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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30日星期三

李南央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封公开信(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

李锐与李南央
我的致中国海关的第二封公开信是在2013年10月30日上网的,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半年了。朋友们都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我也期待着这桩扣书案有公开审理的那一天。我希望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下,走完法律程序。但是迄今为止的进展令人无望,我不得不再以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依法诉求。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行政立案庭庭长、行政立案庭法官: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受我全权委托,于20131225日前往贵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20131125日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裁决以及没收本人80本入境书刊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贵院立案庭法官以护照无法证明本人身份,必须使用身份证立案为理由不予受理。夏律师申辩,护照可以证明委托人身份,该法官不予采信。
接到律师的信息后,我立即委托国内亲戚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了户籍注销证明,以证明我1990年因出国定居注销户口,无法提交有效身份证。夏楠律师于201417日再次去贵院立案,在提交户籍注销证明的同时,将打印出的《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条示于法官声辩:按此条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国内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可以使用护照证明身份。立案庭法官收下新的证明材料及起诉书等,开具了 "讼诉材料收据"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夏楠律师根据这一规定,不断向贵院立案庭出具收据的法官询问立案决定,但是该法官都以:"还需调查核实委托人身份"作回复。鉴于此一情况,我于20143月份回国,在318日上午同夏楠律师去贵院面见该法官。法官收下了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第一本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因私护照复印件,第二、三本旧金山中国领馆签发的因私护照复印件,复印了我有效期内的美国绿卡和有效期内的第四本旧金山中国领馆签发的因私护照原件,该法官未再对我的委托人身份提出任何质疑。他明确地向我和夏律师表述了两点:1. 您起诉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按行政诉讼法规定,我们必须受理。2. 我们在收到您的起诉材料后,7天之内应该答复您是否立案,我们确实拖延得太久。但是因为要跟海关方面进行沟通,而且案件也不止您这一件,需要放在一起跟海关协商,耽误了时间。客气地说完之后,法官请来一名书记员,让我说明今次来访目的及诉求,做一笔录,他立即向领导汇报。的询问:"您说的'领导'是哪个系统,哪个层面的?"该法官明确、清晰地回答:是我们三中院的领导。
书记员记录了我的来访目的和诉求:本人此次特为立案回国,本周四将返回美国,希望尽快给予答复。只要有答复日期,我可以更改机票,在北京等待。我的诉求就是起诉书中的两点:1. 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处罚无据,其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字中连所扣印刷品名称都未一一列出,只混而言之为:"对除……以外的80本印刷品予以没收",遑论载明这些书籍的违法事实和证据?2. 所扣80本书刊中最大一宗53本,为本人拥有著作权,为父亲李锐整理编辑的口述往事。李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主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省、地、县各级编纂组总召集人,是中共党史权威,将他这样一部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珍贵史料价值的、回顾跟随共产党一生的追忆和思考的著作裁定为禁止出入境物品,以携带入境属违法行为予以没收,不仅是对当事人财产权的无理剥夺,更是损伤了李锐和当事人的名誉,对本人——现为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造成极大困扰。要求法院依据法律规定予以撤销。该法官在本人和律师审阅记录、签名之后表示,第二天他会主动与夏律师联系,将领导研究后的决定通知他。
319日上午11点,夏律师电话告知了我该法官的答复:我们的领导还是无法决定。委托人是否如期返回美国由她本人自行决定。
我决定如期返回美国,此后,夏律师每周向该法官电话询问一次,答复始终只有一个:我们的领导还是无法决定。
至此,贵院的行为目的已明晰可判:无限期拖延立案,令当事人无法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我的"无论结果如何,走完法律程序"的希望成为泡影。这很让我看不清自己撞上的到底是个什么部门贵院不是您们办公大楼上高高矗立的那几个大字所示与公众的、是一级独立的法律实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这点我已绝对可以肯定,因为法院岂能不遵守国家宪法和国家法律,法官岂能不服从法典和法规?那么,贵院是共产党的一级政法机构?也不大像。因为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党中央新一代领导人已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机构岂有不按党的指示办事的道理?不过,有一点我倒是看出比较靠谱:贵院和海关虽然都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机构之外的一级法律实体,但是同属一个主体,有一个共同的"上边"在下达指令我的状,恐怕是告到了一家人的头上。
果真如此,在我这个真把贵院法官的话当作九鼎法典之言,付昂贵的旅费从美国回来请贵院验明正身的尊法法公民的对比下,强烈地反衬出您们以执法者的身份接待公民,展现的是玩儿法律于股掌,对法典无以复加的蔑视。请扪心自问:在法律面前,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们作为"人民法院"的尊严,看到您们作为"人民法官"的良心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条款的尊重。执法者敢于尊重法律,执法者敢于执行法律,才称得上是一级人民法院,贵院的法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
尊严是无法被授予的,它是靠您们不畏艰难和强权只按法典做事争取到的!我期盼着贵院珍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改革举措为您们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办案空间,勇敢先行,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领导"横亘在前的干扰,理直气壮地开庭审理我对首都机场海关扣书处罚的起诉。令对该案的审理,成为载入中国法学院教科书的经典案例,铸就贵院历史性的辉煌。
我等待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南央
2014430

【附录】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
我状告首都机场海关案缘起于我父亲李锐的一本新书《李锐口述往事》。李锐如今已是共产党内硕果仅存、廖若残星的元老。他的这本书是回顾自己跟随共产党一生的所思、所想和对共产党所犯错误根源和教训的沉痛分析,其愿望是希望党能纠正错误,不要再欺人且自欺地死抱住"伟光正"不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主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起一个国强民富的公民社会。结果,我从香港带入北京的53册样书,在20131029日中午时分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审查,1031日上午10点海关即电话通知审查结果:为禁止入境物品,并于1112日发出"海关处罚告知单"。我全权委托的夏楠律师随即向海关提起行政复议,海关于1125日发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维持原处罚告知意见",将含53册《李锐口述往事》在内80本书刊的性质统统钉死。这与200872日胡温时代发生的上海海关扣留《李锐日记》和《李锐家信集》,经本人在网上发出公开信质疑之后,第4天即将扣书全部归还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胡温时代还发生过另一起知名度很高的首都机场海关扣书案。200285日(请注意这个时间,江泽民还在台上,他是在该年118日至14日的中共十六大上将权力移交给胡锦涛的),朱元涛律师从香港购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一书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1217日朱收到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031月朱律师将海关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败诉后,625日朱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7日二审开庭,98日高院终审判决朱元涛律师胜诉。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发生在十年前,胡锦涛上台不到一年。
聆听中国共产党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发表的讲话,颇有许多令国民大体认同的阐述,譬如201312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跟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相比,可谓进步长足。但实际情况似乎又在大踏步倒退,显示出的是远不如胡温时代的智慧和担当
习近平上任一年来,确实有了很多大动作。特设了一个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三个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小组,习近平统领主席和组长之衔。结合各级党报上公开宣传、报导的习的言论,可以解读出习近平所设计的改革计划是建立在两个不能动摇上的:"枪杆子、笔杆子"。共产党打江山靠的是这两杆子,习近平下决心维持共产党的江山不垮台,还是靠牢牢抓住这两杆子,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这就是话听起来是向全面深化改革迈进,而人们的实际感受却是紧箍咒越套越紧的原因。
很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我的父亲李锐,他们在党内奋斗一生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一党专治的政权,而是一个由自己的党主持,服务于人民的政府。将军队还给国家,将现行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笔杆子,还给人民,放弃保卫党的"红色江山"的意志,转换为全力维护人民权益的理念,党的事放在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办,难办的国事按法律程序靠众人的力量推动,这才是根治腐败、拯救生态、聚集民心、走出险境、复兴中华的治本之策。紧紧抓住笔杆子,体制就变不了;体制不变,不管拍多少苍蝇,打多少老虎,不过是唱新曲、走老套,耽误着濒临危崖的中国已经不容再拖延的时间。松开笔杆子是件非干不可的事,否则无异于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 
面上铺开来的大转变,总是起于点上的突破。有大智慧的领导人,总是能够抓住民间出现的契机。当年,第二代领导人抓住了安徽凤阳小岗村那18个农户的契机,瞅准了毗邻香港的那个叫深圳的小小渔村,全面开展了农村和城市经济的改革。要动政治体制,我冒言一句:"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可算一个契机。因为此案在三中院搁浅,就是实际由中宣部掌控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对正常法律程序蛮横干扰。若能抓住这件所涉人物特殊——中共元老级人物,后续意义深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的案例,就能开创共产党组织不得干预国家司法程序的先例。如此,不管衙门多大,权势多重的"领导"都会感受到悬于头顶的法律之剑,谨言慎行;如此,则根本不需要那些特设的委员会、小组,习主席的事情要好办得多。
要共产党主持的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只要共产党说到做到,把自己高于一切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的国人是会支持共产党好好干的。那些告状无门,铤而走险的人群,是会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正的。老百姓的"中国梦"才有圆梦的可能。
对"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如何处理,确是一块试金石。若关乎共产党元老权益的官司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遑论百姓乎!所有高调,都可休矣。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刘自立:红卫兵搭上改革派

北京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是指一般芸芸众兵那些并无特殊权位和身份者类;狭义之,就是指权贵红卫兵(联动等——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所说红卫兵,所指为后一种;因为前一种红卫兵并无特殊的文革影响和后文革影响。而所说红卫兵阴魂不散,有几个原因。(其实,说其阴魂不散,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人还在,权还在。)一个原因是,前此,我们所说红卫兵意识的溃败和死亡,是指那种准确意义上施行毛主义路线观点的红卫兵及其意识形态,业已不再存在;但是,随着文革时期毛主义本身的蜕变——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到沆瀣之——说明,毛主义本身的、并不绝对反对所谓资本、资本主义的、那种邓式路线的开始。这样,绝对反对资本主义之红卫兵意识,业已不复存在。(与之一起出现的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论——巴黎公社论,早已灰飞烟灭——那些根本不加研究西方正面城邦,自治和公社者,只看见了反面的自治和公社,对于希腊人甚至波斯人给予城帮自由这个伟大历史,毫无所知……。)

但是,红卫兵运动纠结于是否要发动文革,是否要打倒走资派,是否要施行绝对"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可以演变成为如何定位和如何估计"十七年"(文革以前的中共统治历史)这个问题。这样,就出现文革以后肯定十七年派和肯定文革派的分野。这个分野并不止于对于所谓"四人帮"的审讯。随着这个审讯展开的,是对于十七年甚至对于中共建国伊始制定之《共同纲领》之肯定——这个纲领中申明,要施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不施行社会主义)五十年。这样,中共对于如何施行资本主义,并非源自改革以后,而是源自改革以前,源自十七年甚至更早。需要说明的是,毛主义虽然表面上否定十七年,但是毛本人真正否定十七年以来之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所谓打倒北京市委和城市老爷部(卫生部),才子佳人部(文化部),都是虚以委蛇,不实之词。

"十七年主义"(恕吾自造一词)一旦强调,就变成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的和谐;这个和谐,又马上带来对于改革以后权贵资本迅即积累而同构于世界资本之演变。于是,文革中红卫兵保护自己爹妈的侠义观点,逐渐蜕变成为由其爹妈甚至由其本人,施行由十七年"鸟笼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尾巴)发展为中国权贵资本之政治经济行径。这个过程,其实也该算作毛主义文革晚年的一个"奇迹",并为毛所主张之——这个奇迹,让中共走出社会主义桎梏,而让文革红卫兵中人,成为后文革中国资本代理人。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基本提示是,毛主义究竟是要对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的资本主义,没有美国不行——而他的社会主义,没有文革不行。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鬼画符。这也是外间一般观察家很难发现的红卫兵"阴魂"转变论。这个转变论,让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权辨识问题,因为红白相间、黑白混淆而无法轻易辨认。

再一个问题是,红卫兵问题、因为业已走出毛主义体制而转行邓主义体制,所以,由邓主义模糊不清的改革开放论引导的、党内文革研究倾向,也变得朦胧不清(随着前罪犯唱红打黑——文革研究正在倒退于邓时期的把握和底线——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复旧照片,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邓掌控政权时期!)。正是在此阴暗中,所谓邓系(含胡、赵系)改革派们对于红卫兵问题的暧昧和模糊,也成为红卫兵进行无原则原则和无意识形态之意识许形态的、负隅顽抗的场所。今年大陆报纸《南方周末》和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就发起了具有这类性质的黑白各执,阴阳对峙的舆情表演。炎黄春秋杂志邀请红卫兵代表(刘进等)共赴春宴,与所谓改革派中人弹冠相庆,共话文革——而"南周"则辟出一半篇幅,刊登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张目之大幅文字;他们的遮羞布,就是以另外一半篇幅,刊登采访王晶垚老伯的文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骂大帮忙行径。

在此意义上说,改革派中人(其领袖们),很少言及文革和红卫兵,成为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有人说,改革派系中人之所以会倾斜于红卫兵,乃因他们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包含血缘关系。从这个层面上升到如何看待党内改革派,成为人们研究改革和研究文革关系说的一种角度。这个关系说,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走向改革—和否定红卫兵,走向权贵资本清算课题上,所谓改革派系的人们并未探究红卫兵转变成为改革支持者,这个同样为外界关注的课题。换言之,如果改革派认同的所谓宪政和监督,也可以像一早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那样,是以他们主导,那么,这个主导的实质所在,就是中共七十年代末叶,给予血统论合法接班、直接接班的那种资本开放和政权把持的主词之所谓——红卫兵掌权。这个改革问题,说到底,自然转变成为红卫兵研究问题。这是红卫兵所谓"阴魂不散"之另外一层含义。对于这个现实、这个理念,改革派如何对待与之,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言及于此,我们看到,实际上有两种改革派。一种是废弃红卫兵专政的真改革派。他们主张的反对红卫兵观点,不是邀请红卫兵一边否定文革,一边吹捧毛(道歉代表之一,完全肯定毛为伟大领袖);并将毛沆瀣尼克松之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变为红卫兵政治。他们与红卫兵于后文革时期的争论,业已出现几轮;其中伊始,就是对红卫兵文革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之观察。其间,另外一种辩护和支持红卫兵的所谓改革派,甚至占据了中国舆论阵地之大半。他们以跳出来支持卡玛电影为先机,成为为红卫兵辩护论的第一播诡辩士。她们绝对支持卡玛其父韩丁帮凶中共,吹捧和实践所谓人民公社之举止,之罪行……而对于文革大案之卞仲耘案,一直保持缄默。此番十分奇怪之现象,让人好生不得于解。(另外,他们应对王晶垚先生要对卞仲耘大案出来说话的态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诸如此类,也可以证实红卫兵人还在,心不死,并有着某些改革派的某种支持。当然,我们对卡玛等人的红卫兵立场做过若干分析,于此不赘。正是在研究红卫兵现象这个照妖镜面前,改革派一些人,不是遮掩过去,而是原型毕露。

于是,所谓红卫兵阴魂不散,不但不散,还可以依附于体、依附于改革派之体,这个奇观,赫然现于国人,难道不该警省吗?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改革派(某些人)何以汇合红卫兵在所谓"道歉问题"上划分界限与阵营,把他们的支持言词统统搬到红卫兵人身上?这是一般性辩论的双方不同吗?分析此异,要从改革派局限和红卫兵转化这两个层次谈起。所谓改革派中人,是以邓-胡-赵为一体后分化于兹的一种政治势力。改革本身的本质暴露和改革之死,本是一事两体。但是改革派某些人却死抱邓式改革不放,且苦心经营一种非邓化改革而肯定胡、赵"新政"。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改观,且随着胡的倒台和赵的退出,并无任何有效方式针对文革总结和改革反思。难道胡、赵之CP好人说,可以挽救中国于CP新生主义之滥觞?这对于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体制外人而言,也十分可笑的幻想——而不久前,哈维尔建立反对党主张,已被译为中文上网。人们看到,虽然哈维尔本人琵笆遮面,不愿意成为此中理论正确主义之实践者——他本人,不想建党,组党,做党魁。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这样的一总所谓并非"东欧价值-模式",而是普世价值,普世政治之路径。所以,改革中人提到的冀望胡、赵问题,起码在六四时期,未见任何成效。

这样,在排除了胡赵改革可能性以后,改革中人探索的改革路径问题就被实质上搁置起来而惘然于兹。那么,改革进程的权-钱现实,如何对应于异议政见?这个问题就被推到台面后面去了——就像文革造反派一些人,文革红卫兵一些人,在继续叫喊人民文革和红卫兵非暴力论一样——这些肯定毛之造反的人们,在肯定毛文革这一点上,其实早已原型毕露——而改革中,那些看似否定毛而实际上转移邓式改革模式到胡、赵"正统"上的CP正统论人士,他们的肯定改革,自然和文革中人肯定毛一样,最后,也就成为毛-刘-邓一体之主张者:因为毛,邓,都是各记红卫兵的祖师爷。这个逻辑的转换看似晦涩,其实明白。就像我们前此提到的,这些人要支持党,反对毛——他们幻化出来CP好人论,从那个陈氏开始,一直到他们袒护胡赵。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文革否认派,可以支持红卫兵——而改革坚持派,也可以支持红卫兵——而红卫兵们,不管是维持毛记,还是邓记,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互连互补于上述之"主流"人群。这是为什么?因为,上述案底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红卫兵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掌权——因为他们的复辟(宋上天安门于21世纪以后之刊物)——因为他们的毛主义和邓主义的沆瀣,红卫兵意识,反对资本意识,虽然悉数破产,但是,他们的反意识,资本意识和资本权力意识,业已双丰收。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文革的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因为否定,他们必须否定文革;又因为肯定,他们必须肯定资本(——权力资本);这样一来,文革否定论转化成为资本-红卫兵正面论;这个正面论,继续改革利益驱动论,而把利益资本全部"驱动"到太子党身上。这就是红卫兵改革论的基调,而改革派对此视若罔闻,他们无视这个社会和政治"变型记"。对于这个中国卡夫卡产下的巨大害虫,改革派人士居然对之恭敬有加而几乎高唱赞美诗。

当然,从个体人格上讲,陈也好,其他也罢,直到胡、赵,这些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存在或许不能否认(尤其是赵之坚持和改变:他最后也主张建立反对党?)可是这些政治正确的主义和主张,仍旧是有限反对派的党内事务——就像斯大林阵营里面的铁托主义——铁托主义里面的德热拉斯主义。最后,铁托主义还是要在塞尔维亚或者贝尔格莱德彻底完蛋。这是世界政治正确对于反对或者支持斯大林阵营的、那种总体意识形态的毁灭。铁托,甚至赫鲁晓夫,都是会覆灭于这场民主风暴的"改革"小丑,因为他们的改革——解冻也好,工人委员会也罢,到底是在修补那座极权主义陋厦。故此,中国人里面一百多年执着CP意识形态和党内改革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比较日本当年删除社会主义和摒弃马克思,居然,要晚掉一、二百年。这难道不是1949年的悲哀,1978年的悲哀和1989年的悲哀吗?其中,据说,胡赵改革在先,邓、胡、赵模式脱化于后,到现在,红卫兵出现在改革阵营的午宴上……这是一总改革本身的蜕化与堕落。这个堕落汇通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期的反思,难道不是国人又一种转折关头的拆烂污吗?何以国人和知识人总是这样选择错误,一误再误政治常识和普世价值的移入?至少笔者百思而不得其解。

——民主中国

《动向》长短论:关键在权力较量后的政治走向

《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封面
至今没有大老虎下山的消息,看官们等得有些不赖烦。或许大老虎们已是寝食难安、如坐针毡了;但愿如此,这些我们都懂的。大老虎盘踞二十多年的山头被层层包围,利益输送的小道被条条切断,小老虎们又被逐一囚禁,连昔日围绕在身边嗡嗡叫的苍蝇都被拍得四处逃散。照理说可以收网示众的了,可是至今还未见动静。王岐山早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于是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议纷纷。说"大战役前的寂静"有之,说"有老人跳出来干预不得不鸣金收兵、偃旗息鼓"的有之,说"大大老虎狗急跳墙百般威胁"的有之,不过也有乐观的认为,此时无声胜有声,最后擒虎收网的范围更大,捕捉的老虎级别或更高。
正值此大战前的间歇,海外又传来周永康亲属的冤屈声,说"所有的贪腐罪证都是无端的陷害,其实是一场政治权力的争夺"。也不奇怪,这还是薄粉们鸣冤叫屈的那套逻辑。呵呵,禁锢的报应,流言的力量。
不过回头一想,也算是有一些道理。中共建政以来多少次权力斗争,哪一次不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战法,让失败者背着吓人的罪名退出历史?中共政治权争中的拳脚要害都在下三路,明里是违背党纪渎职受贿滥用职权,实际是上错了派系权斗的贼船,被大佬们一句话拉下马来。从当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到今天身居常委的周老虎,"说你贪你就贪,不贪也贪",这倒是中共政治的潜规则。
不过,此次的周案,却非同寻常。周本人长期掌控政法委系统上挂下联维稳监控中央,是上至江曾、下至薄王,企图重新掌控中共的关键人物,如果周背后的盖子不揭开,即此案若止于周,便无法坐实已判罪的薄王真正的罪恶,也无法"对历史作出一个交待"。更重要的是,揭开周老虎背后的盖子,才能正真打开所谓新政的局面,走出中共权力争斗借助反党、反贪、反腐之名欲加之罪的怪圈。这个盖子,按过去的说法就是"方向路线斗争的盖子"。
方向路线斗争的用语,虽说是毛泽东的发明;倒也符合老子天下第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逻辑。事实上,人们并不能看出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在路线或道路上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局外人眼里,都不过是中共内部周而复始的窝里斗而已。而此次的周案,反倒有点方向路线斗争的意思,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道路之争。因为,王薄周乃至更大的老虎要走的道路,不外是极权专制的老路、权贵资本的邪路,而不是宪政民主的新路。他们代表的,是党内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他们要维护的,是权贵世袭制度的稳定。他们不但是天朝体制必然滋生的大盗,而且是把体制的邪恶发挥到极致的撒旦。
看戏不光要看热闹,更要看门道。周案的门道就是揭不揭、怎样揭老虎背后的那个盖子。内行的看官,关注的恐怕不是掠夺贪污的数字、占有女人的多寡、灭口杀人的残忍,而是中共的习李当家人,能否通过打虎拍蝇,扫除权力斗争中的路障;能否治理祸害政治生态的阴霾,能否扭转会党政治的危局,实现中共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进而通过学会"现代社会治理"的操作,为社会转型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对习进平是否有胆略气魄打开新政的局面,还真是一次考验。如果较量之后依然如故,该贪腐的贪腐,该垄断的垄断;什么睡狮醒来,什么中国梦,什么三个自信,通通扯淡,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式权斗的重演!那才叫人哭笑不得。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未普: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纪念陈一谘和六四25周年

陈一谘
北京时间2014年4月15日凌晨6时,中国改革马前卒、六四通缉首犯陈一谘先生,在海外流亡20余年之后,于美国加州病逝。此时,正值《陈一谘回忆录》出版近一周年,也正值六四25周年前夕。

4月18日,《金融时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陈一谘的'interesting times '",被海外媒体和中国微博维信广泛转载。许文有些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它的最积极意义在于,许多追随许知远文章的年轻人因而得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曾经产生过陈一谘这样一个人。

许知远说: "当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出版后,公众似乎完全原谅了他的残酷,高度认同他的改革精神,似乎完全忘记了胡与赵两位总书记,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真正缔造者。" 同理,当人们指责陈一谘的威权性格,及《回忆录》中指名道姓批评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时,似乎完全忘记了《回忆录》展示的那段历史的更重要价值,似乎完全忘记了陈一谘在中国改革中的推手作用,也似乎完全忘记了陈一谘在八九学运的紧要关头,秉承良知和正义,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因而付出了流亡25年的人生代价。

何谓历史正确?用民主、法治、对话、妥协解决社会冲突,是当代文明社会的主流。陈一谘在5月19日主持的"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便体现了这一主流。他们认为,八九学运是推动中国觉醒与进步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支持学运,反对镇压,主张用对话解决冲突。

有人说,《六点声明》把宝押在赵紫阳可能复出的机会上,是"某种政治博弈"。笔者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仔细阅读了相关文章和《回忆录》第八章,笔者认为,在八九学运中,陈一谘之所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有这样几个坚实的基础:

首先,陈氏家族一门豪杰,其传统——时穷节乃见,影响了陈一谘一生。祖父1889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维新运动,参与公车上书;父亲1931年"9.18"后,代表清华学生到南京总统府绝食;大表伯吴宓谢绝胡乔木的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之邀,文革中被批斗致残。八九学运期间,陈一谘面临的历史时刻像极了其祖父和父亲面临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选择也像极了祖父和父亲。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陈家先贤的传统,也是陈一谘一生的座右铭。89年四月底,住院养病的陈一谘至少有两种退路:一是住院住到6月底,二是访美访到六月初(美国洛德大使邀他5月5日到6月5日访美)。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陈一谘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找避风港。但是陈家传统和陈一谘的性格,使他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

其次,"三所一会"的共识,特别是体改所同仁们视死如归的道德勇气,始终是陈一谘的重要支持力量。早在4月底,李鹏、李锡铭和陈希同就把这次学潮称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指控体改所、发展所和政改研究会是操纵学运的三只黑手,其中,体改所更被看作黑手中的黑手。始终支持陈的体改所,后来成为六四重灾户,他们中有十几人被投进了秦城监狱,也有人被关在公安局,被打的失去了人形。

八九学运的人心向背是陈一谘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第三个坚实基础。据体改所在学运期间的社会调查,在党政部门里,司局级以下的干部中,80%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在正、副部长中,70%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而在5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中,首都各界的著名人士几乎都出来表态,肯定学生爱国,要求政府和学生对话。800个将军中,有500多个反对用军队镇压学生。

就连秦城监狱的狱卒们也倾向学生和为学生呼吁的人。记得当年那些蹲六四牢房的人说,他们在秦城监狱没有被暴打,因为狱卒把他们看作英雄。狱卒说,别看今天你们是阶下囚,明天你们就是座上宾。然而,谁也料不到的是,这个"明天",已经快二十五年了,依然可望而不可及。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陈一谘先生,安息吧!你的名字,将与胡耀邦、赵紫阳和波澜壮阔的六四学运一起,成为后人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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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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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香港市民参与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的示威游行,并手举标语。 (法新社资料图片)
我讲过中共跟香港之间的紧张,特别是讲香港面临的一个危机是从中共的最高领导阶层来的。

刚刚出版的香港杂志,一个是《争鸣》杂志里面报道了张德江传达的政治局中央常委会的一个新的决议。对香港讲来怎么应付。这是刚刚发生不到一个月的事情。第二个杂志是香港的明报月刊,报道香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共可能对香港加以直接的干涉。

在明报月刊上也有一位政论家刘锐绍先生谈到高度自治失踪的背后,这也是跟张德江报告密切有关的。张德江的报告说,中央最近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香港的局势有四点重要的决议和指示,这四点决议大体说来第一个就是要检查中共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施行以后的许多困难。特别是暴露里面的主要问题,还有突出的矛盾,还有执行的错误,因为这种种原因,香港的中共机构没有把这个执行好,所以才造成香港许多混乱。

这是第一点,表示他们很严重地查过香港回归以后这十七年来遇到的问题。第二点指示就是:因为它觉得香港已经有人在那里直接挑战中共的宪法之路,而且直接制造造政治事件,所以应该坚决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拨乱反正。这就表示要采取行动了。第三点也值得注意,这里提到外国的政治势力,说是外国政治势力有意要插手香港事务。这些事情应该严正交涉,然后加以披露。

这就表示中共必须要维护主权,维护国家安全。这个题目就做得非常大了。所谓外国势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我们知道中共对于香港反共的活动一向都指为外在势力,这不一定指国家,外国的政治势力就表示反共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或者英国直接唆使的。后来它又调和一下,好长一段时期"外国势力"不用了,用"外在势力"或"外来势力"。这样可以包括比如说海外的民运人士到香港来捣乱种种。但现在又直接提出"外国政治势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可见中共把香港反对它的一些活动都归为反中、反共,而且反整个中国。第四,也是值得注意的,它说估计香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动乱、动荡甚至于暴乱。所以,如果有这个估计,在北京的政府以及负责港澳或有联系的组织,包括张德江在内,那就应该做出准备。他说是做安全系数的部署。

这个话他没有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部署?很明显这可能就是要动兵了,因为香港有解放军驻在那里,而且前不久还有个事件,就是有些人去解放军的兵营附近去抗议,变成一个事件。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觉得香港面临的危机是相当大了。因为在每年政协或者是人大做最后的政治报告的时候,总要提到香港,提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话是每年都重复的,因为香港跟澳门在一起,所以'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但是很奇怪的,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和全国政协,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谈到香港的时候,没有按照过去十年的惯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这一次这八个字不见了,连澳门的'澳人治澳'也不提了。可见他们现在对这个原则有改变,所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同时,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做闭幕讲话的时候也同样没有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相关的漫不经心的话,但实际上应该值得香港人注意的。因为香港去年的工作报告照刘锐绍先生的话说,只有43个字,今年有139个字。所以可见不是精简'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就表示它的政策有变化。香港未来面临的问题可见是很大的危机的。这个危机之所以产生,当然是马上要到来的香港领导人直选的问题,这就是现在香港方面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可能中共对一国两制本身会有不同的解释了。

很明显,中国已经提出一个说法,说是一国两制不能四个字平等地看,而要分开来看,说 一国重于两制。因为两制是为一国服务的,一国不是为两制服务的。这是共产党现在新提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从前也许在他们心里早已如此,但是都没有说出来,现在是公开地说出来了。所以从这几项看,我想共产党对于选举的活动非常担心。尤其是几万人去占领中环。而去占领中环以后国际的注意力已经在这个上面。如果再继续下去,共产党是受不了的。

台湾的公民运动、抗议运动,香港的中文大学的学生有一千人,庶民表示热烈地支持公民运动。现在我们可以说'公民运动'四个字在香港,在大陆。在大陆,我也不久以前讲过是新公民运动,香港也是有许多人提倡我们不能仅仅做国民而必须做公民。同时,在最近台湾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来看,他们提出来的口号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民运动。香港既然以公民自居绝对不愿轻易就向共产党屈服,所以未来的抗议可能性非常高。

不要以为现在共产党对于国际上不敢如何如何,现在共产党觉得自己实力强大,变成了国际上第二大的经济集团,没有人敢跟他对抗。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中共的国防部长对话,中共的国防部长就非常强硬地说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执的岛就是我们的,没有商量余地,还说我们的海军可以随时应召,随时打败敌人。这一次共产党已经露出真正的面目了。现在觉得可以在武力上真正跟美国直接对抗。中国海岛主权方面的问题:中共事实上已经把南海的海权80%划为自己了。所以军事直接冲突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如果对外打仗都不怕,它不会怕在香港用武力来镇压的。这是香港很大的危机,是我们要好好注意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4年4月29日星期二

梁京: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普京、习近平
随著普京推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将不断升级,不愿表态的中国将被迫明示自己的选择:是站在俄国一边,还是西方一边。事实上,已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站在普京一边。

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联俄抗美,对中国的长期利益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以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权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覆辙?这当中有很多利益的算计,也包括重要的情感因素,如习近平对普京的个人崇敬,而在这种情感因素背后,则是中国精英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大势的判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共和试验正处在关键时期,地方自治蓬勃发展,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正是孙中山对大一统的迷恋被苏俄利用,打断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进程,把中国引入歧路。结果是,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几亿人口完全失去自由,农民更是深陷贫困。若不是毛泽东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怎么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成就?

普京拉拢习近平的企图很清楚,他算计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尽管普京对美国和西方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俄中两个文明搞在一起会害人害己。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如此,文明也一样。中俄都有偏好政治集权的性格,这容易让两国的权力精英堕入情网,却注定成就不了好姻缘。这是因为,政治集权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大势不相容。

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明的性格与俄国很不同,那就是中国文明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底色,因此与美国文明有深层的心灵契合。两个文明能在今天拥有超越其他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偶然。在传统文明中中国文明的社会流动性最高,而美国则为现代文明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因此,美中两大文明联姻,有利于人类自由秩序的扩展,这一点,已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不过,过去三十年人类的自由试验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削弱了民主的效能,让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在美国是利益集团搞定了立法者,在中国,是当权者直接下手抢钱,在俄国是资源大亨干政,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则是独裁者家族鸡犬升天,虽然形式各异,结果都是切断了底层上升的通道,社会不公,令青年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美国精英应对这个重大失误负重大责任,这个失误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过,正是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美国的失误和影响力下降这个问题上,普京正在犯非常危险的错误,而习近平可能在犯更大的错误。普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很可能他认为别无选择:听任乌克兰投奔欧盟,意味著自己的政治死亡,而冒险赌一把,也可能是死,但终归是一条好汉。普京的自私就在于他此次狂赌料定习近平会支持他,他相信美中矛盾加剧只能对俄国有利。

普京的算盘对个人有利虽然没有错,但美中矛盾加剧是否对俄国有利则大有问题。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谁的责任,美中对抗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俄国也不例外。历史上,毛泽东与美国对抗曾加大了把苏联拖入与美国核大战的危险,令赫鲁晓夫头痛不已。

至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全面困境,而且,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所注意到的,中国规模宏大却极度扭曲的城市化正在给中国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对此,中国权力精英和主流文化精英并没有展示走出困境的能力和智慧,而是越来越深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茫难以自拔。

表面上,美国相对中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且民主政治问题多多,但美国社会依然活力不减,自由和民主试验在社会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确实也面临历史性挑战,白人日渐成为少数,由WASP*开创的优秀精英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面临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的自由试验,对于人类自由进程的意义依然重大,对中国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价值。

因此,如果中国因支持普京加剧乌克兰危机而不惜走向与美国全面对抗,将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本义是指美国当权的精英群体及其文化、习俗和道德行为标准,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此群体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构成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美国的发展。(摘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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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刘云山保得住衣俊卿却未能保住申维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曾感慨就是申维辰这样一个连当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还不如,数理化知识均等于零的山西大学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居然因为被当年把他从山西提拔进京的刘云山"伯乐"的鼎力推荐而被习近平同意出任了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协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统率全中国(大陆)所有科学技术工作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党组书记和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


自申维辰被中纪委宣布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之后,最新落马的副省部级贪官是青海省委常委兼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

一位内地网友发文评论说,如今的中纪委实在非同一般:不仅强势、强大,拿下问题官员报道非常神速,信息也很公开。及时把信息告诉人民。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对他的"定性"的"口气"很重,与其他被调查的官员有些不同。前一段落马的高官,大都表述为:"涉嫌违纪问题"或"涉嫌严重违纪",而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对毛小兵被调查的表述,说明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也说明中纪委掌握了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确凿证据。

其实,在毛小兵之前,中纪委给前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以及申维辰的公开通报中的定性都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一方面说明中纪委对他们不但违纪而且违法的"严重问题"都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同时也说明他们最终接受的处理除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有进一步的"交付司法处理"……申维辰到秦城监狱与薄熙来等人比而居的可能性已经是百分之百,而姚木根和毛小兵恐怕就没有他申维辰那么好的高级牢钣待遇了。

据说因为近些年来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越抓越多,公安部已经与司法部商妥,自今年开始所有副省级部贪官获刑之后公安部隶属的北京秦城监狱不再接受,改采"属地关押,就地劳改"的新举措,具体解释起来就是,如果哪个省委一把手或者省长因"严重违纪违法"获刑,判决之后可以被押送北京公安部直属监狱春城监狱接受特殊待遇,在省委副书记及副省长位置上获刑者原则上都要"就近安排服刑地点"。

申维辰落马之后,曾有香港的一家网络媒体因为他的山西背景而把他与山西籍贯的前胡锦涛大秘令计划自然联系到了一起,报道中引述"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申维辰既出身共青团系,任过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又是「山西贪腐集团」的核心成员,任过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作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马仔,后来被调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作為令构想中的中宣部长来"培养"。申维辰被「双规」的原因,和较早前被抓的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铭一样,是涉嫌在山西的贪污腐败,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捲入了令计划的「政变」计划。一如中纪委收拾四川官场,目标其实是针对周永康一样,正进行中的打击山西贪官行动,剑指的是山西帮主令计划。将会有更多山西官商被抓。

而按照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的说法,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申维辰被直接内定为中宣部长接班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毕竟连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申维辰被刘云山和李长春共谋拉进他们的"小圈子"里之前,以中宣部副部长身份进入中共十七届中央纪检委的是雒树刚。

二零零八年雒树刚被升格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同时被明确宣布为"正部长级",再到二零一二年召开十八大时雒树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序列,而中纪委委员的位置则让给了申维辰。当时即有人分析此后的申维辰也沿着雒树刚的晋升轨迹走下去,但先不说雒树刚毕竟是中共政权内部公认的马列专家,从学历角度与申维辰绝对是一天一地,更令申维辰所忧心的是"年龄不饶人",他只比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雒树刚年轻一岁,等雒树刚年满六十五岁退位他自己已经六十四岁了,再无可能被安排接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职务了。这就是为什么刘云山在十八大之后急于要为申维辰在中宣部系统之外的部门安排一个正部长级的位置。中宣部内曾有人笃信刘云山一旦大权在握即很快会对申维辰进一步提拔,但最可能的晋级位置应该是国务院下属的体育系统。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和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出生于一九五一年,正好比申维辰年长五岁,如果赶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令年满六十五岁的刘鹏退休,安排申维辰继任,即可令他在六十一岁的时候,即二零一七年秋季顺利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序列。

持此分析的中宣部,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的业内人士们的一条重要依据就是当初申维辰被调升中宣部副部长的同时就被安排了一项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兼职,而这当然也是因为上级组织部长"充分考虑到了"他申维辰的"体育系学历"及在山西从政时曾经主持过地方体育工作的"干部专业化"前提。正因为如此,去年四月申维辰突然被宣布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时,无论是中宣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中的"业内人士"人全都被惊呆了,直呼"真是不敢相信'文革'已经结束快四十年了,共产党又在重搞'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了"。

如今,申维辰终于落马,中共党内的所有在位人士中为此最为难堪的无疑就是刘云山。去年的早些时候,这位刘云山曾经依仗自己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大权,成功保住了自己另外一名政治心腹,也是因为严重腐化堕落问题而遭受实名举报的衣俊卿的党籍和"正高"专家的公职。

说起来,那位因为近一年来陆续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党内高级贪官为数众多而渐被公众遗忘的中共著名马列专家、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被举报,也是来自山西。故事的简单内容是一位叫常艳的山西师范大学的女博士因为轻信衣俊卿"等云山进了政治局常委,我就可以成正部,帮你调京工作易如反掌"的允诺,不但以身相委甚至还被衣俊卿骗走了六万人民币。

由常艳所撰写涉及衣俊卿"玩女人"、"收钱"的中篇纪实文学《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分23条长微博发布在网上之后,中共官媒于去年一月中发表消息称:"据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微博分析:衣俊卿免职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只是让他躲躲风头,不是处分。要处分,只能处理被搞的女生。被搞了,向组织申诉是可以的,但不能公开,公开了,就犯了组织大忌。至于说人家不处理,那你得有耐心等待。当年文革后期,干部搞了女人,一般都是说女人腐蚀拉拢 。

另外一位网友强烈质疑道:毫无疑问,衣俊卿虽然是国内研究马列主义的权威,但应该并不具备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睡"了下属常艳博士和她的同僚,还好意思收常艳的好处费,不说其个人道德如何,起码也违反了官场"潜规则"和做人的基本道德。

衣俊卿作为高级干部,即使肆无忌惮地"玩女下属"属于生活作风问题,可他拿了女博士常艳6万元应算受贿了吧?虽然他后来给了常艳100万元,可那也只是对常艳17次"陪睡"而做出的补偿,即使该100万包含了此前收受的那6万元,那也仅仅体现在受贿既遂后的赃物处置方式会影响量刑上。而处理衣俊卿的有关部门,对这6万元"只"字不提,更没有查清衣俊卿"睡"其他女博士及是否也收钱的问题,就这么让衣俊卿"软着陆",这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与如上内容大同小异的强烈质疑曾在去年早些时候一浪高过一浪,但硬是让刘云山下令给压下去了。至于刘云为为什么要死保衣俊卿,将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

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或为革命党人推翻清帝制的鼓动宣传

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所谓"名言",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近百年来,许多中国人都喜欢用"睡狮"来比喻或形容积贫积弱、蒙昧守旧、苦难深重,但却又潜力无限、崛起腾飞的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曾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如今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却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的上述讲话一经传出,拿破仑的"醒狮"论,便再次成为中国媒体和网民热议的话题,但"醒狮"论在中国,也一直受到不少质疑和非议。例如,有分析人士认为,拿破仑生活在200多年前的法国,从未来过中国,也没有密切接触过中国人。假设拿破仑真的说过这句话,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这句话要想传到中国,只可能是如下三种途径:1. 要么是拿破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2. 要么是接触过拿破仑的人,在其著作中提及,3. 要么则是连续不断地口耳相传。
作者司马当的文章《分析爱国主义忽悠的常见类型》中说,但是拿破仑留下的所有文字,都没有提及这句话,接触过拿破仑的人留下的著作,也没有提及。如果是"口耳相传"的话,能够流传到中国,那么必定首先在欧洲有大量的传播。但实际上,这句话只是在中国广为人知,欧洲人对此了解甚少。用"沉睡的狮子"来比喻清朝末年的中国,最早应该出自于清末的革命党人。
以下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1. 邹容(清末革命宣传家)在其代表作《革命军》中曾经提及: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2. 留日的同盟会成员创办过一本杂志,刊名就叫《醒狮》。3. 陈天华(同盟会早期会员)的遗著是《狮子吼》 4. 陈天华的代表作《猛回头》中也曾提及: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那么,为啥清末的革命党人要用"狮子图腾",而不用"龙图腾"呢?因为当时"龙"被视作满清的标志,名声比较臭,因此用"狮子"来取代"龙" 作为图腾,是清末革命党人顺理成章的理论选择。探究"醒狮论"误传的成因,拿破仑第二次兵败之后,二次退位,然后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在这段期间,拿破仑确实曾经发表过针对中国的看法。
原话是: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认为那些鼓动和中国开战的人,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英国会被打败,也许一场印度的革命也会随之而来。(出处参见"英文维基语录")为了避免某些愤青拿这段话去意淫,大致说一下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拿破仑说这话的时间点是1817年。当时英国正在采用外交手段(阿美士德使节团)逼迫清廷开放通商口岸,两国的关系有点紧张。
司马当的文章又说,拿破仑认为:如果英国贸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必定惨败,甚至连印度都不保(当时印度是英国殖民地)。不过,就在拿破仑说完这段话不久,1839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轻松击败中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所以拿破仑这段预测,可以说是大错特错。综上所述,一方面拿破仑曾经预测过中国的牛逼(可惜当时的预测完全错了)。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不断用"醒狮/猛狮"来寓意中国。所以后人便把这两者嫁接到一起,就变成了拿破仑版本的"中国醒狮论"。
作者李悔之的文章说,拿破仑"睡狮"典故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元1816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国商谈贸易,但嘉庆皇上却不以为然,声称"抚有四海,物产丰盈"的天朝上国,无须与西洋莞尔小国搞什么贸易……。激愤无奈之下,阿美士德返国,准备请求英王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归国途中,阿美士德经过圣赫勒拿岛,登门求见被关押在此的一代枭雄拿破仑。
得知阿美士德的中国行遭遇和回国后的打算之后,拿破仑当时曾警告说:"要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前些天,一篇《拿破仑未提"中国睡狮" 系革命家宣传所用》的文章,曾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文章认为: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之断言,是上世纪初媒体、文人、革命宣传家,人为嫁接的政治寓言,其实拿破仑本人并未说过。
然而,为何"睡狮"论的创作权,最终却落在拿破仑身上了呢?文章作者认为,或许是因为拿破仑乃盖世枭雄,名气最大,能够起到最大的权威效应吧。不过,这次网络上围绕"醒狮"话题的争论,最大分歧并不在于拿破仑是否说过这句话,而是对"睡狮论"本身是否客观准确,所存在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多数人都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表示强烈认同;但也有不少人却对此冷嘲热讽,说中国是一只"病猫",充其量不过是头纸老虎而已。
赞同"睡狮"论的理由是:汉唐之时,中国与罗马分别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两大国家;既使到了北宋和明朝万历时期,中国的GDP也都曾占到世界的80%;只是到了清朝嘉庆皇帝之后才渐渐衰落了。而冷嘲热讽的一方则认为,在信息极不发达、统计条件极为落后的古代,硬说中国的"GDP占世界80%",未免太可笑,太夜郎自大了。还有,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很不靠谱。
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最重要的依据并不是什么虚幻的GDP数据;也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制度的强大、公民精神的强大、国民意志的强大;还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得到高度彰显,是否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伟大理想!而过去两千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要么是"国富民穷"、"国强民弱",要么也是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
间或出现一个什么所谓的"盛世",也都是统治者自已人为粉饰、并且昙花一现的的伪"盛世"。真正"国强民富"的强盛时代从来就没有过。正是因为公平正义的缺失,才导致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惨宿命,中华民族从来都难于形成巨大的凝聚力。近百年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皆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甚至许多中国人也自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
李悔之的文章又说,确实,"中国人历来是一盘散沙"。但这种"一盘散沙"的责任却并不在于普通中国人,而在于宗教缺失;在于皇帝老儿或者薄仁寡义,或者昏庸无能;更在于苛政猛如虎,官吏贪得无厌;在于社会公平正义尽失、国家归属感全无!但纵然这样,一旦外敌侵犯之时,中国人大多时候都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正如韩寒所言:"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 统治者犯下很多错, 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 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
那么,中国究竟是"睡狮",还是"病猫和纸老虎呢"?文章作者以为,关键在于置身于何种制度。如果选择一个严重扼杀思想自由,严重扭曲、摧残人性的制度,纵然"睡狮"睡来,也只能呈威一时,很快将成为一只纸老虎、死老虎,最后成为一只"病猫"。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千万华人华侨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置身于一个思想高度自由、个人权利得到法律充分保障的制度,凭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世界第一的优势,中国必将成为一只永恒的"威武之狮"!
作者孙玉良的文章说,最高领导人说,如今"中国这头狮子已醒了",但醒来的狮子就真的很强大吗?没看出来。究其原因,国内老百姓备受贪官污吏的压榨,国防外交也一再受到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蕞尔小国的欺凌,何强之有?而且,作为十三亿分之一的狮子之毛,我一点也"自毫"不起来。尽管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但除了因为"爱国"而像阿Q同学一样高兴外,又常常因为拖了国家的后腿而烦恼。
我的生活,除了因"被平均"而芝麻开花,又常常因为小日子捉襟见肘,而倍感失落。我不得不被动反思:领导说中国这头狮子已醒了,你醒了吗?知道地沟油危害食品安全,但有人还在造,他们没醒;老人倒地没人扶,不扶的人没醒;被扶的人讹诈扶人的人,他们也没醒。新闻联播不说真话没醒,人大代表充当举手机器没醒;有的人处处设防处处设置敏感词,不让醒……。
狮子醒了不只是一句口号。如今中国大地己经满目疮痍,人们生活在雾霾满天的空气里。我早就想醒了,但你让吗?最可怕的事实是,醒来的狮子,如果发现自已被关在笼子里,你想他会怎样呢?

李兆富:抵抗大陆文化 香港需输出价值和信念

梁振英与宋林(右)

近日中港矛盾议题,又回到自由行随街大小二便的文化冲突。坦白讲,随街方便的游客固然令人觉得污秽,但制度上的同化,才教人担心。

一直以来,大陆要靠香港这个窗口,面对世界市场。除了因为大陆的党政既得利益不愿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大陆一直未能发展出一套法治文化。法制要健全运作,除了有赖独立司法制度,更需要社会对整个规范的信任和尊重。

我不想针对大陆人。可是,两地文化差异,一定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例如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的案件。上星期三,廉政公署才取消宋林的道德发展谘询委员会主席资格,原因是这位中国企业协会兼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被记者先后在微博踢爆,然后中纪委将他拖下马。

大陆打贪,很难分清究竟是公义得到彰显,还是政治权斗。在香港政商与大陆接轨时,权斗和贪污也由上而下渗透入来。整件事,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是一个没有透明度的最高权力机构有人说了算数。

香港,就是这样越来越受大陆影响。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宋林为特首梁振英拉票;之后,宋林又得到特区政府颁发太平绅士的衔头。虽然不是甚么有实在利益的交换,但是大陆权贵在香港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在宏观政策上,最近几年,香港的财金官员,亦不断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商品交易;有理由相信是北京有令,港官不敢不从。

每次政府说要推动发展金融产品,我都不禁要问:「既然大家都假定金融业中全是贪得无厌之徒,利之所在必然前仆后继,甚么金融产品,又何须衙门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官爷大费周章?」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分别,就是前者顺其自然,后者总是要勉为其难。

讲到金融产业中的勉为其难,头号梁粉兼行会前成员张震远的香港商交所,自去年五月爆煲,最新发展是今天正式被清盘;而香港商交所三名高层,也在两星期前被定罪。主审裁判官更表示,商交所前主席张震远可能是疑犯。

普通法下,任何人一日未被定罪,都算是身家清白的,这是法治的优势。没有法治,资本主义也不可能运作下去。

话说回头,有人说大陆的一套是资本主义,那是将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搞乱了。

当商交所案的第一被告戴麟懿在自辩时说:「到底边间银行、金融机构或有钱人被骗?……香港的法律公义在哪?」明显,这位内地人不明白香港的一套。或许,在某些地方,骗徒要得手才算有罪;所以,在大陆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皆因制度鼓励机会主义。

当政治介入市场,就难免会造就权力的投机。我相信这个节目的听众,对权力投机是甚么一回事不会感到陌生。曾几何时,有人说要是大陆越来越似香港,那就大家都有福;反之,假如香港越来越似大陆,那就是文明的灾难。也有人说,要守护香港,唯一方法是将香港围封起来。但我却天真地相信,香港的优势不是发展甚么人民币离岸业务,又或者港元债,而是要积极地输出我们的价值和信念,这样中国和香港才有救赎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丁一夫:一个康巴汉子的一生和理想

《一个西藏革命家》封面
 由美国著名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等执笔的《一个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杰的自传。平措旺杰是藏人中的共产党人,他参与了半个多世纪前汉藏关系的变化。最近读他的自传,读出了一些感慨。 
   
  一,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藏人 
   
  由于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藏地一向和外界比较隔阂。当上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欧亚大陆,到处都在革命的时候,西藏却是一个例外,革命思潮被堵在了外面。平措旺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藏人中屈指可数的共产党人。他是怎么会成为共产党人的呢? 
   
  平 措旺杰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巴塘这个地方位于今日四川省西部,历史上属藏地三区中的"康"区。平措旺杰小时候,生活在巴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 人,可是它远离拉萨,拉萨的政治权力到不了这个藏地的边缘地区。统治着巴塘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出的汉人县长。这个四川军阀又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离心 离德。平措旺杰从小就给父母送到拉萨最大的寺庙甘丹寺,跟着当喇嘛的叔叔,为以后出家当喇嘛做准备,只是后来叔叔不幸早逝,才回到巴塘的家里。而此时的巴 塘,呈现出汉藏民族和中央地方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措旺杰开篇说他的儿时巴塘,不是一般回忆录中温情脉脉的童年记忆,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之 下,汉藏之间的血腥冲突。就是这些冲突,让幼小的平措旺杰接触到了独立和自治的含义。他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的人。 
   
  1932年,平措旺杰十岁,他说他一直记得格桑次仁回到巴塘的景象。格桑次仁骑一匹大白马,一身戎装,在十岁的平 措旺杰眼里神气之极。格桑次仁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成员,平措旺杰有一个叔叔也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这次格桑回到家乡,是来完成国民政府交给他的使命, 在巴塘建立国民党组织。但是格桑次仁有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这个使命,来推翻军阀刘文辉在巴塘的统治,把治权重新收到藏人手里。他要对付的是刘文辉在巴塘 的兵营。用的什么办法呢?他以国民政府派员的身份,邀请兵营里的指挥官赴宴,在筵席上下了他们的枪。 
   
   后来,军阀刘文辉派出的兵力,还是把格桑次仁赶出了巴塘地区,格桑次仁没有完成国民政府给他的使命,他也没有实现在巴塘藏人治藏的个人理想。但他从此成为平措旺杰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平措旺杰立志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受现代教育,有魄力有能力,为家乡谋福利。 
   
  当时巴塘的汉人和藏人,中央和地方军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独特的纠葛局面。于是,"鸿门宴"的故事一演再演,成功概率仍然很高,其原因是,被邀请者除了赴宴,其实并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而汉藏文武官员之间的承诺,结盟,伪装,背叛,成了家常便饭。 
   
  平 措讲述的儿时故事里,他的叔叔洛桑顿珠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命,在巴塘和刘文辉手下一个叫傅德铨的人发生冲突,特别血腥。洛桑先用鸿门宴扣留了傅德铨, 傅德铨发誓服从,骗得释放,又反过来扣留了当地一个著名喇嘛。最后傅德铨对藏人发动进攻前,他们举行了一个鼓舞士气的仪式,把一个藏人俘虏绑在柱子上,让 每个士兵用刺刀刺一刀,刺得不深,不把俘虏一下子刺死,但是每人的刺刀上都要沾上鲜血。这个人凄厉惨叫,于是他们堵上他的嘴,一直折磨到晚上才让他死去。 
   
  正 是这些儿时故事,让平措旺杰相信,自己必须受现代教育。在这次事件以后,平措旺杰要求他叔叔把他带出去。他们赶着牦牛,从巴塘走到汉藏交界的打箭炉,再到 乐山,乘船到重庆,换船顺流而下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平措旺杰进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院,他进的是蒙藏委员会为培养蒙藏干部而特设的班级。该校学生一律 制服,军事化管理。在这里,平措旺杰学到了流利的汉语,还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 
   
  抗战爆发后,平措旺杰随学校西撤。就在西撤的一路上,他第 一次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年轻人对世间不公的愤怒,自然而然倾向开明的思潮。同时,日军的入侵,让平措旺杰心里澎湃着报国的热血。他说,他一方 面有作为藏人的民族意识,要为藏人推翻军阀刘文辉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爱国热情,爱的是大中国。他和另一个伙伴决定要去报名空军。他们请假离校,前往长 沙。一路上没有钱,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切身体验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穷人的悲惨艰苦,富人的奢侈骄慢,富人对穷人苦难的麻木和傲慢,这 些刺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年轻人滋生革命情绪的温床。 
   
  结果,他们没有当成空军,他在回校后对路途上见识贫富差别的一篇作文,却 引起开明思想的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政治书籍。由此,他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9年,他在重庆的藏人伙伴里组织了西藏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叫做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平措旺杰是西藏共产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那一年,平措旺杰才17岁。 
   
  二,解放家乡 
   
  整 个四十年代,平措旺杰在展开革命活动,可是他的革命活动和当时的世界大势相比,规模有限。他们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都有过联络。他曾经前 往拉萨,打算在拉萨建立共产党组织,展开活动,可是不久就让拉萨的西藏政府驱逐出来。到1949年,解放军进军全国,他又一次返回家乡巴塘,建立了中共康 藏边区党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在老家他组织了巴塘地下党,一开始有十个成员。他打算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的巴塘,理塘,德格,打箭炉等地组织起义,推翻刘文 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刘文辉,已经不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而是国民政府将康区划出来,于1939年1月1日成立的西康省的省长,成了国民 政府的"自己人"。而蒙藏委员会培养出来的藏族干部平措旺杰,此时却成了共产党人,策动旨在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于是,在巴塘,两边人马是老对头,而在大 局上的站位,却已经全然改变了。 
   
   平措旺杰在40年代 
   
   
  平措旺杰的起义没有来得及举行,刘文辉就投降了。为刘文辉一方管治巴塘的官员刚好是平措旺杰的一个叔叔。于是叔叔把政权交给了侄子,政权在叔侄之间和平转移。巴塘就这样和平解放了。 
   
  此时的平措旺杰意气风发。他28岁,已经是有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家。他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将在藏人的康区开始,甚至将会在全西藏展开。 
   
  此后有一天,他收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刚解放的重庆,向邓小平和刘伯承报到。他说,他为"我们在巴塘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如此高层人士的认可而非常兴奋。" 
   
  在重庆,他得知解放军第18军已经准备解放西藏,而他是共产党内汉藏两种语言都流利的最高阶干部。组织上要他随部队解放西藏,他的任务是搞好和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向他们做宣传,同时要让解放军了解西藏的文化风俗。贺龙和刘伯承还要他注意发现和培养藏族干部。 
   
  他 为自己能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历史变革而骄傲,决心尽力而为。他的语言能力,他对藏人藏地的熟悉,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 队必须带粮进藏,切不可让部队自己就地解决粮草问题。又比如,他知道,搞好藏人上层关系,礼物很重要,于是他亲手操办置买礼品。他赶到打箭炉,召集以前地 下党的旧友,商讨怎样为解放军组织牦牛运输队。为了解放军进藏的第一仗,著名的昌都战役,仅仅为运送物资去巴塘,他就亲自组织了有十万多头牦牛的庞大运输 队伍。 
   
  昌都一役,藏军几乎全军覆灭。在随后谈判签订著名的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措旺杰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七条的中间人 
   
  平 措旺杰在18军攻下昌都后第13天进入昌都。他为战胜者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藏军的总司令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这些战败的藏军 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平措旺杰说,他为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同情"(felt strangely sorry for them)。在解放军一方,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同情。他建议说,既然要把西藏上层争取过来,就不能羞辱他们,要显示出尊重。不是把他们当 成俘虏,而是当成西藏政府高官,是准备与之谈判的人。 
   
  他又是共产党一方唯一能够和阿沛他们沟通的人。他回忆说,他用了很多日夜同阿沛他们 长谈,谈苏联,谈共产主义,谈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那就是平等和宗教自由。那个时候,平措旺杰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他也向阿沛他们指明,西藏在军事上抵 抗中国是不可取的。他用了"鸡蛋碰石头"这个成语来比喻。 
   
  随后,阿沛等致信拉萨政府建议谈判。平措旺杰回忆,这封信是他和阿沛他们讨论后,再三修改,让解放军王其美将军过目以后,才由西藏官员签署发出。 
   
  平 措旺杰关于十七条谈判和签署的回忆,读起来非常微妙。在汉藏实力的大局之下,双方人士的反应和内心活动,恰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汹涌。平措旺杰的身份是谈 判的翻译,其实却远远不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认知上相差巨大的双方都能够理解和沟通的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他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作 为翻译,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双方不同认知而产生的用词不同。藏方用"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说法,而中方只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说法。这种说 法不同,有时候会造成尖锐对抗,可是如果翻译能灵活一点,就能降低或消减这种对抗。有意思的是,平措旺杰回忆中说到中方的时候,说的是"我们一方" (our side),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对他说起对方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说是"你们的人"(your people)。在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时却又都把他看成对方的人。他到底实质上是哪一边的,就要看双方在具体情势下,需要他做什么了。 他以为,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为两边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个汉人就会小心,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很可能种下日后的祸根。 
   
  十七条谈判最困难的是解放军进藏驻军的问题。西藏代表们尽其所能地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必要。他们内部也激烈争论。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很简单,不管签不签,解放军总是要进藏的。签了意味着和平进藏,不签意味着武力进藏。藏方无力抵抗,没有别的选择。 
   
  几 乎导致十七条谈判破裂的,却是最后中方提出的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的计划。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预先向藏方的阿沛打了招呼,阿沛却没有向西藏代表们通气。三 天后当李维汉正式提出的时候,西藏代表们就炸了窝。他们认为,这是解放军进藏后将取代西藏政府的一个计划,以前谈判所得到的自治条件都将化为乌有。而中方 认为,预先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没有反对,就是默认了,为何又出尔反尔。于是,李维汉发出了要西藏代表卷铺盖回家的威胁。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站 在漩涡中间的平措旺杰,没有把李维汉的"回家"翻译成"回西藏",而是翻译成"回旅馆"。随后,平措旺杰以一个藏人的身份,在西藏谈判代表中展开了说服。 他解释说,这个军政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不是要取代西藏政府。而且,达赖喇嘛是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终于,平措旺杰成功地把双方又拉回了谈判桌。 
   
  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为平旺同志,为他对十七条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人 
   
  在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藏汉关系史上,拉萨的藏人给平措旺杰一个标签,说他是"领着解放军进入拉萨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十七条签署以后,解放军终于越过 青藏高原,于1951年9月9日开入拉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八廓街上,他们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走在队伍前列的,是王其美将军和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身着解放军的军服。 
   
  我们如今很难猜测,在观看解放军开进拉萨的成千藏人眼睛里,平措旺杰是什么样的人。而平措旺杰在那一刻,感觉 到的是自己投身在革命事业之中,这个事业是为藏族谋平等自治的,是为藏民谋开明和福利的。不幸的是,就在长途行军前往拉萨的路上,就显示出了党内藏族干部 和汉族干部在某些问题上的细微分歧,而王其美等汉人干部就已经开始对藏人平措旺杰产生怀疑了。 
   
  在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汉藏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引出处理具体问题的不同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意味深远。 
   
  按 照礼仪,随解放军18军大部队进入拉萨的最高指挥官张国华将军,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这次会见非常重要,在北京时候就已经决定。李维汉告诉平措旺杰,张国 华离开北京以前,毛泽东私下召见张国华的时候,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达赖喇嘛时,要行三次"叩长头"礼。张国华将军显然不乐意对达赖喇嘛这个16岁的少 年行如此大礼,因为这样把自己完全卧平在地的"五体投地"的礼节,还要起来又卧下行三次,这对于不习惯藏传佛教礼仪的解放军将军来说,确实是一件为难的事 情。于是张将军对毛泽东说,对达赖喇嘛行个军礼是不是就可以了吧。毛泽东对张的态度感到有点生气,不客气地说,"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 叩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张国华只好默不作声。 
   
  在拉萨,临到了要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张国华还是不想行这个叩长头大礼,于是他对平措旺杰提出,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叩头吧。谁知平措旺杰对这个难题的反应是,"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 
   
  达 赖喇嘛在后来的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里,提到了这次会见。他记得很清楚,随着解放军将军一起来的,有一个身穿藏人服装,戴着藏人皮帽的青年,一进来就行 了三次正式的叩长头大礼。"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显然是中方代表团的一员。后来得知他是翻译,是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他不像其他人 那样穿毛式服装,他好心地告诉我,千万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平措旺杰的共产党人和藏人的双重身份,使得汉藏 双方在需要他的时候,都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汉藏互动时期,平措旺杰见证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场。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为 达赖喇嘛做翻译。中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习仲勋,到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等治藏军队干部,他们和达赖喇嘛的谈话,都是平措旺杰翻译 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比他小十多岁的达赖喇嘛交上了朋友。那些年,是平措旺杰工作如鱼得水的几年,他感觉,共产党人把他当成战友,而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 也把他当成心腹知己。两边都对他很好,两边都离不开他,而他也在尽力促进两边的互相理解,他显然认为,这种互相理解,对于革命事业,对于藏人的福利,都是 有利的。他感觉自己干得很值得。 
   
  就在他这几年的回忆里,仔细读来,可以读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从身份上来说,他属于共产党队伍里的一员,他 是中共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而不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官员。他有共产主义信仰,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劳有成绩,他更多的,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人。可 是,如今读他这一段的回忆,你会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藏人,是西藏达赖喇嘛那一边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在他的回忆里,他讲述了经历 过的各方人士,有细节描述。他的描述,对中共一方的人士,有足够的尊敬,却不知怎么就让你感觉少了一份亲情和信托。而对达赖喇嘛,名义上他是中央派来的翻 译,对达赖喇嘛却有着藏人都有的崇拜,作为"共产党一边的干部",照理说对达赖还应该有所疏远和敬畏,可是你却能读出一种亲近,一种默契。 
   
  在 多年后达赖喇嘛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这位翻译平措旺杰,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安静而聪明,精于思考。还说他真诚,诚实。达赖喇嘛回忆说,"有一次我们 谈到西藏的前途,他说他对西藏的前途非常乐观,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他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作为观众在罗布林卡看到我,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宝 座上。'现在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现在你和我一起在北京'。这个念头让他如此感动,竟使他泣不成声。" 
   
  而平措旺杰对达赖喇嘛的回忆,也有 一些细节。他用一个藏人的心态和眼睛,来注视这个19岁的青年。这个年轻人从雪域西藏来到北京,置身于一群成年人中间,这些人手中有几百万大军,治理着几 亿人口,有压倒性的实力来决定他和他的藏人未来的命运。大概,在场人之中,没有谁观察达赖喇嘛如此细致,如此怀着感情。他注意达赖喇嘛是不是紧张,说话是 不是流畅。他似乎在和达赖喇嘛一起,感受达赖身上肩负的无与伦比的沉重责任。达赖喇嘛会见毛泽东以后,对他说,"平旺-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 尊敬的称呼法),今天事情进行得非常好。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这种宽慰心情,也可以从平措旺杰的回忆中读出来。 
   
  平措旺杰还回忆到,他在接触了达赖喇嘛以后,才发现达赖喇嘛生活上简朴的一面。他说,达赖喇嘛日常吃的东西,比常人想象的简单很多。很多常人习以为常的食品,达赖根本就没吃过,一点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味的食物。于是,达赖对自己在北京吃到的丰美佳肴感觉非常惊奇。 
   
  如 今,五十年过后,汉藏关系中发生过了很多事情,再读平措旺杰的回忆,你不得不看到,尽管共产党博学多识的领袖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含义,同样是面对青 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却不会有一个人持有平措旺杰那样的眼光和感情。平措旺杰是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达赖喇嘛对于平措旺杰,仍然是一 个精神上的依托,仍然是他的精神领袖。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这种道理并不是理性的知识,而是雪域西藏千百年来植 入藏人血液的生命本身。 
   
  达赖喇嘛也从平措旺杰身上看到未来藏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种他所希望的关系。他回忆说,"我一向认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平措旺杰,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平措旺杰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可 惜的是,平措旺杰没有像达赖喇嘛盼望的那样回到拉萨担任书记。1957年,正是内地反右斗争的一年,也是在四川的康区、和青海的安多地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 动引起藏人反抗的一年。汉藏关系中,以中央政府主导所维持的那种和平,突然显示出诡秘的气氛。年底,一位中共官员告诉达赖喇嘛,平措旺杰不会回西藏了,因 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五. 世上千年,洞中一日 
   
  几年前,平措旺杰领着解放军入藏,张经武和张国华将军是他的战友,他们共事了八年,很多时候几乎是朝夕相处。可是当两位张将军向他宣布,要对他进行审查,并且要求他肃清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说出来的理由让他觉得"荒唐"。 
   
  张 经武说,在1957年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举行的青岛会议上,平措旺杰策划要把隶属四川省的德格划给西藏的昌都。这完全是误解和冤枉。在那次会议的一个小 组会上,是别人提出应该把德格地区的四个县划给昌都,这不是平措旺杰的想法,而且平措旺杰立即就意识到,这种想法是上级不会赏识的,于是公开表示这不可 能。他注意到会上有民委派来的 干部默默地做着记录,却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此后他发现阿沛等都向他提起这件事情,他隐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第二天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向 周恩来做了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而且相反,他是反对的。于是,周恩来说,看来是记录员记错了,别当回事。可是很明显,这仍然还"是一回事"。遗憾的 是,在那个年代整人的风气中,事情到了公开摊牌的时候,挨整的苦难之路一经展开,那就非得走完不可,再解释也来不及了。 
   
  当平措旺杰向两位将军老战友追问,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张国华说的理由更精彩。张将军缓慢地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你随身带了很多书。你带的这些书里,有一本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这 个理由,让平措旺杰无言以答。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是青年平措旺杰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正是这本共产主义导师的著作,让来自 偏僻巴塘的藏族青年平措旺杰相信,共产主义是主张所有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带了一本列宁的书,会成为一种罪过呢?平措旺杰感到愤怒,他怎么也 想不通。 
   
  他被留在北京,不准回拉萨。奇怪的是,在拉萨,党政机关公开宣布对他的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而在内地,并没有公开对他的批评。他被降职,安排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在反右运动后期,他还参与了给别人定右派。 
   
  1960 年初的一天,他被告知写出一生的经历,从八岁开始写起。于是,他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一生经历。对于1949年以前他成立西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详细 解释,因为这时他已经学会担心,他在成立西藏共产党以后曾经通过领馆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后来当西藏将他驱逐出境以后,他在印度又和印度共产党联系过。这些 革命活动,现在他知道,是有可能被误解的。 
   
  他把报告交上去,有两个月太平无事。然后,1960年八月的一天,人家通知他,他被隔离审查 了。他当时立即想到的是,家里的孩子们没人照顾,因为这时他的妻子还没有调到北京,岳母帮他照管孩子,但是只会讲藏语,而他的孩子有的不会讲汉语,有的不 会讲藏语。但是人家拒绝让他回家料理家事,也拒绝让他的孩子来看他。 
   
  很久以后,他才了解,中央民委向上级打了有关他的政治问题的报告,毛 泽东亲自批阅了报告。几年前,毛泽东当着达赖喇嘛的面称赞过他,但是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已经出走印度。毛泽东的批示是,要彻底调查,即使有"天大的事",也 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下面的人并没有照毛泽东的批示办。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一个谜。 
   
  8月31日,六个人来到他隔离审查的地方,出示了公安部谢富治的批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平措旺杰。他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一号。 
   
  这是1960年,平措旺杰38岁。当他迈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在这18年里,他大部分年头被单独监禁,即使看守他的士兵也不许同他讲一句话。 
   
  长 期单独监禁,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单独监禁十年以上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精神崩溃,不管你身体多么强壮,不管你精神多么顽强。平措旺杰也曾被送入北京安定 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他的妻子死在地下室里,他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当1978年他突然获释,孩子们来接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只会流着口水发出 呜呜的声音。 
   
  在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西藏也和康区、安多一样,展开了"民主改造"。大饥荒,文革,西藏的大部分寺庙被毁,连班禅 喇嘛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一切,平措旺杰一无所知,他在单独监禁的炼狱里煎熬。这个康巴汉子,凭着草原牧场给他的强健体魄,凭着没有害人动机的单纯心底,凭 着他进去的时候正是38岁年富力强之时,终于熬到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年代。有很多人,没有能熬到这一天。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这样惩罚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折磨他,没有人给他一个明确回答。 
   
  六. 来自山南的关怀 
   
  1978 年4月的一天,平措旺杰被释放,和前来迎接的他的孩子一起,直接被送上火车,送到四川省自贡,在那里被安置下来。名义上他恢复了自由,实际上他不能到他自 己想去的地方去,不能到北京去。他成都去看病,需要自贡当局批准。他决定作出一个反抗行动。1979年2月,他和儿子一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 
   
  这 时的北京,正在经历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在台上掌权的共产党官员们,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斗和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中央官员们集体呈现出少见的恻隐之心的时代。平措旺杰要推翻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他向邓小平、胡耀邦和陈毅写信申诉。 
   
  这里,他两次出现 了记忆失误。陈毅早在文革中去世了。可是平措旺杰两次提到了向陈毅申诉。这种记忆错位,我想,是因为1956年他随陈毅,汪峰,张经武等进藏的一路上,陈 毅给他留下的记忆。当时,在汪和张的言谈里,认为藏人什么也不懂,他们是到西藏去指导他们。这种汉人的傲慢让平措旺杰不快。轮到陈毅说话的时候,陈毅间接 地批评了他们,他说,我们到西藏去,应把自己看成学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师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局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应该向藏人学习,而 不是对藏人指手画脚。" 平措旺杰记恩,显然这番话让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平措旺杰向中央申诉后,1979年3月,统战部派人来找他,告 诉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作为中央政府的客人,来到北京。嘉乐顿珠提出一定要见平措旺杰。统战部的来人说,平措旺杰可以见他。而且,考虑他住在孩子 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统战部在民族宫饭店安排了房间,可以在那里见面。第二天,统战部来人又告知说,嘉乐顿珠坚持,一定要在平措旺杰自己的家里见到 他。 
   
   在 平措旺杰家里,嘉乐顿珠讲述了这次他代表达赖喇嘛来访问的前因后果。他说,他在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转达的中央政府邀请后,立即赶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达 赖喇嘛请示。达赖喇嘛说,他应该去,并且关照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这次来,可以听任何人说话,但是自己不要谈政治,也不能自己和中央政府谈判。第二件是, 要设法找到平措旺杰,了解平措旺杰这些年在哪里,他过得好不好。 
   
  嘉乐顿珠向他简单介绍了流亡在外的藏人状况,告诉他说,现在藏人的儿童都上学了。告别前,嘉乐顿珠说想看看他的孩子们,于是他把孩子们叫出来。孩子们把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嘉乐顿珠,他的女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嘉乐顿珠看着这些下一代藏人,强忍眼泪。 
   
  嘉 乐顿珠的来访,顿时改善了平措旺杰的政治待遇。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平反,没有恢复工作。这个时期,他接待了刚从监狱里释放的班禅喇嘛来访。班禅喇嘛答应 尽力帮助他。他也向阿沛请求帮助。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是藏人中很少的在这些年里没有遭受厄运的人,还一直担负着没有实权的高职位。从十七条谈判时期 开始,阿沛就认识他,了解他,没有人比阿沛更清楚,平措旺杰对中央政府绝无背叛之心。阿沛答应,帮助他把写给邓小平的申诉信递上去。 
   
  1979 年秋天,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邀请平措旺杰出席了为达赖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是平措旺杰二十年来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杨 静仁和主宾们在第一桌,平措旺杰和统战部的干部在第二桌。席间,达赖喇嘛的代表们频频走到第二桌来,向他祝酒。像是预先就想好了一样,在各种场合向中央称 赞平措旺杰。这不可能不引起最高层的注意,也促进了平措旺杰的平反和恢复政治待遇。 
   
  随后,达赖代表团开始对西藏地区的访问。在他们访问以前,统战部担心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仇恨而对代表们不礼不恭,于是布置基层,要说服民众,不要向达赖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说,没有比这种担心更离谱的了。政府一方对藏人的判断完全错误。达赖喇嘛代表所到之处,民众狂热欢迎,场面惊心动魄。人们哭着喊着,达赖喇嘛万岁!这是1979年,自从毛泽东三年前去世,中国人就不再对哪个人喊万岁了。 
   
   这 个场景,从来没有在中国报纸上报道过,以后也从没有在国内的文章、书籍中出现过。所有当事人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人提起,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 是,它发生过。这个场景意味深远。它表明中央政府,共产党干部和汉地民众,对藏人藏地的判断是何等失误。他们和几百万藏人相处交往了三十年,竟然一点不知 道藏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藏人的判断,和现实完全相反。而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方对管治西藏政策的自信,是全部建立在这一判断上的。这一判断被证明失误, 说明了什么呢?此后对这一判断失误的沉默,又说明了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一样,那就是平措旺杰。如果平措旺杰不懂藏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共产党人懂得藏人了。如果共产党想懂得藏人,他们就应该听听平措旺杰的看法。那么,汉藏关系往哪里去,平措旺杰是怎么想的呢? 
   
  在平措旺杰的回忆录里,有那么一个历史细节。 
   
  七. 藏人的旗子能不能打起来 
   
  平措旺杰对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回忆里,有一件事情,看似平常却意味无穷。那年达赖喇嘛待在汉地几个月,在京期间,毛泽东会突然拜访这位年轻的西藏宗教领袖。毛泽东常有出人意外的言谈,有些话显然是深思熟虑以后说的,有些话又似乎兴之所至,随口而说。 
   
  有 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又来到达赖喇嘛住的地方。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毛突然说:"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National Flag),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平措旺杰把这句话翻译过去,达赖喇嘛反问,他说的"他们"是指谁啊?平措旺杰把这个问题再翻过去,毛泽东直接 了当地告知,他指的是当时代表中央在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 
   
   对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不知来意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直接回答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有没有自己国旗这个问题。谁知毛泽东 立即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 样好吗?"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对毛泽东的这番话感觉非常兴奋。虽然他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不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抑或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很注意苏联的榜样,他认为,毛泽东说藏人可以用自己的国旗,说明将来会采纳苏联那样的共和国联盟的政体。 
   
  这天夜里,兴奋莫名的平措旺杰把这番话告诉了张经武。谁知张经武非常关心的是,毛泽东说的"他们"都是谁,对"他们"还说了别的什么话没有。他对有关国旗的说法一点兴趣也没有。 
   
  后 来,平措旺杰还向刘格平提起了毛泽东的话。刘格平是一个回族干部。他对"他们"是谁一点没有留意,却立即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话可能蕴含的意义。他说:这么看 来,将来,西藏,新疆和内蒙,可能会建立苏联式的共和国,而小的少数民族则建立自治区。他说,这可是太好了。他们俩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这样说,那么中央政 府一定会采纳这种想法的。 
   
  可惜,从那以后,这一共和国联盟的模式,在西方称为联邦制,再也没有人提起。而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这一思想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平 措旺杰说,很多年以后,他在长年的单独监禁中,又想起了毛泽东的这段话。他为这段话没有留下记录而焦虑不安。大概1974年到1975年间,他在单人牢房 里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放出去了,现在达赖喇嘛在国外,而毛泽东也非常衰老了。于是,他把这段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的话,写了下来。 
   
  如今,离开毛泽东说那番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平措旺杰记下的这段话,说明汉藏关系其实本来还有别的路可走,本来还有别的可能性的。同样,未来也并不是只有已经开了头的这一条路可走。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选择权在实力强的一方。 
   
  八,汉藏关系的钥匙在哪里 
   
  平措旺杰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是中共高层反省西藏政策的年代。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胡耀邦等领导层官员,痛定思痛,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西藏政策中,很可能对藏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于是,他们打算纠正错误,让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拐一个弯。 
   
  这时的平措旺杰,虽然刚从监禁中释放不久,但是他无疑仍是藏族共产党人中资格最老的人。他在党中央高层中的人脉无人可比。当他要把自己的平反申诉递交上去,办事干部显得冷淡的时候,他出示一张几十年前和邓小平的照片,立即就让对方转变了态度。 
   
  可是,几十年过去,人事皆变。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上已经布满了汉藏两族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欢迎平措旺杰重新出山。平措旺杰显然是看清了这一点。 
   
  1980年6月的一天,胡耀邦邀请平措旺杰谈话,他们五十年代就相识。当胡耀邦见到平措旺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 
   
  然 后,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意外的是,平措旺杰凭着强烈的本能感觉,谢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他要完成狱中多年进行的对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要写成一部大部头著作。另一个理由是,他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但是,平 措旺杰显然十分关心西藏的情况和政策。于是,在一次胡耀邦宴请藏族干部的场合,平措旺杰发表了一番意见。这番意见,只有平措旺杰一人有这样的胆识说出来。 他说,中共应该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所谓1959年西藏暴乱。他还说,不能动用军队来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 措旺杰回忆录里,以后的故事是他和党内一些官员展开诬陷和反诬的经历。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些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反感他的干部 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藏人是最坏的主张藏独的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另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第三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一面 为自己辩诬,一面仍然在面见中央高层的时候,发出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读到这些,你会看到,一个康巴汉子又回来了。1983年,他在和胡耀邦谈话时说, 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开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做法是错误的,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他还批评说,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 少数民族干部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他又强调,不能派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和不安。要控制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不能让汉族劳动力想去哪儿就 去哪儿。他说,他理解,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而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汉族移民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 生存利益。 
   
  他向胡耀邦提议,拉萨永远不应该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他说,几百年来,那是藏人的神圣之地,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只顾建设,不讲保护,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如果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会引出严重的后果。 
   
  可 惜,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政治上的陨落,中国政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对藏政策又开始收紧。平措旺杰的意见不再被中央所重视。如今,距离平措旺杰提出这些建议 又过去了25年,拉萨的面貌在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变化。2005年,中外学者调查发表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指出:"拉萨历史核心区未来的保护已经变 得刻不容缓。然而在逐渐意识到这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已经太迟了。"和布达拉宫相对的,是文化含义和建筑风格迥异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而大量汉族移 民的涌入,正在从文化氛围上改变拉萨。 
   
  2002年,平措旺杰回忆录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问平措旺杰,是不是想为自己的自传写 一个后记。两天后,平措旺杰交给Goldstein一份文稿。在这份评价自己一生的短短稿子里,平措旺杰表达了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 是应该得到高度自治的看法。 
   
  最后,平措旺杰推崇汉人作家王力雄的观点:解决汉藏关系问题的钥匙,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人,平措旺杰判断说,康区、卫藏和安多,这藏人三区的大部分人,都从心底里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平措旺杰呼吁: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人格。相反,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平措旺杰刚好80岁。 
   
   
  九. 何时相会 
   
  1989年,流亡30年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在这本回忆以往的书中,达赖喇嘛多次提及这位当年的翻译,流露念旧之情: 
   
  "平措旺杰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又过去了17年。如今,达赖喇嘛73岁,平措旺杰86岁。不知是否重逢有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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