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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1日星期日

李江琳:佛国归来之后——写在《藏区秘行》出版之际

图:作者于循化黄河吊桥

当佛教从印度向周边传播的时候,青藏高原成为一个以灵性为文明核心的高原佛国。只要你有灵性,只要你对人间的苦难保持着人皆天生的慈悲心,你不可能不感动。
寻找藏人的苦难记忆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独自前往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居住地,寻访第一代难民。我是研究当代藏史的,前几年的关注焦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藏区发生的人为灾难和冲突,从解密或半解密的文献、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等资料中,梳理出半个世纪前的史实真相。在流亡藏人中做口述历史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文献中通常忽略细节,缺少底层民众的遭遇和命运,而且官方文件和档案经常隐瞒一部分事实,或者掩盖和歪曲对他们不利的数据。这些细节恰恰是无数人在历史大潮之下的命运,只有这些细节才能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理解史实的本质。所以,访谈资料和口述历史能和文献资料形成互为补充、互相对照驳正的关系,缺少了口述历史的当代史研究,我认为是不够完整的研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境内藏区旅行和访谈非常困难。
至今为止,去过印度很多次了,每次短则一月两月,长则超过半年。我使用过印度的几乎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对在印度进行田野工作的衣食住行十分熟悉。我很喜欢印度。贝特兰·罗素曾指出,作为世界三大文明传统之一的印度文明,长于"内观"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具有深刻灵性的文明。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佛国。当佛教从印度向周边传播的时候,青藏高原成为另一个以灵性为文明核心的佛国。
这些年我在印度次大陆旅行,都是从一个难民定居点到另一个难民定居点,我连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和闻名世界最美建筑泰姬陵都没有去过。我想在印度寻找的,是藏人的苦难记忆。而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西藏三区的地名,山川河流,我却无法像前往印度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一样,订一张机票就能束装成行,来到藏区,我梦中的另一个佛国。

"自驾游"在周边藏区走个来回

2012年夏,《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2-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定稿后,我回老家江西南昌陪伴老母亲。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前往藏区旅行的申请,当即遭到婉拒。中国政府眼下的政策,外国人在获得批准后,可以参加旅游团前往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件是必须按照预先批准的日程和地点游览,所谓"团进团出"。周边四省藏区没有这样的限制,我是可以去合法旅行的。但是,所有的朋友都告诫我,中国政府,特别是涉藏和维稳部门,具有强大的监控手段。以有关部门对我的了解和关心,我要在藏区做访谈极其困难。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亲临现场的诱惑力是无法阻挡的。我梦寐以求的是,站在我研究过的事件发生的地方,草原上、黄河边,向半个世纪前在自己的家乡遭受杀戮的无辜牧民、僧侣、妇女、老幼,献上一条哈达,对着蓝天喊一声:"我来过了,我已经把你们的遭遇写进了书里,告诉了全世界,你们不会被遗忘了!"
我的一对朋友了解我的愿望,他们帮助我实现了前往四省藏区旅行的梦想。
我把手机留在南昌家里,悄然离家。我们以"自驾游"的形式在周边藏区走了个来回,到了20多个县。一路上在乡间小客栈住宿,都是我的朋友去登记,我从没拿出我的护照。遇到各种检查站,也都是我的朋友去应付,我从不下车。就这样,这一个多月成了我在藏区的秘密旅行。
这一个多月,我和许多萍水相逢的藏人交谈,他们中有体制内各级干部,有生意人,有僧侣,有失地农民,有定居点的牧民。在他们面前,我的"通行证"是我对当地历史的了解。有多少个日夜,我面对浩瀚分散的史料,梳理一个个地名,记住一个个部落和头人的名字。我对那些早已失落的历史记忆了然于心。特别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藏人,只要我说出一个人名地名,就立即被他们引为自己人。我在朋友的手机里保存里几张我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的工作照,我还有达赖喇嘛在一次采访中送给我的一些藏药丸。只要我在适当时机拿出来,我就可以提问任何问题。我知道在藏人中间我是安全的。

见证藏区制造的人道和环境灾难

藏区,真是一个高原佛国。只要你有灵性,只要你对人间的苦难保持着人皆天生的慈悲心,你不可能不感动。 此刻,当我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我在青海的一个偏僻寺院角落里偶遇的两个喇嘛,他俩是从藏区的另一个省,步行前往各大名寺朝圣而经过此地。他们饱经风霜露雪的削瘦脸庞疲惫不堪。在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布包里,是小心翼翼保存的《喇嘛证》,没有这样的喇嘛证,他们连如此卑微的旅行都是不允许的。当我给他们看我保存在朋友手机里的尊者照片时,他们的脸上出现了我所看到过的最为谦卑而快乐的笑容。阿卡啦,现在你们在哪儿?
我在藏区亲眼看到了,亲耳听到了,有中共在藏区制造的人道和环境灾难。我无法保持沉默,在我的文章中对这种政策提出了质疑。随后,我需要回美国处理一些家庭事务,于是购买了回美国的来回机票,打算处理完就立即飞返中国。如果有可能,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想在藏区做更深一点的访谈。就在我飞返中国的前两天,接到中国领事馆的通知,我的签证被取消了。我不能回中国了。
这时,我能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国际藏学家、藏史学家,在评论中共西藏政策的时候会吞吞吐吐,言不由衷,因为他们的研究需要在藏区进行,他们需要中国签证。失去中国签证对他们的研究是严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可是,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我是独立研究者,我不需要学术体制内的一切世俗考量。
我立即动笔,写出我在境内藏区的见闻。《藏区秘行》在2014年12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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