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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项小凯:幸好還有《紐約時報》

纽约时报
2014年11月12日的北京,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當被問及中國政府是否會同樣放寬外國記者的簽證條件時,中國主席習近平回答,「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
應該説,這個比喻並不高明。即便是被比喻為汽車,如果沒有違背正當法律,簽證也不會自己拋錨,而只可能是被人扎胎。據悉,《紐約時報》等新聞機構的一些記者,包括專欄作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他們的簽證在申請時遭到拒絕,因此無法進入中國。
受此特殊待遇的顯然不止《紐約時報》一家。有18年中國大陸工作經驗,時任路透社資深記者的慕亦仁(Paul Mooney),在2013年申請中國簽證時遭拒。而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的日本學者麻生晴一郎,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於北京機場與深圳邊防被強制拒絕入境。此外,根據報道,彭博社(Bloomberg)的數名記者,也曾因各種緣由,遲遲拿不到赴往中國的簽證。
文革之後,中國在經濟制度上引入了市場機制,但在政治模式上,仍然維持了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在這種模式下,極權政黨完全壟斷權力,而各類媒體機構,不過是權力支配下的宣傳部門。2012年以來,當局進一步加大對傳媒輿論的管控力度,整治意見領袖,掃蕩網絡微博,以極端文宣的勢態,「佔領意識形態陣地」。最近,官方熱捧周小平,將其打造為「御用」意見領袖,便是這種極端文宣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這種打壓下,近年來一時興起的網絡自媒體,其傳播空間基本萎縮殆盡。一些知名的媒體人與意見領袖,要麼遭到當局的封殺甚至拘禁,要麼不得已閉嘴或者改行。國內的職業媒體人與新聞記者,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而同時,官方主旋律與五毛們熱烈互動,甚囂塵上。
在幾乎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體制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對民間輿論的清掃。如果説,當局還有什麼不滿意的話,那麼就只剩下某些秉奉信息自由的國外媒體人與學者,仍在堅持報道中國的真相,甚至有時還會對中國政府的行為提出批評。根據回應,《紐約時報》認為,在過去的兩年裏,中國政府一直拒絕為其新入駐華記者頒發簽證,並在中國境內屏蔽了時報的英文與中文網站,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時報刊登了有關中國政治精英財富的報道,讓中國政府感到難堪。
顯然,對於很多國外媒體,這種封殺策略頗有成效。2012年,彭博社在記者簽證受拒、媒體業務受阻的情況下,對運營方針進行了調整。據報道,彭博社高層主管,下令撤發有關中國政商界的深度報道,同時引入內部審查機制,以過濾掉政治敏感燈的內容。類似,像《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路透社(Reuters)這樣的知名外國媒體,它們的中文網站,已經沒有任何敏感內容。這些獲准可在中國境內訪問的傳媒網站,在內容題材方面,已經完全地中國化,與它們的中國同行,在外觀上基本沒有任何不同。
中國的龐大市場,足以對任何一家外國媒體,產生巨大的誘力。在一般情況下,按照該國的合理規則行事,以此作為分享該國市場的前提,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新聞與評論服務,並非是單純的私人消費品,而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公共屬性。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既是媒體從業的基本倫理道德,也是衡量媒體服務品質的重要指標。屈從於強權的意志,對報道內容進行自我審查,不但有違基本的行業操守,喪失尊嚴,而且也有損媒體自身的信譽,傷害品牌;這既不值得尊敬,也不見得精明。
作為對中國領導人的回應,《紐約時報》宣稱,「從不打算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變更自己的報道――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同時,「時報要為讀者負責,他們期待、也理應獲得關於時事以及那些影響世界的人物的最為真實的全面討論」。當下,各大外國媒體,甚至還包括某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或為訂閲或為訂單,對中國的一些嚴重問題選擇性無視,趨之若鶩地只是想在中國市場上分一杯羹。在這種大氛圍下,《紐約時報》能夠堅守媒體道德,繼續擔任監督與批評權力的「第四權」角色,凸顯自身價值,着實值得為之擊節叫好。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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