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

余健文:握天枢以争剥复──读「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余健文:城市大学物理及材料科学系教授、天安门民主大学学术委员及教员


【摘 要】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所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多年来被广泛征引,代表了一代学人以挚深的忧患意识,对中国文化及政 治作彻底之反思;故其涵盖面极广,今日再三读之,更显其超越时间的文化精神意义。读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国文化认同与民主建国等问题以深思之,定能对中国文化 有更深入的认识,进而由之启发出高远广大的理想。 

关键词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新儒家中国文化民主科学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反复修正,后以四人名义联署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其缘起见原编者按语中。 多年来,此文被广泛征引,学术界通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学人以挚深的忧患意识,对中国文化及政治作彻底之反思。故其涵盖面极广:由研 究中国学术文化之基本应有之态度、中国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学之异同、中国文化之伦理与宗教及心性之学之意义、如何从中国文化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由近世中国 政治的现实中寻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学习融通之途。充份表现了四位大师一生之志业与学术成果。今日再三读之,更显其超越时间的文化精神意 义。读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国文化认同与民主建国等问题以深思之,定能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进而由之启发出高远广大的理想。 

明末以来,中国的 学术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中,清末西方文化挟其物质文明之强势入侵,使此本来已现衰颓之象的文化,全面解体。生于斯世,有良知的知识人多能注意中国 文化的问题,有「要改造中国的现实,必须从文化入手」之共同认识。但建设更新文化之途则人见人殊。有人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为本、有人提倡全盘西化,然 而,数十年来,中国的政局混乱,战祸不断,知识人只能用心于现实的政治中,或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作深彻的省察。 文化的建设只是断断续续,在纷争中迟缓不进。四九年大陆变色,从此十亿炎黄子孙生活在专制高压的统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万马齐喑,学术文化被 拴于马列毛之下,全归于虚无。 

大陆之沦于共党,对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灾难,五十年代一群流亡港台的学人,遭遇此空前之大变 局。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情调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对中国及其文化之沦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们并没有悲观的情绪、更不轻言放弃,他 们认为「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 路。」于是他们发大悲愿,以重建中华文化、建设民主共和为终身之志。其心境与志业只有明末顾、黄、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识份子要真切认识了解此一心愿, 已复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大陆只能讲马列毛,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是胡适西化自由主义派的天下。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则以教会为主 导,中国文化更备受轻邈。在此艰难孤独的环境中,这群怀抱共同志向的学者在海外独树一帜,以中华文化之传承为使命,学术界称他们为「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并非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在于他们能相应时代的课题,对儒家文化作一深彻的反省,使中国文化有更高更深的发展,令中华民族的客观精 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现。 「新儒家」学者们首先直下「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恳求研究中国文化者以此为心。他们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视之为人类之客观的精神生 命之表现,则我们首当注目而加以承认的,当是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有正面价值的方面。」故他们用心于正面的发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与其正面的价值,以厘清五四 以来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企图扭转人们由误解而生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厌恶之情。 

「新儒家」学者们肯定中国文化,但他们决非「国粹主义」者,以为东方文化必优于西方,以为西方之文明,中国亦「古已有之」。反之,他们从不讳言中国文化从 宋明以来只偏重于道德心性,以至于发展至近代弊端尽显。在他们早期论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国文化之不足处的。如牟宗三先生「认识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国传 统文化知性主体之不立,「政道与治道」则批评传统儒家只有直线之思维,未能曲节的由内圣开外王,至使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等。对于西方文化之优点, 他们多采取欣赏与肯定的态度,更进而将西方现代文明之本源,与中国文化一一相对照,由之而凸​​显出中西文化之相异处。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国文化精神为 「综和尽理」与「综和尽气」,而独缺西方之「分解尽理」之精神,表现于历史政治上,则中国是「理性的运用表现」,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构表现」。然而,「人 间需要通过一些架构而实现价值。」故中国文化之建设必有取法于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实之,而后方能见其充实之美。 

读过「新儒家」宣言或对「新儒 家」学者们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他们非一般人误解的无条件拥护传统,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们反对的是「五四」以来一种激进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国文化的风 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们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进步,而以保守与进步为相对相反之名,进步为美名,保守为恶名……由此认识之肤浅与差误,再以变异即进 步,遂非至倾水弃儿,偏于共产党之以进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于中风狂走而不止。」他们是从历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见中国文化之不足处,乃在于只重道 德主体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独立发展,故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实践其理想与表现多元的价值。他们从中国文化内在之要求出发,接受吸收西方之长,以改造更 新中国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将民主人权与科学理性等普世之价值,吸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处,扩大贞定吾民族未来之理想,重建中华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 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态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却是本着一种情绪的反应,全面反对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等 同于「吸鸦片、纒小足」、一无是处,觉得西方文化处处优于中国,鼓吹「打倒孔家店」,以为中国人应绝弃自己所有而全盘西化,美其名曰「破旧立新」。然而他 们见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与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绝少能用心于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历史传统。他们这种推倒一切的激进情绪,推至其逻辑的结论,必然 是一种物量化的纯否定,此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终反而间接的帮助了中共专制政权的建立。多年的高压专制,使此等自由主义者有所省悟。本于知识人之良知, 他们对专制政权作出强力的批判,并反思其根源与本质。但他们的这种「反思」,往往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对中共的批判,最后又归结到「中国文化之专制传统」 上。不过他们口称的「专制传统」其实并非源自中国文化,而是他们自己对文化的无知,以至将马列主义之专制本质误作中国文化之正宗,于是其所谓之反省批判又 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时代的原点,说是「重新启蒙」,其实是在一个圆圈中循还往返,对文化则一无建树。 

相反,「新儒家」学者们面对自己文化之不 足处,采取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们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内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开出中西文化会通之正道。这才是一种 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真诚负责的态度。就一事一物或针对某一种现象作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又或以犬儒的机智,卖弄小聪明作巧言的讥讽,人人可以为之,却于事无 补。要能就文化现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进而能够有所建立,则非至仁大义者,不能为也。 「新儒家」学者们虽未能完成此伟业(文化之建设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们的确为后来者开创了一条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悯之情怀,积极阐扬 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与钱穆等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在大陆一片摧毁中国文化之嘶杀声中,于 海外艰苦的环境下传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化之正宗,为中华文化保留一点血脉,此可谓「盛德大业」也。牟宗三先生表现的是一个大智者的气质,他在哲学上成果丰 硕。他首先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诚意正心的内圣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国平天下之外王大业,认为以内圣之学为本以开出现代文明──民主政治与科学理性──必须以 「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树立知性主体而后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书正是本着其历史悲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统,并由此开出中国文化 之政统与学统。他更以哲学家的识见,重新将魏晋至宋明之中国哲学作详尽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国文化之统绪,得以大明于世。最终他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会通 西方康德以来理性主义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以「智的直觉」达至福德一致的「圆善」之境。如果说唐、牟的学术以哲学思考与建构为主, 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方向则重于中国思想史的考证论述,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他更以其特殊的实际政治与军旅生活经验,以雄健的文风,通过大量的时政杂 文,发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识。他发表于报张杂志的杂文达七百篇,对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台的社会与文化界影响极深。 

很多人一 直以来有一种印象,以为「新儒家」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权的「保守主义者」。中国文化与「新儒家」之所以给人此等负面形象,一方面是 由于现代的知识人毫无价值意识,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为文化只​​是现实政治的工具,他们「忘了人类之历史文化,不同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物」,「对一切人间 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对于自己的传统,他们没有基本的同情与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实的理解。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罪于中共 「文化党官」在介绍「新儒家」时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陆出版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收录此文时,对「敏感」字句任意删节达十处之多,其中第十节「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竟全节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说 明的删节在引介新儒家的书本上,屡见不鲜。 

今日中国大陆上马列主义之幽灵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笼已慢慢开始解体,重读「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 的时代意义。由此我们重新认识「新儒家」的志业与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中西文化传统的批判比较来吸收西方文化之优良处,并在 现实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以期中华民族更能客观化其精神生命。 「握天枢以争剥复」,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剥之将尽而至于一阳来复之机,正在当下。


——香港人文学会网页http://www.hkshp.org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