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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吴伟:“社会突发事件研究”预警89学潮——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六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六篇。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时期。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改革,都按照十三大的部署,开始实施。虽然改革在进行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但毕竟还是在艰难中前行,在一些领域中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改革,是体制的调整,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化。进入1988年以后,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价格体制还没有理顺,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开始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特别是后来"物价闯关"(指实现价格双轨制并轨,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详见之三十五)的信息流传到社会上,更加推动了这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早在1987年12月5日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就谈到了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开展社会舆论调查,了解社会动向作为决策依据的问题。1988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全体人员会议上,研究室主任鲍彤在谈到本室今年工作时提出,社会改革局要研究社会发展与安定问题。要研究它们的规律,探讨世界各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至4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的变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情况。这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他特别要求社会改革局,要做好社会舆情调查。
在那段时间,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上出现了几个很有影响的半官方或民间的社会调查机构,其中就有陈一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室主任为杨冠三)、陈子明任所长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调查中心等。据鲍彤在笔者的访谈中回忆,他在向中因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布署了社会调查任务的同时,也向体改所的社会调查室提出了调查社会舆情的要求。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还打破惯例,带领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同事,专程到陈子明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专题调研(在此前,中央政改办和政改研究室与民间社会研究机构基本没有往来),并对他们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更广泛、更能充分反映社会动态。
1988年4月26、29日两天,中央政改研究室召开新闻界座谈会,邀请《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的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会,座谈当前的社会舆情和社会动向问题。
与会者在发言中,介绍了他们了解到的各种社会动态,特别是对刚刚开过的两会,对物价、收入、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干群关系等热点问题的民间看法和意见。许多人认为,现在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一个说话的地方,要有个社会排气阀,现在的渠道不畅,很可能出现大问题。官倒腐败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物价问题等等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使相当多的人失去信心。年复一年谈这些问题,可总也解决不了,让人们失望。潜在的信心问题,危机性更大。比如许多地方的农民通过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学生闹事,其实并没有工人、农民闹事影响大。知识分子闹事,其中还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工农闹事,破坏性要更大。现在上面和下面对形势的估计不一致,上面也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但对下面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必须改变我们在宣传上的一些错误理念。我们总是把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比如学生对学校有意见,应该把它看成是教育体制问题,让学生去讨论如何改革,可我们有些领导总是把这类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上纲上线。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党对宣传工作的观念,在于如何引导。应该把新闻自由的口号,转变成党和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工具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
这次座谈,引发了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们对社会矛盾可能的发展和激化的思考。在讨论中,鲍彤提出,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应该进行研究,要有个预案。在此后他几次与赵紫阳交流时,都谈到了这个想法,赵紫阳表示赞同。
进入5月以后,"物价闯关"的问题在中央提上了日程。5月9日晚,赵紫阳与鲍彤的谈话。赵紫阳说,最近有些同志反映社会矛盾很多,有的同志看得很重,要研究一下,要成立一个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研究小组。人民的不满现在还在发酵,容易出事。矛盾太多,一时解决不了,需要人民谅解。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次提出"物价闯关"的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在谈到了形势、物价、分配不公、廉政、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问题之后,特别谈到了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应该有所准备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后几年真正下决心改革,而不是停步,那就要有保证社会稳定的措施。政法部门要研究,新闻单位要配合,尤其北京市的稳定特别重要。对付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本领。要么操之过急,要么放任,要么处理失措导致事情扩大,这不行。看来,要有所准备,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后一年是一个关口,如何谨慎地度过,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党要有清醒、统一的认识,要有精神准备。
在5月30日赵紫阳主持的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应对突发事件,要有准备,有预案。是不是搞一个《紧急状态法》做预备,这是在改革深入前提下的一个必要措施,与民主政治的方向并不矛盾。
5月18日,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鲍彤传达了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的意见,并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鲍彤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是可能的,确实应该进行研究并有个预案。他说,社会突发事件,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被某些具体的事情所引发。对这类事件,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敌对势力破坏"这种思维来认识,也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预防和解决突发事件的基本方式,就是要采取各种社会阶层的对话,共同协商的办法,通过相互的理解、谅解、妥协和让步来解决社会矛盾。会上确定,由社会改革局陈小鲁、唐欣等人负责,行政局高山参加,组织几个人成立个专题组,收集资料搞调研,并拿出一个初步意见。
会后,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几个负责人做了分工,大体上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一个预测,会不会发生动乱,动乱会以什么形式出现,由唐欣负责;第二块是从全世界各国看,在改革或者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的基本条件和规律,这部分由高山负责;第三部分就是如果一旦动乱出现,应该怎么应对,采取什么对策,由陈小鲁负责。大家各自带几个人,从收集资料和调研开始。
前不久,在笔者对唐欣的访谈中,唐回忆说,"我负责的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预测这部分。大概工作了几个月,去过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许多单位座谈。团中央就是跟李克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对话,了解情况。还有中办、国办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我曾经是人大信访局副局长。我们到信访局,目的是了解各地人民来信来访情况。还到公安部,民政部,都做了一些调查。小鲁、高山他们也都同时开展了工作。我们这个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内部后来还组织过多次内部讨论,交流情况,研究和修改我们的汇报提纲。"
1988年下半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变化很大,先是"物价闯关",后来又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党内国内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中央政改研究室面临的环境较为复杂,人员少,工作较多,前后思路的调整也较大。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这些成员同时还要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汇报就拖了下来。直到1988年的12月,小组的几位负责人才向鲍彤作了一次汇报。
这次汇报以唐欣为主,根据他的回忆,内容大体如下:
分析了中国以往发生的动乱,主要有五种形式:民族动乱,宗教动乱,工人运动,学潮以及集体上访。
从目前情况来看,只有学潮是最可忧虑的。因为:
第一,民族动乱在中国说来,只可能发生在西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地区。而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族闹事又各有其复杂的政治原因。只要政府处理得当,不会出大问题。国内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闹事,更无大忧。而且民族动乱不会危及中央政府。
第二,宗教引发的动乱,可能性更不大。文革中打烂了宗教,十年后再恢复,已有了一个断层。而且中国信教人口比例不大,并从来没有一个国教。只要政策对头,处理得当,宗教闹事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闹起来也好对付。
第三,近年来的工潮,虽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中小城镇的中小企业,闹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地区、本企业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经济福利问题,而且有较为分散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形成全行业或部分行业的较大规模工潮。
第四,这几年的集体上访仍大量存在,但无论是申诉冤假错案,还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是控诉官僚主义,都是以相信政府,要求政府作主为前提的。因此,虽然集体上访可能搅起一些风波,但刮不起大浪。
第五,剩下的只有学潮。从粉碎"四人帮"到1988年底,几年来共发生三次较大的学潮。从这些学潮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都集中在大城市,一旦发生,政治影响较大;二是发展迅速,政治性强。一般由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生活问题或其他偶然因素引发,但几天之内即可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三是在各大专院校之间、各大城市之间极易此起彼伏,互相声援;四是政治倾向上摇摆不定,可左可右,比如1985年9.18学潮表面上看是反对中央的对日政策,表现为学生强烈的排日要求,但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抵制、排斥开放的极左倾向。而1986年底的学潮,则主要反映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倾向。
如果仅仅是限于学生范围之内的学潮,这当然并不可怕,难办的是当它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之后,很可能会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
在目前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中城市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有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等四个阶层。在这四个社会阶层中,由于改革所造成的他们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使他们目前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工人、干部、军人三个阶层的利益受到影响,对政府有一定的不满情绪,认为是改革带来了社会不公,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而知识分子阶层则认为改革的进程太慢,要求加速改革。特别是近年来,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要求加速改革,加快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如果说,在学生当中近期爆发学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为主题的话,那么首先能给他们以积极声援和支持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学生也最希望他们的师长对他们的行动给以支持。而其他三个阶层一般不会参与,因为仅鼓吹自由化的口号,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实只是如此,那么事情虽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决。最难办的就是目前明显存在着其他三个阶层参与进来和学潮汇合在一起的危险性。
目前,存在着一个可以促使城市中的四个阶层形成共识的因素,这就是反腐败。腐败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在学潮中学生打出反腐败这个大旗,那么不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会点起工人、干部、军人的对现实不满之火。他们如果参与进来,那么事情就不仅仅会是学潮了,很可能酿成大规模城市骚乱和民暴。要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解决的办法无非是软的和硬的两种。但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事情都不会那么轻易了结,后果可能直接危及到执政党、现领导人的地位和现政权的巩固。
根据从各单位收集到的材料分析,目前的情况是:实施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以后,各地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经济状况普遍恶化;社会上的腐败,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腐败加剧,官倒、警倒、军倒无一不倒,高干子弟经商影响极坏,已经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在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在一部分学校当中,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已经发展到近乎公开化的程度。看来,动乱的发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而且可能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要防止动乱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据专题组根据以上种种迹象判断,具体可能发生动乱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五·四前后。那么,我们现在应当而且又能做些什么?专题小组认为,只能去抓廉政问题。在我国,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抓廉政,我们室提出的"两公开、一监督",搞政府机关办事公开化、制度化,是唯一正确的路子。它的关键,是从正面抓廉政,是在正常的规范化、法制化的秩序下抓廉政,而不是搞群众运动,更不会诱发群众的不满情绪,而只能使群众的不满情绪降温。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工作,尽可能地缓解群众的对政府公务人员中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减弱不久可能发生的动乱的能量,降低它的烈度。
至于动乱发生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不可能谈得很具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来解决。
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唐欣回忆说,"2月份,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一次关于研究如何纪念五四的讨论会,是我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的。那次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持。团中央去的是刘延东,中宣部去的是藤腾。会上藤腾有个发言,说五四运动70周年了,应该组织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青年学生加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刘延东他们也同意这个看法。我在会上有个发言,我说我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副局长。我们室最近有这么一个防止发生动乱的调查。我觉得当前主要问题,就是不能让群众和学生相结合。因为1989年初那段时间,物价上涨很厉害,分配不公已经有苗头了,现在大学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组织学了这篇文章,让学生到工农当中去,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去追问这个物价的问题,分配不公,学生和工人运动一结合再反腐败,这事就闹大了,可能就要导致一场骚乱。芮杏文说这个局长讲的不错,看起来咱这五四还是别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这不得了。于是就把藤腾的意见给否了。当时我觉得芮杏文的表情非常吃惊,中央政改研究室这么看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按照鲍彤的布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也在1988年开展了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调研。据该室主任杨冠三回忆,他们在大量社会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于1989年1月通过研究报告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份报告的结论,与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的结论十分相似,同样认为,从当时社会动态判断,1989年五.四前后,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杨冠三还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给我传达了赵紫阳对我们报告的意见,归纳起来是三层意思。第一,这个研究很重要;第二,光研究还不行,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由社会调查系统、公安部、新华社联合组建一个社会预警系统,观察动态的发展。
从前面所述的中央政改研究室、体改所的研究和他们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赵紫阳和他主持的中央是明确收到了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预警信号的。鲍彤后来回忆起这个"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时说:"我们就此问题给上面的所有报告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社会协商对话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个观点,和十三大报告,和紫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六四'爆发出来,紫阳就坚持,要进行社会各方的协商对话。这是预案以内的事情,根本不像后来有些人说的什么手足无措。紫阳要开展社会协商对话,书记处成员、常委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这句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办?紫阳说,过去,我们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一切,你必须听我的话;现在,学生说:'为什么共产党的话就是天经地义?难道我们的意见就不能考虑考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协商对话,来达到一个平衡点,使大家能够达成一种共识,用这个东西来化解社会矛盾。紫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协商对话来化解。在当时,这个意见已经成熟到不需要再研究的程度。但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李鹏等人的有意破坏、干扰和阻挠,紫阳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的想法落空了。动用军队,倒是我们的预案中从未想到、从未研究过的问题。"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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