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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张伦:习近平的悲剧执政?——从文艺座谈会说起

图:出席文艺座谈会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右)把習近平(左)等人當背景玩自拍


习近平的新文艺座谈会,在其谋划里,这或许应该是一次习在文艺领域树立权威和影响的重要会议,结果却演变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公关危机,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大的败笔。打掉周永康换来的一些资源,一夕间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执政开始面临新的危机
    10月15日,习近平召集了一次有关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在习及其智囊的谋划里,这或许应该是一次习在文艺领域树立权威和影响的重要会议,但结果却演变成为一场灾难性的公关危机,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大的败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重的,如邀周小平、花千芳、范曾等这类臭名远扬者与会,一些参会者事后令人作呕的吹捧等,都增加了人们对座谈会普遍的反感。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所采取的这种毛式文艺座谈会形式的政治运作所勾起的人们对毛时代的记忆,强化了对当下毛式政治 某种形式的回归的反感。从这次座谈会的组织以及人们的反应来看,习近平执政开始面临新的危机。
来自内部的权力斗争当然还在继续,但应该不是其主要威胁。其执政的一些操作和论述,脱离社会的期望,有悖于一些正常的判断和感觉,这才是习执政面临的最大风险。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体制原因,也可能有习及其智囊的行事风格和判断问题。值得探讨和关注的是:这场座谈会所暴露的问题在今后一段得以更正的机率有多大,抑或还会继续且成为其执政不稳的重要原因,这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
  首先,由于缺乏勇气和前瞻,利益集团的纠葛,保江山意识的作祟,一直不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应有的步伐,中共面临明显的权力合法性和社会管治危机,缺乏更有效的制度和思想资源与技术来应对一个日渐复杂、多元的社会;官员大规模腐败、利益冲突显化、公民思想意识日渐觉醒等,也都逼迫官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为应对危机,官方习惯性地重拾毛时代的一些做法和提法,试图以这种以毛补邓的方式来削减和消除这些危机,重建一些领导人和政党权威。

干涉艺术的政治则往往是坏政治

  这种与时代相违的想法和手段,姑且不谈其过去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负面印记,就从其可能的效果的角度讲,显然也是无法应付今日与毛时代那些提法做法产生的背景全然不同的问题和现象。因此,人们不仅对重拾这些表示反感,同时内心也感到滑稽可笑。官吏们阳奉阴违,虚以委蛇,网上冷嘲热讽,人们无动于衷,漠然对待,这一切都标志着这些企图是绝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最近王岐山的反腐讲话,事实上已经承认即使在如此高压反腐打击下,许多官员照样我行我素,腐败照搞,只是以各种更隐秘的方式而已。习座谈会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是注定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媒体、网络、个体意识高度提升的时代还能接受一个由政治领袖来决定文艺的创作风格、好坏的做法?艺术的本质是自由。显然,这种陈旧的思维和做法,是既不可能让艺术创作者满意,也不会让艺术欣赏者满意的。笔者过去曾说过,艺术的本质需要自由;干涉政治的艺术不见得是坏艺术,但干涉艺术的政治则往往是坏政治。
 其次,从这次被人诟病的与会人选来看,这种体制运作上的痼疾再次暴露得一览无遗。与会者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所谓的左派人士,且选择网络世界和艺术界名声如此不堪的人物与会,只说明要么是习及其智囊要们对这些人情有独钟,要么就是对这方面的情况毫无了解,这两种可能问题都很大。至于传言的有人试图以此绑架诋毁习总,也不能全然排除这种可能。但即使真如此,也说明习被各种官僚势力包围,左右。总之,这种选择都是以现行制度作为依托进行的,是官员们察言观色根据政治风向、领导的偏好而完成的,是现行制度运作的产物。由此,也常因领导人好恶独断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而可能带来负面甚至是灾难性的政治后果。这在此事上再一次得以暴露。
  从制度的运作角度做一政治学、社会学的观察,上述这类现象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信息来源、领导人和官僚选拔运作机制,这类现象就很难避免。几年前当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笔者在受邀为BBC 等媒体撰写的相关评论中就曾就此做过分析,——派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前往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施压,其结果就等于逼迫其委员会必须授奖给刘先生,否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信度。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外交官是不够格;明白而不向上级说明,不仅是领导不明,更是体制痼疾所决定。这次会议,又提供一例证。

习近平强势风格与中共体制嫁接

最后,习近平个人的强势风格与这种体制的嫁接,就更易产生这类问题。邓后所谓的集体领导体制,因派系和观点的不同,有些问题不会轻易出格,必须兼顾各方反应,或有助于一种谨慎的决策,也可能议而不决,累积问题,酿成危机。习上台后,试图通过集权强化其个人和中央权威。但因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资源,只好通过打虎反腐等方式来政摄对手并借用一些传统的树立形象的方式等来强化权威。由于中国缺乏合理的宪政权力架构安排,这种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权力运作和集中,在现有体制的嫁接下,如领导人一人独大,过于自信,信息来源扭曲,幕僚图利自保媚上,那领导人出现决策失误就难以避免。围绕习的文艺座谈会出现的种种已经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前景。
  或许,中国的困局在于,在现有制度架构下,弱势领导,或可酿成危机;强势领导,亦可造成灾难。而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既对强势领导有所约束制衡,又能赋予国家合法领导人足够的决策权威,官僚体制能有效运作,信息能多元畅通的这样一种局面便始终阙如。显然。这是由于中国的体制结构设计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又由于权力继承已经到第三代,传统合法性资源已大幅消耗,新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授权。面对新的危机,习近平似乎象古希腊神话里推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试图以其强力扭转其颓势,再造中共政权和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但因其所借助的方法和依赖的结构中本身蕴含着造成这颓势的机理,其自身或许就会成为巨石下滑的因素——从网上座谈会后对那种对其的失望情绪,我们或就可见一斑。打掉周永康换来的一些资源,一夕间就因关爱周小平、花千芳、范曾等消失殆尽。不断地树立权威,又不断地失去;回应民意的速度措施跟不上社会期望的攀升,最终可能得者不偿失者,即使一时暂缓巨石下滑,终难改巨石滚坠与自身权威的沦丧,成为某种悲剧性的执政风格;中国历史或许也因此将再添悲剧。习氏的新文艺座谈会,再次给出某种预兆。如不想成为悲剧人物,习就需彻底改弦更张,跳出巢臼,借社会之力,再造结构,彻底改变巨石下滑的机理。而他是否明白这个道理呢?是否还有这类座谈会的事件,或许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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