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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叶匡正:革命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

阿伦特(Hannah Arendt

兒時最熟悉的兩個詞,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那時不懂何爲革命,只知道凡是正確的,就是革命,凡是錯誤的,就是反革命。等到1976年後,突然發現一切調了個個兒,當年的「反革命」竟然站在了真理這邊。尤其當你曾唱過這樣的兒歌:「鄧小平,壞壞壞,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忽然一天,他又成了最偉大的領導人時,那種驚異感是難以忘懷的。
雖然那時,我只有8、9歲,但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竟成爲我有明確意識和思想的開端。你會懊惱地發現,原來過去都是生活在謊言中,你甚至會因此鄙視自己。我們那代人,對社會或權威倡導的觀念,有種天然的不信任感,兒時這種荒誕記憶,是一個重要根源。此後,對謊言敏感,叛逆於主流,幾乎成了我整個青少年時代的一種本能反應。以至於很多年後,我都不敢輕言「革命」一詞,也不願想起這個詞給中國歷史究竟帶來了什麼,或造成過怎樣的傷害。從某種程度上說,革命一詞在我心中早已生鏽。
直到6年前,讀到阿倫特對革命的論述,我纔對革命的某些悲劇之源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在阿倫特看來,革命真正的動力是人類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渴望催生了革命這種創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們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要看它能否創造和擴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間。
革命失敗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這不僅會敗壞我們對革命的理解,甚至會讓人們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絕不是以一種專制權力代替另一種專制權力,也不是以一個階層的專政取代另一個階層的專政,而是要創造一種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間,讓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這纔是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開始時都會包含著大量的自由意識,但隨著它的進展,結果才慢慢顯示出來,它可能創造自由,也可能帶來奴役。從早年蘇聯等一些革命的結果看,帶來的是後者。能否實現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革命的進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訴求,被其他的意識形態所取代,或受制於政黨利益及社會財富的增長,都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失敗。當以政治自由爲目的的革命,退化爲反對政治自由的專制權力,就是對革命的最大敗壞。
阿倫特有個重要觀點,認爲失敗的革命,往往是因爲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混爲一談。她通過分析美國革命發現,雖然在革命進程中存在著社會歧視、奴隸制等等的社會問題,但革命者仍然堅持解決的是政治問題,所以爲美國民衆的自由奠定了憲政基礎。而失敗的革命,往往把解決貧困、經濟爭議等一些社會問題,當作革命目標,把社會問題當政治問題來解決,最終使得憲法、權利、自由等這樣一些政治問題反而被懸擱起來。
中國歷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衆的苦難當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對建立自由政體這類政治目標,思考得極少。因爲民衆並沒有通過革命獲得自由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最終會導致權力的擴張,及對自由的敗壞。革命要求革命者殺人,革命者就殺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謊,革命者就撒謊。於是,革命演變成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鎮壓,而不是爲了實現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國歷朝歷代,革命總是與暴力連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卻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壞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個人的命。
當下很多人所以怕談革命,多是把現代民主革命與傳統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詞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辭說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意思是商湯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順乎天命而合於人心的。「革」卦是離下兌上,也就是火下澤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對之勢,或火滅,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還說「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進文明,讓民衆喜悅,這樣纔是通順和正當的。它的象辭則說,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這些觀點雖質樸,但先秦時代能有這份認知,實在難得。
儒家顯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國歷代也有革命的事實,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換代,也即順應天命與人心的變革,對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論述極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對革命也多有論述,如《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荀子》說的「誅暴國之君」以及「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都肯定了「弒君」「誅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國的革命,雖和西學東漸有關,但實質體現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總以失敗告終。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革命。革命,從本質上講是人類對自由的實踐,它的目標就是尋求免於壓制的自由,以及與自由相適應的制度。如阿倫特說的,革命意味著人類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開始並自由行動,讓所有人能自由地進入到公共事務中。人類要獲得這種偉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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