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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管见:甲午年看“军事斗争”

图:1972年9月周恩来会见田中角荣,中国主动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



亚洲的正常与不正常,造成了日趋紧张的局势。如今,习近平集权之势已经显露出来,他以"中国梦"为号召,以"军事斗争"为手段,在亚洲乃至世界有所作为。历史有前车之鉴,中共政治的品质呈现恶性蜕变之势,世人不可不察。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兴致勃勃地一手展开"舆论斗争",一手部署"军事斗争",而又一个甲午年到来,更令人不能不仔细观察习近平为其"中国梦"而动武的盘算。

中共主动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

说到"军事斗争",让人想到对外用兵。首先涉及的是领土争端。东北大片土地丢失已久,中共已实际放弃。对印度,中共态度很是奇怪,先是故作慷慨,然后动武,打胜了又大撤退,到现在,又时不时地挑起争端,令人费解。较为尖锐化的是在海域方面,具体而言,中共如今摆出东、南两个方向上两面出击的架势,与先前大不一样。

东面,与日本争夺钓鱼岛。这一争议,有三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日本人宣布对钓鱼岛主权之时。日本人说,当时其它国家都没有提出异议。这应该不奇怪,当时清王朝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而此前它对偌大的香港也懵里懵懂,它或许根本不在乎小小的钓鱼岛。而中共则坚持说,当时日本是秘密侵占钓鱼岛,开脱了清政府的责任。二是后来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之时。这时中共已经当政,它也同样不在乎钓鱼岛,懒洋洋地时隔半年才表示出反对的姿态。三是中日谈判恢复邦交之时。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迟迟未能解决,中共这时看来决心尽快与日本复交,于是主动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

中共要求搁置钓鱼岛问题,一个重要的考虑,应该是避开台湾干扰。中华民国政府声称,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且对钓鱼岛主权一向态度明确,这样,与日本谈判钓鱼岛问题,"两个中国"问题就纠缠在里面,对中共来说,当然以搁置问题为好。

"九段线"要求有其过分之处

南面,中共延续国民政府对南海"九段线"的主权要求,过去是所谓"地图主权",现在要真的实现,局势就趋于紧张。

"九段线"要求的实质,是把中国在南海中占领的岛屿,与其本土相连,声称其间广阔的海域都属于中国。美国的基本立场,没有明说不承认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而是申明维持在南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共表示不反对这一权利,而中国海域若允许别国自由航行,其"主权"实际上就打了折扣。

平心而论,"九段线"要求有其过分之处。想想看,倘若中国在菲律宾东南面,或者印度尼西亚南面,也占领了某个岛屿,它与中国本土之间如何相连呢?再者,美国的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部,若美国也声称它对夏威夷与美国本土──还有阿拉斯加,美国本土的概念本身就较为复杂──之间的海域拥有主权,又将如何?此外,当年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若它的主权要求也如此这般伸展开来,岂不是全球海域或陆地都要落入大英帝国之手?

显然,"九段线"难以实现有其原因,还是以所占岛屿周围划领海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中国一向依恃其"九段线"要求,对别国占领其中岛屿的行为往往限于口头反对或抗议,如今实力增强,欲变"地图主权"为现实主权,但面对已形成的复杂局面,难度就很大了。

中共一味强调"自古以来"的主权,但主权边界在现实中会发生变化,则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中共对这一号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方法,最是深恶痛绝。

中共政治品质呈现恶性蜕变之势

现在,它矛头指向日本,外交上强硬,燃起"舆论斗争"之火,同时加紧"军事斗争"部署,号称是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日本右翼倾向和复兴军国主义。然而问题在于,日本是民主国家,又处于其不正常的状态,它的民意可以制约右翼化和军国主义复兴,但对国家正常化有深深的渴望。这与一战后的德国有相似之处。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心理而争霸世界,斯大林却命令德共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而放任纳粹成长。现在习近平无视日本民众向往正常国家的心理,强硬而简单地以"反日"手段阻止日本变化,与当年斯大林仍有类似之处。

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其国内民意首当其冲,会受到严厉压制,而这在中国,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中国在崛起,中共抱负在膨胀,它要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领土要求,先在针对国内民众的"舆论斗争"中"亮剑"。所谓"亮剑",借用了"军事斗争"的说法,而在"舆论斗争"中这般行事,其实类似于"文革"中所谓"砸烂狗头"。中共之意,更想以"军事斗争"对外"亮剑",这在本国民众中自有强大支持,但它实在不好意思明说。

日本野田政府阻止右翼搅局而鲁莽行事,被中共抓住机会大举反日,势同玩火,而安倍政府趁势而起,推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这样的发展,内涵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当有作为,但反宪政的中共政治,实际上使得中国也同样不正常,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疑虑,正在于此。于是,亚洲的正常与不正常,造成了日趋紧张的局势。

如今,习近平集权之势已经显露出来,他以"中国梦"为号召,以"军事斗争"为手段,在亚洲乃至世界有所作为。他的雄心或许可佳,不过,"中国梦"在现实中以更严厉压制公民权利为代价,其国家主义之狰狞,与日本人之"传承参拜靖国神社精神",实际亦敌亦友。历史有前车之鉴,中共政治的品质呈现恶性蜕变之势,世人不可不察。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动向》长短论:甲午年的历史轮回

中国政府经常批评日本,因为钓鱼岛争执的缘故,近来这种批评调门的分贝急剧升高,除了惯常的批评东京对自己当年的侵略罪行缺少深刻的反省、掩盖事实歪曲历史等,还加强了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抨击,称其中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日本的"希特勒"。……言辞间的怨愤,显然已越出了两国关系的外交礼节。

奇怪的是,非但日本拒绝北京这种批评,在互联网发展到中共已经无法一手遮天的大陆社会,民间舆论也对自己政府的高调横挑鼻子竖挑眼:以北京现在的批评为依据,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感谢日本皇军的侵华战争,否则中共就不可能夺取政权。毛政府还放弃了战争赔款、放弃了"自古以来"的冲绳主权。毛是中共现政权的合法性象征,与现今中南海的言行自相矛盾和荒谬可笑,毕现无遗。

更有甚者,检视中共的历史,在暴力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长春围困战令数十万难民饿毙)暂且不论,就说在和平时期,各种政治运动令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其罪恶比纳粹希特勒更有过之!中共非但不公布真相也不道歉,反而在天安门广场建造纪念堂,对制造人类浩劫的元凶――毛泽东顶礼膜拜。

由此再看北京对日本的种种批评,倒像一面镜子,在相当程度上照出的是自己的嘴脸。常闻中国人有一种疑虑:为什么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反省自己的最恶呢?其实,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舞台上看,日本与中国很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仅在历史、文化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许多思维或行为方式(如回避自身罪责的反省)如出一辙,犹如相生相克的一对。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那是近代日本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确立了世界强国和执亚洲牛耳的地位,但追求扩军强国扭曲了国家政体,埋下了后来军国主义为祸世界的种子,直至二战彻底败亡,变成了一个被占领的非正常国家。甲午战争也是中国国运走向衰败的转折点,由于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民众只记住那是民族的屈辱,看不到自身政治模式的病疴才是根本原因――与其说是败给日本,不如说是败给自己没落腐败的体制。

二战以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脱亚入欧",重建了一个奉行普世价值观的现代宪政国家,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然而,缺少历史的深刻反省,亦令其在对中共关系上屡屡出错:如抢在美国之前与北京建交,让毛氏孤立外交困境得以突围;在对北京关系上,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坚持人权等普世准则;六四后不惜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率先与其恢复关系……细究起来,中共今天肆意破坏秩序、不讲规则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日本无原则绥靖政策的报应。

相比之下,中国没日本幸运,始终走不出120年前陷入的泥潭,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共对内打造了一个维稳体制,不惜以超过军费增长的速度提升维稳开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警察+特务治国!对外大肆扩充军备,在国际纠纷中不讲文明、破坏规范,甚至在国际安全中不惜以北韩流氓政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干脆扯下了韬光养晦的伪装。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南海急剧膨胀的自以为是心态,正在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后尘。如果真有甲午年的历史轮回,导致当年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更严重的存在着,以如今从上倒下的全面腐败,和军人中七成以上独生子女的状况看,这个仗不用打,就已经知道结局了。到那时,成也日本亡也日本的中共,让日本圆了"正常国家"的夙愿,也算习近平帮毛泽东了却当年对皇军的谢忱。

《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封面


【编辑者言】
把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毫无疑问是胡温十年的一大"政绩",尽管他们把刘关押到离北京500公里外的锦州监狱,以掩饰自己对这一影响当今中国重大事件的责任,但未来的历史绝不会放过他们。说来也十分诡谲,中南海当时明明下令要防止中国出曼德拉、哈维尔那样的人,结果周永康的维稳体制偏偏就给你造一个出来。
习近平有法学博士学位,他上台后不少人对他口称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心存幻想,以为即使刘晓波不能马上出狱,对民间活动和新闻言论方面的控制将变得更宽松一些,这次对法学博士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审判,恰似朝野两位"法学博士"的较量,证明了薄熙来、周永康之流的"唱红打黑"大行其道。不过,人们的善良愿望再次破灭的同时,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候选人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位中国籍新人。
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一大批刘晓波、许志永式的人物,当这些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涌现时,象征着"一个正在到来的自由社会"的孕育成熟,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将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本期特辑"许志永案谁审谁?"对这一读者关心的案件,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了。
本期"人物访谈"对辞职法学副教授谌洪果的采访和"法制倒退"栏目,反映了中国大陆急剧恶化的法制现状,以及法律人的挣扎。"专题:文革与道歉"对宋彬彬道歉引出的话题,组织不同意见的探讨,将有助于接近真相。"专稿"和"宿命轮回"栏目及相关文章,剖析了美中关系、国际和平的新变化及即将遭遇的严峻挑战。"焦点:习近平执政"介绍了习近平两年内遭到的两大挫折,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还"没有缝合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齐戈:也说宋彬彬道歉

图: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



   1月12日,宋彬彬从纽约赶回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在东一楼,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宋彬彬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这是是继陈小鲁之后,又一起标志性的道歉事件。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的事件,其原因在于:她和陈小鲁不但都有中共高级干部家庭的背景,而且都是红卫兵运动中标志性人物。一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当年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带上红袖章,使之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当宋彬彬的道歉在媒体报道后,舆论很快出现认同的声音;但很快又出现了质疑甚至“诘难”的声音,这倒是宋彬彬始料未及。
我是认同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的。相比那些不敢道歉、甚至没有悔意的人,相比那些试图重回“文革”的人,这种道歉说明她分得清是非,说明她天良未泯。质疑宋彬彬道歉的原因,多少和卞仲耘校长之死有关。不过,这个有关只要不涉及刑事,宋彬彬的道歉是可以接受的。

道歉说明她分得清是非天良未泯

自中共建政以来,在他们的操纵下,以群众的名义不知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恶事。从土改到清匪反霸,从三反五反到对资改造;在他们的怂恿下,多少人死于“群众斗争”的现场?只不过红卫兵运动涉及的范围空前而已。
知道土改真相的人,谁能指出一处不打人、不伤人、无私刑的土改场景?在那里,人性被扭曲,那些被操纵的农民以难以想象的野蛮,做出难以启齿的邪恶刑罚。包括那些曾经的善良农户,一时间也成为敢于作恶的痞子。不过这是在农村,没有现场的阅历,谁会相信这是事实?
三反五反运动始于50年代初,运动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工商业界。毛泽东在1952年1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各单位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是指那些涉案金额较大的对象。

“大老虎”是毛泽东设计出来的

“大老虎”是毛泽东设计出来的,至于这些涉案对象在哪里,涉案金额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于是根据“大老虎”这个概念,就有了打虎队。打虎队当然是积极分子组成,其实也是搞的群众运动。于是就有“群众不太懂政策”搞的通宵战、戴高帽子、挂黑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这里当然有真“老虎”,更多的则是假“老虎”;苦打成招,甚至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其实打虎队和红卫兵是一回事,只是前者行于密室之内,后者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而真正的罪人,是他们背后的操纵者。
反过来再看宋彬彬的道歉。道歉当然是对过错而言,如果是罪行岂能以道歉了之?况且,红卫兵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中共运动群众、再把群众引向痞子运动的特例,特就特在这次运动的群众,是多数尚未成年的中学生。不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出现在中学,抄家、破四旧、打砸抢的“红八月”的主力,也是中学红卫兵。至于大学红卫兵则是以后的事了。所谓群众运动,从来就是中共在背后运动群众,红卫兵运动岂能例外?中共和他们的老板毛泽东才是文革灾难的罪魁祸首。他们所犯罪行,当然就不是道歉的问题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姚监复:王晶垚、胡杰谈卞仲耘死后的邓楠、邓榕一次谈话

图说:邓小平的女儿们 左起:邓榕、邓楠、邓琳

我在几年前结识了王晶,他是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丈夫。他在家中向我展示了196685日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女学生斗争、打死后的血衣,和他当天买了照相机拍下的遗照,这是真实的物证,也是历史的真实。他还告诉我85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家,并告诉王晶,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邓楠、邓榕没有告诉王晶为什么不能讲卞校长是被打死的,而要说假话,是高血压死的。她们也没有告诉王晶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委托她们这样讲的,还是她们自己决定的。因此,王晶不知道邓楠、邓榕这个通知的来龙去脉和背景。


安全部门警告纪录片制片人胡杰


后来,我见过胡杰,他拍摄过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在1966年红八月中被女学生打死的专题影片,受到国内外关注。胡杰告诉过我,他在南京自己家中在计算机上制作卞仲耘被打死的影片时,曾经引用过王晶告诉我,也告诉他的那个情节,即邓楠、邓榕要王晶以后讲卞仲耘之死因,只能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而不能讲是被学生打死的。胡杰说,第二天安全部门有人到胡杰家里来,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因此,在后来胡杰制作的卞仲耘之死的影片中,没有邓楠、邓榕的告诉王晶的那段话。胡杰不知道安全部门用什么技术手段知道胡杰在家中制作电影时使用了邓楠、邓榕对王晶的警告,也不知道官方为什么不准胡杰在影片提到邓楠、邓榕的有关讲话,当然他更不知道删去这段讲话的命令来自何方和何人下令。


希望还原历史真相

王晶、胡杰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因此,我将王、胡告诉的上述情况和我们的疑团,向关心文革红八月真实历史的几位学者请教过。我只讲过王。胡告诉我的上述事情经过与疑问,我没有作过进一步的推论和缺乏直接证据的结论。因此,海外有关"姚监复说邓楠、邓榕打死卞仲耘"之类的传言,不是我讲的原话,而是一种误传或别人的推论。我只希望还原历史真相,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真正克服文革政治思想文化的遗毒,并消除文革精神创伤的后遗症。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张伦:许志永案与2014年的中国政治走向

图:香港支联会等人权团体在中联办抗议,要求北京立即释放许志永


2013年的开头的南都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新出击;2014年初许志永等的被审判,标志着公民社会的一次挫折。这两个事件,说到底都是社会与国家历史性的博弈。

  如果说2013年中国政治的初始是以南都事件为标志的话,那么2014 年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对许志永及其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审判。如果说因南都事件,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对新领导人的某些误判,但至少那时还没有全然失望,还残存着一些幻想,甚至还有人会去替主政者设想出某些可以开脱的借口;但今天,一年过后,人们已不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在今天许志永等被判刑之后。这,或许就是间隔一年的两个事件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中国的进步力量与当局的疏离就此彻底形成,其后果,虽一时或不明显,但将来的历史定会证明是影响深远的。

进一步忤逆民意加剧合法性危机

      从几年前宣判刘晓波案始,中共当局就开启了一个很无耻的做法——寻找西方或国内最重要的节日前夕进行重要的政治宣判。这或许是主导这种审判者的一种权力欲的潜意识释放——专断的权力者常常习惯欣赏给人造成的痛苦的程度,痛苦越高,权力满足感越强。也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在人们尤其是被判刑者家人需要欢乐的时候将这些人判刑,加大人们心理承受的痛苦的后果,借此达到更大的阻吓功效。此外,选择这种时刻判刑,也可能是为避免国际或国内社会舆论的更多关注:人们忙于过年,无暇或不愿他顾,此时进行政治宣判可以减少引发更多的抗议,减少政治成本。
   但事实上,这种审判的本身,以及这种有关审判时间上的不登大雅、掩耳盗铃式的的算计等,都透露出中共政治现有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其合法性的缺失,执政道义的阙如和底气的不足;为维护政权,只计一时的功效,不顾长远的利害。最终,实际上只能是事与愿违,从深层次上更加深重地侵蚀政权合法性,颠覆人们对政权的认同。其实,人们怎么可能因节日而彻底忽略或忘记了这些审判的非正义性?因为所有这些审判涉及的罪名都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正义缺失有关,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因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而被审判的人士,就永远会不断被人们记起,映照着政权的非道义性。看看许志永一案审判所涉及的内容,有哪些不是当下国人关注的?强加的罪名又有哪些不是是非法的?哪怕是按现行法律来讲,也不能被定为有罪。

邓式治国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这种审判不仅失去士心、民心,更失去中国人对建设法治国家最后的一点希望。这种希望一旦破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那其实对任何人都不见得是个福音。刚刚三中全会宣示依法治国,不造冤案言犹在耳,这厢便下手非法审判,除了出主政者可能的政治权宜考量外,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法律依然是统治者随意玩耍、治人的工具,主政者内心没有对法律神圣性的尊重;法治也依然是以法治人的法治,而不是以法治国,按法治国的法治。因此,我们又如何指望三中全会能成为另一个改革的历程碑,宣示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人们重新燃起对改革的希望?
 从这次审判,再次坐实笔者过去的一个判断:新的主政者是毛邓兼习,以邓为主;所有近来的一些做法多有抄袭邓当年主政前后的路径,一手高调改革;另一手镇压社会不满,压制各界批评。但问题是,三十多年的改革造就全新的格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利益冲突尖锐复杂,随社会的发展,国际视野的拓宽以及教育水准的提升,人们的公民意识空前高涨,更富批判精神,不会再轻易甘做这种权力游戏下被动的棋子,有着强烈的参与企图,当自己的权益受损,敢于也开始具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益。那种邓式的治国手段,事实上一如其奠定下的发展模式一样已走到尽头。中国需要新的方式,能够适应这种利益格局和社会心理需要的政府组织形式和国家治理手段。而如果照搬邓式模式,甚至搬来毛来应付今日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 ,是注定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后果的。                                

社会力量正在显示其抗拒的能量                                                                                                                                                                       遗憾的是,从过去一年尤其是这次审判,我们大概可以预见的是,已经开始的2014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很可能中国上层的执政路径依然是这种毛邓兼用,以邓为主的模式。官方会继续搞所谓的两手硬政治,维系现有格局;党内借反腐立威,同时借此平抑社会不满;党外打压社会抗议和一些具有组织性的自主社会改革尝试,将所谓的改革主导权掌控的自己手里;不惜一切手段包括以违背法律的方式来压制社会不满,阻挡一切可能引发群众上街,酿成风潮的事件发生。当然,为达到这个目的,也会适当给予社会一些新的空间,做些新的社会管理手段上的新尝试。但只要执政当局不从根本上对现行体制以及执政理念进行调整,这类尝试都不会超越一种工具意义上的。
  这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管治技术的更新在何种程度上能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如何在壮大自身的实力的同时有力地与政治权力进行博弈,这才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2013年中共当局曾一时全面左转,大肆打压社会力量,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压抑住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崛起。相反,在社会的强力反弹下,官方不得不在一些左倾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进一步后退,采取的某些不得人心的做法因受到的抵制而有所收敛。从某种意义上讲,2013年官方重新控制社会的一些重要领域的企图虽不能说全面失败,但至少没有达到其预定的结果;社会力量正在显示出其抗拒的能量。2013年的开头的南都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新出击;2014年初许志永等的被审判,标志着公民社会的一次挫折。这两个事件,说到底都是社会与国家历史性的博弈。2014,这种博弈依然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其结果可能进一步形塑未来的中国,影响那必将在未来出现的一次有关中国走向的历史性抉择。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黄一龙:审判宪法之谜

图:1月22日以来陆续遭审判的六名新公民运动人士:许志永、丁家喜、李蔚、 赵长青、袁冬、张宝成。


被告分明在行使宪法权利,原告则追究破坏秩序;公民被告在提出监督权力的诉求,权力原告却责他不听警察的招呼!这也就是这次宪法大审判透露出来的恐惧感之所在。
審判公民的「憲法權利」

  從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許志永案開審,同案的多人也被安排跟著開庭。

  審他什麼案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這個於十年前參與上書控訴、抵制嚴重擾亂廣大農民基本生存秩序的「城市流浪人員收容審查」制度的法學博士,難道真是吃飽了沒事幹,跑到大街上去攔人堵車耍流氓嗎?

  原來最後據以批捕他(和他們)的所謂「擾亂秩序」,只是在街邊拉出一塊橫幅,要求最高官員帶頭公示財產!這擾亂了什麼秩序擾亂了誰的秩序呢?他們不是在表達一種訴求;表達訴求的權利不是屬於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嗎?

  這倒接近答案了。就是要審判他這個「憲法權利」!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審判憲法權利」的安排不是個案而是制度;凡是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特別是第三十五條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權利,每項都有至少一種實體法貼身緊跟嚴密監視,誰要「自由」一下都須「依法」事先喊聲「報告政府」求得批准,比非共和時期皇朝奴婢向皇上叩求恩准,也只是可以站求而已;不申請或未批准的自由屬於非法自由有罪自由,就犯「非法自由罪」或「憲法罪」了。其中僅僅剩下日常用嘴說話的權利,在技術上至今尚無良策於人們每次發聲之前予以批准或不准,對此則使用後懲法,只要話不中聽,就可定你說話顛覆政府或煽動顛覆政府(二者不同義,原因不詳);儘管那語音已經消散多日而政府的一條板凳都未受到「顛覆」。這樣的辦法施行多年也判罪無數,次次都暴露當權者的心虛怯懦次次都取得貽笑天下的效果。本屆政府上台以來則傾向於更加無須講理,不跟你囉嗦你說話的內容而只追究你說話的「場合」!如果你們喝茶談書議人物,經查那次茶會未經申請,屬於非法集會,所以你犯了非法集會罪!如果你在「飯醉」席間講了一番話而那場「飯醉」有人(或者就是上面的線人)醉倒發酒瘋,你有聚眾滋事罪了!如果你只在街邊講話,或不講話而拉橫幅表達某個意思,哈哈,看見錄像沒有?有幾個人圍觀吧?還有人繞開你們走吧?這是什麼?這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於是,在百年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首都北京以及其它一些城市,就有領導有計劃統一上演這樣一齣審判「公民行使憲法權利/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了!十分顯然,這是一場雞鴨的對話或(更準確些說)對牛彈琴:被告分明在行使憲法權利,原告則追究擾亂秩序;公民被告在提出監督權力的訴求,權力原告卻責他不聽警察的招呼!所以第一位被送上法庭的本案主要當事人許志永博士和他的律師,就以沉默去對付「法庭調查」中任何提問和指控,只在他的最後陳述(卻被法官非法打斷)中指出這場把戲的要害:

  「你們心中深深的恐懼」

  你們指控我在「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行動中擾亂公共秩序,表面看這是一個公民言論自由與公共場所秩序的邊界問題,實際上,這是你們是否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的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你們心中深深的恐懼。

  陳述中所說的「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是指他所發起的「新公民運動」幾年來不懈地努力維護異地務工農民的遷徙權益,特別是隨遷子女就地讀書和高考的權利,最後導致「教育部終於公佈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到二○一二年年底,全國共二十九個省市陸續出台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為了取得這一利民利國還利執政黨的政績的偉大成果,許博士和他的那些「把公民的身份當真」的追隨者們,數年間不管風吹雨打,總是定時集會定時請願,總是用自己的憲法權利敲打那些根本不把公民的意願當真的當權者們,終於換來了他們的轉變,這不能不是一件一定會進入共和國歷史的輝煌功績。為此他們自然須集會須表達特別是須要和政府對話,這就給了司法部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把柄。這種拙劣的把戲,正如把冒著生命危險衝入火災現場搶救生命的勇士,控以「非法進入私宅」罪──這是哪兒跟哪兒呀!何況這個北京市和這個共和國,多年來頻繁發生對「公共場所秩序」有計劃有領導的嚴重破壞甚至顛覆,從到處扯橫幅「公審」當局不中意的「漢奸」,到千百暴徒砸車燒房的「愛國遊行」,直到百萬雄師開進首都橫掃百姓,「公共場所秩序」破壞無遺,施暴者及其首領何曾受到法律的絲毫追究?那時那些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到哪裡去了?他們現在怎麼一下就如此在乎「公共場所秩序」了?

  以上文字寫於許案開審的當天和次日,到一月二十六日一審判決下來(其文號居然是前一年的(「(二○一三)一中字第6268號」)!字字句句都不出上文所料,113條「證據」都指明那漢子果然跑進了人家屋裡,果然未曾取得屋主同意,果然強行抱出了人家的娃娃,──就是不說那是在捨身救火!於是就「審理終結」、「判決如下」云云。

  害怕「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

  把許志永們「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行動」比作衝進火海救人,其實還大大縮小了前者的意義,儘管剛開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白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掉進了「深水區」,「水深」和「火熱」都是大災大難;而一個民族被水淹沒和一幢大樓被火燒毀,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了。簡而言之,我們現在面臨的深水,就是改革的紅利為少數權力集團霸佔,它的成本卻落在普通百姓身上,從而引發愈演愈烈的官民矛盾貧富矛盾。所以本屆領導上任伊始,就一面發誓嚴打蒼蠅老虎,一面宣示奉行「群眾路線」做出種種親民的表示直至精心設計上街吃包子,以拉近與多時被邊沿化的普通民眾的距離,甚至一再提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種執政方向,本來就該與許志永們維護底層民眾權利、推動政治清明的努力一致,那麼,當局究竟害怕他們什麼呢?

  前引許氏的陳述回答說,他們害怕「一個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他說對了。

  那個「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不就是公民依法讓渡管理權力同時依法監督權力的法制社會、或稱憲政國家嗎?不是當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的社會嗎?他為何如此害怕呢?原來所有他的這句講話,都是隱去了主語的:誰把權力關進籠子呢?沒有明說。問題恰恰出在這裡。公民把權力交給政府,同時要求它行政公開以便監督,那麼關鎖權力的主語是「公民」;而繼承祖上打出來的天下、絕對不許不良分子亡黨亡國的英明領袖,是必須把關鎖權力的鑰匙裝在自己口袋裡的,「大權獨攬」,任何人、更別說平民了,不得分享。要是說,一年以前對於權力的這兩種關鎖方法還未見分曉,這一年間當局的種種作為,尤其是在全國大審憲法的作為,已經十分清楚了。

  公佈官員財產的要害所在

  而且我還想進一步指出,這次審判所著重懲罰的「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行為,正是可以導致權力只能被公民關進透明的籠子裡而絕不可能關進任何領袖的口袋之舉。因為官員財產公示一旦在全國推行,幾百萬或上千萬份縣處級以上官員的身家財富就將直接暴露在全國民眾的眼前,而這就是關鎖他們的最為要緊的「籠子」了。不管這些公示表格的數據是真是假,第一它將不斷地經受民眾的查核,「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中國網民連某個官員帶幾隻手錶抽哪種香煙都一查一個準,還怕他隱匿大捆鈔票幾處房產幾個保險櫃?甚至匿名存款鉅額股票等等隱形資產,也難經受民眾的反復查考而露出本相。還有第二,即使那些隱匿財產未被發現的狡詐之徒(也許他們會在貪腐分子裡佔多數),都以填寫公示表格的行動在法律上正式宣佈了與自己隱匿的所有財產脫離領屬關係,那麼我們的國家就擁有一筆巨大的「無主財產」,其數額可能達到年度GDP的好幾倍甚至十百倍!將來的政府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現一筆沒收一筆,用來從事改善民生改善教育的豐功偉業,而不必花費巨大精力去查這個貪官那筆賄賂了。──不是迭有學人撰文討論貪官太多怎麼審判得了是否一律大赦嗎?有了他們的公示表自動放棄隱匿財產,那麽除了特大老虎以外,也就審也別審了,赦也別赦了,直接收走他們瞞報的無主財物得了。還有更加重要的第三,對於公民舉報且查實擁有「無主財產」的官員,雖然不審判不治罪,官總是不能當了也別想再當了。那麼即使那時還因種種中國特色不能讓每個公民擁有選票,他們實際上已經手握「反選票」,行使著對於任何領導幹部的罷免權力了:從是否真心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底線上審核幹部並剔除敗類。而那時的政府,也只能是遵從民意依法行政的憲政機關,與任何企圖大權獨攬的英明領袖無緣了。

  這也就是這次憲法大審判透露出來的恐懼感之所在。它也許同時預示著,那令一些人「深深恐懼」的東西,正在笑嘻嘻地向我們走來呢?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戈晓波: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谌洪果博士访谈录

图:谌洪果


我注重言传身教,辞职,既是对校方一再摧残大学自由底线的不满,也可说是一种公民抗争,但我更愿将之及其引发的各种激烈讨论看作一场生动的教学实践。我必须捍卫法律人和教师的底线和原则。

2013年倒数最后第九天,也就是这一年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谌洪果博士以一纸《辞职声明》,毅然决然地了断了他的大学教师生涯,从此变成了体制外的"社会闲杂人员"。
不管此事件在他人眼中具有何种色彩,总之,谌洪果能迈出这一步,却并非易事,他不仅疯狂地热爱教师这个职业、热爱他的学生们,而且他的生命也和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园早已形成了鱼与水的关系。谌洪果当属目前中国教育界中最敬业的教师之一。教书,之于他而言,绝非饭碗,而是其生命之盐。于是,我们面对谌洪果悖论式的"自杀"行为时,就得追问什么是驱使他作出"辞职"的动因了。
在谌洪果的辞职声明中,他坦诚地交代了其辞职的若干动机,最重要的就是"不愿违背起码的良知,反感践踏大学的底线","拒绝被体制化和规训化的生活"的"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春节到来之际,已然回到边缘状态的谌洪果博士接受了我的访谈请求,下面的内容,便是我们走进谌洪果博士心灵深处的一扇窗口。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转眼,您就辞职一月有余了,面对辞职后的生活,面对公众的种种议论,面对妻儿和学生,您有何感想?
谌洪果(以下简称谌):公众议论,若是善意,则认真倾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是恶意,则处之淡然,公道自在人心,表达比说服重要。践行言论自由,当从自我做起。
妻儿家庭,天伦之乐,是我最为珍视的情感。我一向反感政治对亲情的扭曲,也反对为了某种自由事业而牺牲个体的幸福。但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辞职,对我和家人而言,就是一道难关,但相信总会跨过去的。如果我不走出这一步,屈辱苟且,毫无尊严,那会更痛苦、更被动、更不幸。
办理辞职手续那天,我走在校园里,迎面不断有学生问候招呼,想到就此离开心爱的教学事业,那时的心境真是很伤感。我对最亲近的一群学生说过,不要悲情,天涯若比邻,我们早已是生命的共同体,谁也割断不了。对于更多的学生,我也不止一次强调,今日之大学,早已超越课堂和围墙,这是谁也阻隔不了的。我会总结自己的教育理念,也会尝试新的教育方式,但对学生而言,重要的是努力敬业,自主求知,不要浪费青春。
戈:您愿简单向读者介绍一下人生履历吗?
谌:我生长在一个古镇,记忆中抹不去的是小桥流水、青石板路、幽深的巷子及清晨的吆喝。我对自由灵动的生命质感的追求和对土地的深沉情怀,或许与这种古镇精神有关吧。每次回老家,看到古镇的日益破败,实在是遗憾和痛心。我们这个时代,真的荒废和失去了太多美好东西。
我家四弟兄,除了我,另外三兄弟都只念到初中,都在底层挣扎。我虽是家乡学历最高且最出名的人,但这并没带来一般人所向往的金钱权力地位的改变。我可能算是西北政法最穷的教师之一了,平日忙于教学,哪有时间去兼职挣钱。所以我的经历基本就是看书教书,写点文字,清贫自在,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戈:您的北大同门师兄许志永博士因发起并推动新公民运动而被当局判了四年刑,我想请您谈谈对此事件的看法与感受。
谌:没啥好说的。"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道德是制度的遮羞布"。许志永博士的导师朱苏力先生在学术上最服膺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波斯纳曾说,法律的解释就是一条变色龙。如果背后没有基本的文明考量和伦理支撑,那么给我任何一条法律,都可为我所用,解释为完全相异的各种含义。所以,我们根本就还没进入所谓的法治时代,能奢谈什么法治的信仰?
我不认为辞职是逃避
戈:网上有人如此评价您,"关注底层草根的左派、关注尊严自由的右派、非左非右又左又右的个体生存者",您认同这种评价吗?
谌:呵呵,这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我大约七八年前在网上对自己的定位。今天看来,这个自我评判大致还是能体现我的基本关怀吧。我一向不喜欢立场先行。看看当下网络空间的各种攻讦骂战,拉帮站队,你会不由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前景感到悲哀,比如我这次辞职所引发的争论。很多人跟你从不相识,一辈子也不可能与你有任何交集,但不知怎的却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刻骨铭心。真不知他们的幸福感到底是什么。这就是立场取代了思考。在公共领域,也许我们不需要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共识,但在基本的讨论态度和程序上,我想至少应具备起码的尊重、诚意和规则吧。
我主张不断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在今天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公共空间实践自由言说时,之所以会出现阻碍交流、强化偏见、加剧裂痕的效果,并非因为言论自由本身不好,恰是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并不充分、并不真实,里面有许多操控打压、预谋策划的混乱因素。要想使我们变得理性平和、有健全的判断力、知道尊重不同的想法和利益、限制权力的傲慢,还得经过言论自由的洗礼。没这个磨练,一个人、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走向成熟开放。
戈:您是"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发起人,请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谌:此计划其实是2012年发起的,它是挂靠在我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所"之下的一个活动项目。背景是西安发生的9.15事件,我为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所发生的打砸抢等暴力行为感到震惊和痛心,于是希望从学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实现公民自我教育,传播理性、宽容和爱的公民精神。所谓自治,无非是强调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人格独立、心智健全等;所谓合作,无非是弘扬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公共关怀、理性交流、团队合作精神等。具体的开展主题,包括半公开的、欢迎社会人士参与的读书沙龙;组织和参与公共话题的演讲;与一些小区业主联系走入社区,进行《罗伯特议事规则》之类的培训等。这些活动当时都在慢慢开展,没料到读书会第三期遭到相关部门和学校的阻拦,我坚持进行并和学生站着读书,当时也引起了很大关注。
戈:在有关您辞职一事的种种议论中,有种说法是:"谌洪果明知当下的中国高校中有独立品格、坚持学术与思想自由精神,并具有批判意识的教师越来越变成稀缺资源了,然而他却主动退出了这一阵地,因此,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跑行为"。对此,您有何意见?
谌:的确,许多亲友在劝我别辞职时都提到了"阵地说",但这恰好是我所反对的。我同意萧瀚的说法,学术研讨无政治禁区,而要重在和学生以平等自由、充分说理的学术姿态进行探索。但是老师绝不能把课堂当作所谓的阵地,这是违反我有关学术价值中立的教育理念的。这方面我受韦伯影响颇深。我注重言传身教,辞职,既是对校方一再摧残大学自由底线的不满,也可说是一种公民抗争,但我更愿将之及其引发的各种激烈讨论看作一场生动的教学实践。所以,我不认为这是逃避。逃避不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也不可能激发如此多的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思。

听命于内心的召唤,离开大学
戈:还有一种看法是这样的,"谌洪果在党化教育的高校校园里的种种作为,明明是在挑战体制,况且他自己也声明不想与体制妥协,既如此,却又声称自己'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并且还在辞职声明中公然声称'反对对抗又能有什么意义和结果?到哪不都一样吗?'这岂不是虚伪的犬儒哲学吗?"对此,您有何看法?
谌:我的辞职声明是一个生命呈现,把我的各种软弱、挣扎和坚守,都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我从不是毅然决然的人,不是斗士,也无打肿脸充胖子的奢望。但我想,如果我这么主动寻求妥协、温和理性的人,最终都在大学体制内无容身之地,那么是否也可促使大家更严肃地正视中国大学出现的问题呢?
在任何国家,都得面临体制化生存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绕不过去的问题。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不反体制的人,自觉保持人格独立,与体制拉开一定的距离,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认识问题,为什么非要持一种非此即彼的姿态呢?但我必须捍卫法律人和教师的底线和原则。今天的大学管理者,往往把大学当作官场,他们可以无视大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可以把教师学生的利益放在完全次要的地位。这在我看来,就是太过分了。当然,如果非要说我的辞职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我也不否认,但这是在公民不服从的意义上被逼出来的。
戈:您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显然极为不满,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荒诞的职称评定游戏规则,那么,您认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谌:这个不说大家都明白吧。党化、行政化、官僚化、庸俗市场化的各种冲击。尤其是近一年来,作为高校教师,可以明显感受到当局对于高校意识形态控制越来越严。在我看来,这种控制方式,才是泛政治化思维的最大体现,时刻把大学当作政治阵地,对大学的风吹草动极不放心。
戈:您既认为"我不求多么理想的大学,也承认这是党和政府的大学",那又何必追求学术和思想的独立性?又怎能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与学术的边界";所以,我认为您的这一认知非常糊涂,请反驳吧。
谌:呵呵,很多人都提出过这一质疑,那我就反驳一下你吧。我发现,大家在质疑时,其实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当我说这是"党和政府的大学"时,显然只是个事实描述,谁能否认这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否认它又能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的看法是,在这一现状下,起码得尊重一下大学教育的一些普遍而基本的规律吧?起码不能糟蹋学生吧?如果大学都不能维持起码的独立和自由,不能维护一些精神和品格,那你还能期待社会变得文明而非暴戾?遗憾的是,执政者因为缺乏自信,所以不会这么思考,他们喜欢一管到底。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政治与学术的边界。事实上,这个边界往往不是固定与概念化的,而是流动的,需要不断重新确定,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作为教师个体,我只服从学术良知的召唤,不听命于所谓的政治命令。但如今的困惑在于,主政者掌握了定义政治和学术的权力,本是学术性的言说,却被贴上政治化标签。这么多年来,在坚守学术价值中立的职业伦理方面,我问心无愧,但当我发现这个空间越来越窄,我只能听命于内心的召唤,离开大学。我在辞职声明中说,我们不能期待改变环境和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对自己负责。

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警惕
戈:您如何看待夏业良、张雪忠,还有早于他们被剥夺教职的焦国标等教授们的处境?
谌:我很敬佩他们的智识和勇气,相比他们而言,我懦弱得多。我想,每个人具体离职的原因都不一样,但作为剧中人的个体,我想一个人的遭遇就是他的全部。我们今天理解政治,需要同情的关怀与诗性的正义。另一方面,我在反思自己的辞职时,也看到了另一个非意图的后果,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如果连我这种以教学为本分毫无政治智商的人都会遭遇各种政治污名化,如果连我这么温和理性的人都在大学呆不下去(那些与体制合谋谋取好处者当然除外),如果连我这样一个不反体制的人都被归入异见人士,那么,人们除了更清楚地看见这个社会的荒诞,还能说什么?
戈:在您的辞职声明中,我发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哲学对您影响甚深。福柯虽在对权力的生成,权力对这个世界的控制,权力对生命个体无所不在的宰制与规训等方面有着极深刻的描述与分析,但他又诱导人们学会与权力共处,不与权力作对,并在权力的旁边去争取生命主体的个人幸福。面对今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们积极投身于反抗权力压抑与专制、争取宪政民主与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您不觉得自己有搭便车之嫌?
谌:被你说对了,我的确受福柯影响很大,我曾不止一次给学生讲述过《规训与惩罚》,也在研讨班上与研究生精读过一学期的《性史》。我的辞职声明中有关对体制无处不在的分析,明显是福柯权力分析的思路。
但我认为,福柯对于权力支配方式的揭秘,更重要的效果是解构,而非诱导人们去跟权力合谋。福柯的分析能让我们更清楚看到现代性的生存处境。今天统治者的治理技术提高了,有了很多伪装,但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它的手段会滞后会穷尽,毕竟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对权力的支配奥秘也越来越警惕。
福柯恰好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权力的支配和反抗的游戏是永恒的。在我看来,人们争取宪政民主权利的方式应是弥散的,多中心多领域多层次的,每个人的努力都不可忽视,每个人都微不足道但又如此重要,所以大家需要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具体到我的行为,不过是在我所处的语境下的一种抗争,自己行动了,然后自己承担代价,就这么简单,说不上搭便车的问题。
戈:您辞职后拒绝了律师界的朋友邀您入伙的请求,那么,您将如何规划今后的生活?
谌:也不是拒绝吧。主要是觉得自己从无做律师的经验,志趣上也不喜欢奔波,所以还不知道自己以后到底能干什么。首要的当然是要尽好家庭的责任,解决生存问题。由于这次伤得太深,所以短期内不会再去别的大学。但不管今后我做什么,教育都是我终身的关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遭遇挑战:习近平施政政治挫折与前景(王军涛)

图:徐才厚随习近平出席军方文艺演出(圈中者为徐才厚)



即位已经一年多,红色太子、中共新核心习近平本想大刀阔斧整顿江山,圆中共建党百年梦。但两年中两次受挫,反映出中共江山困境积重难返,习近平的努力很可能是末日降临前的回光返照。


继位之初

中共17大,政绩平平的习近平被选作18大后中共继位储君。虽然那时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到他正式接班时,国力已成世界第二。与历史上专制新君一样,习近平在几个层面提出和推进新的执政设想。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共生命年轮中的位置,提出百年梦作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在他的任期内,中共将建党一百年。他要让中共在百年之际,复兴中华民族。为了实现这个百年梦,习近平继续推进强化中共领导、面向发展的 改革。同时,随着国力强盛,习近平要改变韬光养晦的国际关系策略,确立中国在区域中的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习近平深知中共江山外表光鲜、内部糜烂不堪。他几次严厉警告全党,如果问题不解决,中共亡党亡国指日可待。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和暴政。腐败不仅是贪污和公权私用,导致全社会愤怒和不满、社会风气败坏,而且使得新的政令难以贯彻实施。而暴政则是党政官员谋私滥用职权和维稳机制,激化各类社会矛盾,导致民鼎沸。

在胡锦涛的配合下,习近平刚上位就把党政军的主导权抓到自己的手中,摆脱胡锦涛十年傀儡的尴尬位置。为了确保自己的执政达到目标,习近平想以整党作为作为手段,肃清腐败和不愿追随自己的官员,建立能贯彻自己意愿的干部队伍。面对社会不满,习近平不仅摆出开明姿态对待异议意见,而且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国际事务中,习近平抓住周边领土冲突话题,强势维护所谓国家核心利益。


一再挫折

然而,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作为,在三个方面受到挫折和挑战。在党内,习近平想恢复党风政风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官员的拥护,其整党设想因为高层反对无法通过。有证据表明,习近平本想在去年七一隆重庆祝中共建党纪念日启动反腐为核心的整党运动,但未获高层通过,以至于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七一"无纪念活动和重要文章的怪事。吸取教训,习近平以反腐大案震慑人心,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具体做法是,抓住周永康和徐才厚两大集团案件,震慑党内不同意见。然后强势运作,建立国家安全机制,以战时体制集中所有权力在自己手中。这个设想在三中全会初步实现。但是,最近迹象表明,习近平再度受挫。一是徐才厚重新现身,表明人事整肃难以到位,随之必然是震慑作用弱化。二是难产的两个集权小组人事名单最终让李克强入局,集权体制也大打折扣。

在社会上,习近平开明姿态与胡温新政一样,并没有简单地建立良好形象,而是吊起民间重建正义的胃口,舆论迅速突破现有中共格局容量,不仅要求解决邓江胡时期的案件,而且要求实现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这就威胁到中共执政地位。习近平对策是亮剑,肃清网络上独立意见领袖,抓捕和迫害街头挑战中共执政的民间力量,禁止宪政民主的讨论。然而,网络热度虽然有所减弱,但人们心中愤懑更加强化,街头反抗则有增无减,更大规模的反抗在酝酿和发展中。习近平的民间威信在这些压制和迫害中轰然倒塌。

在外交上,中共突然强势冲突的行动策略,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各界担心中国的扩展讨乱既定国际格局和秩序。美国则继续以有利的战略地位和优势的实力借势回到亚洲和一系列中国介入的区域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在去年的中美峰会――习奥会上,美国不仅明确拒绝中国实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改变周边领土现状的做法,而且提出要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消除在网络、外贸和军事方面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各种扰乱。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都采取对抗姿态应对中国。亚洲安全局势进入不稳定期。


习近平选项与前景

一再挫折,是专制体制中有抱负的新即位执政者必然遇到的困局。习近平当然不会在这些挫折面前罢手,而是会寻求新的方式,克服阻力,突破困局。细节可有许多不同,但是大的方向有两个。

第一是继续沿着专制思路解决问题,进一步通过宫廷阴谋和政治镇压,对内肃清异己,强化个人权威,对外穷兵黩武,甚至不惜战争。这条道路曾是中国有为的专制帝王的共同道路。但这条路在现代社会很难行通。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走上这条路,但也都最终失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使行得通,这条路也是给本国人民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的路,因为内这条路最终导致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崛起。而沿着这条路崛起的军国主义的专制强权最终会被国际国内的正义力量推翻。

另一条路是顺应人类历史潮流,进行体现普世价值、面向宪政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让社会逐步解决和消化现有问题,恢复正义,并在解决问题中逐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政体。走这条道路,会有局部混乱、冲突,甚至也会有叛乱和政变,但这些都是有限度的危害,最终社会在克服这些极端主义的麻烦中建立新的共识和维护政治稳定的机制,为长治久安的政治创造稳定的条件。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鲍彤:老祖宗和大道理在中国的命运

图:马克思与毛泽东(塑像)


馬克思被神化,只反映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自我神化的需要。無法無天必須唯我獨尊,唯我獨尊不可能不“通吃”:吃掉敵人和朋友,吃掉過去和未來,當然也得吃掉兒女和祖宗。

神化马克思是为了自我神化

現在主旋律發話了:“老祖宗不能丟,大道理還要講。”問題在於:鼓吹“自由人的聯合體”的馬克思,誰敢說“不能丟”!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一篇反對書報檢查制度的大道理,誰敢說“還要講”!
馬克思是猶太人,族人沒有封他為神。他生在德國,長期在英國生活,兩個國家都沒有把他神化。有些中國人尊他爲“老祖宗”,因爲他們不把馬克思神化就活不下去。
馬克思被神化,只反映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自我神化的需要。
20世紀初,俄國布爾什維克爲了自我神化,開始把馬克思送入神龕。後來,中國共產黨也需要神化自己,馬克思於是在中國被冊封為神。中共靠馬克思發跡,爲了報恩,馬克思被中共寫入《憲法》。
但對中共而言,馬克思只是一個符號,別無其它意義。中共黨内,包括過去和現在,到底有沒有人懂得馬克思,也許有,也許沒有,有待發掘。
有時候包裝比内容更重要

不管怎麽說,中國共產黨畢竟是靠“馬克思主義”的包裝而騰飛的。有的時候,包裝比内容更重要。上世紀20年代,中共處在探索期。如果有人直截了當說想走綠林赤眉、水滸梁山之路,勢必被人斥之為土匪流寇,即使有人同情,誰敢參加?在這種困境中,“當今西歐最科學最進步的馬克思主義”就對中共起了偉大的美容作用即救命作用。毛澤東的智商比較高,非但不像他的徒子徒孫那樣拒絕普世價值,而且把中國自古以來史不絕書的造反,包裝成“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毛說,這個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的千條萬緒歸結起來其實就是叫你“造反”;“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不論中國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如此這般一包裝,打土豪分田地的梁山好漢就肉身成聖,發出了承擔社會發展終極使命的光環。
拿起槍桿子一定打得敗赤手空拳。無法無天一定打得敗仁義道德。經過你死我活鬥爭實踐的殘酷檢驗,革命登上了勝利的頂峰,馬克思在中國也被神化到了至高無上的的天穹。
對中共來説,作爲憤怒青年傑出代表的馬克思,存在着可以利用和無法利用的兩面性:他的偏激,鼓舞着共產者去奪取政權這個一本萬利的戰利品;他對弱者的同情和對自由的酷愛,沒法幫助勝利者維穩分贜。
因此在造反成功之後,如何安置老祖宗是個難度很大的問題。用小祖宗毛澤東來取代老祖宗馬克思,是可取的。宣佈小祖宗超過老祖宗,也很符合後來居上的規律。但否定由小祖宗親手審定的“造反有理”的大道理,拐彎不宜太陡。何況煽動群衆造反,在幫助小祖宗翦除異己的繼續革命階段,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利用價值。於是出現了小祖宗和老祖宗並存的局面。
把馬克思請出來為當今美容

不過從長遠來看,“革命”的中心任務早已從“打江山”進到“坐江山”了,爭奪戰利品早已發展到謀求最大“紅利”了。“造反有理”和“服從領導”兩者之間顯然難以長期共存。“造反”理應悄然淡出;作爲“人的聯合體”之靈魂的“自由”,終于被鄧小平歸入“資產階級”範疇,掃地出門。
老祖宗的衰落是必然的。無法無天必須唯我獨尊,唯我獨尊不可能不“通吃”:吃掉敵人和朋友,吃掉過去和未來,當然也得吃掉兒女和祖宗。眼下馬克思的作用,其實只是現行反革命一個。他的真實地位酷似魯迅:誰不心甘情願服從現領導,現領導當然有權叫誰去坐牢。
現在又把馬克思請出來,想必是請他為當今再做一次美容,讓中國人知道,“亮劍”原來是老祖宗的發明。——因此,“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根本辦法是廢除這個制度”的大道理,有朝一日如果被主旋律表述為“對付習仲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的根本辦法是把網絡鬥爭進行到底”,大概沒有人會因此驚訝。
[]  本文只討論被作爲符號的馬克思,不涉及馬克思本人及其學説。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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