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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夏明:香港城邦革命



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上所有的華人,我們有智慧和勇氣不做屠刀下伸得長長的脖子嗎?我們能夠"保衛香港城邦、建立中國民主"嗎?我們還會選擇坐在CCTV前,讓六十多年的專制悲劇、兩千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全權政治繼續推出下一集嗎?
香港一股強大的本土革命衝動
早在三年前,一位香港的年輕學者就向我推薦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並預言一股強大的本土革命衝動正在香港暗湧。今天持續兩個月的香港"佔中運動"證實了陳雲和我的朋友的先見之明。
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大爆發當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事件和訴求互動而成。但如果我們從長程的大歷史觀之,這種衝突完全是由一對古老的政治邏輯先定的,而且它只是兩千年城市革命史的一個環節。
二十五年前為了完成我的研究生學位,我在復旦大學做了一篇碩士論文:《城市革命與西方民主制》。我注意到西方民主史上一個有意思的規律:每一次大規模的城市勃興,都會跟隨著民主體制的突變。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革命造就了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後來的羅馬城邦運動建立了羅馬共和國。一千多年以後,大約十五世紀前後,以威尼斯為代表的地中海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後來北歐漢撒同盟的出現,宣布中世紀的終結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到來。荷、英、美、法的城市市民革命創立了現代代議民主制。到十九世紀西方工業化產業大城市的擴展,又推動了爭取普選權的運動,選舉真正成為程序性民主的核心。
今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大都市正在彌補民族國家在治理上的捉襟見肘,塑造出一個全球化、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模式。用我校(CUNY Graduate Center)著名教授本傑明ˑ巴伯在《如果市長統治世界》裡的話來說,"城市在地方和全球範圍為民主治理提供了真正的希望。"
香港作為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的一個國家大都市、作為珠江成長三角洲的龍頭,也正是中國民主治理和地方民主治理的一盞希望明燈。
皇城北京與都市上海的較量
不是說城市就一定培育民主希望和未來。馬克斯ˑ韋伯曾說過,"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中國在幾千年以前就已建立過長安、洛陽等世界最輝煌的大都市,今天的北京也列在世界十大都市之列。但是,北京的空氣不僅無法使人自由,它的政治霧霾足以使人窒息。因為北京和香港體現了不同的城市精神,顯示出不同的城市功能,所以出現衝突。
馬克思、韋伯、魏特夫都曾注意到,西方的城市首先是因為商業集市而出現的,而中國的城市更多是皇權政治所在地、行政控制中心、軍事重鎮等。中國的都市缺少一個活躍的商業社會和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就無從談起。佔據霸權地位的是專制皇權、層層的官僚機構和為他們服務的官營工商業。沒有形成獨立的資本力量,沒有擺脫專制王權和官僚政治的控制,就不可能發育出公民社會。所以,巴林頓ˑ摩爾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斷定:"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在中國的所有大都市中,如果以1949中共奪權年為分界,在此之前,上海是中國最具有布爾喬亞氣息的都市。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帶給中國的洋氣還是要比其他所有的中共領導要多一些。在此之後,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國版圖上最有自由氣息的商業城市。當中共新黨魁"習大大"("大大的壞")熱衷於把中國人帶回窯洞時,吃包子的土氣和喝拉鐵的洋氣在"一國兩制"的包辦婚姻中,自然會鬧出彆扭。
北京皇城與上海的較量在五十年代很快搞定。就連青紅幫的頭頭黃金榮最後都不得不服服帖帖、出門掃地,抱著掃帚頭孤苦伶仃死在他曾呼風喚雨過的昔日"十里洋場"街頭。上海被美國學者稱為"打開近代中國的鑰匙",成為中共建立封閉社會後關上的最後一扇門。香港作為中共法權治外的一個英國殖民地,成為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橋樑,也因此存活和興旺起來。

警惕"東方水利專制主義"
但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儘管在近代資本主義史上發展出了不同於京城內地專制官僚控制的亞細亞城市特徵,也還主要體現的是買辦資本主義,所以表現出對東方全權政權和西方金融資本的雙重高度依賴,本土資本、本土意識和地方自治都未取得決定性優勢。香港的工商界被紅色資本家掌控,他們熱衷於與中國權力寡頭勾兌以獲得牙慧,勢必成為沒有脊樑的群體。香港內力的孱弱導致港中衝突的膠著狀態。用印度聖人室利ˑ羅摩克里希那的比喻來說,中共新教主習近平色厲內荏,像是一條已喪失前輩強大毒性的青蛇,緊緊咬住香港,而香港市民又像頑固的牛蛙,死不從命。結果,青蛇與牛蛙形成互為折磨的困境。
擺脫港中目前的困境,可以有兩個辦法:一是中國國內和海外的力量能做出實實在在的事來,打蛇打擊三寸,讓中共放棄徹底吞併香港、扼殺自由法治的意志;二是香港人能繼續擴大佔中努力,上升到"城邦革命"的水平,捍衛殘存的自由、擴大更多的自治。陳雲在他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必須爭取成為"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通過提升城邦開放共融的精神、多元主義、市民的政治文化參與和強化中西交流互動,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和利益。但陳雲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青蛙還未嬗變為王子時,"放棄民主中國、保衛香港城邦"只會是得其其一,不得其二。
香港本土主義顯然在動員民眾參與、爭取民主自由過程中有積極意義。但如果因為有了它,香港人把自己變成井底之蛙,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的哲學,也因此期盼大河不會洪水滔滔,那就只會落得"溫水煮青蛙"的結局。魏特夫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明確指出,"東方水利專制主義"的全面實現必定是絕對權力、全權控制、全面恐怖、全部服從和完全孤獨。
北京上演和導演了半個多世紀的屠城悲劇系列,中國人就像是電視機前的觀眾,甚至就是魯迅筆下描繪的一百年前的華老栓和圍觀女傑秋瑾被殺頭的那群人:"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1989年中共血洗長安街、天安門絕非空前絕後,它只是中共暴政系列的一集。新一集的序奏已在香港開場。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上所有的華人,我們有智慧和勇氣不做屠刀下伸得長長的脖子嗎?我們能夠"保衛香港城邦、建立中國民主"嗎?我們還會選擇坐在CCTV前,讓六十多年的專制悲劇、兩千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全權政治繼續推出下一集嗎?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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