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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

彭轲:中国政治的新面孔

彭轲 (Frank Pieke)  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教授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3:01

习近平的反腐风暴实质上还是共产党一贯的党内斗争。
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给中国政治带来了一个新面孔。
同老百姓一起吃馄饨,在电视上用一种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解释政府政策; 他轻松的神态既体现了平易近人,又反映出了强有力的自信。这一切同他的前任,乏味和表情冷漠的胡锦涛比起来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来体现的也不尽是亲民柔和的一面。然而,习近平是否也会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呢?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来体现的也不尽是亲民柔和的一面。

反腐和党内斗争

习近平发动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高官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这些官员的倒台不仅暴露出了令人吃惊的腐败,而且揭露了中国领导人聚敛的巨大财富。
此外,四川前富商刘汉"涉及黑社会及故意杀人"今年五月被判处死刑还揭示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被有组织犯罪团伙所渗透。
习近平目前的反腐风暴并不是象其展现出来的那样是个中国政治制度蜕变的分水岭。
反腐风暴确实触及到了最高层,不过看来目标仅限于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和他们的同盟。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所以说,这一切还是共产党一贯的党内斗争。薄熙来事件导致的共产党内部的深深裂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反腐风暴不寻常的烈度。
薄熙来的倒台以及目前铲除周永康及其支持者的努力揭示出了中共的一个老问题:党内分裂是导致政权不稳定的根源之一。而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党内分裂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诸如分离主义,异见人士和宗教极端主义等外部威胁。
中共党内高层政争撕破了党内团结的面孔,破坏了共产党神圣执政权的神秘感。

更重要的变化

在中共权力向习近平转移的混战中,还有一些变化在中国政治中悄然发生.而这些变化从长远来说对中国可能更加重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中国国内外企业,中产阶级房产主,一无所有的农民,不安全食品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以及农民工等等,他们现在都能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
总的来说,中共并没有试图压制上述这些利益团体产生的影响,而是试图引导和管理这些利益团体对政治造成的影响--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管理",最近用得更多的说法是"社会治理"。
不过,在这种"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中共并不完全处于主导的位置了。

新政治力量

随着中共"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社会也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和力量来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产生作用。
举例来说,中国的信访部门和司法体制向那些心有不满的公民提供了一个申冤平反,寻求赔偿的渠道。而政府官员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这些人发出的声音。
另外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点是,那些特殊利益游说团体,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政策企业家"现在都有各种渠道和方法渗透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些新的政治力量在政府和社会的衔接处行动。它们的活动利用了中国政治制度中的许多空隙同时也制造了更多裂缝。
各种非政府组织,商业社团,大型国内外企业除了通过直接接触一些领导人外,还通过媒体,各种会议,研究以及政策简报等方式影响政策决定。
反过来,中共党和政府也发展出了自己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方法,比如通过研究,专家意见以及民意调查。
同某个领导人有联系的智囊团在1980年代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而现在许多政府机构和国务院部门都有自己进行政策研究的处、室或研究所。
党校和普通大学经常被要求从事某个专项政策研究。
中共的最高决策层,中共政治局本身也经常进行"集体学习"。在此过程中得到就某个政策领域的研究结果和专家意见。
特别是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中国人选择留在国内或从海外归来并在"体制内"工作。
这些人相信,从体制内施加影响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作为活动人士、异见分子或流亡者同体制对着干的作用。
北京现在愈来愈像是一个和华盛顿、布鲁塞尔一样的政治中心,到处是研究机构、智库、公关公司、游说机构以及基金会等组织。它们成为施加影响力和权力的中介。
当然,最后的政策决定依旧还是在所谓"领导小组"、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这样的"黑盒子"里产生。但是这一过程不再是在绝对的隔绝之中。
政策的制定现在受到来自不同管道的影响,而这些管道有的是自然而然产生,其他的管道则是故意建立的。

问题的实质

现在再回到腐败这个问题上。虽然大部分的游说还有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是完全合法的,但很明显的也不全是合法。
如果习近平的反腐行动是真的为了把中国的政治清理干净,那么就应该问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腐败运用政治地位来令自己获利,这似乎是个举世皆然的事情,关键问题是腐败如何改变了政策决定过程的本质?
另外该问的问题是,受贿、甚至更令人担心的、成为亿万富豪的中共领导人的商业利益如何影响了决策的制定还有决策的实施?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成了治理国家的权力精英用来为自己图利的工具?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告诉我们权钱以及有组织犯罪纠缠不清的程度以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而这种权钱黑势力的勾结又如何改变了共产党和其用以统治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政治的理论和实际状况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鸿沟?
中国的政治体系继续朝向我们还无法完全测量的方向演进,我们也不可能将之以二分法归类到独裁还是民主。
中国明显不是朝着西方式多党政治的民主方向发展,但是同样的,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完全独裁的国家。
应该说,中国现在是民主和独裁都有那么一点,而同时又是一种全新的形态。
中国共产党现在正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上,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内,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如何。

变革

未来有着许多挑战,例如经济、外交、战略、社会以及政治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先要改变中国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
这里就得要做一些很重要的选择。
首先就是透明和责任,现行的体制仍然是不透明地由党内决定政策。
中共领导层当然可以继续沿用以前用过的反腐,时不时地整肃以及党内秘密的老方法。
不过,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试着改变政治游戏的本质;在进行政治竞争、发挥影响力、辩论以及进行决策的时候,可以采用较为公开的程序和规则。而且这些过程应该公诸于众,让公众检验,而不是局限于现行的所谓"协商民主"。
此外,要打击有系统的腐败。党的领导层就应该公示自己的利益和关系;也应该订出规则和机制防止党的领导干部参与制定可能会让自己获利的决策。
第二,就是把党和社会分开。
中国现在所有个人、企业、社团以及组织的权利和自由,最终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来加以管理。
这种方式只有在中国公民同意让自己被视为需要照顾的幼童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效。
但是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显示情况已经不再如此。相反地,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己先断奶,不再执着于维稳,而是要信任自己建立的这个社会。
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信仰的不同或者冲突还有竞争,不见得对稳定就是坏事或者是威胁。相反地,这些都是一个兴盛、稳定还有成熟社会的象征。
中国共产党未来还是会继续统治中国,而且很可能会统治非常久的时间。
这对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也许都是一个好事。
但是共产党也到了该松开权力缰绳的时候了,中国已经长大了。
(编译:李莉/威克 责编:李莉)
——BBC

吴伟: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八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7月01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五篇。

上一篇:赵紫阳组织研讨社会主义民主

鲍彤与吴国光(右)

1986年12月,就在各专题组陆续开始工作的同时,中央政改办也开始着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
总体方案,即邓小平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它是政改研讨最后形成的报送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和党代会讨论通过的总体性文件,是此次研讨是的最终成果。经过11月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和后来一段时间的研讨,赵紫阳和研讨小组的几位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大体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鲍彤考虑,研讨工作任务很重,时间也很紧,必须从进入研讨的第二阶段开始,就对将来的总体方案要搞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形成一个大体的思路。为此,中央政改办调整和加强了综合组的力量,调在文件起草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政改办成员孙方明 、陈群林 加入综合组的工作。鲍彤还要求综合组的人员在平时就要始终想着这个问题,可以找时间采取"挂牌"(即公布要讨论问题,政改办成员自由参加讨论)的方式,邀请对此问题有兴趣的研究人员来共同讨论。
12月11日晚上,综合组首次"挂牌",讨论政治改革总体思路的框架。这是政改办从成立以来第一次开始正式研究总体思路问题。这天晚上参加讨论的有鲍彤、陈一谘、陈福今、孙方明、吴伟、高山、顾云昌、徐冲、张占斌、陈晓鲁和沈荣华。
讨论由综合组负责人孙方明主持并首先发言。他说,明年3、4月份前后写给政治局常委的总体报告,是不是可以写实为主。至于将来提交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则重点要说理。梳理一下,可不可以有这样几层:一个是紧迫性和长期性;二是目标和重点;三是七个方面的内容;四是步骤和具体任务。高山说,写给政治局讨论的东西要实,纲目清楚。
鲍彤是个写文件的大高手,会上他向大家介绍了他以往起草文件的经验。鲍彤说:给高层领导写建议和给全党写文件,二者是有区别的。起草党的文件,有一个统一认识的问题;给领导的建议,领导大都已经知道的,或者是领导布置的题目,就不必谈什么意义。这两种写法不一样。给领导的报告,每次要有发展、要有侧重,还要考虑到如何转变为给全党的文件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讨论透一个问题,给中央写一个报告,最后把几个报告统在一起。但是要同步考虑,如何写向全党的总的说明文件。
鲍彤认为,总体思路和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不同。改革具体实施过程中,方案是非考虑不可的,但是在现阶段不是我们的重点。指导具体的改革工作将来是书记处、国务院的事,要靠一系例文件来指导,这是根据总的原则、方针来起草的。这些改革进程中的具体指导文件不应该是出自于我们办公室。我们要考虑的,恐怕是一个思路性的东西。    
鲍彤进一步说,在专题研讨临近结束时,我们就要考虑搞一个全盘托出的东西,一个给下面征求意见的东西。要考虑到将来改头换面的问题,从现在起就要把我们研究的论据、思路、存疑的问题都提出来,留给深入讨论和将来起草文件时使用。专题小组汇报以后,每个专题向常委的报告,要由我们办公室起草,搞的东西要尽可能的充实一些。应当承认,有些我们还不能自圆其说,但是,提法要尽量准确。各专题小组不要在虚的问题上花太多的精力,要比办公室的第一次汇报有进展。鲍彤说,我的理解,(邓)小平现在的考虑是,要急于拿出几项现实的东西,能干点什么,怎么干。
鲍彤认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个问题必须讲,但能提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什么样的程度,恐怕要适度、要稳健。政改的基本原则,应该放在建设与改革的报告当中,政治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党内民主问题要放在政治报告中党的部分中去说(1986年12月初,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次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要有两个报告,一是由胡耀邦作政治报告,二是由赵紫阳作"建设与改革"的报告)。党以自身的改革来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这次会议之后,很快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随之而来的是胡耀邦辞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冲击。政改办要应付来自左的方面设置的重重羁绊;另外还要准备向研讨小组的第二次汇报,同时继续推进专题研讨工作,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就总体报告的起草开过专门的会议。但是,从综合组几个人的角度说来,这根"弦"始终还是绷在脑子里。
1987年的3月,党内和社会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本来应该是初春的天气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倒春寒"。但是在中央政改办的"小气候"里,却依旧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此时,中央研讨小组已经陆续召开了多次会议,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设想和具体措施开始逐步清晰起来。早在2月份,邓小平又再一次叮嘱赵紫阳,十三大上要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随着研讨进程的深入,动笔起草综合报告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1987年3月7日上午,综合组开会,开始研究综合报告的提纲。在此后的几天里,几个人分头执笔,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写作大纲。3月21日上午,综合组几个人碰头,再次研究了这个综合报告大纲。陈群林在会上发言说,对正在进行的研讨工作要有一个大体的估计。现在的研讨成果有几种情况,一是已经研究了但研讨小组还没有定论的;二是已经正在组织实施的;三是基本还没有开始的。现在还有几个专题组的汇报紫阳他们还没有听,更没有表示意见。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反映到报告里,得研究一下。
综合组这次会议确定,要按照已经商定的大纲,开始动笔。当时这个提纲的内容包括十个部分: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第三,党政分开;第四,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第五,政府改革,主要是机构改革;第六,司法制度改革;第七,公务员制度;第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第九,法制化;第十,党本身的改革。分工是,其中一、二、三、十等部分由孙方明执笔,四、六、八、九部分由政改办成员吴国光执笔,五、七部分由笔者执笔。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例会,讨论了由综合组起草出来的综合报告初稿。鲍彤在会上对这个稿子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个写法比较适于向中央常委报告。但要向全党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则需要按照另外的结构来组织。他说,一种是经济改革决定的写法,高屋建瓴,重点在说理,这是给全党看的。另外一种是简单写法,给中央高层领导看的,一讲要干什么,二讲怎么干。我们这个文件,我考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要干什么?比如党政分开等等;具体做哪几件具体的事情?一、二、三。前面再加一个说明。有一些规章则作为附件。他评论说,现在这个稿子,第四个部分写得好。你们要以第四部分为标准,再搞出一个稿来。现在研讨中只有六、八部分还没有搞清楚,别的都可以写了。
就在这一时期前后,重新组织起草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也提上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工作日程。邓小平决定,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主持这件工作,将原来考虑的两个报告合为一个。赵紫阳对原来由胡耀邦组织的报告起草班子做了些调整,确定由鲍彤在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同时,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组人员也有增加。经起草小组研究,确定十三大报告中要有两个部分集中讲政治体制改革,即报告中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五部分,和讲党的建设的第六部分。这两个部分的起草都由中央政改办承担。于是,政改办派出陈群林、吴国光加入了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综合报告由综合组孙方明负责,吴国光、吴伟仍然参与综合报告的起草。
4月3日下午,政改办召开例会,讨论十三大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该怎么写。鲍彤对会议作了一个小结性发言,一共讲了五条。他说,我赞同刚才发言同志的意见,第一,对于现状,可以讲点描绘。现状讲清了,坚持什么改革什么,怎么搞就清楚了;第二,坚持什么?三条,一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共和国根本制度;二是已经建立的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这里边第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治理国家的形式,它可以使人民能够充分表达意见,管理国家。它的具体形式是需要探索的,这是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二是我们建立了这个国家机器,但是并不是我们一建立了它,它就能正常运转。怎么分工、制约、发挥出效率,也是需要探索的;三是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党执政,处在领导地位,但并不等于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说,建立了但远还不是自然完善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过程。这样讲,就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讲清楚了。
鲍彤的第三个问题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是从人民战争走过来的,在那个年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适应了产品经济。毛主席当初提不出我们现在说的两个转变,是他没有必要提,因为那个时候是搞阶级斗争,是搞产品经济的。现在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也不搞产品经济了,那就必然有个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政治体制呢?旧体制集中体现在权力过分集中,人治因素太大,对于长治久安、国家机器的协调运转是不利的。
第四个问题,鲍彤说,报告中对现行体制的弊端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小平同志在"8.18讲话"中明确讲到的,权力过分集中。就讲这一句话。要表明我们研讨的指导理论是小平1980年的讲话。第五,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提到前面来。长远目标不必发挥,不和高级阶段联系起来,近期目标要着重讲制度化。在讲两个转变(指"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讲制度化,在近期目标时也讲。以这个话为起点,把制度化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鲜明的提出来。最后当然要讲,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党委带头。
4月15日下午,改办开会继续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吴国光作为政改办派出参加十三大报告组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在会上介绍了他对起草党的建设部分的思路。他说,在十三大报告中应该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变,向执政党的转变。这里面包括的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从非法斗争、武装斗争到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转变;二是从搞阶级斗争、领导群众运动到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三是从夺取政权的任务到集中力量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要实现这些转变,就必须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的关键是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分开,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党的力量在于联系群众,如果党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党自身就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党的活力在于民主,离开了党内民主,党就会变成少数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
4月20日晚上,政改办还临时开了个小型讨论会,有综合组和其他组的几个同事参加。在大家讨论了鲍彤出的题目"群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什么要求"之后,鲍彤又谈到了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起草进度问题。他说,今天下午,陈小鲁、张占斌("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联络员)找我谈民主组汇报问题,我说民主组的问题要拉一个单子。紫阳同志6月出国回来以后要安排三次汇报,6月下旬拿出总体方案来。6月底、7月初要向中央常委汇报,修改后到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七中全会可能在9月开,要讨论十三大报告的稿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讨论,更要提前一些。
此后,4月的23日、28日,5月的3日、4日、8日,中央政改办连续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研究、调整、修改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报告和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的稿子。此前,政治体制改革综合文件的标题一直都比较含混,有时称为"综合报告",有时称为"总体设想"。在这几次会上,经过争论,大家对这个文件的题目最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同意定名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同时,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如何调整和划分这两个文件的角度和侧重点,并对这两个稿子的体例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多数人认为,这两个文件,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提供给的对象不同,用途不同,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提供给中央七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总体设想,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虚的东西,要有,但不是重点,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干点什么,怎么干,步骤是什么。而十三大报告的两个部分,是报告给党的代表大会、给全党、全国人民看的,要更侧重于说理,要讲清楚改什么,为什么要改。但也有部分人担心,总体报告首先是要在政治局会上讨论通过的,写实的东西多了,太具体就可能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争论。这样做,不利于政改方案的最后通过。
到198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上述由政改办负责起草的两个文件,正式的送审初稿都已完成。鲍彤向赵紫阳汇报了这两个文件的起草情况和讨论中的一些想法。赵紫阳同意了政改办的以下意见,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作为一个在党的七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的文件,讲到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步骤较多,将来应该在内部掌握和择机出台,不作公开发表;而十三大报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部分,则侧重务虚,讲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则较多,将来要让全党、全国都知道,都明白。鲍彤说,这叫一件事情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内部表达,一种是公开表达。
紧接着,这两个文件的初稿分别进入了不同的送审和修改程序。总体设想稿,报送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几位成员审阅。然后根据各位领导的意见,政改办综合组将进行再修改。而十三大报告的两个部分,则需要同十三大报告组起草的报告其他部分整合,然后才能送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按照邓意见成立的领导机构,部分代行中央常委职权)和常委审阅。这件工作,到5月中旬也基本完成。
十三大报告初稿完成以后,首先送赵紫阳审阅。赵紫阳认为,稿子总的结构还可以。他对阐述初级阶段理论部分比较满意,认为有新观点;而对党的部分不满意,但认为不是写作的问题;对于经济改革部分也不满意,认为没有讲清楚。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赵紫阳的初步意见是,政改部分多了,长了一些,可能是因为内容比较多。鲍彤解释说,是考虑到领导不熟悉,所以多写了具体的做法。将来中央领导看过了,就可以去一些干货,加一些虚的。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莫之许:借尸欲还谁家魂?

据内地传媒报道,6月20日上午,江苏师范大学举行2014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徐州市副市长李燕等参加典礼。期间,男生身着朱子深衣汉服,女生身着曲裾深衣汉服,江苏师范大学全体校领导、校学位委员会成员、导师代表均着汉服。近年来,各种传统符号在官方宣传和新闻媒体中日益显性化,显示出背后的官方意志,其中脉络,值得玩味。
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对于传统并不待见,在其执政前期,一直强调"移风易俗",对传统文化持负面评价,文革时期更有"破四旧"等极端行为。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重心,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传统文化做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依旧不具有正面形象。 1988年,《河殇》在央视播出,随即风行一时,就是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共振的产物。
这一情况在1989年之后开始逆转。天安门事件和随后的苏东巨变后,冷战正式结束,中共通过进一步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抓住了全球化扩展的机遇,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从1989年后的国际孤立中走了出来。但在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首先,失去冷战时期制衡苏联这一战略地位,中共与西方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直接冲突的可能;其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之下,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等等,都失去了说服力,从而出现了进一步的意识形态真空。其三,1989事件使得中共异常警惕所谓的"和平演变",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亲市场亲法治亲开放的自由化话语势必获得进一步的传播,而必须加以限制防范。在上述情形促使下,中共试图提出一套足以抗衡普世价值或自由化观念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抗衡西方,防御和平演变,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可以看作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对策略,并指向了进一步的意识形态重建。
不过,在当时,中共的这一意识形态重建企图并非其重点,而让位于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89事件在客观上加强了保守势力的力量,甚至对所谓改革开放方针也大加杯葛,在此情形下,中共"要反左,也要反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对于亲市场亲全球化的话语持有相对包容的态度,而只要屏蔽掉其中颠覆性的内容,并不太计较其可能的负面影响。此外,1989事件的创痛犹在,自由化人士或陷于牢狱,或远走海外,剩下的也大多噤若寒蝉,并无能在意识形态上对当局发起意识形态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朱学勤在1998年底提出的所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借助加入WTO,申办奥运成功和新兴的网络话语平台,自由化话语在网络舆论和诸如市场化媒体等灰色地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这一进展进一步鼓舞了自由化人士,似乎看到了以普世价值的名义,自由化意识形态进一步扩展,乃至被官方所认受的可能。此后多年的政改呼吁,大多建立在这一乐观图景之上。但是,中共不仅无意认受自由化意识形态,相反,反自由化一直是官方根本立场,加入WTO和随后的经济成功,不仅没有改变这一立场,相反,随着自由化观念的进一步传播,随着接受自由化观念的新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壮大,针对体制的意识形态挑战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日益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也因此,不仅对于自由化观念的打压限制逐步升高,一度被搁置意识形态重建对于当局也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便在专政打击之外,也能从观念的层面对自由化观念加以反制。
这一意识形态重建的核心,接续了1994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无论是屏幕上堆积如山的抗日神剧,还是《环球时报》多年如一日的民族主义叫嚣,之所以能够在极权体制下长年推行,都与其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重建企图是分不开的。此外,从2005年反日入常游行直到前年的反日游行来看,当局对于民族主义的操纵和借用,已经成为常规。不过,上述粗鄙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能满足官方意识形态重建的要求,而需要更多也更精致的话语内容,在这一需求下,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儒家话语,开始逐渐被引入到官方意识形态重建的框架中来。
首先,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是相容的,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可以强化基于特殊性的民族认同,从而对所谓普世价值形成对冲乃至挑战。其次,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集体主义、对统治秩序,对精英统治的认受和顺从,可以用来反击个人主义、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等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其三,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基于小共同体和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内容,对于现代市场体系和法治框架下的私域自主、个人选择、伦理自由等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不仅对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具有某种吸引力,体制也可以很方便地选择性使用特定伦理道德议题,进而削弱打击基于个人主义的整个普世价值体系。无论是薛蛮子的上CCTV,还是从东莞到黄海波的扫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这样的设计。
在此种意识形态重建的企图下,随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显性的文化现象,而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更成为官方主导推动的内容,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教育部官员着汉服。如今,在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梦公益广告中,在小区的宣传栏中,传统文化已经不折不扣地被整合进了官方意识形态当中。这一以民族、伦理、传统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旨在对冲乃至反击以普世、个体、现代为基本要素的普世价值或自由化理念,乃是官方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也因此,类似官员穿汉服之类的剧目还将层出不穷。部分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如我的朋友秋风,或许还会对这样的官方举动持欢迎立场,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意识形态重建之下,以民族、伦理、传统的名义,指向的是一个封闭、保守、没落的文化空间和未来走向,并不值得欢迎,而应予以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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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只要还有良心犯,谈何文明多样性——有感于郭飞雄取保被拒

郭飞雄
去年8月8号被抓,郭飞雄第四次深陷囹圄已经快一年了。其间检方两次退侦,显然因为证据不足。但正如新余三君子刘萍、魏中平、李思华原定罪名"非法集会罪"不成立,不妨碍当局换个罪名而且判得更重一样,证据不足也不妨碍对郭飞雄的构陷,无非延长羁押时间,罗织新的所谓证据。反正当局要办的人,无论有罪没罪,总是有办法办下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太阳底下能有什么新故事? 

只是,对于郭飞雄而言,这实在过于残忍了一些。 

律师最近几次会见郭飞雄,传出的消息,都让人特别揪心和伤感。据最新的一次报告,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双下肢无力。他的姐姐以其医生的职业敏感,判断其因屡屡长时间绝食,营养匮乏或遭遇酷刑,已致内环境紊乱,且会愈加恶化。其妻张青更认为可能是毒害所致,因前次郭飞雄被捕时,曾有人威胁张青,他们随时可以搞垮郭飞雄的身体。

 对这我不意外。十多年前遇见郭飞雄,记忆中那是何等精壮的一条汉子啊,不眠不休简直就是一部永动机,我只有自愧弗如。但坐了几次牢出来后,身体明显坏了,面色总是苍白,说话几句就要喘气。2011年出狱后更明显,当时我还劝他,来日方长,别忙着做事,先康复了再说。这次出来后,他其实已经没有了再坐牢的身体本钱。没有人能够经得起那样严酷的和反复的折磨。但去年启动延续至今的大抓捕,还是锁定了他。他逃无可逃。 

两次退侦,按说,当局应该黔驴技穷了,他们最清楚郭飞雄是冤枉的。而且郭飞雄就在他们眼皮下,健康状况每天都在恶化,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人性,那么当律师提出对郭飞雄取保候审时,他们就没有道理不批准。这个国家铁笼子似的,他们不同意,连一只蚊子都不可能飞过,何况拖着病躯的区区郭飞雄?就算取保了,他能跑哪里去呢?他早先的兄弟们也被抓得干干净净,他又能跟谁串供呢?如何可能阻碍警方侦查于万一呢?可以取保而仍冷酷地拒绝,生命、健康、舆论、良心,全不在他们眼里。他们的职业词典上,根本就没有人性两个字的任何位置。 

这正是这个体制的本质,即冷酷,即没有人性的底线。岂止对郭飞雄如此,对异议人士如此。即便对自己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客气过,也从来没有什么人性可言。当年打AB团就不提了,延安抢救运动就不提了,今天所谓双规,多少被跳楼被自杀?多少他们自己的人不明不白死于各种折磨之中?没有人性的体制是达摩克利斯剑,悬于所有人的头顶,他们自己也并不能例外。 

在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如既往地强调文明多样性,强调包容互鉴,这大道理当然没错,但具体到对郭飞雄等异议人士的迫害,以及双规制造的累累冤案,所有这些,难道能够属于文明多样性的范畴?现代社会之所谓文明,首先包括对个体生命的敬畏,对基本人权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如果根本就背离这个大方向,根本就谈不上文明,又如何包容互鉴呢?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这是卡尔·马克思的名言。中国政府总是辩称自己的制度也很民主而非专制,那么好吧,我们姑且不用分权制衡等现代民主标准来评估,仅仅用他们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的这个标准来评估,民主,or专制,答案不是昭然若揭么?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民具有兽性而没有人性的体制,能够得到自己人民的尊重和全世界的尊重么? 

其实,无论郭飞雄本人,还是先于他被捕的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或后于他被捕的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就我跟他们的交往所知,他们的要求并不多,无非要求制度文明,即要求更多人性更少兽性。如果把改变夸张成一种颠覆,他们要颠覆的也无非兽性本身而已,这样的颠覆难道不很好么?难道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符合体制中人自己的利益么?对他们,难道不该至少枪口抬高半寸么?

——新公民运动




林忌:香港逾 79 万人的公投(附学生团体周二占中预演冀2500人参与、“占中”公投结束发起人吁7.1上街 大陆网民发起占领深圳行动、旧金山华人支持港人占中公投和七一大游行)

香港争普选民意一浪高过一浪

香港民间为了民主普选,抗衡共产政权篡改民意,举行了被中共不断进行网络攻击的电子公投,最终录得近80万人次投票,扣除实体与电子重复选票,实则约79.2万人投票,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多人参加的公投。


是次民间公投当然未能尽善尽美,例如有漏洞可以假冒别人身份证投票,又例如三个方案只有组织者名称,缺乏方案本身的内容及讨论,有人纯粹因为「真普联」就认为这是「真普选方案」而投票,而不知另外两个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学界方案究竟是甚么内容;然而民意很清楚的,就是香港人追求民主,坚持真普选的信念,在这次投票得到彰显以及令世界传媒关注。于经济上已发展的香港人,居然在 2014 年仍然在追求,「经济已发展」国家人人几乎早已有之的民主普选,实在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面对中共的不断加强控制香港,以及透过政治加上经济的影响力尝试控制台湾,这几年最大的改变,就是台湾与香港之间的距离,愈走愈近;发起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陈为廷等,尝试来香港要参加七一大游行,最终被港共特区政府拒绝入境,成为继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国殇之柱艺术家)被香港政府无理禁止入境之后,引起最大民愤的一次;正如身在台湾的 89 年学运领袖王丹所说:「两三年前说一国两制已经破产还有媒体报道,现今再说已没人报道,因为已不是新闻。」──台湾人看见香港的例子,开始反思与中共在经济上愈走愈近的结局,会否如香港一样──受制于中共,然后变成中共控制下的一部份呢?这不是担心,而是香港今日的现实。

中共口中的所谓「台独势力」以及「港独势力」──当中很多人,只不过是追求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走自己的路;有很多中国人不明白的,是所谓中国──已经被中共所劫持,透过国家机器,不断以政治去控制经济以至一切相关的事,实际上,就是消灭一切能够反对中共政权的力量;中共根本不需要你去爱党,只要你爱国就够了,因为要爱国,你就无法逃避中共加诸于所谓中国人身上的枷锁,也无法推翻中共的暴政,凡反对中共,就变成了「独立势力」,就变成了「分裂祖国」;而你支持统一,结果就是被中共全方位渗透,以「经济融合」、「人口融合」、消除边界等殖民的方法,去把你完全控制。

所谓「爱国不爱党」,面对这种国家机器的洗脑工程,根本完全软弱无力;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有如二次大战时纳粹德国的知识份子,或者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日本知识份子,一面要追求推翻政府,一面继续爱国家,然后被广大的国民视为叛国贼之馀,自己又无法及不敢去寻找国外的盟友,结果陷入两面不是人的境地。

香港人开始醒觉到,这种困局,是永远无法解脱的陷阱,于是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开始走出这种「中国人思维」,开始告别「爱国」。例如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于最新一轮反对中共推翻一国两制的所谓「白皮书」的回应中,叫出的新口号,就是「香港命运,港人自决」,这在几年之前,绝对无法想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学生团体周二占中预演冀250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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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学民思潮"与"学联"表示将于七一游行之后,占领中环遮打道并包围特首办,争取包含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学联提供)
变相的"和平占中"行动预演,将于周二(7月1日)傍晚时份开始,在中区遮打道及特首办公室上演。由民阵发起的七一游行抵达终点后,两个学生组织随即发动群众"占领中环",计划号召2500人参加,逼特区政府就"占中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态。但多个政党及民间团体表明无意参加,而港府表明对违法行为会依法处理。另外,有意到港参与游行的中台人士,均受到阻挠而不能成行。(林静报道)

提早进行"占中预演"的两个学生组织"学联"与"学民思潮"在记者会指出,星期二七一游行完结后,他们会继续留守于中环遮打道,同时会有人包围特首办,希望向政府施压,争取包含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

他们期望有2500人参与,行动会维持至星期三早上八时,之后所有在遮打道的示威者亦会到特首办集合,等候行政长官梁振英上班。

两个学生组织承认,无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如遇警方阻挠,他们不会反抗,并会预先跟参加者说明,可能要负上刑责,承认就七一占中时机,与"占中"三子判断不同。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接受本台访问时指,政改全民投票达七十多万市民表态支持,包含公民提命的三个政改方案,是公民提名的胜利。认为"民间公投"后,确实需要升级行动,才可迫使政府直视其管治危机,已有心理准备届时遭到清场。

黄之锋说: 如果警方要进行清场,我们不会抗拒他们清场,但问题是,如果他们采取暴力对待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需负上政治风险。

特首办回应表示,鼓励市民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但对于违法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会严格依法处理。教育局指,尊重学生以理性、和平和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考虑到学生的人身安全、升学及就业的影响,提醒学生不应参与任何可能违法的活动。

而占中发起人指,尊重学生独立自主的决定,但不认为双方存在分歧。

而七一游行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亦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有超过五十万人参与游行。

民阵警权监察组召集人王浩贤向本台指,面对可能出现较往年多游行人士的情况,警方至今仍拒绝封闭更多行车线,方便游行人士。他指,民阵不会参与预演占中,但会为"预演占中"的成员团体提供支援,例如派出二百名纠察维持秩序等。

王浩贤说: 事先活动未发生,已经见警方断言拒绝,可见警方在近年的游行集会是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去到中环遮打道,会进行非暴力抗争的一些训练,让市民知道当参与一些公民抗命行动时,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与权利。

而民主党在记者会上,主席刘慧卿说不会参与占中预演,也不呼吁市民参加。

刘慧卿说: 作为一个党,不会叫大家明天一起去占中,未是时候。明天或后天还未是时候,我们希望中央和香港政府竖高枕头想清楚,这次投票结果,希望她回应诉求。

刘慧卿又说,民主党虽然已退出真普选联盟,但会争取更多人支持真普联的"三轨制"方案。

而"反占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发起人传振中向本台指,七一只需要去庆祝,无必要上街抗议,因此不会到民阵发起的游行队伍当中"打对台"。

传振中︰明天会出现在湾仔,不会去七一泛民的集会,我们的活动内容是庆回归、唱国歌、挥国旗。
而在北京,商务部副部长高燕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占领中环行动对香港的影响。她说"占中行动"本质上违法,不合乎香港的核心价值。

高燕说: 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政策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香港不管是那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非法策动这些违法的活动,对于香港广大巿民,实现长远发展利益和民生福祉的提升、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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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为声援香港七一游行,持台胞证飞港闯关失败遭遣返。(图片来源:陈为廷FACEBOOK)



而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为声援香港七一游行,申请香港入境签证被拒。周日,他持台胞证飞港闯关失败遭即日遣返。陈为廷指,当时香港入境处人员向他表示,是政治原因而拒绝让他入境,但未有作更多解释。

另外,据《民生观察》网消息,广东维权人士卫小兵及汪龙,为参加香港七一游行,周一分别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关受阻。

消息指,卫小兵于深圳办理过关手续时,有两个警员称得到汕尾公安通知,拒绝让卫小兵出境,期间更遭关押一小时。而汪龙同样在深圳出境香港时被警员拦阻,本台曾尝试联络两人,但一直无法取得联络



香港学生团体宣布七一游行后提前占领中环

(VOA 海彦)香港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团体星期一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在七一遊行后,发起公民抗命行动,将分别占领中环遮打道和位于金钟的特首办至7月2日早上8点,展开"预先占中",希望向港府和北京施压,争取公民提名,以行动证明占领中环会发生。他们也希望向港人展示,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可以有秩序地发生。
学联和学民思潮表示,预计有2千5百人参与行动,而且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有准备担负起刑责。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虽然和平占中三位发起人表示7月1日並非占中时机,但学界一直认为七一需要升级行动。周永康表示,人大将在8月底讨论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会为政改定调,到时占中就太迟了,很难逆转中央的決定,因此七一后占中是契机,去争取一个更符合民主原則的普选方案。
学民思潮黃之锋(左)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香港学联facebook图片)学民思潮黃之锋(左)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香港学联facebook图片)
学民思潮的黃之锋表示,会在特首办通宵留守等候梁振英第二天上班,要求他当面回应民间公投结果。
周永康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提前占领中环就是要在政府做出决定前施加足够的压力。
他说:"我们要给政府压力,如果它没有一个实质的压力的话,单凭投票不足以对它构成压力。整个运动、整个行动的目的就是,现在发一个黄牌给政府,如果你下一步在第一或者第二阶段的报告里面,不包括公民提名权的话,升级的公民抗命行动会逐步地来,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的提前占中行动,并非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一部分。和平占中运动认为,要等到港府一旦提出一个有筛选的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之后,才是发动全民占领中环的最佳时机,才会令占中这个公民抗命行动具有最大限度的公义性。
周永康表示,他们会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原则。
他说:"这是一个成功将给市民看,就是占领运动是这样子的,它可以和平,就是非暴力的,有秩序地进行,透过一个波放式的运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让它真正明白它确实有一个管治危机在这边。"
此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几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不肯明确说明是否会提前占中,强调要看6.22 全民投票的结果,看港府如何回应香港的民意。而和平占中运动的发起人陈健民也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会与学联等团体沟通协调,确保行动和平进行,同时尊重年轻人的选择,并在确认学生的占中行动没有出现暴力的情况下,会到场声援。
而占中运动另一位发起人戴耀廷星期一下午也表示,七一游行后不是占领中环的契机,但是会尊重学界的选择。
不过,泛民阵营民主党的一些成员星期一下午宣布,7月1号将参与学联发起的占领遮打道的行动,并呼吁更多的市民一同参与,声援学生。
由于学界的提前占中是在游行后的晚9点开始,在7月2日早上8点以前结束,预计应该不会对中环地区的商业活动和交通造成多少影响。
此前,有报道说,香港警方已经全力准备应对占领中环行动,七一游行后会部署最高可达4千名警察,从人手、设备、羁留设施,甚至后勤粮食支援都已策划完毕。
另外,国际组织人权观察6月19日曾发表声明,呼吁香港警方能以克制态度处理占中之类的非暴力抗议行为,避免使用武力。
占中运动引发很大争议,北京、港府、亲北京团体以及商界等方面批评占中会搞乱香港,损害经济。


香港"占中"公投结束发起人吁7.1上街 大陆网民发起占领深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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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票站外有团体呼吁市民投票(扬帆摄)
 Photo: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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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投完票的市民陆续离开票站 其中不少都是老人家(扬帆摄)
港人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的公民投票环节周日结束, 10天内累积票数接近80万,发起人呼吁市民7.1上街游行表达民主诉求。此外,有大陆网民日前发起7.1占领深圳声援香港行动。

6月29号本周日是香港"占领中环"实体及网络公投的最后一天。截至当天傍晚,投票人数已超过78万。

上午投票开始前,位于铜锣湾的实体票站外已有十多人排队等候。到场投票的香港市民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其实我之前已经在手机上面投过一次了,但是因为听说手机有黑客会故意投反对或者弃权票,所以我特意过来这边实体站再投一次。"

对于近期北京及港府一连串针对"占中"的打压,包括大陆官媒刊发社论指责公投是一场闹剧,背后有西方干预;陆港两地官员称有关投票没有法律依据;"占中"人士在大陆订制的投票箱遭到海关扣押等,周先生表示:"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打压,但是我觉得占中也是我们香港市民的一个权利。"

多个亲中团体周日则发起示威游行行动反对"占中",有团体上午在尖沙嘴天星码头聚集示威,高喊口号,其中四人一度跳海抗议。另有团体下午自铜锣湾游行至湾仔警察总部,并向警方递交了3万市民反占中联署签名。

日前,"占中"网站再遭到黑客新一轮的攻击,"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周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攻击十分严重,工作人员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保住投票系统成功运行,又指当天在票站外看到一些老人拄着拐杖前来投票,深受感动。并呼吁市民7.1上街游行,表达自己的诉求。

陈健民:"特别是一些老人家(来投票),我们也挺感动的,看到很多老人家80多岁的,带着手杖慢慢走过来。"

记者:"在这个投票结束之后,接下来会进行一些怎么样的工作?"

陈健民:"最重要是7月1号我们希望投票的人能够走出来去游行,让香港政府、让北京政府、让全世界看见香港人对于民主的决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过了7月1号以后,我相信以后要开启跟政府对话的阶段。最近的一轮的打压,他对于香港人的民主诉求用尽不同的方法来打压,这种打压不单是对民主了,连一国两制,我们的高度自治我觉得都受到威胁。很多人来投票都说,他不管内容是怎么样,最重要是要表达他们的意愿。连他们最基本的投票的权利都受到打压的时候,他们就非常不满。"

另一方面,为赴港参加7.1游行的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此前申请签证被拒。周日,他尝试持"台胞证"入境香港,但下午3点40分,他刚下飞机准备办理入境手续时就被海关人员带走。

此外,继湖南公民周四、周五在闹市区拉横幅支持香港公投外,有大陆网民日前发起7月1日"占领深圳声援香港"的活动。

根据网上发布的署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运动发起者"的公告写道:作为大陆人,我们不会忘记,当"六四"民主发生时,香港民众发起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声援大陆民众;"六四"镇压之后,香港民众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为此,香港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因此,在香港这颗"良心"面临被失去的时候,我们在此发出号召,希望中国大陆的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维权人士及支持香港争取普选的人士,在香港占领中环活动举行的同时,同步占领深圳的市民广场至市政府一带,以便牵制中国大陆的维稳力量以及表达对香港民众的声援和支持。

(特约记者:扬帆 / 责编:陈平)

旧金山华人支持港人占中公投和七一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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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四位华人在旧金山市政广场表达支持香港市民占中公投(CK摄)
 Photo: RFA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不但激怒了香港人,也激怒了美国华人。6月28日,四位华人来到旧金山市政广场,表达支持港人争取真正普选的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投票,和将要举行的七一大游行。

6月28日是星期六,旧金山市政广场有一场热闹的大型派对,广场和附近的街道人山人海。中午,有四位华人来到市政广场,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表达支持香港人的诉求。

这四位华人是:旅居旧金山湾区的著名中国民运和人权关注人士葛洵、方政,不久前来到美国的中国大陆人士陈青林和徐明。这四人每人手持一张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自己的名字和一行字:"我支持香港全民投票"。

葛洵对记者说:"香港市民和平占中这个行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国务院的白皮书,可以看得出中共撕毁了《中英协议》。以前说'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共产党的话根本不可相信,才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用'一国'来压'两制',逐渐蚕食和剥夺香港公民的自由权力。所以香港市民采用和平占中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权力,是值得所有有良知的人士支持的。"

葛洵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89六四25年来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坚持不懈的支持。他说:"1989年六四的时候,百万港人声势浩大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25年来,香港人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争取民主促进基本人权人士的支持,所以看到他们现在要为自己争取自由,我们当然要特别支持他们。"

从中国南京来的青年徐明表示:"香港是中国的前沿阵地,如果香港民主失守,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主梦就会破碎,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支持香港的民主。终有一天香港的民主会影响到中国大陆,使得中国大陆全部民主化。"

徐明还表示:他对港人每年举行声势浩大的七一大游行由衷钦佩。他说:"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去香港跟他们一起游行。"

6月28日这一天,消息传来:在香港,参加和平占领中环争取2017年真正普选公投的港人已经达到78万人;于香港回归17周年的7月1日举行的港人大游行,参加者将数以十万人计。


(特约记者:CK/责编:陈平)

许桢:从"六四"到"七一"—香港朝野力量的裂变(附戴耀廷:要求政府对话 暂不号召预演“占中”、政府不能忽视香港全民公投结果)

许桢/香港智明研究所创办人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18
香港
香港"占领中环"争取普选运动主办的民间全民投票落幕,这次投票有超过78万人参与。

过去数周,随着"自由行"政策趋紧;"六四晚会"、"七一游行"人数上升;特首普选引发的"六二二公投";以及"一国两制白皮书"招惹争议;一时间,从政坛到民间,中港矛盾仿似沸腾。然则,在过去十余年间,无论是建制、泛民之间,还是两大阵营内部不同政经势力,都围绕"爱国"二字开展激烈斗争。无论愿与不愿,"北京因素"始终宰制着香港政经前途。与此同时,由于公民意识抬头,政经利益重分,权力运作方式改变,港人愈来愈难透过政府或政党表达意见、维护权益。部份民众,既排拒殖民时代行之有效的官民互动机制,亦对在野阵营议员网络失却耐性、信心,本土民间团体遂乘时而起。除全职从政人士外,社运、宗教、法律、学术、教育和媒体愈发积极、主动整合,并勇于走上前线,由牧师、法律学者、社会学教授所发动,去政党化的"六二二公投"即为显例。
相关活动和趋势,一方面致使政治讨论和抗争思维渗透全社会,民生议题进一步政治化;另一方面,也导致动员能量的聚散,无论对组织者还是北京而言,都变得捉摸不定;民心向背与敌我关系,更难把握。以此为背景,不管是得到北京授权者—从董建华到梁振英特区政府,还是曾获选民支持在野泛民,俱见失却在各自阵营内的号召、感染和调度能力;在缓冲区、代理人消失后,北京与本土民间力量的隔空互动、直接碰撞,就为香港的政经前景带来更多不稳因素。事实上,即便台湾反服贸学生领袖陈为廷被拒入境,未能与港人分享抗争经验;台、港两地抵抗力量,从意识形态到行动组织,逐步脱离传统在野政党已成定势。
从当初"反高铁"、"反国教"到如今"反东北",每当香港社会面临重大争议时,立会场外引导场内已成惯例。回首"八九六四"发生、冷战结束,美英制裁中国后,北京与伦敦就香港政制安排激烈对抗,竟以立法,而非行政或司法机关为主战场。然而,九七之后,工会集体谈判、议员提案权力被大幅收窄,三级议会的枢纽—市政局被废;新颁行的超大选区比例代表制,导致票源分散,而立法会内分组点票又贬抑了民意代表的表决作用。在野议员即便经民意洗礼,透过选举进入立法体系,也因为议价权力丧失殆尽,而变成投不投票也于法案内容无所损益的"政治幽灵",新近的东北发展计划前期拨款争议即为一例。
北京的制度安排,固然成功阻遏原《基本法》草委李柱铭、司徒华领导的民主党拓展势力;却未从根本上改变选民意向和权力结构,特区政府支持度每况愈下。作为双刃剑的比例代表制,同样导致亲北京阵营,必须拉宽政治光谱、分散选票才能生存。在选举混战中,九七前亲中、亲英力量,从价值观到阶级利益的分野,曝露人前。可以说,在"八九六四"后临时凑成的统一战线,经过2012特首选举,以及选后一年"港英余孽"与"过气土共"论战,而无可避免貌合神离。梁振英、林郑月娥政府的房屋、土地政策,引发地产财团反弹,以及损伤原居民权益的潜在危机,更进一步将现届政府内、外亲北京力量,置于权力天秤两边;从侧面说明特首的权位,难以企及殖民时代英皇特任总督。
无论梁振英胜选后拜会中联办是否恰当,北京及其直属机构参与香港各级选举和选后运作,其实是目下建制派由过渡期原亲中、亲英人物勉强拼凑的恶果。"八九六四"让"民主回归派"脱离北京所谓"中间派治港"队伍,却迫使中共别无选择,只得向孕育于殖民体制的财团、"精英"倾斜;复加上《基本法》的保守成份,以及世纪之交国际格局丕变、公民运动日炽,才造成中港关系的双重扭曲。
一者,红色中国在冷战之末投身西方阵营,成为美英抗苏准盟友;而香港,更于七八九十年代,担当得天独厚的桥梁。二者,"苏东波"爆发前夜的"八九六四",却让殖民体系既得利益者进入后九七体制。最具动员能力和胜选经验的传统左派与民主回归派,却从裂变到对垒。邓小平"中间派治港"战略构想幻灭,才是本港政治内耗,经济裹足的本质。比起李柱铭、司徒华领导的民主党,有动员无组织的占中与公投,更让北京疑虑。而这,又是否邓小平得以逆料?(责编:尚清)
"占领中环"行动称,全民投票后已进入对话的阶段。(BBC中文网记者摄)
戴耀廷:要求政府对话 暂不号召预演"占中"
陈志芬/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1

"占领中环"行动称,完成這次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全民投票后,现在已经进入对话的阶段,"七一"游行后,要求约见香港政府政改三人组;同时重申目前不会号召"占中"或预演"占中"。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今次就普选特首进行的全民投票,支持三个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加起来占总投票人数九成,显示市民支持公民提名的要求清晰及强烈,反映政府强调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的讲法,不足以令市民接受。
戴耀廷指出,目前责任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认为公民提名不可行,请向市民提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占领中环"运动将会对此方案进行第二次民间公投,如果最终政府仍然一意孤行,意图通过一个非真普选的方案,"占领中环"行动便会随时发生。
戴耀廷指出,这次近80万人参与的投票中,当中最多人支持真普选联盟方案。因此这个已经成为了"占中方案",日后会以真普联方案为基础,约见政府官员及政党继续商讨。
真普联提出的2017特首普选方案内容主要是"提名三轨制"方案,参选人可以透过三种方法取得提名参选,除了《基本法》第45条规定的提名委员会外,亦包括公民联署提名和政党提名。
戴耀廷强调即使香港民主党退出真普联、真普联将来不存在或解散等因素,"占中"行动亦会与支持团体继续推动真普联方案。

预演"占中"

学民思潮
学民思潮及学联计划七一游行后包围香港特首办及堵塞中环遮打道。
学民思潮及学联计划在七一游行后,号召至少2千人分别包围香港特首办及堵塞中环遮打道,希望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施压,争取公民提名,有预演"占中"的意味。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尊重市民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亦一直鼓励市民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对于违法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执法部门会严格依法处理,确保本港的治安。
戴耀廷回應,尊重学生的行动,有信心他们的行动是非暴力。他指事前已经跟学生团体沟通过,大家都认同目前不是全面公民抗命的时候。
不过,学生团体有他们的想法,彼此对现在进行某程度非暴力公民抗命会否有利推进落实真普选目标,大家存在不同看法,这不代表内部分歧,只是大家对形势判断不同。
戴耀廷说,如果"七一"当日有学生被拘捕或起诉,"占中"的律师团队会提供协助。

"公投"非法

另外,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回应"占中"全民投票,指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都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亦是无效。
发言人呼吁香港市民,认清"全民投票"策划、组织者为一己私利,不惜破坏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秩序、阻挠普选进程的本质,自觉抵制一切有损香港繁荣稳定和市民长远利益的行径,共同推动行政长官普选目标的实现。
发言人强调,某些人发动的所谓"全民投票",绝不会动摇中央政府依法推进落实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诚意和决心,而普选只有通过各方依法理性务实讨论才能实现,如果偏离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另搞一套,只会阻碍普选。
(责编:尚清)

学者:政府不能忽视香港全民公投结果

陈志芬/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49

蔡子强认为,这次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集体意见表达。
对于香港的这次民间公投结果,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认为,这次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集体意见表达,中央及特区政府不能漠视。
他认为"占中"全民投票出现了意外结果,真普联"三轨方案"得票逾33万,得票率达42%,力压逾30万票的学界方案。因为原本在占中商讨日时,学界方案大比数抛离真普联方案,真普联方案原本被看淡,但最终反败为胜,反映民意并非一面倒倾向理想主义,选择较为务实。
蔡子强认为,北京及特区的政府的取态不应只看未来一两天的反应,留意北京方面未来是否透过一些渠道向外透露在政改的问题上仍有可以商量的空间,例如不再只强调选委会只采用全票制,机构提名等。
他相信如果北京方面释出善意,未来政改的咨询仍有谈判及对话空间。
另外,蔡子强又认为,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可以包括目前其他团体提出的方案,北京方面可在不考虑公民提名元素中考虑其他方案。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今次就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进行的全民投票,支持三个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加起来占总投票人数九成,显示市民支持公民提名的要求清晰及强烈,反映政府强调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的讲法,不足以令市民接受。
戴耀廷重申,希望所有投票市民参与"七一"游行,不过今年的"七一"并非进行公民抗命的时机,希望先用尽一切合法途径表达要求,下一步将约见香港政改三人组反映投票结果。

政治对立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明白已有78万多人参与了占中投票,不过,按现时中央政府的立场仍然难以接受公民提名。
刘兆佳称,中央政府关注行政长官选举办法不能影响国家利益,不希望行政长官职位落在不能信任的人手上,因此中央改变对政改立场的机会微乎其微。
他预料这次投票结果加剧了香港政治的对立形势,温和民主派的政治空间更加缩窄。
(责编:萧尔)

_BBC 

2014年6月29日星期日

《独裁者手册》:天下乌鸦不一般黑(刘瑜)

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把津巴布韦治理得一团糟却能"稳坐江山"?因为他们搞定了"致胜联盟"Aaron Ufumeli/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可真是一部典型的"标题党"作品。根据这个书名,这本书将手把手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独裁者。真有这样的秘笈?原以为征服世界需要千军万马,现在看来只需要42元。
可是,掏钱买书之后,打开一读,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这本书真正的标题似乎应该是《如何理解政治:一个三维的视角》。但是鉴于多数人一读到"三维"这个字眼就睡着了,所以,还是用个吸引眼球的书名、让人们先掏钱再说吧。
但事实上,由来自纽约大学的两位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布鲁诺··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Alastair Smith)出版于2011年的书旨在介绍一个理解政治的"三维视角",并试图以之取代我们常见的"民主专制二分"视角。政治的哪三维?在作者看来,一切统治者掌握和维系权力都要面临三个集团:名义选择人;实际选择人;致胜联盟。所谓"名义选择人集团",就是那些名义上有投票权的公民;实际选择人集团在某些国家可能是实际的投票人,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是党代表大会之类的机构;但这些都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个"致胜联盟"——即真正决定一个领导人上台还是下台的那些核心人物——他们可能是神秘的泰国将军,也可能是坐在珠帘后面的慈禧太后,还可能是当年为奥巴马投票的美国选民。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总结此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一个领导人,不管他身处什么样的制度,都只会讨好决定其输赢的那个"致胜联盟"。别幻想什么"为人民服务"了,政治就是"为致胜联盟服务"
接下来,睡着的读者可以醒过来了——在介绍完他们的政治分析三维模型之后,作者的确提供了一套"统治攻略"。这个"攻略"非常简洁,比"三十六计"还简洁——它只有五条:
第一: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容易收买和控制);
第二: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备胎越多当然越好);
第三:掌控收入的分配(无需解释);
第四:支付给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给多了就威胁到统治者自身);
第五: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要试图"为人民服务",因为背叛"自己人"比背叛"人民"后果更不堪设想)。
总结起来就是:找到尽可能多的钱,给关键但尽可能少的人花。比如,利比里亚的前总统塞缪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这位在1985年刺杀了其前任、并将其心脏喂狗的"壮士"当权之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上述规则:他迅速控制了一家大橡胶公司、一家铁矿出口公司、并向远洋船只征收"登记管理费",从而获取了巨大财源;然后他又用这个财源一举将士兵的工资从85美元涨到250美元。同时,他还将政府高层全部换成了本族人。尽管他诸多短视的政策导致这个国家经济崩溃、犯罪丛生、民不聊生,但是没关系,在这里,"致胜联盟"不是"民不聊生"里面的那个"",是政府高层与军队。
这个模型的确给我们理解从家庭、企业到政党、国家的组织运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小到一个家庭——宝宝想吃巧克力怎么办?家里人再多,他所需要的搞定的其实就是那个妈妈——那才是他的"致胜联盟"。大到一个专制政府——为什么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把津巴布韦治理得一团糟却能"稳坐江山"?因为他们搞定了需要搞定的人。为什么光绪为了国家前途发动改革却死得那么惨?因为他得罪了自己的"致胜联盟"。为什么联合国无法出兵叙利亚?因为英美搞不定常任理事国这个"致胜联盟"……
把这个模型运用到政治分析时,作者格外强调,这个攻略可不仅仅适用于专制国家或组织,在"找钱搞定致胜联盟"这一点上,民主国家也一样。美国国会的"猪肉政治"就是一个典型。对一个议员来说,本选区那些给他投票的民众就是他的"致胜联盟"。于是,各种"好处"源源不断地往本选区输送,至于这个选区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飞机场、这个超市是不是建在另一个选区更好、这笔钱也许路易斯安那赈灾更需要……,我可管不了,因为路易斯安那的选民不会万里迢迢跑到这里给我投票。
那么,难道根据这个"三维模型",专制和民主是一回事?写到这里,作者终于"背叛"了书名、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用了一章试图论证"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用了剩下的九章来论证"天下乌鸦不一般黑"
在作者看来,专制和民主的逻辑是一样的,但同样的逻辑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在专制和民主之下,致胜联盟的规模完全不同。在专制国家,致胜联盟往往很小——极端情况下,几个将军、某党派的核心人物或者某些宗教领袖就能决定谁在台上谁下来;但在民主国家,尽管致胜联盟和名义选择人之间也往往有巨大鸿沟,但其规模要大得多,比如,就奥巴马的上台而言,尽管有投票率、党派撕裂等因素,最后把他推上台的,就算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人了。
致胜联盟这种规模的差异会带来一系列政策和治理上的后果。致胜联盟规模小,意味着统治者往往只需要给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来获得或维系权力,无需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来维系权力——这就是掠夺型国家的起源;致胜联盟规模大,则意味着统治者只能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来争取权力,这是服务型国家的理由。由于即使在民主国家,致胜联盟也不等于"全体人民",这种公共善的供给未必是均衡的:既然奥巴马的核心支持者是年轻人、有色人种、穷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给富人减税、呼吁禁止堕胎、增加大学生学费或者推翻平权法案显然不会占据奥巴马议程的顶端。但是,当致胜联盟规模达到几千万乃至上亿人时,局部的""与整体的""已经相差不远。
为了说明"大致胜联盟"的治理优势,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的案例。比如税收。与我们一般认定"民主的再分配冲动导致税收提高"的直觉不同,作者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致胜联盟的规模越大,税收越低——这是因为高税收会得罪自己的致胜联盟。比如墨西哥,民主转型前后,边际税率以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都减少而不是增加了。但在"小致胜联盟国家",致胜联盟所获得的好处从来主要不是来自于低税收、而是"私人好处",所以政府很可能用高税收、逆累进或间接税的方式将穷人的钱转移到富人身上。再比如医疗卫生方面,作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对于控制婴儿死亡率,致胜联盟的规模比国家贫富程度影响更大,"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再比如饮清洁用水,90%的洪都拉斯人能喝到清洁的水,却只有44%的赤道几内亚人能喝到清洁的水——是因为洪都拉斯比赤道几内亚富很多吗?事实上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高得多,而且两个国家都在热带,都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导致差异的,在作者看来,是政治制度。大致胜联盟往往意味着统治者试图以更低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书中总结道:民主是关于好想法的军备竞赛。
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抛弃"民主/专制"二分法来理解政治,代之以他们创造的"三维模型",但是绕了一大圈,他们似乎还是绕回了这个二分法。只不过,他们使用的语汇不再是"民主/专制",而是"大致胜联盟/小致胜联盟"
但是,因为致胜联盟规模较大,民主国家的公众从此就带上了护身符,可以一劳永逸享受统治者端上来的各种甜品吗?显然并非如此。不要忘记前面提及的"红五条":不管民主制还是独裁制里的统治者,他们总在想方设法缩小致胜联盟、开拓财源、从"人民"手里向自己的致胜联盟输送利益——这就意味着,民主永远面临着被统治者扭曲成专制的可能性。事实上,民主国家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选区操控(缩小致胜联盟规模)、增税借债(扩大财源)以及猪肉政治(内部分赃)等等危险都一直存在。对此,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讲了加州贝尔小城的腐败故事。在那个小镇,一共有36千多人,登记选民只有9000多人,市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20%多,也就是2000多人,由于多党瓜分选票,导致一个议员只需要472票就可以当选。也就是说,在一个3万多人的小镇,只有400多人属于致胜联盟,搞定400多人就可以操控该市的各种政策,腐败随之而来也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这个小城有更多的登记选民、选民中有更多出来投票呢?所以,如果专制是统治者缩小致胜联盟的结果,民主则是被统治者奋力扩大致胜联盟的结果。在民主和专制之间,隔着成千上万昏昏欲睡的人民。
同样,独裁者掌握了"找钱、分赃"的要诀之后也不可能从此高枕无忧。当多伊式的独裁者把经济搞糟到一定程度,除非有外援,否则独裁者用以支付给致胜联盟的"好处费"也逐渐失去来源。这时候,军队开始骚动,官僚集团也坐不住了,要么独裁政府被推翻,要么主动推动改革以扭转经济局面。
作为一个模型,此书也不是没有它的漏洞。比如,它对制度变革完全"经济人"的解释,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文化的因素;又比如,它解释共性的能力甚于解释差异——为什么独裁国家也会出现公共福利?为什么民主国家不同党派的政策取向会非常不同?再比如对一些关键观点,作者似乎是采取了例证法而没有提供更系统的论据……。不过,作为一本由专业学术书籍改编成的半学术书籍,严密可能本来就不是它最核心的追求。但是有一类指责倒是可以理直气壮:一本名叫《独裁者手册》的书,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民主颂》,读者可不可以要求退钱?

刘瑜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政治学著作《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等。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中国的出路》之99:中国的前途只能是民主(魏京生)

现在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共的下台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共的习近平集团正在严防狠打,不仅抓捕异议人士,甚至连佛教大师也不放过,试图以此来挽救即将沉没的破船。仔细观察历史可知,这就是垮台前的征兆。

现在大家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共是否垮台,而是垮台之后会怎么样。多年前中共的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务们已经在宣传一种论调,叫做"没有了中共谁能够治理中国"?这其实就是江泽民的亚洲特殊价值观的改进型,好像中国人除了给人家做奴隶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遗憾的是,除了少数的种族主义者以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套谬论。但是大家也确实关心共产党之后谁来领导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比较一致的愿望是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但还是有很多人担心中国走不上民主之路,而是走上了别的什么邪路。

至少现在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谁也不能肯定中国的变局以什么方式发生,在什么人和政治势力主导下发生。变化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结果。

中共现在害怕人们纪念八九年的大屠杀,吓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生怕在中国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和平演变。某些知识精英们也在符合中共的论调,说还是体制内改革比较好。但是相信这些谎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自己不断地声明,他们绝不会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就搧了马屁精英们一记大大的耳光。

实际上八九年的模式,也就是人民请愿导致和平演变的模式,可能是代价最小的模式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由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主动改变政治体制,没有流血,没有社会的动荡,是最便宜的体制转型。

当然了,体制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避免不了。就像是人家已经给你打了折了,想不付一点钱就拿走货,这种好事多半不会发生。共产党的宣传把两笔不同的账搅浑了说,确实迷惑了不少的人。苏联人民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至今仍存在的俄国共产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还有一种可能性被很多人所期望。这就是宫廷政变或者军事政变。社会不会因此产生动荡,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有少数高官显宦们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这个代价也不大,而且也很公平。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现在的中央权威已经接近最低点了,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起义或者地方造反。军阀政治或者必然会产生的暴民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都不可避免。那也就是要付出比苏联更大的代价。

上一个世纪的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以及由此造成的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痛苦和国家衰败,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担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而走向了军阀混战呢?鲁迅先生说得贴切,就是当时的民智不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争的前提是老百姓不知道争什么。

几十年的教育和启发,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该争什么了。一部分的城市居民信息灵通,也知道该争什么了。但是大多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居民并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甚至八九年城市里请愿的学生们也不知道在争什么,还在那儿拥护党中央下跪请愿,完全没有方向。这也是社会整体没有方向的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失败,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智未开,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革命者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犹如盲人骑瞎马。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启发教育人民,造成革命的舆论,是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也许在革命兴起之时,会有短时间的割据状态。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舆论也就是民心所向的前提下,有可能像军阀时代那样长期统治愚昧的人民吗?问题不是没有人想当土皇帝,而是没有当土皇帝的条件了。

如果有人硬要当土皇帝,他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会被那些顺应民意的竞争对手消灭。在全社会都希望有民主法治的环境里,大的趋势必然推动社会走向民主。那个时候就是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割据者们自然会竞相选择民主法治,慢一点恐怕都会被淘汰。

所以悲观者们仅仅从过去的状况来评论将来,那是脱离了现在的社会实际,没有注意到最近三十年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没有把社会心理和舆论的作用估计在内。仅仅从镇压越来越强来看问题,仍然以为中国老百姓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是犯了书呆子式的错误。

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比专制独裁好得多。老百姓通过比较认识到了民主的优势,就很难改变了。中共现在仍然在坚持挽救专制体制,就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这是习近平们不给共产党人留后路的愚蠢之处。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520ChinaWayOut99future.mp3


(撰写于2014年5月19日。录音于2014年5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弗朗西斯•福山:谁在威胁美国核心利益?(附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福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

  

对某些人来说,世界永远停留在1939年。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上世纪30年代时,美英是怎样低估了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西方领导人中唯独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人看出危险,并号召他的国人捍卫民主,抗击纳粹(Nazis)。美国在二战后持续70年的领头,不乏这样的"丘吉尔时刻"——从柏林空运(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借助大规模空运挫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译者注)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美国及其盟友战后在欧洲和亚洲创建了一个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他们的表现是可敬的。但这一叙述的选择性太强。历史上西方领导人在许多时刻自认为是丘吉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国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以及伊战期间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他们高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把事情搞得更糟,挑起不必要且适得其反的战争,削弱了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所得到的政治支持。
当今的辩论焦点应该是:我们该如何区分各种威胁的轻重缓急?最严重的威胁有多糟糕?今年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进展迅速的事件,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声索主权,再到伊拉克政府管治崩溃。威权势力正在活动。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是错误的。他列出了动用武力的种种抽象标准(军事行动必须"适度、有效和正义";在美国利益不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必须提高动武的门槛")。这些标准让人很难提出异议。但接下来他声称,我们面对的唯一直接威胁是恐怖主义。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另外两大挑战——俄罗斯和中国,他几乎只字不提长期应对策略。奥巴马在首个任期宣布最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美国重返亚洲时,曾大肆渲染了一番,但这一次他在演讲中根本没提到"重返"这个词。
尽管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最近连连取胜,但我主张,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来说,恐怖主义其实是这些挑战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目睹的是一场缓慢扩散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战,当地武装力量分别扮演着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代理人的角色。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发酵。然而,即便在15万美军占领伊拉克时,我们也捂不住宗派仇恨;很难看出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果断行动。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跨越了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冷战后欧洲的全部秩序都有赖于俄罗斯对现状的接受,即滞留在邻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呆在原地安居乐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让这一切都产生悬念,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都将感受到影响。
不过,俄罗斯的实力建立在有缺陷的经济模式之上,终将受到削弱。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超过美国。中国一直在一点点地推进领土主张,以其它地方更具戏剧性的事件为掩护。它想成为东亚的主宰力量,将美国从中国自己划出的势力范围赶出去。
Isis极端主义势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在自掘坟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曾缔约保卫的一些盟友,如今受到某些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高技术军力的威胁。
可是,即便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形势仍与1939年时相去甚远。美国该作出何种回应才算恰当?我们应优先考虑政治手段:将北约(Nato)重振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民主推广俱乐部;同时建立一个同中国打交道的多边框架,让其邻国有一个不必单独面对北京的替代选择。奥巴马嘴上重视多边机制,但实际上没有怎么下功夫使其成为现实。
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轻重缓急,确立优先顺序,阐述哪些事比其他事更重要,并解释为什么如此。认为事事都值得美国操心的理念算不上战略。奥巴马在表述中排错了优先事项,延续了其倍受批评的前任最初的错误,即高估恐怖主义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他又奇怪地消极无为,让利比亚和埃及等地的局势在不知不觉间恶化。而且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远远不足以支持现有机构,以及建立对付长期挑战的更广泛框架。
一头是新保守主义者,另一头是孤立主义者,这样的两极世界提供了错误选择。真正的战略永远介于二者之间。
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译者/何黎

【附录】

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弗朗西斯•福山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一直是高度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一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规定和惯例让官僚体制的行为可以合理预测,儒家道德体系则教育领导人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个人权势膨胀。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死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坏皇帝是毛泽东,他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权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制约共产党最高层决策和领导权的规则,反映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政治局常委9名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为10年;67岁以上的人不纳入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考虑范围。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个人权威主宰整个党和国家,防止另一个"毛泽东"的崛起。因此,中国的威权体制很独特,因为它遵从关于任期限制和继任的规定。
最近被整肃的薄熙来之所以对这一体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凭借在重庆的基地,他利用媒体加强自己的权威。鉴于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之子,他的权威本来就很强大。他无情地利用政府权力,不仅调查犯罪分子和受贿官员,还对那些积累了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竞争对手穷追不舍。他恢复了一些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手段,例如集会唱红歌。与其他平淡无奇的中国高官不同,一旦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控制共产党的领导层。
因此,难怪胡锦涛和中共领导层会利用丑闻的机会将薄熙来清理出局,抢在这位坏皇帝登基之前将他除掉。此事暴露了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层遵循的规则既不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规则,也不是司法系统执行的规则。他们遵循的是中共内部规则,只能从中共的行为中去推断。如果薄熙来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可能推翻这些规则。
因此,中国威权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中共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共首先需要发展真正的法治,实现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中级官员吃午餐,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样的一场浩劫,不理解当前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我看了看周围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纪念品,问他,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真实评价之前,文革那样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发生?他那一代人对文革的可怕有切肤之痛,但成长于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他们可能被鼓动,对文革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薄熙来利用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遗忘。那位官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小群内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最终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们今日所见,受到法律和选举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产生平庸或懦弱的领导人。有时候民主制度会让恶魔当选,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序通过法律和选举制度对权力构成了约束,在真正的坏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块大大的拦路石。尽管在短期内消除了薄熙来的威胁,但中国的现行体系还未解决这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现在有现实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抓住机会。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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