说话,其实更可怕,因为这些维吾尔干部对维吾尔社会的普遍情绪和心态往往有更准确真实的把握,这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难听到来自维吾尔社会真实的声音。
与维吾尔族官员面临相同处境的,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长期的社会高压态势,使本应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噤声,甚至与过去相比,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他们与汉族知识分子相比,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尤其是与内地知识分子相比。
民族主义天然是一个民族精英的事情,而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精英的集合,他们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群体的感受,是一个民族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也是一个民族理性和温和力量的来源。当以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维吾尔族精英自身的处境日益逼仄之时,愤懑、压抑、委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能不经由他们向整个社会蔓延。
维吾尔族干部的存在,体现的是维吾尔自治区政治的合法地位问题。如果张春贤主政新疆,最终维吾尔族干部的地位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信任程度,尚不能恢复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则维吾尔精英可能彻底丧失信心,甚至陷入绝望。因为,张春贤给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信心,他们一直认为,导致今天维吾尔族人不被信任,是个别领导人专政思维下,反三股势力扩大化的结果,而非全社会汉族对维吾尔族的不信任。 
成因:
1、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不足。
努力选拔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共早几十年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社会相对不发达,人才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为落实民族政策,大力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不过,这种延续下来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式,目前可能落后于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在政治可靠的基础上,能力、视野、知识结构等综合素质同样非常必要。目前在人才的系统培养上,对于新疆明显落后于内地地区的这一现状考虑不足,尤其一些重要岗位,可能对干部的观念、知识结构、执政能力和意识有更高要求。 
2、把正常的民族情绪和情感以及利益诉求,提高到了反分裂的高度,在不断强调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忽视了反大汉族主义。在新疆,与忌惮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盛行和抬头。

建议和思路:
1、民族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同时又是可控和可引导和平衡的。就像承认不同阶层有其特定利益诉求一样,应当承认不同的民族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此前提下,实现尊重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完整之间的平衡。尊重维吾尔民族情感,原本是一种默会的规则,应明确这种规则和逻辑。
2、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干部数量偏少,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应着眼于长远,培养一批少数民族高端干部人才。从新疆本地的发展着眼,尤其需要考虑大胆输送一批年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到东南沿海地区挂职锻炼,深入学习。沿海地区代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除了可直接输送先进观念外,本身也可增加少数民族精英与内地的情感纽带。
3、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维吾尔语和汉语一样是工作语言,目前基本上没有多少汉族干部会维吾尔语,尤其是南疆地区的汉族干部不掌握维吾尔语,最为遭人诟病。政府应鼓励和培养地方汉族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并逐渐将之纳入干部或公务员的考核指标。中央公务员不在此例。
4、结合民族聚居特征,注意干部的民族比例分配问题。新疆的民族小聚居格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在干部的任免调动上,尽可能地实现交叉互换。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在维吾尔聚集的南疆,除汉族干部外,也可适当加大北疆哈萨克族、蒙古族等非汉族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5、培养一批高端维吾尔知识分子精英。目前新疆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在社科类领域上,维吾尔族高端人才少有进入中央和国家一级科研机构的。系统地培养一批维吾尔族高端人才,不但可以起到引领维吾尔传统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作用,也意味着让维吾尔知识精英逐渐拥有更为广阔的全国视野和格局,对提振维吾尔族精英阶层的信心功莫大焉。
6、设置新疆社会发展课题专项事业的研究。新疆社会发展的学术研究,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且由于新疆特殊的封闭性,本地关于新疆课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思维方式,都稍嫌过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新疆的有些学术研究已经只有替地方政策决策背书的角色。新疆的社会发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事关全局,应当有国家一级的专项研究项目,既要能吸引到全国的优秀人才参与这项长期的研究,也应当让新疆本地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参与到其中来。

 六、建设兵团问题
现状:
新疆建设兵团是今天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和功能的评价,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官方和公开场合的活法,兵团不但是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而且是新疆建设精神的象征。但在私下场合,则截然相反,对兵团的普通成员来说,很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生活的日益相对贫困化和落后,最大的根源是兵团制。而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
我们做的一个社会调查表明,在维吾尔社会,对在新疆的汉族人,因其身份的差异而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对新疆地方汉人感觉最亲近,对兵团的汉人最为抵触,对内地入疆流动汉人的感受,则介乎两者之间。
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兵团汉人,对兵团的现状也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完全是误读。比如,很多维吾尔人完全是通过电视新闻画面来了解兵团,以为兵团人都生活在石河子那样美丽的城市,街道开阔,高楼林立,环境干净优美,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新疆其他人群。而事实上,兵团大部分人生活在农场,与相邻的地方的汉族农村居民相比,兵团居民劳动强度大收入却更低,兵团职工连续多年在全国收入中排名倒数第一。封闭和日益的相对贫困化才是其真实的生活现状。
维吾尔社会对兵团的抵触,恰恰来自官方对兵团政治功能尤其是反三股势力作用的不断宣传。
兵团设置之初,有军事、政治、经济三大功能。今天的大环境下,军事功能早已不存,政治功能则被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被总结概括为三项:1、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2、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3、有效管理自身的发展存续。
其实只有前两条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目前兵团的现状看,这两条功能也早已不存。在官方各种出版物中,维持社会稳定反分裂的功能,反复举的例子只有参与平息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但事实上邻近兵团的民兵只是被动员,而未真正有效参与。
今天的情形下,一旦有事,应当动员的是武警部队,采取动员建设兵团民兵这种特殊手段,政治上极不适宜:为何汉族老百姓在维吾尔人闹事时拥有行使武力镇压的权力和任务?它只会起到给民族矛盾火上浇油的效果。更不能不提的是,兵团今天的实际情况,已使兵团几乎完全丧失了应急时期立即动员组织准武装力量的可能,因为不但基层团场并不掌控青壮劳动力的去向,且青壮劳动力本身就流失严重。
至于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的功能,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封闭性的体制与地方原本就容易形成巨大的心理隔膜,譬如内地三线企业与地方的互相隔离,北京的大院社会与胡同社会的互相隔离。兵团的体制性封闭特征为中国之最,它与周边地方汉族社会本身就隔膜极大,在民族交流与团结上,维吾尔社会将兵团视为民族交往隔离的象征,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兵团的现状则可概括为:在政治功能上,不但丧失了反分裂能力,也失去其必要性;在财政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在社会功能上,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压力;在经济上,面临着兵团在籍人口贫困化的窘境;在法律地位上,始终未解决其准确的定位甚至是合法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是民族对立象征;在制度建设上,是中国目前计划经济最后一块根据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其他地方推行已历30年,但在兵团却始终无法实施;在身份定位上,依然是党军政企合一但又什么都不是;与地方关系上,则始终未厘清和协调理顺过。 
成因:
兵团本质上是古代边屯方式的现代版,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制度下的产物,它是60年来中国最能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组织体系。它存续至今,虽有特殊周边环境的因素,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只有两个,一个是观念认识,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问题。
兵团存续至今,组织机构冗余庞杂,一个社会、一级省级行政单位,应有的机构它都有——除了没有人大和政协,甚至在团场一级都有电视台,兵团制供养着一个很大的人群。兵团制目下缺少骤然裁撤的可能。因为兵团制早已与对特定历史成就的肯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兵团的存续,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反分裂这个任务是否需要非国家正规武装组织来承担?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产生威慑作用?它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
2、如果前一个问题成立,那么如何看待兵团事实上造成的民族对立和民族猜疑?如何比较其政治得失。
3、兵团背后显然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对它的反分裂功能和震慑功能的大力宣传,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相信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种政治代价是否值得?
4、新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而兵团体制天然容易被解释和描述为武装移民集团组织,兵团若长期存续,那么该如何解决其现代身份的问题。
5、无论从何角度,兵团体制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假如新疆内外部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它是否需要永久存续。 
建议与思路:
1、无论是从技术操作上还是从现实可行上,兵团制都很难做到短期内撤并,甚至它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应有将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安排和考量。
2、肯定兵团在特殊历史时期垦荒保边疆中的贡献,但应适当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因为在实际效果上,它只会起到与民族团结相反的效果——在维吾尔族社会,是不被信任,而在兵团汉人,则是维吾尔人不可信。
3、在兵团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依照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完成城镇化,在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地方,可试点推进地方与兵团两张皮分离的改革试点,摸索出兵团在城镇化后地方化的经验。
4、人口流失问题应当从土地制度上着手解决,拿出系统方案,理顺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同时又长期为兵团、师、团场和职工个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体制性矛盾。只有在土地与个人之间建立明确而持久的支配关系,才能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否则兵团的维持成本会越来越高昂。
5、兵团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用划拨优质地方矿产资源给企业的办法并非长久解决之道,考虑到兵团本身的体制僵化,这种划拨多少带有逆向改革的思路,从经济角度看,未必是良策。
6、兵团应当发挥其宣传中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功能,在应对人口流失的问题时,吸纳外来人口的目光,应当尽可能转向新疆本地,为区域内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其应有效用。
7、兵团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对地方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丰富经验,中央或地方财政可通过拨付特别经费的方式,在兵团电视台设置维吾尔语节目和其他公益传播方式,向维吾尔社会传授其农业生产技术,改变其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以及在维吾尔人心中的传统印象,为推动民族交流和团结做出贡献。

七、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
现状: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内地有极大差距,而各级政府机关的观念意识,更远远落后于时代,亦与新疆面临的复杂社会治理要求相去甚远。
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不见的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在新疆不同地区依然程度不一的存在。相对内地,新疆保有更多计划经济色彩,各级官员更习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农民种地种什么由当地干部说了算,并不只是兵团的普遍现象,最近一两年,在部分地方的农村农民才有了经营的自主选择权,南疆维吾尔农民依然习惯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因为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到社会体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疆干部队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乌鲁木齐等新疆发达地区,干部的意识与内地发达地区,明显存在代差,而南疆地区,干部的观念意识又与乌鲁木齐等地存在明显代差,七五时期抽调大批南疆干部到乌鲁木齐维稳,其行为之简单粗暴,甚至连乌鲁木齐的干部都大为惊骇。
发生在韶关“626”事件中的新疆劳务输出,原本是一个积极、有价值的尝试,但在动员过程中,类似内地八十年代拆房、牵牛、收回土地的强制行为时有发生,基层执政能力的低下,使之一开始就处于强烈的猜疑和抵制之中。
尤其是在南疆,汉族干部几乎就是汉族人的形象代表,这些人的治理方式不当,会直接将官民矛盾变成民族矛盾。
不难判断,新疆干部素质问题,是决定新疆诸项政府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外,张春贤还面临着重建政府的社会形象考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信力,一个是政府是否能让人相信,今天不会轻易因言获罪。
前者,从6・27事件到扎针事件,无论是维吾尔社会还是汉族社会,自始至终谣言满天飞,它固然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和互不信任的结果,但也体现出当地政府长期对新闻和信息的处理方式,使任何人都对政府的说法丧失了基本信任。
后者,则是新疆特殊的法制环境下,言者动辄得咎,而且动辄重刑。这种高压氛围的恐惧目前依然存在。
成因:
新疆地处偏远,计划经济又占据绝对主导成分,社会发育明显晚于内地,新疆最近二十年来周边政治环境的巨变,又天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专政思维紧绷。
此外,新疆基层政府承担了极大的转业军官的就业任务,军转基层干部比例极高,长期“一线斗争”观念的传帮带与军人作风相结合,形成了新疆基层干部特有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南疆基层条件艰苦,基层干部的选拔,政治过硬是首选标准,至于观念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并不在考虑之列。而且条件所限,新疆几乎很难对散布各地的基层干部有系统轮训机会。
而1997年之后,全社会逐渐进入一种反三股势力的高压紧张状态,它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干部的专政思维。在处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倾向于快刀斩乱麻,惟务果断坚决。
建议和思路:
1、大力肃贪。新疆官员的腐败方式比内地大胆放肆,手段和性质往往也更为恶劣。让百姓重拾信心,惟有首先肃贪。
2、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性的普及法律法规和加强执政能力和文明执法的轮训,同时辅以各种公开便利的社会监督举报的方式,督促新疆官员意识和观念的提高改善。
3、增强社会信息透明度,学习内地部分先进地区的经验,给当地媒体以更多的空间和尺度,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提振民气民心。
4、干部交流时,多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调派和吸纳干部,减少从内地北方来的干部,用先进地区的观念和意识影响和推进本地观念的改变。
5、在公务员和干部选拔上,注重综合素质、眼界、阅历等因素,少强调政治过硬或听话可靠等因素。
6、适当时机,释放一批被滥抓滥捕滥判的知识分子,如新疆经济日报的海莱提・尼亚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海莱提是出身于军队大院的知识分子,75之前一再主动向当地政府预警),向维吾尔社会传导一种积极和善意的信号,纾解其压抑悲观的情绪。

八、大汉族主义问题
现状:
宪法序言中关于民族问题,曾言:“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在民族关系时会同时出现,但今天“大汉族主义”这个词则完全从日常用语中消失。
我们国家一直宣称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为“大汉族主义”被抓的基本没有,丢官倒台的也少,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不到10%,在文革前十七年却有几十万人因为“地方民族主义”被抓。
在现实中,“大汉族主义”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公开,尤其是“反三股势力”成为一个时期新疆各级政府工作重心之后,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面目出现,无人敢有异议,指责大汉族主义情绪流露,就会变成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它在民间层面和官方层面表现各有不同。
近年来,对维吾尔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并已全国范围内制度化。在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国内很多机场甚至设有新疆专用安检通道。
在新疆本地,往往汉族人称维吾尔人为“缠头”、“维子”,到内地,则无论是宾馆住宿登记、乘坐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还是上网吧,都会遭遇歧视性对待甚至公开拒绝,往往服务人员还振振有词:公安部门有规定,你们不可以登记。有此遭遇者,下至普通学生、打工者,上至自治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至于网上言论,则更为极端,自称“皇汉”,称少数民族为“胡种”者比比皆是。
而官方的大汉族主义,常见的一些说法,往往言者习而不察,比如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儿女,往往被用作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但维吾尔人谈到祖先乌古斯汗或狼图腾,则被认为是民族分裂意识。此外,七五后,新疆各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学习,为驳斥“新疆是维吾尔人的新疆”的狭隘观点,主讲学者往往强调汉族人比维吾尔人的祖先更早到达新疆,其逻辑虽与被驳斥逻辑如出一辙,但以官方身份出现,其宣讲目的与效果截然相反。
前述只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日益不公和缺少对其文化和情感的尊重。
在公共服务上,这种伤害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和不便就更为严重,仅以姓名身份登记问题为例,各种身份信息填写的表格,几乎不考虑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懂汉语,只列汉语姓名栏目,即使是填写汉语音译姓名,也往往不考虑维吾尔族姓名习惯,造成无法填写表格。在户籍电子化问题上,部分地方出台政策,只允许维吾尔人在常用姓名列表内选择名字,不在表格之中的名字则不予登记。
更严重的问题,是维吾尔社会对民族政策中大汉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恐惧。政府强力推进的双语教育和维吾尔文化事业的急剧萎缩,让维吾尔社会普遍认为,官方的民族政策越来越像民族同化政策。从社会的公开场合,尤其是在网上,也不难发现汉族社会一种普遍的公开观点:只有加速同化维吾尔人,才能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
而近期越来越多出现的以民族政策检讨为名出现的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和重新调整民族概念的理论探讨,无不给人以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将成为中国民族政策主流的印象,它在维吾尔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动摇了其国家认同感。
民族的自然融入,民族文化的多元相处共存乃至互相影响,是历史趋势,没有人会真正反对,但正是基于大汉族主义强制同化政策的恐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对内高班、汉语教育心怀恐惧,私下以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以及宗教回归的方式进行抵抗。
建议与思路:
1、政策上逐步落实和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状;
2、对于公开的民族歧视言论和行为,应当参照国际通行办法,制定详细的禁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民族正当权力、反对包括民族歧视在内的身份歧视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公共服务和文化等的正当权益,消除那种随意的民族歧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全社会在文化和习惯上的一个反身份歧视的“政治正确”价值体系。
3、政府应组织专家学者系统研究讨论,确定哪些官方常见说法容易引起误解或伤及民族情感,通过这种讨论,形成一种社会反思,纠正某些习而不察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说法,譬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这种说法,在西方社会,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妥当的对种族特征的公然宣扬。
4、官方应当对反思和检讨中国社会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要只强调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而不强调大汉族主义。至少应当允许社会对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发反思和讨论,无论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中国社会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一种社会主流心态健康的表征。
5、理论上,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员,则华侨和海外华人,就不应当仅是指汉族,事实上,政府对海外少数民族裔一视同仁,会收到奇效。譬如最近一年多以来,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开始主动慰问联系当地维吾尔裔社会,结果,此后在北京留学的维吾尔裔巴基斯坦学生张嘴闭嘴就是“我们海外华人”为祖国的建设如何骄傲自豪——过去,“海外华人”这个字眼从来不会有海外维吾尔人使用,因为它看上去是专属于汉族人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
现状:
建国之初,中国先后通过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套以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和民族平等为基础的民族政策体系,它不但相较旧中国是一次根本的飞跃,而且也明显在整体观念上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公平分配尊严和权力的制度,是把国家想要的、民族想要的东西统筹兼顾的一种体制机制,但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上出了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但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长期打白条、不兑现的现象尤为突出。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未真正有效落实有文化、经济以及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等原因,但维吾尔社会反映民族区域自治未得真正落实的声音并不显著,既有当时权力观念和意识未苏醒的原因,也有维吾尔社会未觉得正当权益未严重受损的原因。
而最近一二十年来,至少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名无实问题愈发严重。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立法工作迟迟无进展。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就业、文化保护、干部使用、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明确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前述民族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相关规定根本未被重视,维吾尔族权益未依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在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民族自治法实施细则始终难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使民族自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是讨论如何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讨论民族自治的存废问题。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以马戎、杨圣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检讨民族政策和反思苏联解体问题时,公开否定和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并以消除民族分离意识为由,提出了一种类似“民族取消论”的观点。
在民族学专家们公开质疑和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时,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捍卫民族区域自治,更不用说要求真正落实民族自治。它在实际上会造成一个效果:公众认为取消民族自治是国家的意志,是强制同化的公开表示。今天的客观气氛也形成了谁敢公开谈论落实民族自治,谁就是在主张民族分裂。
在学术上,只有一种声音,并不意味着这种声音反应的是社会实情。以75事件前,杨圣明的新疆民族问题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宣称,维吾尔人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汉族人的国家认同,对跨民族婚姻,绝大部分维吾尔族与汉族均支持态度。报告最后强调,认为新疆有严重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的调查与此完全相反,维吾尔族社会的国家认同度不容乐观,而且跨民族婚姻实际上在各个民族都是被反对和抵制的。
公开场合没有了维护和落实民族自治的声音,其实是极为可怕的。因为少数民族内心里其实呼唤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如果没有了民族自治这个选项,就意味着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是取消民族自治被强制同化,要么是民族独立。
以反对分裂为名,取消民族自治,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点,它事实上意味着把少数民族中越来越多的人从绝望中推向了非理性的独立。妨害和危及中国的统一与完整的,不是民族自治,而是取消民族自治。
某种程度上,新疆反民族分裂问题,就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分离主义的赛跑。 
思路:
迄今为止,多民族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关系的路径,几无例外都是区域自治,无论是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典型如欧洲的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还是移民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国家(譬如加拿大的法语区)。
例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如华人)这种少数国家,因其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成分是后来逐渐融入,未形成不同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
但今天马戎等学者给中国开药方时,却反复强调以美国这个国情与中国迥异的国家的经验,显然是错误且危险的。
分离主义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北爱纷争,西班牙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加拿大有魁北克分离运动,日本有琉球复国运动……乃至在美国也有好几十个分离组织。
今天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完全消除分离主义的办法,但通过发展经济,落实民权,制度设计,运用法律手段,不断使其边缘化和非暴力化,增强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消解国际化压力,却有颇多成功案例。
或许最值得借鉴的是西班牙。1970年代末,西班牙告别威权主义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突然爆发。尤其是种族和语言与主体民族差异巨大的巴斯克分离运动,甚至到了全民主张分离的程度,极端组织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但1979年10月,平衡各方利益的《自治条例》提交给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选民,各自有接近90%的人支持。今天,在分离倾向最严重的巴斯克,64%的人反对独立,在加泰罗尼亚,这个数字则高达80%。
而常被中国学者视为经验教训的南斯拉夫,却鲜有人强调更真实的一面:即原本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离倾向远不如西班牙严重,但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在乎如何与其他民族争南斯拉夫的蛋糕,并不在意国家完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起了很坏作用。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真正落实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取得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
建议:
1、尽快颁布和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自条例》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等配套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建设上使民族自治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民族自治条例是自治地方自治权的最基本体现,而迄今为止,新疆自治区和所辖的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的相关自治条例无一出台。相比之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立法工作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里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效果最好的地方。
2、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应当允许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讨论,它是实践新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求得平衡的前提。
3、在现行的体制内,渐进落实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地位,至少应当制定一个目标,逐渐使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文化保护问题,干部的任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缓和当前极大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
最后,中央实施援疆政策时,除应改变重经济、轻政治和文化的思路外,还应避免单一的经济输血功能,而忽视对当地经济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经济造血功能的扶持。目前援疆建设更多体现为内地央企和内地大资本的进入,而鲜见本地资本尤其是少数民族资本的机会。某些地方已出现了外地资本对本地资本的挤出效应,这种苗头值得警惕。因为它不但对本地就业改善无多,甚至直接伤及本地工商阶层的利益,其后果会比浪费巨大几无收效的援藏投资(见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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