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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31日星期五

《动向》杂志长短论:毛氏文革:中共宿命?

《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封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过十年风雷激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去世及他的心腹"四人帮"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抓而宣告结束。文革中幸存的中共元老重新出来掌权。那时的社会主旋律――除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是要建立民主与法制,防止文革卷土重来。比较典型的表述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讲的一段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然而,圄于权力高于一切的既得利益,中共并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罪行、及对制度根源的一党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只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冷冻起来。对于党内外的追究和不满,邓小平用"不争"搪塞了过去。在官方文件上和舆上毛似乎被淡化了,然而在名义上他仍是中共合法性的旗帜。六四枪响后,民间以所谓的"毛热"表达对一党专制的不满和抗议,而走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的所谓"改革开放",不断以加剧贫富分化、官民对抗,为"毛热"的蔓延推波助澜。正是基于此,太子党的代表人物薄熙来通过"唱红打黑"汲取新的政治资本。
与薄熙来同样是在文革中浸淫毛思想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年多"新政"的主要标志就是毛被完全解冻了!他无是想左右逢源,还是"以毛的风格走邓的路",毛氏阴魂被放出魔瓶,争公开化的实质是从上倒下、党内党外陷入了一个新的大分裂之中,……吊诡的是这在一帮习近平的拥趸眼里这成了习大权独揽、施展铁腕的需要。如今,作为毛信徒的习近平的权力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毛,不但要做皇帝甚至把宰相的大权也揽在手中,同时还开动宣传机器对自己歌功颂德,令个人崇拜沉渣泛起。
当外界惊叹习近平在短短一年里"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巩固了权力"时,其实也恰恰是他以同样的速度完成了一次"政变":严厉镇压民间异议人士、对网络大V(意见领袖)亮剑,宪政和普世价值遭到大批判,以反腐败的名义带领"豪门"太子党清算"寒门"出生的各级官吏,不惜挑起外交争端以军人干政为自己拓清权力障碍,……基本上"复辟"了过去三十多年前将毛泽东捧上神坛、孕育和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温床与土壤,以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名义,毛二世的新文革准备启航了吗?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高锴在"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一文中披露:『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2013年12月《炎黄春秋》杂志)


只要习近平继续坚持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拒绝政治改革,黄炎培与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讨的历史周期律,就会像幽灵一样始终笼罩在中共头上;国人就难以走出毛氏带给中国的分裂,毛当年可是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视为中共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动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习仲勋的担忧甚至就有可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应验。这莫不就是中共的宿命?

编辑言】

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二十世纪的三大魔头,如今后两位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唯有毛不但幸免于被追责,且依然是世上最大执政党的合法性旗帜。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共与普世价值为敌的一种根本性标志。毛诞120周年之际,习近平率众官员集体朝拜,发誓坚持高举毛旗,更是在世人面前大大突显出这一标志。
蹊跷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南海当下最头疼的对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不顾中共的警告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海内外舆论将两作了对比,咸认为是"拜魔祭鬼"。毛曾当面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达感谢,称赞侵华皇军帮助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夺得政权,还豁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变相将冲绳、钓鱼岛给了日本。当然,日本对中共也是投桃报李,六四后是日本率先帮助中共破解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从某种角度看,近代日本主流政客与中共真是一体两面,难分彼此,北京装模作样批评安倍的那些论是一面镜子――里面照出的恰恰是自己的面目。持平而论,日本再不济仍有和平宪法、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绝非一党专制的"土豪"利益集团所能比肩。所以,世人感到的威胁恰恰是对日本口诛笔伐的中共――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不知恩图报,反而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
吴国光教授为本期撰写的特稿指出:北京"改革再出发",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伴随这样的"中国梦",必然导致全球生态大崩溃的"中国霾"。而『特辑:中南海权术』、『焦点:法治倒退』、反腐瓶颈、包子事件、"习氏"改革等栏目,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大陆政局的脉动。"访谈录"里,滕彪作为一个参与介绍了许志永案与新公民运动,请不要错过。
朋友收到这期杂志时,马年春节降临,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吴强:曼德拉的斗争诀窍―― 活得够久


在学校教授社运课程,虽然难以实操,受着各种限制无法深度介入到社运实践当中,却因全球范围每天的社运发展为每周的课堂提供了最新鲜、丰富的素材,而有可能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即时联系,大大弥补了因国情对社运所产生的认识偏差。这周的课堂上,有学生问起,"曼德拉在狱中是如何成为领袖并且领导非国大的反抗种族隔离斗争呢?"

我的解释包含了多个因素,如白人政权建立的完备法律制度、相当的媒体自由、国际社会关注、梵二会议后的天主教转变以及冷战背景等等都对曼德拉的领袖塑造和影响力起到作用。特别是政治犯集中在罗本岛,曼德拉通过不懈地领导狱中斗争巩固了他的领袖地位。事实上,罗本岛变成了非国大的狱中执委会所在地、变成了大学校,然后直接影响了因1976年"索维托惨案"后进去的新一代青年运动骨干。

不过,大多数的威权转型其实非常困难,很大程度上系于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的长短。比如西班牙的转型,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勇气,反对力量也极其弱小,不是佛朗哥的死,转型无法启动。类似的情形相当普遍,改革或者反对力量通常只敢待政治强人尸骨未寒之际才敢采取行动,威权型的政治领袖的寿命往往决定了威权的寿命。甚至在国际社会介入开始民主转型之后,如智利,军队仍然只效忠活着的皮诺切特将军,而非民选总统。

国民性富有威权人格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活得长久对政客来说,意味着最终的政治地位,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张政治声望、荫蔽家族子孙。

对于抗争运动领袖来说,活得长久同样重要,不仅关乎个人的政治声望,这还是其次,更关乎抗争事业的成败。因为,抗争的历程,常常就是抗争者与威权政权一同比谁先死去的竞赛,这是一场政治生命的马拉松。纳尔逊・曼德拉,生于1918年,比1911年诞生的南非联邦和1912年诞生的非国大只小几岁,他的一生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垮台。抛开其他因素,如非暴力不合作、武装斗争、自由宪章等等,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曼德拉能够活着走出监狱并且继续领导转型谈判,活得够久,实在是个不能不提的关键因素。

在这场马拉松竞赛中,曼德拉的对手先后倒下,退出了。先是南非种族隔离的理论家、班图斯坦的设计人、纳粹主义者、1958年的南非总理沃尔沃德,1966年在国会遇刺身亡。他生前曾说,他从来不会有"丝毫怀疑我是否有错"。1988年在巨大国内外压力下启动与曼德拉秘密谈判的南非前总统博塔,在第一次与曼德拉会面前的1989年1月中风,见面后不久,8月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一位80年代以铁腕的紧急状态实行种族隔离统治的强人便这么仓促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曼德拉的队友,卢图利酋长,比曼德拉大20岁,196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67年病逝。曼德拉的小伙伴,先是奥兰治河殖民地总理的孙子布拉姆・费希尔,曼德拉的战友和狱友,1965年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在狱中被诊断出癌症,于1975年出狱,不久去世。奥利弗・塔博,曼德拉创建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的伙伴,1965年之后在境外事实上领导着非国大的斗争,却在1989年的转折点也患上中风,1993年逝世,最终没能看到南非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的健康身体支撑着他的斗争精神,熬过了27年的牢狱生活,并且有可能继续主导和平转型的艰苦谈判。

按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超过80%的国土属于不到20%的白人,公共预算和福利支出也是绝大部分用于白人,黑人被迫集中居住在十个班图斯坦和数目有限、缺乏基本公共设施的黑人市镇中,黑人的营养和医疗条件很差,平均寿命不高。曼德拉出生的1918年,正值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南非也有数百万人死亡。曼德拉家道中落,担任酋长参事的父亲在曼德拉9岁时就去世了,曼德拉在摄政王的抚养下成长,饮食与普通南非黑人差别并不大,以玉米为主食。

但是,纵观曼德拉的生平,他的体育爱好和坚持运动,也许是关键。曼德拉进入当时仅有的黑人精英教育体系后,爱好越野跑。195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在忙碌的非国大"青年团"和日常的律师工作间隙,很长一段时间,曼德拉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家条件简陋的拳击俱乐部锻炼。在罗本岛关押期间,尽管每日必须在石灰石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是汤和玉米粥,曼德拉仍然坚持每天原地跑步45分钟,俯卧撑100个……"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是他的偶像,也是黑人抗争的象征,这或许是他从非暴力抗争转向创办"非洲之矛"进行军事斗争的身体和习惯性基础,也是日后那张他与拳王阿里合影的政治象征所在。

用今天的观点,曼德拉是在对身体和自由都施以严酷规训的体制下,以身体进行自我组织,以每日的自我身体训练作为革命和反抗的方式。这种有限的但是积累性的抗争,与他在狱方禁止他及其他犯人读报、禁止借阅政治学和军事学书籍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法律专业的函授学习甚至与最高当局进行秘密谈判期间也不放弃,如出一辙。就是,最大限度地夺取和显示其抗争的主体性,并且为出狱、为和谈、为转型过渡做好身体和理论的双重准备

然后,才可能保持精神的强大,不仅不屈服,从困难的禁锢中生存下去,而且发挥巨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宽容精神,感化每一个看守和对手,在狱中继续不合作的抗争。这或许才是他坐牢27年而能获得积累性的巨大政治资本的秘密。从而,他不仅没有被牢狱生活消磨了斗争意志,而且最终不得不被对手所接受。因此,正是他不懈的锻炼、身体的强化和意志的坚持,成为曼德拉在狱中唯一能够坚持的、以转化为目标的不合作抗争的基础。所以,曼德拉的斗争诀窍也许并不在于活得够久,而是坚定的身体训练和意志养成。

在纪念曼德拉的光辉岁月里,在与体制一起变老的马拉松竞赛中,我们同样需要发扬和继承曼德拉精神。在今天中国,以身体为中心的不合作斗争方式,自2012年"7・21"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六艺"运动,即以马拉松、翻墙、吃红肉、拒穿秋裤、聚会、演讲等身体训练为中心的社运拓展。这当然区别于孔夫子时代的儒家六艺,而接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青年无政府主义时期所提倡的"野蛮其身体、武装其头脑",更切合当下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需要。

――张伦推荐

胡少江:马年伊始谈反腐

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逢年过节,是中国官员敛财、买官的"旺季"。据说今年的风气的确有些变化,至少官场吃喝之风收敛了许多,公开的买官卖官的交易也隐蔽了许多。此外,中国在利用公布现有领导人向"老同志"拜年消息的机会,巧妙地略去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外所有其他前常委的名单,更加推动了人们对包括前常委周永康在内的更大的老虎即将被惩处消息的猜测。

公道地讲,习近平全面接掌权力以来,在制约官场公开大肆挥霍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效果。但是他的努力截至目前仍然是以人治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实现的。换言之,他实行的是家规、家长之规。可是这个规矩将随著家长的变化而变化,也可能因为家长的想法变化而变化。

人们仍然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大力倡导过勤俭之风:领导人下县走基层轻车简从、减少地方领导人职数和专车等待遇、政府接待实行四菜一汤、甚至著手清理常委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家属的腐败事件,等等。不仅如此,他甚至大力提倡对媒体更加开放的政策,保护大胆揭露腐败官员的媒体从业人员,以便让官员们的言行受到舆论和人民的监督。

虽然胡耀邦在反腐倡廉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不比习近平差,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人去政息",几乎所有他提倡得反腐创廉政策最终都"随风飘逝"。中国执政党官员们的腐败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至于在官场腐败的带动下出现令中国全社会病入膏肓的由内至外的机体性"溃烂"。

胡耀邦在反腐方面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力量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哪些手握军政实权的政治老人从中作梗。这些政治老人不愿意自己和家族失去特权,不愿意由于反腐而危及中国既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他们最害怕的是一个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一个在法律面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社会团体都平等的政治制度。他们不愿意看到深入的反腐斗争铲除维护集权制度的基本骨干。

与胡耀邦时代相比,老人干政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十分不得人心,老人们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进行制度性反腐的条件要成熟得多。他能够比较方便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去惩戒哪些不听话的官员,这也是他的反腐努力能够较快取得短期效应的原因。但是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表现出实现宪政、根除腐败的愿望。如果说胡耀邦没有这样做是实不能,那么习近平没有这样做似乎是不想为。

他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远逊于胡耀邦。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更加严厉和精细,对那些要求实行宪政、进行制度性反腐的公民的镇压更加蛮不讲理。近来,北京律师许志永仅仅因为要求公布官员财产便被抓捕入狱,还有大量的反腐媒体人和大学教授被迫离职。这些都为习近平的反腐蒙上了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中国政府能够再抛出几个大老虎来平息众怒,腐败仍然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官场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腐败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也根本性地损毁了中华文明。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根治腐败的机会;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假如他和他的同伴们不能够将反腐斗争看作是全面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仅仅是为了维持源源不断地滋生腐败的落后政治制度的一种权宜之计,他将辜负历史,历史也不会客气。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4766.html

从央视春晚谈起:国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黄金时代(胡平)



    我起码有20年不看央视的春晚了。去年有天读到一篇网文,说起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颇有讽刺现实的意味,于是找到那段视频看了看;不能说一点讽刺现实的意思都没有,但实在少得可怜。据说在这些年的春晚上,就数小品最受欢迎,而赵本山已经被奉为艺术大师。这未免就让人啼笑皆非了。后来又听说上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风靡上海,很有些像美国的脱口秀,结合当下的时事新闻,解构加调侃,还模仿当今在位的党国领导人。我特地看了模仿温家宝的那一段,非常失望,演员虽有天份,但整个表演却相当“主旋律”,不过是变个方式歌颂罢了,和美国类似的脱口秀正好相反。至于相声,相声本以讽刺见长,但如今的相声却惨不忍睹。

    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啊!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荒诞最可笑的时代,是大家明知其荒诞可笑、但仍然不得不继续荒诞可笑下去、所以尤其荒诞尤其可笑的时代;因此也就应该是政治幽默政治讽刺的黄金时代。

    因为今日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又可恨又可气。然而今日中国毕竟又不同于过去的毛时代,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但早已彻底破产,而且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穿了共产党那套把戏。专制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干起坏事来没了底气,不但可耻,而且也很可笑。叔本华讲过,当人们突然发现一件事不协调,不般配,表里不一,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且又对比鲜明时,人就忍不住发笑。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昨天一套,今天一套;无处无破绽,无处不荒谬。今天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一部荒诞派的连续剧。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时代么?我看没有了。

    再一次感谢互联网。幸亏还有互联网,民间的嬉笑怒骂好歹有了出气口。打开中国的互联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笑话、讽刺与幽默。其中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要么是直接针对专制权力,要么是针对专制权力下的种种腐败与丑陋现象。这中间既有古为今用,也有洋为中用,更多的则是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荒诞的现实把许许多多人造就成讽刺家幽默家笑话大王,而生活本身则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生猛素材,实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比之下,赵本山、周立波那点货色算什么呀!


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其合法性


    是的,最好的幽默与讽刺总是触及现实的,尤其是触及权力的。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非要讽刺现实中的权力不可呢?只要好笑就行了嘛。不然。因为这涉及到笑的本质,笑的意义。

    笑看上去很轻佻,其实它来源于我们的一种很深沉很严肃的情感:骄傲(孟德斯鸠和波德莱尔都指出过这一点)。笑使我们凌驾于引人发笑的事物之上。你笑某人,表明你比某人高明──起码是在某一方面比某人高明。怕被人笑话,就是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小看。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城里人取笑乡下人,本地人取笑外地人,健康人取笑残疾人,男人取笑女人,如此等等。有的节目,其内容本身并不好笑,只因为采用了某种方言,于是就很好笑了。这实际上是表现出官话对方言的优越感。

    正因为笑表现我们的骄傲,表现我们高人一等,所以有不少笑话段子虽然很好笑,但却显得有些刻薄,显得不够厚道,甚至显得很势利。取笑穷人、取笑乡下人、取笑残疾人都是很容易的,但也常常是很招人反感的。理由即在于此。

    唯有一种笑话没有这种问题,那就是针对权力的笑话。因为权力高高在上,有权力就有不平等,这就需要用笑去平衡。取笑权力可以表现出人的平等意识。所以取笑权力几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民主国家里的政治笑话总是爱拿掌权的大人物开涮,就是这个缘故。针对专制权力的笑话自然就更正当了。专制权力是专制者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专制者为了表明他们有统治我们的资格,必须要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如“伟大光荣正确”,“先锋队”,如“三个代表”)。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他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有什么高明,这就等于否认他们有资格统治我们,因此构成了对专制权力的挑战。取笑专制权力就是不承认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就是捍卫我们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争取民主。


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


    同样是在讲演时有人往台上扔鞋子,美国总统小布什可以很轻松地用一句玩笑话来打发,中国总理温家宝却不能不摆出庄重无比的神态,义正辞严地去反击。这不是因为小布什有幽默感温家宝没幽默感,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差别也没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处境不一样,是因为两人的权力的性质不一样。

    美国人取笑他们的总统,这不会影响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因为美国的总统是在与对手的和平竞争中赢得多数选票而产生的,本来就有一大批选民投的是反对票,因此,承认批评者反对者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总统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再说,如果反对者的人数增加,到下次大选时你得不到多数票,想不下台也不行。因此,美国的总统不怕有人当面批评嘲笑,另外,他想压制也做不到,所以不妨在批评面前表现大度,在嘲讽面前保持轻松。专制统治者就不行了。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分明不是来自人民但又必须冒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最害怕有人公开批评与嘲讽,他们必须对别人的公开批评与嘲讽反对立即迎头痛击,把公开批评反对或嘲讽的人打成敌对势力,起码也要暗示对方心怀恶意。如果他用轻松友好的态度对待批评者嘲讽者,那就会使人感到批评他嘲讽他是正当行为,没什么了不起,这就等于默许乃至鼓励其他人也出来公开批评嘲讽。“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一旦来自人民的批评与嘲讽获得了合法性,专制统治者自己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这个口子一开,那还得了?


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只是我们见惯不经罢了


    现代艺术史上有桩轶事:法国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把厕所里的小便池送去艺术展,于是这个小便池就被视为艺术。可见艺术和生活没有区别。生活中处处有艺术,只不过大家见惯不经,习焉不察,视若无睹罢了。一旦把它们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就像把小便池里取出来放在艺术展厅里,你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其实,不少西方现代艺术,都有点玩深沉、没事找事的味道。要说它们的那些构想,最合适的对象倒是我们中国。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片断,再平常不过的,只要被聚焦,就成了讽刺,就成了艺术,就震撼,就惊世骇俗。

    例如前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一所小学。有一位小学生问:“胡爷爷,你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小朋友,我告诉你,我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这段问答自然很可笑。不过我相信一般人在读到这段报道时未必会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因为我们对这类谎言早就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然而有天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里面正好有这段问答,顿时感到很荒诞,很可笑。我想,假如有人略做技术处理,让胡锦涛的这段回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播放,那造成的荒诞感一定会强烈得多。假如我们把这段视频放给来访的中国政府官员们看,给中国的大使领事们看,给胡锦涛本人看,连放三遍,我就不信他脸上还挂得住,我就不信那些官员们谁还不如坐针毡。


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到目前为止,民间流传的政治讽刺与幽默主要是文字形式,其次是图片,也有少量的是表演。由于音像录制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有一些讽刺作品采取了音像的形式。不过,自编自演自拍的具有政治讽刺意义的小品、相声或脱口秀,数量还很少。其实,要制作山寨版的小品相声脱口秀都很容易,因为它成本低,对布景道具的要求很简单,现成的素材或脚本到处都是,演员也不难找。有互联网作载体,传播应该不难(我在海外网站上看到过几个很不错的小品,但好像注意到的人不多,影响不大)。只是很遗憾,今天,我们还不能让那些政治笑话政治讽刺的节目在中国的大剧场公开演出,或者是在国内的电视台公开播放;换句话,由于这些作品无法在大陆公开演出,这就削弱了它们的效果。所谓削弱效果,不只是说观众少,影响小,而且还是说,由于你不能和更多的人一道欣赏,你获得的快感也会比较小。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以为那是和笑的社会性有关。因为笑需要共鸣,渴望共享。一个人也可能独自发笑,不过这种情形比较少。更多的笑一定是和别人同在时发出的,人越多的时候越容易笑,而且笑得越欢。因为笑会传染,像打呵欠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打呵欠的传染纯粹是生理上的。笑的传染还是心理上的。笑不只是感情而且是表情,笑常常是笑给别人看的,所以独自笑就意思不大。一个人独自笑,多少会感觉不自在,不好意思,甚至感觉有点傻乎乎,有点神经病,总之有点不对头,所以一个人独自不大笑得起来,偶尔笑起来了,也很快就止住了。有别人同在就不一样了。最好是和大家一起笑。广播里电视里播放相声、小品、脱口秀或其他喜剧节目,常常要有意地把现场观众的笑声也播放出来,有的节目本来是在录音室或录影棚里摄制的,现场并没有什么观众,制作者每每在合成节目时还要专门把几段早录好的笑声尽可能恰到好处地放进去。这就是为了让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孤零零的你有种与别人同在,你是在和大家一起笑的感觉。这样你才能笑得畅快,笑得开怀。

    另外,笑也是一种认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伙的。别人高谈阔论,你插不进嘴,这还不算尴尬;别人讲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却笑不出来,那才叫尴尬呢。因为那表明你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你是异己是另类,你会有种被当众排斥的感觉。赫尔岑说的好:“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那帮当朝的家伙未必都怕你骂他,但没有一个不怕你取笑他。笑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所以构成对强权的有力颠覆。当一个个政治笑话迅速地流传天下并引起广泛共鸣,专制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被大众所孤立,不能不感到自己权力的虚幻与脆弱。当专制权力成为万民取笑的对象时,那就离它的垮台不远了。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是的,讽刺与幽默常常有地域性,有时间性,特别是针对权力的讽刺与幽默。给美国人讲中国的政治笑话,抛开语言上的隔阂不谈,那效果也会打折扣;就算是讲给在美国的中国人听,劲道也会小很多。因为你讽刺的那个权力不在跟前,或者准确地说,你在强权的控制之外。古代的笑话,今人就未必觉得可笑,至少是不会觉得有那么可笑。现在再去讽刺四人帮,就没那么可笑了。这里的道理是共同的。因为政治讽刺与幽默既然是对强权的反抗,因此,唯有这强权就在当下就在头上时才最有力量。如果这强权是存在于别处,或者是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没有亲身感受到它的压迫,因此,针对它的那些笑话不再具有解压和出气的作用,其反抗的意义也大为缩小,那么,由此带来的快感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如此说来,在今日中国,由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因此,那些最好的政治讽刺与幽默还无法在公开的平面媒体上以及舞台上电视上大放异彩,那固然令人遗憾;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还处在强权的统治之下,因此,针对强权的政治讽刺与幽默才最为民众所需要,最能把其效力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今日中国,政治讽刺与幽默能大行其道,方兴未艾,一批又一批讽刺家幽默家应运而生,引领风骚。

    马克。吐温说得不错:“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欢乐而是悲伤。在天堂是没有幽默的。”假如我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哪还容得这帮家伙在台上装腔作势,颐指气使?在今日中国,人民的处境很可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很无奈。这就和我们日益清醒的公民意识以及尊严感、正义感形成尖锐的矛盾。正是出于对这一矛盾的痛切感受,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它貌似玩世不恭,骨子里却极为严肃;看上去轻松愉快,实际上无比沉重;有的形式很粗俗,但表达的却是文明;它并非只是消解,它同时也在建构。我相信,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史、心态史、文学史,艺术史,不能没有讽刺幽默这一大块。有这份才情的人真应该抓紧现在,只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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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4月号


魏京生:毛泽东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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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青年们手捧毛泽东像。(网络资料)
由于国内的老百姓多年来兴起的毛泽东热;也由于近年来不断有人就文革中的狂热行为道歉。引起了大众对这段历史的议论和回顾。不过真正关心这段历史,并且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还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普遍不太关心,这就潜藏着危险。

文革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各有不同的解释。以个人经历来划线的占绝大多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盲人摸象了,每个人说的都不错,但从整体来看全都是错的。甚至很多学者也是从非常局部的小事件入手,把文革描述得十分悲惨或者扬眉吐气。这都失之于偏颇。

毛泽东用他一贯通俗的语言说文革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这话确实不错,它确实是一场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标的大革命。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把学习西方的潮流理解成为全盘西化。要彻底清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移植西方的文化,以便迅速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这种极端思潮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发展壮大成为主流思想。影响并指导了中国一百年来的政治走向。

所以当毛泽东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张时,中共领导层里没有人反对,而且是全力支持。因为这是他们大家从年轻时就具有的理想,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有些批判者认为文革就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看起来这没错儿。但这只是象腿,不是大象。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中学生而且鼓动暴力手段;同时把目标集中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边。

所以文革还有更多的目标和原因,这就是当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路线斗争”。毛泽东坚持要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官僚们比较实际。因为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带来的大饥荒,大家都认为搞一点市场经济比较实际。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共产党的政权都有好处。这就使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阶级和毛泽东为代表的真诚的共产党产生了对抗。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毛泽东不仅受到了公开的批判;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公开的冷落。刘少奇代表大多数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搁置和缓解了毛泽东发动的清除腐败的运动。但却没有削弱毛泽东的神圣地位。这就形成了专制体制中的最大危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两个司令部之争。这是发动文革的第二个动机。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甩开官僚集团发动中学生的原因。

当时的官僚阶级虽然没有现在那样腐败和专横,但欺压良善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也已经在老百姓里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正是毛泽东要利用和依靠的力量。但是导火索不能是胆小怕事而且很容易被瓦解的成年人。中共自己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很懂得如何瓦解群众组织。这就需要一批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大学的牛犊已经不容易发动了,所以选择了一批中学生。而且是胆子更大一些的红二代干部子弟。这在技术上确实很精明。

但这些既不怕虎也不懂事的初生牛犊,显然不足以成大事。而且他们的官僚阶级子弟的身份,也不符合毛泽东打击官僚阶级的目标。所以毛泽东在利用这批官僚子弟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之后,就迅速地抛弃了他们。改为培养了一批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的领袖。使得打击官僚阶级的运动进入了高潮。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批被抛弃的初生牛犊在官僚们的暗中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反毛泽东的小运动。并且闹得轰轰烈烈,它的后续效果和在民间的传播。导致了毛泽东死后的大规模反毛运动,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从这个反毛运动分裂出来的一支,形成了最早的现代民主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

现在有人拿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不比现在低,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比现在好。这看上去也不错,但也是盲人摸象。拿象腿和象鼻子比较做学问,比来比去差不多。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当时文化差不多,经济还不如中国的日本、台湾、韩国等等国家发展比中国快得多,很快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发展了半天还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呢?为什么无论是当时的平均还是现在的贫富悬殊,老百姓都不满意呢?这就要进行分析比较,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和毛泽东时代相同的地方是专制独裁和对老百姓的极度剥削。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都被政府或者官僚资产阶级拿去了,老百姓当然不满。当官的无法无天,老百姓饱受欺凌当然还是不满。现在已经发展到广泛的愤怒和仇恨,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了。

现在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地方,是半吊子市场经济和半吊子计划经济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造成结果的根本区别,经济赶上了谁谁谁和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的总体感觉是还不如当年了。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了只要分配的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无论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结果必然是人家有权有势的份大;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份小。手法不同结果没啥大区别。

只有改变了权势分配的体系,才能改变财富分配的体系。所以必须来一场民主革命,而不是在专制政治里边修修补补。改革没有出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4年1月30日星期四

《独裁者的进化》――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极权主义

《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封面
法广 / 作者 安娜

美国学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以他的新书《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为我们揭开当今独裁政权的内部运作。有书评就认为: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词汇,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极权主义。
作者在书中回顾说,二○○○年塞尔维亚发生革命,让民主国家又多出一个新成员。二○○三年格鲁吉亚、二○○四年乌克兰、二○○五年吉尔吉斯等国所发生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象征了自由对抗独裁的高潮。到了二○○五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总数,比起葡萄牙的年轻军官听到广播电台播放那首号召起义的歌曲时,已经增长了三倍以上。
然而好景不常。民主浪潮达到最高峰之后,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维的政权──独裁者、暴君以及专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卷土重来了。根据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接下来的五年,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开始一蹶不振。自由之家创立四十年来专门评估自由趋势,他们认为这五年乃是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自由最长的连续低迷期。
亚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权体制在南美洲站稳了脚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原来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二○一○年,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一九九五年以来的最低点。
是民主制度本身出现问题了吗?作者对此的分析是,问题并不在民主本身。如同阿拉伯之春于二○一一年提醒众人,即使全球面临经济不景气,政治以及经济自由的理想还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变的,是独裁的“性质”。
作者指出:今日的独裁者以及威权统治者,已经比从前精明老练灵活太多了。压力渐大的时候,最聪明的独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警察国家,也不再锁国了;相反地,他们学习而且适应新情势。民主的进逼迫使数十个专制政府不得不从事新实验、使用有创意手法。现代的独裁者练就了继续掌权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独裁制度带入新世纪。
作者形容: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大规模逮捕、行刑队、血腥镇压──最好以较柔性的强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它们视为有威胁性的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委内瑞拉的一个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查韦斯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所以今日的独裁者不再关闭所有的媒体,而是保留一些小型的言路──通常是报纸──民众虽有讨论空间,却是有局限的。
今日的独裁者在演讲时,三不五时提起自由、正义以及法治,比如中共的领导人常常讲到民主,还自称是人民所选出来的领袖。这些人已经了解作表面功夫的重要性。二十世纪的时候,极权国家的领导人常常举行选举,然后声称自己高票当选。苏俄的领导人总是宣称他们获得百分之九十九选票支持,这当然十分荒谬,事实上他们是以舞弊的方式赢得选举。今日,克里姆林宫派出的选务人员作法不同,票箱达到七成满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往里面塞选票了。独裁者已经了解到,最好是赢得一场表面上看起来有竞争的选举,而非公然舞弊。
作者在书中形象的说,我们总是以為独裁政权好似恐龙──笨拙、愚蠢、动作迟缓的大怪物,彷彿苏联的末期,或者某个充满不安全感的南美香蕉共和国。当然,一些老派而落伍的独裁者确实步履蹣跚地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如北朝鲜、土库曼以及赤道几内亚。然而他们所代表的是独裁者的过去,他们并不想掩饰自己的真面目。在其他国家学著进化、改变甚至繁荣的时候,这些老派独裁国家落得偏远而落后的下场。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北朝鲜。
结果证明,极权主义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史以来最充满野心的非民主赌局,而且表现极差。现代的独裁者往往利用民主制度与威权政体之间的模糊空间,会想办法让人民满足,赢得人民的支持。假如没办法让人人高兴,他们也可以透过恐吓以及特定的威摄方法,让异议人士无所适从。
作者在书中分析指:远远看上去,世界上许多威权国家看起来好似民主国家,其宪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等权力分立,但还是跟民主国家有重大差异:某些国家只有一个立法机构,而非双层的上下议院制度,某些职位并不是选举產生,而是由上级指派,而权力监督的程度也有异。然而这些威权国家的许多机构,其特征──至少在纸上──看起来与最稀松平常的欧洲民主国家非常类似。

高新:对周永康案的进度不能盲目乐观

巴丢草漫画:大老虎

笔者本专栏上篇文章完成之后,关于“周老虎”案的最新信息是笔者浏览过的各大境外中文网站上全部转述了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关于周永康贪腐案的调查工作“已进入尾声”的“消息人士”的说法。

《南华早报》1月29日报道中称中共政权已经对高层干部通报了此案的信息。报道援引熟悉传达案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调查只限于周永康的经济腐败问题,而且涉及的金额比一些媒体报道所提到的数据要少得很多。

该篇报道的真实性如何暂且不论,但文中所谓“调查只限于周永康的经济腐败问题”百分之百会被日后正式公之与众的官版周案内容所印证。正象是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习近平政权在处置周永康及其马仔们的过程中百分之百会避开“政治”因素。

自境外媒体上最早揭露周永康及其亲属涉嫌巨额经济犯罪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一家境外媒体半年前“披露”出中共北戴河会议上决定查办周永康的“内部消息”后,又于近日再发“确切消息”,把周永康被“双规”的时间定为去年十二月。无论这些消息来源在时间上的出入有多大,但去年下半年里随着周永康分别在石油系统、四川省官场和中央政法委这三个系统的最重要的马仔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这三个正省部级贪官的落马,笔者本人也越来相信习近平这位“壮士”还真得是有一股子“断腕”之勇。如果周永康真的是向赵洪柱或“专案组”的其他什么人说过“亲者痛,仇者快”的话,肯定也是“专案组”向他传达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之前说的。

下笔至此,笔者突发联想,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的讲话中发誓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时,也许就是在反击周永康所谓“亲者痛”的说法。共产党人口中宣传的一向都是“立党为公,大公无私”,从党性出发即使有“大义灭亲”之必要都会“义无反顾”,何况你周永康过去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与同为“中南海发小儿”的习近平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所以话题还是可以回到我们上篇文章的题目“不怕‘亲者痛’,只忧‘仇者快’”。

所谓“只忧‘仇者快”,担心查处前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会“因此而成为敌对势力否定过去十年时间我党政法工作,特别是维稳工作的口实”。这也许正是周案已经被外界热炒了这么长时间,中共政权在距今两个月前还没有在内部做出对周永康该怎么样或者不该怎么样的决定。

笔者在这里界定出两个月前这一非常具体的时间范围是以周永康的大名最后一次与习近平、胡锦涛等人一起公开见报(当然说的是中共政权的官报)时间为事实依据的。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上网查寻一下2013年11月26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刊登的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王承绪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中称,王承绪先生住院、病重期间及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慰问家属或以发唁电、送花圈等不同方式表示吊唁。
如果说周永康借此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公开见报是为了对外表示自己“没事”,不如说他是借此机会试探台前党内决策者是否已经有了拿他为反腐祭旗的动向。试探的结果是虽然中共高层当时没有下令阻止他借此机会“公开曝光”,也没有指示浙江方面在地方党媒的报道中采取如今习近平等春节“看望老同志”的新闻稿处理手法,用一个“等”字把周永康和其他所有除习近平、胡锦涛之外的“领导人”名单全部省略,但中央媒体,包括中国教育报当时都没有转载浙江日报的这则消息就有些反常了
搜索一下百度网站的新闻栏目,正面报道周永康的条目无数,最近两条一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倒数第二新的则是深圳特区报9月4日一则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宁同志遗体于9月4日在广州火化的消息,周永康也是和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

也是这两天发生的故事,有外界媒体注意到以周永康英文名Zhou Yongkang在百度搜寻,却能搜寻到周永康涉贪腐被调查,甚至周永康密谋暗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试图政变的英文报导。及时捕捉到这一细节的外界媒体认为这是“中南海对周永康立案调查秘而不宣,任由海外媒体披露相关细节,或有意间接对外放风。”但本人更倾向于相信这是中共网警的失职。

笔者落笔此文前刚刚在百度的“知道”栏目里查了一下,页面上的回答是“抱歉,暂时没有找到与周永康相关的问题”。接着又在百度的“贴吧”栏目里键入周永康三个字,给出的结果是:“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结果不予展现。”。百度网页栏目里输入周永康后,也会被提醒一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如果在这两个栏目里键入习近平或者温家宝等人的名字,结果也是一样的。这说明截止目前,在关于自己的负面新闻和负面网评一律被网警及时拦截或清除这一点上,周永康和习近平等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退位领导人的待遇仍然还是一样的。

不过,笔者到是意外地在百度百科里查到了“周滨”的词条内容。因为外界一直有媒体说周永康的这个儿子的真名应该是“周斌”,笔者查了没有,所以才试了“周滨”,百度百科里关于他的最新内容是:

周滨,男,汉族,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周滨岳母是詹敏利,岳父,黄渝生。妻子,黄婉。毕业于四川省的西南石油大学。因中石油腐败案出名。

当然,如果这个词条的编辑曾经把周滨与周永康的父子关系写进去,也已经被网警们过滤掉了。

从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媒体仍然在周永康问题上被彻底禁声的动向看,周永康案在春节之后即会被共政权自己对外公布的推测还是有点乐观了。自由亚洲电台已有报道说:章立凡猜测,周案结果有可能很快公开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和不久前国际记者同盟曝出的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离岸财富"有关,这则报道疑为周永康等政治力量为挽颓势而打出的一张大牌......。从双方出牌的节奏来看,最后摊牌的时间到了。

笔者在数月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人们都还记得当初随着薄熙来夫人杀人事件的败露和本人的倒台,温家宝“家族巨敛暴富”和“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的新闻先后被美国的英文媒体率先爆料并大肆炒作,周永康难脱嫌疑。要知道周永康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二把手和一把手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其手下的秘密警察系统在监控“境外敌对势力”的同时肯定也随时汇总了大量的中共中高级官员当然也包括退休官员们的子女和亲属的“涉外活动”,特别是涉外经济活动的一手情报。也包括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内的所有中共在位及退位高官中的哪一些个的子女和亲属们都和周永康的儿子及儿媳一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周永康比谁都清楚,比谁都知道得多。基于此,笔者到是认为所谓“离岸财富”名单的“及时”曝光,也许会影响中共高层尽快了断周永康案的决心下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付军:法西斯的道德底线


    德国驻军少校克鲁伯一上任,就接到集团军参谋在李斯特将军的命令,让他到比利时威苏里的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
    此时是二战期间的1941年,德军刚刚入侵比利时,并占领了疗养胜地威苏里城。少校十分不解,将军为什么和一头牛结下冤仇。
    原 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斯特将军还只是个少尉,在索顿河战役中,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组织了六十头公牛开路,领头的公牛撞瞎了李斯特少尉的右 眼,但那公牛也因踩中地雷被炸伤一条腿。就在李斯特拨枪要杀掉这头公牛时,一发炮弹飞来把他震晕倒了。李斯特由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独眼龙。后来他得知 那头公牛是那次战役中唯一幸存的牛,战后被送进了威苏里荣军院。
    然而,当克鲁伯少校带人来到荣军院,拨出手枪要枪杀它时,被俘的比利时军人都怒吼起来,一个比利时军人走出人群,对克鲁伯说:“少校,我是比利时陆军中士约瓦克,也是这头牛的勤务兵,根据《日内瓦公约》,你不能杀害这头牛,你必须把它当作战俘对待!”
    克鲁伯少校一楞:“把一头牛当作战俘?笑话!”
    约瓦克郑重地拿出一张纸递给他。
    克鲁伯少校一看,是奥波彼德国王给这头牛的授勋令:“授予‘骑士’比利时王国陆军上校军衔,颁二级荣誉勋章……,1917年12月11日。”
    克鲁伯少校傻眼了。这是头有军籍的牛,而且军衔比自己还高,按照《日内瓦公约》,他确实无权枪毙它。他只好把它关到战俘营里,然后把这个意外情况电话报告给李斯特将军。
    李斯特将军告诉他:“那就在战俘营里合法地处理它,我不相信它在那里什么错也不犯。”
    这是2010年第23期《读者》中《特别战俘》一文中所描写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以为“骑士”死定了。对于法西斯军人来说,在战俘营里处死一头牛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比如可以让他“躲猫猫死”、“喝水死”,用“鞋带自缢死”等等……
    出 人意料的是,德国法西斯少校克鲁伯“笨”得出奇,他偏要“依法”处之。根据德军战俘营的有关规定,战俘严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当场击毙的。于是克鲁伯就 让骑士拉木头、干重活儿。但骑士并没有违抗命令,只是拖着一条残腿一瘸一拐地拼命拉车,几乎要累得倒下。战俘们开始骚动,对克鲁伯提出抗议“这头牛已经 26岁了,按照牛的寿命,它已属于老年,你让一个老年军人干这样重的活合适吗?你是想累死它,你这是在犯罪!”
    少校只好给骑士放假,故意让士兵把营区的大门打开,外面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密布着地雷。
    骑士果然被营地大门外的青草吸引,它慢慢地走过去,可当它走到营区门口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时,却转身回到了营区。
    少校没想到骑士居然明白什么是警戒线。惊讶之余,他了解到,在索顿河战役后,受伤的骑士曾被德军俘虏,在集中营被役使了三个多月。后来德军战败,骑士重新回到比利时,受到国王的册封。
    少校欷虚不已,骑士居然是第二次进德军的集中营了!他不禁对骑士肃然起敬。他决定给老牛正常战俘的待遇。
    一个月过去了,骑士依然活着,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恼怒,他把克鲁伯少校叫到司令部臭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不讲政治,为什么不考虑纳粹党的利益问题。少校辩解说:“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荣誉感的军人,大家实在无法对一个有战功的动物下手。”
    读 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是法官面对上级,要他作出枉法裁判时,敢不敢比一个纳粹军人更有勇气向上司说出这样的话:“长官,我是 一个有法律信仰的人,我实在不能让你的权力强奸我心中的法律女神。”当然,我的这个念头仅是一个幻想,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同日而语。
    听 了少校的逆耳之言,将军的独眼里冒出了火:“那好!既然它是一个特殊的战俘,那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它。”说着,副官牵过一只德国特羊犬。将军说: “这是我的护卫犬,名叫‘野狼’,我已签发命令,授予它陆军少校军衔,从明天起,这条军犬负责看管那头蠢牛,不管它对那头牛做什么,你们都不能干涉——动 物的事情交给动物去解决。”
    少校只好把野狼带回集中营,把它和骑士关在一起。野狼攻击骑士,骑士奋起自卫,最终野狼败倒在地。骑士抬起前蹄,正准备给野狼致命的一击,这时,它却突然放下前蹄,放过了野狼,然后喘息地走到一边卧了下来。野狼也从地上爬起来,躲到很远的地方,再也不敢靠近骑士。
    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人们发现野狼居然与骑士成了莫逆之交,不管骑士走到哪儿,野狼都十分忠诚地护卫着骑士,谁若敢呵斥骑士,野狼就会龇牙冲谁狂吠。
    接 到报告的李斯特不能相信,自己一手训练出的野狼居然会和敌人成为朋友,他赶到集中营,下令处罚“叛徒”,把野狼当众绞死。看着士兵对野狼行刑,骑士竟挣脱 看守,连续撞倒几个行刑的士兵,救出了野狼。将军气疯了,他拨出手枪,要亲手枪毙老牛。可他没想到,就在他枪响的一瞬间,野狼一跃而起,挡住了射向骑士的 子弹,枪声之后,野狼鲜血迸流,一声不响地跌落在地上死了。
    骑士悲吟着走上去,跪在野狼跟前,用舌头舔着朋友的尸体。
    李斯特再次抬起手枪,对准了骑士,骑士毫无畏惧,默默地看着他。
    五分钟后,李斯特的枪口无力地垂了下去,他吩咐少校说:“按军人的标准安葬野狼,善待这头老牛。”说完,便默然离去。
    三天后,比利时境内所有战俘营部都接到了李斯特将军签发的命令,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
    战后,第六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而李斯特将军因为其签发过保护战俘的命令而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他未被起诉,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我以为,这是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挽救了这个纳粹军人。
    看完这篇文章,我的眼睛几度湿润。我感叹,在中国的民间,这种人生的光辉尚在闪灼发光,而在我们的一些官员的心中,为何荡然无存?刑讯逼供,虐杀访民,暴力拆迁,为了自己的一已之私或面子不惜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的人性底线究竟在哪儿……

 参阅文献:
    《特别战俘》,载2010年第23期《读者》,作者: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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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杜光: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和主义――《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一书序言


几年前读到郭选年先生的《铁笔点春秋》和《续铁笔点春秋》,深为他的见识和胆略所叹服。在这两本大作里,他铁笔纵横,汪洋恣肆,对许多时政陋习和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其中不乏独到的深刻见解。这些具有浓厚的批判意识和建设意义的思想观点,是以他对当代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为基础的。他在《续铁笔点春秋》的序言里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坎坷徘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不具备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催生社会主义,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社会”。这是他对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所写大量文章的立论基础。已经出版的两部《铁笔点春秋》,针对的是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最近即将出版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针对的则是现当代的诸多历史迷雾。无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郭选年的笔触都是以当代社会的封建性专制性为立足点的。

(一)“七不讲”和历史虚无主义

六十多年来,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现当代部分,都被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一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历史记录。在这些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著作里,不仅是对历史的描述,而且历史事实本身,都有大量溢美掩丑的现象。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来的高潮,为人们提供了全面反思历史的条件,但是,一方面,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压抑之后,知识分子普遍热衷于向前看的社会前景,注意力集中在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另一方面,共产党禁止媒体书报揭露和批判党在历史上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整个社会舆论专门揭露、讨论当代历史疑点的论著不多。8964之后,体制内外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查整肃,社会上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知识分子在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有的远离政治,或埋头业务,或下海经商;有的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对历史和社会发展前途产生了新的理论认知;有的潜心于对现当代历史真相的发掘和收集整理,于是开始有了一些揭露历史真相、探讨历史教训的研究成果,或在《炎黄春秋》、《东方》、《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或以口头文学、回忆录、理论专著等形式,送到香港出版。进入新世纪后,这些通过反思感悟和梳理历史事实所获得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新成果,陆续涌入社会。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许多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得到广泛的传播,动摇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合法性,这才出现了“七不讲”,其中包括不许讲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七不讲”是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方式,它鲜明地表现出执政当局的无能和无奈。
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被列进“七不讲”,意味着对现有历史课本的那些溢美掩丑现象,不但不许纠正更改,而且连评论探讨都要禁止。如果你想探讨历史疑点,揭示历史真相,那就给你加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七不讲”宣布之后,官方报刊网站上发布了不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洋洋大观,颇堪玩味。
有一篇题为《详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文章说:“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一般来说,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定义里,包藏着掩盖历史真相的祸心。问题在于,对那些虚假的、伪造的历史,为什么不能“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呢?探讨历史的真伪、揭露假象,正是我们应取的历史主义态度。
我们通常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历史事实和它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今后为人处事的警示。但前提是这面镜子必须是干净的,才能如实照出镜前形象;如果镜面被涂上许多肮脏的污垢,并且布满裂纹,照出来的只能是残缺不全、扭曲变形的形象,而照不出真实的本来面目。溢美掩丑的历史,就像涂上许多污垢的镜子,必须擦去这些污垢,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现有历史中的许多漏洞百出的问题,不许质疑,不许否定,不许揭露真相,不许据实论事,把编造的虚假历史强加于人,定于一尊,这难道不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历史虚无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表现为抹杀、掩盖、淡化历史事实,或以虚构的假象伪造历史;二是对历史事实,作出违背事件性质和历史逻辑的论断。前者存在着真实和虚无的差异,后者则有主义与邪说的区别。探讨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为了求实祛虚,求真辟邪,抹去镜面上的污垢,以求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貌。
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部求实祛虚、求真辟邪的著作。他针对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许多关节和疑点,搜索了大量资料,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尽管其中有些史实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有些见解不一定恰当,还可以商榷,但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虚假不实的记载和论说,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这些虚无不实的历史和相应的论说,都已经深入人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与进步。因此,如何恢复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这本来应该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当局严格限制探讨历史上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功罪评说,绝对不容民间染指。因此,恢复历史原貌、如实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和著作就很难面世。尽管如此,历史却不依当权者的意旨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揭露历史真相、评说历史真理的文章和专著不绝如缕,许多作者冒着被查被禁被批判被迫害的风险,把自己思考研究的成果,陆续推向社会。郭选年的这部著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版的。

(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层涵义,我把它概括为“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前者意味着历史真相被“虚无”或淡化掉了;后者指的是以虚构的假象充当历史的真实。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被虚无淡化的史实,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反“AB团”和“富田事变”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一个党内军内的大冤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共组织,只存在了几个月,1927年4月就已经解体。毛泽东却在1930年10月14日向中央的报告里说,“在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就以这个不明不白的情报为依据,毛泽东先后在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的党政军机关中开展肃反运动。据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记载,红四军共抓了1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有的老人回忆,当时红四军驻地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萧克说:“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的五分之一。”赣西南的反AB团更为惨烈。毛泽东派亲信李韶九主持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的肃反,抓捕了大量领导干部。20军174团政委刘敌愤而在驻地富田率部抗争,救出被捕人员,并发布文告,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是为“富田事变”。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富田事变”后派项英到苏区,以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处理这一事件。项英采取内部处理的方针,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重大错误,同时也批评反AB团中的刑讯逼供。不料当时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却认为“富田事变的本质是反革命”,“毛泽东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迫使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以毛泽东取代项英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于是,江西苏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高潮,与富田事变有关的人员及赣西南的大量干部都被杀害。1931年7月,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以开会整编的名义诱骗到于都县平头寨,缴械关押后,从军长、军政委到排长600余人,全部遭到残酷屠杀,仅有二人幸免。
在江西苏区肃反的影响下,其他根据地也开展了反AB团的残酷斗争。据《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一篇文章记载,“短短几年间,共处决了七万多名‘AB团’、二万多名‘改组派’和6200多名‘社会民主党’”。各地党政军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部分都惨遭杀害。
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么重大的事件,本应认真清算总结。却因为这个大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长期成为禁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曾组织以冯文彬为首的调查组,对反AB团和富田事变进行专题调查,后又由中组部长陈野苹组织核查组核查。调查和核查的报告已经查清事实,几万被杀者没有一个是AB团成员。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反AB团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同时又强调“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只是由于缺乏经验,政策不完善,以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请看,最后没有查出一个真正的敌人,却依然坚持肃反是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方面把历史事实本身虚化淡化,另一方面把违反事实的结论强加于历史,这种历史的虚无,不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吗?
虚无的历史可以西路军的失败为典型。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西渡黄河,准备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11月初因形势变化,夺取宁夏计划被迫放弃。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河西部队为西路军,继续西进。但在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剿下,敌众我寡,孤军奋战,两万余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据西路军幸存的领导人李先念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任务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每步行动,都要请示报告,指挥员没有临场机动专断的权力。这说明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央和军委。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却说:“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里还说:“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历史事实就这样为虚构的谎言所代替。多年来,这个虚无的历史一直是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论。直到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才承认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和建立西路军,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的。但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却讳莫如深,不着一词。这个历史问题的内核,依然被“虚无”着。

(三)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

我在这里把关于历史问题的论说、评价、判断、结论等等戏称为“主义”,是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着眼的。虚无的主义指的是同历史事实相反或强加于历史的评价和结论,主义的虚无则是指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却被虚无掉了。前述反AB团和西路军两大历史事件,都存在着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但最典型的要算是共产党历史上两个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决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重大里程碑。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个决议里,既有如实的历史叙述,也有不少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为了树立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决议既夸大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又突出毛泽东个人在那一段历史上的作用(胡乔木在九十年代就承认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而像反AB团和西路军这样一些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给共产党带来巨大损失的历史灾难,却一个字也不提。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格局,决议制造了对毛泽东的神化。
在这个决议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主义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遵义会议的记载和评价上。请看:“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著作和文字都是按照这个口径立论的。其实,这都是一些虚无的谎言,都是为突出并神化毛泽东服务的。所谓“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是为后面的谎言作铺垫的,完全不是事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里说:“长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闲人”,因为“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一个在长征前领导职务被撤的“闲人”,长征后怎么有可能把广大干部和党员团结起来呢?但没有这个谎言,后面的谎言就无法成立了。正因为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所以他才能领导遵义会议,并成为中央新领导的“为首”者,才有“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断语。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遵义会议的记载,主要是在调和谎言和事实之间的矛盾,在“团结起来”的问题上,说是“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这个不同于《决议》的叙述,基本上是符合于事实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上卷说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说会议是“毛泽东所领导”了,但把毛泽东列在参加会议人员的首位,说会议的决议,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等等,依然没有摆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窠臼。
何方在2005年出版的《党史笔记》,有两篇专门介绍和论述遵义会议的长文,共约五万多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揭穿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谎言。他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指出:“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就对军队的领导而言,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明确地记载着:“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军事三人小组,组长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直到这一年的8月,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因周恩来病重,张闻天建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就直言:从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到沙窝会议的8个月里,“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就对全党的领导而言,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会议,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并主持的。据有人统计,前后多达137次。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的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由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或结论,起草会议决议。在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会议讨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洛川会议(1937年8月,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由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这个时期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进行联系,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答复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汇报,也都由张闻天出面。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任命,如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长征途中由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陕北后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等,都是张闻天提议后经有关会议讨论决定的。所以何方说:“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还不能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向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接着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才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格局。在此以前,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在张闻天的家里举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也比较尊重。据何方在《党史笔记》里记叙,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即张闻天)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从毛泽东的戏言里,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虽然名义上还是总书记,但由于他为人谦抑,自动退居毛后,毛泽东才成为实际上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央的一些会议也改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了。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里,最突出的“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是关于反右运动的论述: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经过30年,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不但重复这个谰言,而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坚决予以反击”的过程,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决议和党史二卷关于反右运动的描绘,是典型的“虚无的历史”。所谓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谎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右派分子”有这样的言论与行动。在这个虚构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虚无的主义: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就抹杀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把55万多(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贱民、使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在劳教营里饿死、冻死、被打死的严重罪行。
我曾经多次指出,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反右运动正是这个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以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界,此前以广大群众通过批评建议的形式,揭露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中的某些弊端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争民主、反专制的本质要求。尽管当时只有少数青年学生自觉地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批判现行制度的专制实质,绝大多数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的民主性质。但既然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专制制度的弊病,那么,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他们就站在了民主的一边。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专制一方占尽了优势,“六八社论”一发表就把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对敌斗争的反右运动。所以,反右运动的实质是代表专制制度的权贵官僚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而在官方的舆论和许多文痞的文章里,至今仍在重复“决议”的谎言和滥调,却把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的实质“虚无”掉了。
主义的虚无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本质的虚化淡化上。前面提到的反AB团和西路军的问题,主要责任者都是毛泽东,都是他为了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消灭异己的阴谋活动,可是党史在这些问题上却丝毫也不涉及他的错误和罪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但又说反右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多么荒唐!究竟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还是他利用反革命集团?江青在被审判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事实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利用这个反革命集团,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是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罪犯。从反右派、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都充分暴露出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巩固独裁统治的专制主义本质。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颂毛的红歌到处吟唱,评毛批毛却依然是个禁区。“七不讲”中的不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实际上是不许讲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掩盖了毛的专制主义,也就维护了、虚无了现在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

(四)简短的结语:让历史回归真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取代中国现当代史的中共党史,存在着太多的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历史贵真实。真实是历史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已经传诵千古,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也有权利追求历史真实,克服历史的虚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抛弃虚无的历史。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本旨在求真求实的著作。他书中关于毛泽东的大量史实和评论,对于许多至今仍然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的毛粉和毛左派,是非常有力的当头棒喝。当然,由于他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个人认知有限,不论在史实的是非判断上,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上,都会有所不足,但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大无畏的勇气是很值得发扬的。
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存在着太多的疑点,迷雾重重,要拨开迷雾,需要有更多的朋友起而探求、评议、争论,通过广泛的、深入的切磋研讨,让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大白于天下,才能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那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无聊文人,舞文弄墨,媚上惑众,以虚无的历史假象来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2014年1月20日

纽约时报:中国浙江温州“鲨鱼屠宰场”曝光

图:浙江省蒲岐镇,一名置身于一堆鲨鱼块中的工人。
作者:狄雨霏 2014年01月29日

动物保护人士亚历克斯・霍福德(Alex Hofford)和保罗・希尔顿(Paul Hilton)接到了一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线报,称中国东部沿海浙江省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屠杀鲸鲨等易危物种的“鲨鱼屠宰场”,为此,他们前往当地考察情况。
看到的景象使他们震惊。人们在湿滑的地板上动手切开鲸鲨这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这种有巴士那么大的热带物种(他们可以长至12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将这种鲨鱼列为“易危”,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灭绝危险”的物种。
  • 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海岸,一条正在游泳的鲸鲨。
    David Loh/Reuters
    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海岸,一条正在游泳的鲸鲨。

“仅仅这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的杀戮、这么多的破坏。这相当令人震惊,”希尔顿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景象时说。从2010年到去年12月进行的一场暗查中,他和霍福德假扮成买家三次走访了这家工厂。“我们走进院子里,到处都是鱼翅。我没想到他们会如此肆无忌惮。”

霍福德说:“这令人震惊。走进那儿,看到它们被排放在地板上,都切成了块,我差点儿就想吐了。对于曾经和他们一起遨游海中的人来说,这十分让人难受。”在本周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两人宣称,在温州蒲岐镇上的乐清海洋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里,为了取得鱼肚、鱼唇、鱼软骨、鱼油和鱼翅,每年有大约600头鲸鲨被宰杀。
这两名非政府组织WildLifeRisk的成员在一份题为《中国浙江省蒲岐镇曝光世界最大鲸鲨屠宰场》(Planet’s biggest slaughter of whale sharks exposed in Pu Qi, Zhejiang Province, China)的报告中说,此地也对姥鲨和大白鲨进行“工业化加工”。
这份报告表示,所有这三种鲨鱼都在中国受到保护,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捕杀是违法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鲨鱼和鳐鱼种类都濒临灭绝。
政府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缩写CITES)将鲸鱼和姥鲨列为附录二(Appendix II)动物,即“不一定有灭绝危险,但需要控制其交易,以避免对它的利用与存续产生冲突”。国际上也有人施压,要求将大白鲨列入附录二动物。
多次与乐清公司联系都没有收到任何置评。当我们问到,公司是否加工鲸鲨时,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说,“谁说的?我不知道。”她拒绝把电话转接给她的经理,或工厂里的其他人,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公司的网站上介绍了数种不同的鲨鱼制品,包括鱼翅、鱼软骨、鱼肚在内的产品都整齐地包装在色彩鲜艳的礼盒里。但并没有写明它们究竟出自哪种鲨鱼。
这份新报告的作者表示,鱼翅基本都保留在国内,鱼肉作为食品出售,而鱼皮则被卖给箱包行业。然而他们也说,鱼油会出口海外,要么作为保健品,要么用于化妆品生产,出口的目的地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希尔顿在采访中说,公司里一位叫做李光的经理说,鲨鱼制品都被标为一种常见的养殖鱼——罗非鱼。
梅楣(May Mei)是总部位于美国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的中国项目经理,该组织的公众代言人是前篮球明星姚明,他号召人们不吃鱼翅。梅楣称这份报告“相当令人震惊”,并且“可信”。
“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细节、他们所投入的时间,以及他们提到的具体名字,这些都看上去很扎实,”梅楣说。
“中国国内媒体也相当震惊,”她说,但也补充道,就总的鲨鱼加工来说,人们认为中国已不再是最大的加工地,而是印度尼西亚。
但她也说,“我们的控制系统还不够好。我们必须告诉渔民,哪些是受保护品种,哪些不是。各个环节的监督都必须有所改进,包括在海关部门。”
希尔顿说,人们相信,这种鲨鱼是在从澳大利亚西部经过中国沿海的迁徙路径上被渔民捕获的。鲸鲨性情温和,捕食浮游生物。在港口,一条鲸鲨能卖出3.1万美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
报告说,“在中国东部沿海上下大大小小的港口,从南部的广东省到北部的山东省,投机的渔民都会捕捉整条鲸鲨,要么作为副渔获,要么作为定向副渔获(即有意而为)。”
李广据说曾对这两人说,鱼肝油会被发往一个位于海南岛的加工厂——海南加华海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姥鲨体内的鱼肝油尤其多,他们写道。
这家海南公司销售部的一位自称潘萍曼(音译)的女子接了电话,她否认公司涉及任何非法行为。她说自己还没有见到这份报告。
报告写道,“在海南,这种油会和其他种类的鲨鱼肝油混合在一起,为出口美国和加拿大做准备,虽然这违反了具有国际约束力的CITES协议。”这两位活动人士指认出一家接收这一产品的公司,它名为Omojo,总部位于华盛顿州。
这家公司的网站称,“我们由始至终控制产品质量,确保100%可追溯性,以及100%的负责任。”联系该公司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
在Vimeo上关注WildLifeRisk的“中国鲸鲨”(China Whale Sharks)。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曹莉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未普:习近平对异议人士下重手非常不明智

老百姓无惧打压为许志永鸣冤

1月26日,新公民运动领导人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北京人民检察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指控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罪名成立。笔者仔细读了洋洋洒洒1万八千余字的判决书之后发现,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实,罪名难以成立。许志永肯定会上诉,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说,许被判四年"这个结果是高层领导人决定的,没有改判的希望"。

早在胡锦涛时代,许志永就是著名的异见人士。2009年,官方曾以账目不清为借口扣押了许志永,调查许志永创办的"法律援助组织公盟"的税务问题,对其处以罚款之后将其解散,几个星期后放了许志永。许志永那时的真正问题是他在公盟发布报告,批评中共的西藏政策及许主持的维权运动。

到了习近平时代,许志永又被扣押,但表面的罪名和真实的罪名都发生了变化。他的表面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真正的罪名是,呼吁中国大陆官员公布财产,惩治腐败,主张"教育平权",推动新公民运动。一审判决书上的罪名,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习近平和胡锦涛一样,用假罪名掩饰真罪名判决异见人士。这是中共经常玩弄的欺骗国际社会的把戏。但习近平和胡锦涛不一样的是,胡锦涛把许志永关了几个星期后在舆论压力下放了他,而习近平把许志永关了几个月,面对舆论压力非但未放,反而判了许四年。从许志永的两番不同的境遇来看,习近平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更加严厉。

习近平对异见人士下重手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跟许志永搞的新公民运动有关。习近平登基时划下的底线之一,就是不得对共产党统治形成挑战,而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在习近平的眼里,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和共产党的统治。据独立记者高瑜女士披露,俞正声对任志强表示,许志永的"公盟"是反党集团,而民营企业家王功权先生被拘捕,就是因为赞助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获得民营企业家的支持,本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但中共出于一党之私,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转型威胁自己的统治,因而把任何可能使新公民运动做大的苗头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习近平的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思维,其实和胡锦涛差不多。

北京的观察家说,习近平的向左转似有改弦易张的可能。倘若这种观察属实,习近平对异议人士下重手,就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首先,把主张打击腐败的许志永关进监狱,让外界怀疑习近平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把为农民工子女争取平等教育权的许志永判刑,又让人质疑中国政府反对教育平等。

其次,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许志永的国际声望骤然提高。许志永要求法律得到切实执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金融时报》因而把许比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活动人士。徐达内说,许志永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根本不像是站在中共的被告席上,更像是陈独秀、李大钊式的中共先辈,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视死如归地演讲布道。这让共产党情何以堪?

再有,习近平要依法治国,可是许志永被判刑表明,习近平是"口头革命派"。法律在他治下,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人民的工具。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自信满满,但在处理许志永的问题上,显得既无自信,又无智慧。

而许志永为新公民运动的辩护,已经在网上广泛流传。他说:"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你们不要以为把我投入监狱,就能扼杀新公民运动……总有一天,我十三亿中华同胞,将从跪倒的臣民成长为堂堂正正的公民,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许志永是习近平时代第一名因言获罪、因新公民运动获罪的重要政治犯。官方用政治迫害恐吓知识界、企业界、民间维权人士和新公民社会倡导人士,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但新公民运动所代表的政治文明潮流,终究是阻吓不住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习近平反腐败?别傻了!

网络漫画
习近平上台后,摆出一幅大刀阔斧惩治腐败的样子,外界纷纷予以肯定,我觉得很傻。尤其是因为对习近平的反腐抱有期待,遂对他本人的政治开明抱有期待,以至於对他上台以来政治上的倒退都假装看不到或者保持沈默,甚至认为要给习近平时间,那就更傻。因为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反腐败,毫无疑问是假的。把假的当成真的,这不是傻是什麼?

最近的两则新闻可以为我的判断提供佐证:一个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1月23日发佈报告,披露了中共权贵子弟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涉嫌避税或者转移资金的情况,其中不仅包括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李鹏的女儿李小琳,而且也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海外爆料这些人的海外资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7月彭博社就直指习近平家族总资产,有将近40亿美元之巨。试问:如果习近平的反腐败是来真的,他敢动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的家人吗?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在反腐败上树立起光辉形象,没有什麼比他拿自己的家人开刀更有效的了,他会这样做吗?他没有,他的反腐败就是假的。这样的反腐败,就是他在政治上打击敌人,树立权威的一种手法,他的目标不是腐败,而是权力。这样的反腐败,当然就是假的。

另外一则新闻发生在昨天:1月26日,在海外的强烈关注下,大陆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还是被判刑四年。判许志永当然是习近平政权杀鸡儆猴,目的是打击许领导的新公民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核心诉求是什麼呢?就是反腐败。他们的具体要求,是呼籲官员财产公开。老实说,许志永在中国维权运动中的政治光谱是饱受争议的,在推特上他受到不少激进者的攻击,这样的一个温和派的代表,只因为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提出反腐败,当局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说明了什麼呢?说明对於中共来说,反腐败只能他们自己做,别人不能做,不要说不能做,就是呼籲都不行。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能自己说,不能别人指出,别人说“你错了”,他就勃然大怒,伸手打人,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吗?别傻了!

表面上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确实也拉下了不少贪腐高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严厉要求党内和政府官员不得大吃大喝,要生活简朴,雷厉风行之下,北京等地高档消费受到冲击,高级餐厅感叹生意下滑。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反腐败,那实在是傻得不可救药。因为很清楚,无论是抓贪腐官员,还是禁止奢侈,反对的矛头都只是腐败行为,而不是导致腐败的制度;这不是反腐败,这是做样子。我们都知道,导致腐败的,不是各级官员贪吃爱玩的个性,而是权力过於集中产生的寻租空间。不从制度的层面去分权,不去建立宪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以从源头上防范腐败,只是派出酷吏到处巡查人家吃什麼,或者就是要求各级官员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这样的反腐败,从秦始皇的时候开始,历朝历代就都做过啦,要是有用的话,根本就轮不到共产党和习近平执政了。这样的反腐败,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一个只捡软柿子捏或者只盯住政敌,而放任自己家人敛财的反腐败;一个只能自己说,别人不能说的反腐败;一个只反结果,不反原因的反腐败,他自己恐怕都不当真,你要是还当真,你说我能说你什麼呢?一个字: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王晶先生签署声明的照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王晶垚先生声明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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