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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吴伟: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五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五篇。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赵紫阳的政敌们利用赵的这个失误,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对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政治改革,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失误的发生,是十三大后经济、政治形势由好变坏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赵紫阳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动权的开始。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指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实行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于是便有了随后的"物价闯关",简而言之,就是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是谁最先向中央提出"物价闯关"建议的?从现有资料看,是邓小平。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他要李鹏向政治局常委转达他对加快价格闯关的意见。遵照这个意见,此后几个月里,中央高层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了研究、测算和制定方案的过程。(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310页。不过该书所说的这次见面时间不准确。本文所述时间系根据《邓小平年谱》、《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考证确认)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会议新闻。虽然新闻中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措施。但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果断提出,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9月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通过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中止"闯关"的建议。
赵紫阳为这次决策失误承担了责任。他在回忆录中说:"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1988年9年初,直接掌控国务院的李鹏、姚依林利用"物价闯关"受阻、开始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之机,把在改革中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同时,他们也向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中,赵紫阳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李鹏、姚依林的矛盾和分歧也开始表面化起来。
据笔者所知,在十三大之前,赵与李、姚之间因地位差距较大,相互间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未见得有什么个人恩怨和矛盾。但十三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鹏、姚依林进了中央常委会,成了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在前台的代言人,李接替赵担任了总理,姚则担任了常务副总理。地位拉近了,日常接触多了,三人间的摩擦开始多了起来。笔者认为,这种摩擦不只产生于三人间不同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李鹏。在当初确定十三大从事安排时,邓小平对李鹏担任总理的能力不放心,他要已经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仍然主管经济工作,而总理李鹏只是做副组长。这种安排大概让李鹏产生一种羞辱感,自认为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他不敢把对邓的这种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只能把受邓信任的赵紫阳当成了自己的对手。
1988年9月初中央决定"价格闯关"刹车,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受挫"。此后,李鹏、姚依林就不太听赵紫阳的招呼了,好像是有理由不听赵紫阳的话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决定的一些问题,国务院拖着不执行。李、姚的幕后支持者陈云在此时表达了他的支持,说李鹏、姚依林"改变了国务院不作决定的形象"。(《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1988年9月5日)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那段时间,紫阳在做重大决策时是很难的。中央的改革推不动,他也不能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如果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各地马上会有各种意见反映上来。这样一来,连中央这一级的改革都保不住。所以,我感觉他有些为难了。比方说,他试图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题目,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推动新闻改革,改造思想工作,探索廉政建设,强调监督的制度化。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层次上,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再加上有人刻意阻挠,更很难推得动。因此,在这个时期,紫阳的心情很不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有许多方面他都想改,最后都没改成。"
1988年底,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北京高层"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党内保守势力大肆活动,要搞赵紫阳下台。这一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对此,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谈到:"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这里说的"有一批老人",主要是指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等一批保守势力。这些政治老人们在中共十三大之后大都退了下来(只有陈云仍担任中顾委主任),但是在党内仍然有着巨大的能量。他们对改革开放有着本能的抵触和不满,两年前就是他们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搞掉了胡耀邦。但是,那场"斗争"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把他们属意的邓力群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反而是赵紫阳接替了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邓力群反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出局,这是让他们心有不甘的。现在赵紫阳主持的"物价闯关"失败,改革受挫,他们终于得到机会,又开始向坚持改革开放之路的赵紫阳下手。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倒赵风"的由来和经过做了分析,他认为,"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特别是"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为了配合党内政治老人们发动的这股"倒赵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保守派老人们的支持下,开始有恃无恐地抓权。他们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试图把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此后,他们借治理整顿开始大搞复旧,开改革的倒车。虽然赵紫阳带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但李鹏、姚依林大都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李鹏、姚依林这种架空中央财经小组的做法,直接违反了中共的组织原则,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但是却得到了陈云等党内老人的支持。赵紫阳回忆说:当时"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1988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会上,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李鹏说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他们对赵紫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就在这次会上,姚依林直截了当地问,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赵紫阳没有回答。也许是李鹏、姚依林当时没有弄清楚,"价格闯关"这话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而是以为是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的,企图以此追究和清算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这次会后,1989年元旦期间,赵紫阳把一段时间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据我所知,邓小平很不高兴,讲了一大段坚持原有的大格局不变的谈话。邓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原来的方针、布局、战略都不动,动就乱。议论很多,无非就是通胀。我们没犯大错,虽然小错不断,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有人讲早了、迟了,应该说现在正是时候。经济过热,降下来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论、政策,沿海发展战略都不能变,不然会乱。现在已经有些乱了,要稳住阵脚。现在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我们已经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吗?十年来,我国经济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怎么能还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十三大的路线和政策,沿海发展战略不能变。现在机会很好,连台湾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国经济圈,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不能后退。两头在外有什么不好?包括对阿拉伯市场,也包括苏联、东欧、中亚,外蒙,我们都要积极发展。总之从国内、国际局势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改变,否则就会乱,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回到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被开除球籍!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调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还是必要的。
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老人集团掀起的"倒赵风"也好,李鹏、姚依林在国务院架空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冲着赵紫阳去的,但实质上,他们更是对着邓小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敢向邓小平直接发难。他们很清楚。赵紫阳当时主持中央所作出的决策,或者是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执行的,或者是由赵紫阳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和支持的。批赵,实际上就是在批邓。邓小平也很清楚这一点,维护赵紫阳,就是维护他自己。赵紫阳回忆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不少老人向他(指邓小平)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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